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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制度/驚心動魄:中共如何在海外民運領袖身邊安插高級特工對付他們
發佈時間: 3/28/2017 8:33:08 PM 被閲覽數: 21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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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制度




2017年3月29日 
       
                       来源:微信公号“天涯杂志”
    
    摘要: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义和团杀的最多的是中国人
    
    过去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反洋教”斗争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另有主因。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变法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干涉清朝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使馆与教堂,还是阻击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大约就是两百来人。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所谓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而按其他史料说法,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
    
    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数十万,但八国联军进京时他们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也没见因来不及逃走而大量遇难的案例。都说清廷卖国,可在这场灾难中,官兵为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却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
    
    “爱国”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老师”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遁去不知所终,或事后被搜捕杀害,或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愚昧了。义和团愚昧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那些大师兄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这一套吗?如果迷信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根本就不会一试?
    
    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多么精明的“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就说西什库教堂,40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两个多月竟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护的。对教堂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也是真的。那时又没有机枪,40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迷信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愚昧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冲不过去?
    
    说实话,还就是并不愚昧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
    
    官军与神团混乱互杀,罪魁是慈禧
    
    纵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
    
    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害传教士及其家人数百人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
    
    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也是“理性”得不得了。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我们的帝制本质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双方都干过。因此即便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洋兵;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卖国”政府的阻挠“也参加了”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认为“拳匪”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
    
    这也不很公平。直接滥杀教民的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几乎没有一个。但反过来,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
    
    排斥现代文明和孔孟的“反西化”,终成文化灾难
    
    如此激烈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对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反西化却不尊儒,不过一出荆轲颂秦王的活剧而已。
    
    于是,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妖书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联系到后来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被当作两大高潮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西方宪政法治与孔孟传统道德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庚子国难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经历了“西化而非现代化”的太平天国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义和团,这两场“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础却类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确实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惨痛教训后,辛亥时代的国人明白了:中国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变法要激进,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针对制度而非“文化”。笔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称为“反法之儒”引进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实现“天下为公”。到了辛丑国耻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国难日深,也由于日本变革的影响等原因,人们对“反法之儒”的兴趣渐消,而学习西方,实行宪政、革命成为思想界关心的重点。但是那时也并没有反儒非孔之说。
    
    辛亥前中国经历了基督教迅猛发展的时期,甚至在义和团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原团民也变成了教民。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党,从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孙中山,到武昌首义功臣孙武、吴兆麟、蔡济民、熊秉坤、彭楚藩与刘复基,都是基督徒,甚至还有基督教中国籍神职人员和司牧组织也积极参与了革命,但无论革命或立宪运动,本身都并无宗教色彩。
    
    孙中山的著作中经常称引“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经典,革命党人中也有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还有号称革命和尚的释太虚和苏曼殊、铁禅等佛教徒,在宁波等地,一些寺庙还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可以说,当时人们关心的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对信基督、佛陀还是信孔孟并没有看得多么对立。
    
    辛亥革命走向共和
    
    辛亥革命时期是民族主义高昂的时代。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兴汉”,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比较重视国族意识,强调在列强瓜分危险中追求中国的自立。但无论反满兴汉还是国族自立,都没有与尊崇或禁绝某一宗教、某一信仰和思想流派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认为信基督还是信孔孟与爱国、卖国有什么关系。当时作为民族认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号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谓汉衣冠。从革命前的剪辫易服开始,恢复、振兴大汉衣冠的呼声一度高涨。武昌首义后的军政府门卫穿起宋代武士装,钱玄同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穿上他特地考证出来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没什么人主张实行民间服装统一或服装管制。而他们透过这些认同符号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实现的,则是每个国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权利和国民整体(国家)的对外主权,而不是什么宗教、学派和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辛亥时代和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批判
    
    这个时代的人们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都有反思。对太平天国,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党人从反满兴汉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几乎没人喜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也没人欣赏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国,尽管孙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时,他们也没有兴趣追问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对“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批评就严厉多了。尤其是革命党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灭洋。邹容在《革命军》中抨击道: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它“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为国民添祸乱”。鲁迅则认为“义和团起事”是“康有为者变法不成”后“作为反动”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到了后来的新文化时代,对义和团的评价更为严厉。李大钊声称:我们必须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长,“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陈独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时,尽管当时已兴起了文化决定论,出现了“西化”必须反孔的言论,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们从未把反西化的义和团和孔孟之道相联系,正如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联系一样。
    
    显然,与所谓“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不同,晚清中国人实际上经历的探索过程是西化—反西化—现代化。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为一场纯粹的制度革命,它既无西化色彩,也无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驚心動魄:中共如何在海外民運領袖身邊安插高級特工對付他們

     
2017-03-25    世界民意網           

驚心動魄:中共如何在海外民運領袖身邊安插高級特工對付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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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橋 with Xiazi Hei and 33 others.
March 24, 2013




(新聞稿)


驚心動魄:中共如何在海外民運領袖身邊安插高級特工對付他們



我們時常會聽說海外民運中有中共特務,而且經常會有人被視為特務。我們也很清楚,中共一定會派出大量特務打入民運內部,破壞民運。尤其是一些長期堅定反共的民運領袖,中共不可能不派特務對付他們。但是,過去二十多年來,民運圈內抓來抓去,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被確認為真正的中共特務。因此,中共對派遣特務打入民運從事破壞活動愈發肆無忌憚,近年來他們的特務活動幾乎公開化了。海外民運因為中共特務的滲透和破壞,越來越難以開展工作,影響力每況愈下,與國內風起雲湧的抗暴運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一局面必須扭轉。有鑒於此,我們決定首次對外披露一個中共通過特務系統對海外民運領袖進行毀滅性打擊的驚天秘密。通過此案讓越來越多關註支持民主運動的正義之士對堅定反抗暴政的海外民運領袖所面臨的險峻處境和中共的陰險狡詐有一個更全面深刻的認識,為中國即將到來的民主革命掃清障礙。



今天我們要正式對外披露的是長期潛伏在民運隊伍中的一個真正的中共特務,而且是立過公安部一等功的中共王牌特務。這個特務不是我們通常說的為中共效力的外圍親共人士,也不是民運中被收買的線人,而是中共潛入民運並對民運造成了重大傷害的訓練有素的高級特工。


此人真名曾長春,化名常春。海外民運人士只知道他的化名常春。他於1998年就在北京打入當時中國最大的一個反對派組織“中國發展聯合會”(簡稱“中發聯”),在“中發聯“擔任重要職務,並潛伏在當時中國境內最活躍的民運領袖、中發聯負責人彭明身邊,為彭明工作。彭明曾任北京《企業之友》雜誌社社長、北京建城集團董事長等職。彭明創建的“中發聯”當時發展了一萬多名成員,聲勢很大。他本人也發表了一部轟動一時的探索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著作《第四座豐碑》。中共眼看局面將要失控,於是策劃了一個抓捕彭明的計劃。1999年1月25日晚,彭明身邊的另一名特務以替彭明約見朋友為借口,帶彭明去北京郊區一家叫做“大同夜”的俱樂部。彭明剛到俱樂部不久,就在旅館房間被數十名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警察包圍,以所謂嫖妓罪抓捕,而這名一同前往的特務安然無事。第二天彭明家人及中發聯部分幹部聯名發表“關於彭明被北京當局羈押的見證”的聲明,駁斥中共以嫖妓罪名構陷彭明。聲明指出,彭明自從發起成立”中發聯“以後,因為造成極大的社會影響,中共早就對他實施24小時嚴密監控跟蹤。他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帶著自己的同事去公然嫖妓。而在這此前的兩個月內,國內至少五名異議人士被以同樣的罪名構陷抓捕。這份聲明的聯署名單中有常春的名字(參見附件1)。可以想見,當時彭明其家人對常春是深信不疑的。


彭明後來以嫖妓罪名被送勞教一年半。2000年8月出獄,9月偕全家逃亡泰國。在泰國期間撰寫了“民主工程綱要”,制訂一項代號為《民主工程》的計劃,主張武力推翻中共,引起海外民運極大的震動,很多海外民運領袖前往泰國與他見面,商議如何推動民主革命。而在這之前,常春已經悄悄地來到泰國,等待彭明的到來。常春以在曼谷學習泰語為由掩護他的真實身份。他生活並不奢華,開著一輛舊車,但從未工作,也與其他民運人士保持一定的距離。曾引起過個別心細的泰國民運人士的懷疑(參見附件2)。2001年8月,彭明以政治難民身份定居美國。2001年10月,彭明與一批海外活躍民運人士在費城發起成立了中華聯邦黨,當選委員長。2003年初,彭明在美國西部組建中國聯邦臨時政府,被推選為臨時總統。期間彭明發表了大量文章和聲明,探討中國民主革命之路。並募集了大量活動經費,還印制了人民幣偽鈔(注:這是中共給彭明所設的一個圈套,從建議到計劃到印制都是中共的人或中共掌控的人在操作。過程異常复杂離奇。篇幅所限,無法詳述),準備打亂中共的金融市場,令中共當局極為驚慌(參見附件3)。於是,中共公安、國安兩部制定了一個將彭明從東南亞抓捕回國的重大行動計劃。此案被列為當年全國兩部第一大案,中共多次頒布密令,要求全國各地相關部門全力配合抓捕彭明。


2004年5月22日,彭明在中共潛伏在他身邊的其他在美國的特務的慫恿下,攜帶一部分臨時政府定制的人民幣偽鈔前往泰國。根據相關媒體報道,他之行有三個目的,一是探望父母,二是出售偽鈔,三是考察東南亞一帶的秘密基地(參見附件4)。彭明抵達泰國後,與一名彭明身邊的另一名可疑人物介紹的從廣州前往泰國的女士鐘萍會合。該女士來臨不明,但很快發展成了彭明的女友。同年5月25日,彭明偕同神秘女友鐘萍,由他最信任的多年“戰友”常春開車帶路,前往緬甸出售他們手中的偽鈔。交易完後,早已等候多時的緬甸當地警察和派往緬甸執行抓捕彭明任務的中國公安特警和武裝力量將彭明、鐘萍當場抓獲。而當時在場的常春“光榮”完成了黨交給他的最艱巨的任務,“功成身退”,從此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再也沒有在任何場合和任何媒體上出現。四天後,緬甸當局做做樣子以攜帶偽鈔罪判處彭明有期徒刑七年,隨即通過雙邊引渡協議,把彭明移交給中共當局。中共官方媒體隨即發表了一個簡短報道,稱“中國籍公民彭明、鐘萍非法攜帶巨額假人民幣,於2004年5月25日進入緬甸,被緬方抓獲。根據中國和緬甸政府邊境管理合作協定,5月28號,緬甸警方把彭明和鐘萍交給了雲南西雙版納公安機關。”報道還提到鐘萍監視居住。實際上就是悄然從本案撤離了。事實上,她也是經過訓練的中共特務。她前往泰國的任務就是協助抓捕彭明(參見附件5)。彭明在法庭的陳述後來通過第三者帶了出來,在自由亞洲電臺播放。從他的陳述可以看出,他是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中共特工和緬共武裝“人民軍”非法綁架。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抓捕行動(參見附件6)。


彭明被捕的消息在海外異議人士當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和反響。而中共利用其在海外廣布的特務系統和親共媒體,對彭明進行全面抹黑,誤導了很多善良的民眾。2005年10月,曾風雲一時令中共聞風喪膽的海外民運領袖彭明被中共當局以所謂“組織及領導恐怖組織罪””、綁架及擁有偽鈔罪罪判處無期徒刑。此後新華社發出通稿報道此事(參見附件7)。再此後就是全國各地公安、國安兩部數十個集體和個人“榮立”公安部一等功、二等功和三等功。抓捕海外最危險的“敵對分子”彭明的頭號功臣常春被授予公安部一等功,同時獲得一筆巨額獎金,還有一棟別墅。基於安全考量,中共當局給常春改換了身份。他從此成了一位香港居民,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還做了整容手術。現在,誰也找不到這個常春了,唯有他的家人知道。


常春不僅是中共抓捕彭明並將他投入監獄終身監禁的罪魁禍首,還是中共抓捕另兩位民主戰士藍於鵬和孫鋼的頭等功臣。當時彭明領導的臨時政府制定了一個“日月觀光”計劃,準備派這兩名民主戰士前往天安門廣場和首都國際機場放飛兩個大型遙控氣球。氣球外側塗寫“中國聯邦民主政府替天行道推翻中共”的大幅宣傳標語,氣球內分別放置1000份題為《告全國同胞書》的傳單。當氣球升到一定高度,由地面人員遙控氣球內的微型雷管引爆氣球,使傳單像雪片一樣從高空向地面飄灑而下。當一切準備工作就緒,計劃即將實施的前夜即2004年5月12日晚,中共才采取行動將他們抓捕。因為整個籌劃過程中共都通過常春等潛伏在彭明身邊的特務及時提供的信息了如指掌,他們的目的是將所有參與這一行動的人一網打盡。


在彭明被綁架回國的前兩年既2002年,海外民運發起人、號召民眾起義推翻中共的王炳章博士在越南邊境被綁架回去,也是被以“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判處無期徒刑(參見附件8)。綁架王炳章和誘捕彭明基本上是同一種做法。而且都是當年中共公安、國安兩部最大的案件。從此以後,海外就很少有人再提出武裝推翻中共暴政了。中共抓捕彭明、王炳章兩位中國反對運動的重要領軍人物,很顯然起到了他們殺一儆百的作用。


中共利用海外特務對付彭明只是我們現在所掌握的其中一個個案。據我們了解的信息,中共幾乎在所有堅定反共的民運領袖身邊都安插了訓練有素的高級特務,甚至還不是一個兩個。他們平時不會輕易暴露,而是在最需要的關鍵時刻給這些對中共造成威脅的民運領袖致命一擊。而據我們掌握的可靠信息,中共也曾計劃用同樣的手法對付近年來被中共視為眼中釘的中國和平民主聯盟主席、民主大學校長唐柏橋先生。他們曾經以種種方式企圖誘騙唐柏橋前往泰國,然後將他抓捕回國。美國政府有關部門曾明確提醒唐柏橋出於安全考量,不要前往東南亞一帶。這才避免了一次被構陷綁架的危險。唐柏橋此後再也沒有去過他過去常去泰國和東南亞任何國家。唐柏橋是現時少數還在堅持從事民主運動的八九學生領袖之一,是百度、新浪等中國主要門戶網站重點屏蔽的少數幾位海外異議人士之一。在百度搜索“唐柏橋”,會顯示“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而顯示的都是攻擊唐柏橋的信息;在中國境內的新浪輸入“唐柏橋”,一個信息也沒有;而在北美新浪則能找到唐柏橋的部分信息。如果通過沒有被封鎖過濾的谷歌搜索“唐柏橋”,大約有五十萬條相關信息。


我們还掌握了一些曾安插在唐柏桥身邊的中共特務的基本情況,正在與美國政府有關部門合作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碰巧的是,其中有一位就是常春的胞弟汪XX。汪XX曾于2004年與唐柏橋聯系過,此後再無任何聯系。前年中國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共驚恐萬分,懷疑唐柏橋是茉莉花革命的背後指揮者之一。汪XX就在此時突然再度與唐柏橋取得聯繫,並前來紐約“看望”唐柏橋。此後很快通過種種手段接近和取得唐柏橋的信任,潛伏在唐柏橋身邊為其工作。曾被認命為民主大學幹部。後逐漸暴露身份,從事破壞活動,一年前已被開除。此後在唐柏橋的警告下遠離了民運。最近汪XX突然四處對唐柏橋進行造謠誣衊,並在網絡上發表大量任意捏造的事實,企圖抹黑唐柏橋。根據我們了解的信息,汪XX還在頻繁與常春聯繫,共同策劃對唐柏橋進行全面攻擊。據汪XX自己供認,他曾參與2004年綁架彭明案,並專程從國內前往泰國常春住處協助銷毀犯罪證據。現在只有他知道這個在逃的中共王牌特工的下落。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汪XX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所作所為都已經嚴重觸犯美國法律,我們希望汪XX立即停止對民運的破壞活動,並能有所悔悟,主動投案,配合美國政府將綁架海外民運領袖彭明的首犯抓捕歸案,爭取將功折罪。對於打入民運進行破壞活動的中共特務,我們的立場是,無論其對民運造成的傷害多大,都應該受到懲處,除非戴罪立功,方可饒恕。而那些對中國民運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共特務,未來中國民主政府應該予以嚴懲,不得赦免。我們呼籲潛伏在民運的中共特務猛醒回頭,不要再繼續作惡。否則,中共倒臺的那一天,就是你們的末日。



中國和平民主聯盟
2013年3月25日


(注:图爲遭中共誘捕回國被判無期徒刑的海外民运領袖彭明。如想了解此案的更進一步詳情,需要參閱附件,請來信索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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