前常委贾庆林的“钱袋子”遭中纪委

扣查(图)

京港台：2017-2-25 07:39| 来源：《外参》 |    

　慧超 思维补丁

　　



　　（一）

　　光天化日下，武汉武昌火车站杀人砍头的极端恶性事件再一次地，刷新了公众对于“耸人听闻”这四个字的认知。

　　死者是一家炸酱面馆的店主，离异，带着年幼的儿子在武汉靠这一爿小店谋生。惨剧的起因实在平常，据当时同在面馆吃饭的目击者回忆：当时，有3个年轻人走进这家炸酱面馆，其中一人就是杀人者胡某，3个人显然都不富裕，穿着面相一看就是打工仔，他们3个人都点了店里面最便宜的“素宽粉”，这是一种只有面汤和简单调料的米粉，面馆的菜单标价仅需4块钱，就可吃一碗。

　　吃完这碗“素宽粉”，3人准备结账离开，却被店主告知：“粉涨价了，5块钱一碗”。很多地方的饭馆春节之后都会对饭菜价格略有调整，所以行凶者胡某的另外两名同伴并没有过多质疑，而是准备掏钱结账。但1块钱之差，却引来了胡某的质问：“你标价是4块，我只给4块”。

　　也许是当时心情不好，也许是觉得1块钱的质疑过于可笑，亦或许，店主心中真的有些瞧不起因为1块钱而诘问的胡某，至于具体什么原因，我们已经很难得知了，总之，店主这样回应道：

　　“我说几块钱一碗就几块钱，你吃得起就吃，吃不起你莫（不要）吃，你给老子滚。”

　　随后，两人发生更为剧烈的口角，瘦弱的胡某在赤手空拳的状态下，被店主两次掐住脖子，按在墙上。接下来的一切，则恍若地狱的一面折镜，胡某一怒之下冲进厨房，举着一把菜刀开始砍杀店主，在店里，胡某先是砍伤了店主的胳膊和腿。店主惶恐之下，破门而逃，无奈仓惶间却被绊倒，胡某显然已经杀红了眼，冲上去对着店主就是一顿乱砍。鲜血四溅，店主躺在地上已然没有了呼吸的时候，胡某的疯狂却继续上演，他举起菜刀对准店主的脖子，一顿乱砍，然后将斩下来的头颅，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面。

　　我看了那个垃圾桶的照片，应该是一只泔水桶，就是平日里倒剩饭剩菜的垃圾桶。

　　之后，杀人凶手并未逃窜，他“冷静”地将刚刚杀完人的菜刀，又放回了厨房，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浑身是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滴，状如恶魔。

　　凶手作案手法之残忍，行为之暴戾，画面之惨烈，缘起之微末，事件的每一个侧面都在拷问着公众的内心：就因为一块钱，几句口角，何以取人性命，又何以取人性命后，当街硬生生将死者的脖颈斩断？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么？

　　没有。事实上，行凶者与被害人素昧平生，而整件事情，都发生的毫无征兆。

　　于是，我们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个社会的戾气太重了，这个笼罩着戾气的病态社会里，行走着一群病入膏肓的人。

　　（二）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如果你足够关注社会新闻的话，你会发现，类似的恶性事件，从来就没有杜绝过。它一直在发生，几乎每一年，都会有那么几件可怖的恶性事件发生，所不同的是，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加恐怖，更加耸人听闻。

　　显然，中国的大部分民众都愈发感觉到，社会的戾气正愈发磅礴，在某些事实面前，它压的我们所有人，喘不过气来。官方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民众心理的这一微妙变化，所以我们曾经举国提倡“和谐社会”。此起彼伏的极端恶性暴力事件，已经严重动摇了民众的心理安全，戾气早已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人性先天并不自带暴力的癖好，没有那一个施虐狂是天生的——他一定是在童年和社会中经历了什么才变态如此。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一个令公众感到惊悚的社会事件，只是某种社会刺激经过心理中介的行为结果。

　　正如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所言：攻击性是生命受阻的结果。他认为，人有自由生长，发挥其生命潜能，获取社会认同和尊重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在某种层面遭遇扼杀，甚至是反复扼杀，那么一个人就会积蓄并展示他的破坏性。

　　显然，层出不穷的社会恶性事件，已然不能全部冠以“个案”去解释，将社会戾气一股脑地全部推给“个案”，只会造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后果：戾气的怒火将烧尽整个社会，烧死那些行凶者，也烧死你我。

　　我试图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剖析一下：

　　为什么，当下社会的戾气愈发弥漫？以至于已经让我们看不清前路。

　　

　　（三）

　　一切社会事件都是心理事件在社会层面的反应。因此所有的暴力都具备这样一个特征：人被畸变成一种对外界进行恶意攻击的“刺激—反应”心理机器，其行为背后是社会结构的系统性紊乱。一个人如果长期面对这种社会刺激造成的紊乱，他只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压抑自身，然后患上严重的精神病或抑郁症；二是选择发泄，而这种发泄常常以暴力的形式进行输出。

　　因此，当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心理和精神结构进行长期的、持续性的破坏，而恰巧这个人又没有很好的发泄渠道去排解这种扭曲和紊乱，这个人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畸形人，这个人的心理层面淤积着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心理炸弹”，当他某一天受到外界刺激时，他很可能就会启动对社会进行报复的程序，暴力，只不过是一个扭曲的内心对社会的“自我报复”。

　　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刘汉黄，这个因为工伤只剩下一只左手的残疾人，在2009年冲进自己的公司，对3名台湾籍高管疯狂砍杀，最终造成2死1伤。审判时，刘汉黄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呐喊：“我已经两次低头了，他们（公司高管）为什么还要对我苦苦相逼啊”？

　　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忘记郑民生，这个潦倒的外科医生，在2010年手持25公分的砍刀，冲进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对手无寸铁的小学生进行无差别的疯狂砍杀，最终造成8名小学生惨死在校园里，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孩子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阴阳相隔。一名小学生被砍破了肚子，满身是血地冲进传达室喊了一句：“叔叔救我”之后倒在血泊中。而郑民生的杀人理由很简单，他杀人时口里高喊着：“他们不让我活，把我逼疯了，我也不让大家活。”

　　我们似乎还不应该忘记陈水总，这个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穷苦人，在2013年厦门BRT公交车上引火自焚，最终造成47名无辜民众死亡的极端恶性事件。他行凶前在微博上求助：“草民年纪已大工作又难找，数十年来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下，家无余粮给草民果腹，绝望中冒昧向您求救，给条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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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在社会学层面，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为它的正常运转支付成本，一个良性社会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它和谐、友善、充满尊重和包容。而反之，一个社会为它的运行支付的成本越高，越说明它的病态。

　　显然，我们当下社会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并不低。社会的病态往往呈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阶级的鸿沟愈发深不见底，社会各种资源呈现越来越不公平的态势；二是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价值观念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这种问题将造成一种“社会结构性暴力”，你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你走出学校，走出办公室，在马路上，在炸酱面馆，在医院病房里，你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冰冷而巨大，令人无法忽视。而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去点开任何一条不幸新闻的评论，你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社会结构性暴力，在某些群体的心理和价值观层面，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

　　

　　不妨将之前贴过的几张新闻评论的图片，再贴一次：

　　

　　

　　

　　实际上，这次武昌火车站杀人事件的评论，你依然能见到类似的言论：

　　

　　

　　充满戾气，面对逝者，毫无关怀和同情。恨人有，笑人无，欺软怕硬，仗势欺人，嫌贫爱富，充满歧视，充斥着不公平……

　　这些都是一条条的病因，它们一点点淤积在某些群体、某个个体的心里，若有家人朋友帮忙排解尚可挽救，但总有一些自卑的、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人，选择自己对抗——而他很容易被社会的讥讽打败，并激怒。

　　显然，弱者更容易面对生活的残忍，底层民众更经常面对“人性”的考验。也可以说，真正的底层生活之所以恐怖，是因为贫穷、无助和绝望的情景更容易唤醒弱者人性中恶的一面。

　　人性的深处，决定我们总是习惯面对低于自己的人，表现的过于高傲，并在不经意间展现我们的讥讽——至少，在弱者的眼里就是如此。

　　“社会结构性暴力”最终所造就的，就是一个“互害社会”。在扭曲的价值观下，弱者和底层民众得不到应有的机会和资源，同时遭受着不应该承受的讥讽和鄙夷。他们崇拜权利，渴望财富，坚信所有的美女给钱都能上，看到富人遭殃，他们心生欢喜，但随便一个饭馆老板，都可以讥讽他：吃不起别吃，滚！很多时候，弱者没有办法声张，他们要么自己疯掉变成精神病，要么选择去侵害更弱的人，比如手无寸铁的人，比如贵族学校里面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他要报复，他要“我过不好，你们也别想过好”。

　　

　　

　　互害社会，每一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和受辱者。

　　

　　

　　（最后补充）

　　今天，武昌火车站杀人事件，终于开始被段子手调侃了：

　　“今天中午去常去的面馆吃面，买单时老板收8块钱。我就说了句：怎么比武昌火车站的面还贵？！老板一听立马只收3块钱，还送了我一个蛋，嗯，社会本就应该如此和谐。”

　　

　　说真的，我觉得这样的笑话，一点都不可笑，而且还令人反胃。

　　时代的浅薄就是从嬉戏死者开始的，社会的戾气就是从讥讽弱者发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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