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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专栏:残酷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
發佈時間: 12/16/2018 9:27:18 PM 被閲覽數: 14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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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中国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教育转化”


今年4月在布鲁塞尔,抗议者要求中国在新疆地区尊重人权,释放在那里的所谓教育转化中心关押的维吾尔人。
今年4月在布鲁塞尔,抗议者要求中国在新疆地区尊重人权,释放在那里的所谓教育转化中心关押的维吾尔人。 Emmanuel Dunand/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如何才能在一年之内羁押一个民族的50万名成员?这需要庞大的资源和精心组织,但中国当局并不吝啬。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维吾尔以及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其他少数民族的大量人口正被拘押,接受国家所谓的“教育转化”。他们当中有上万人被关在配备带刺铁丝网、防爆外层、加固门和警卫室的新型思想控制拘留营里。
对于有关这些拘留营的报道,中国当局讳莫如深、含糊其辞,甚至明确表示否认。但现在他们将不得不解释他们自己留下的确凿证据:一个由政府建立的在线公开招标系统邀请承包商投标,帮助当局建设和管理这些拘留营。
相对于汉人,维吾尔人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土耳其人有着更多共同之处,许多维吾尔人是穆斯林。他们当中一些人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高压统治感到不满,往往通过和平手段进行抵制,但有时也采取暴力抵抗,攻击政府官员,偶尔也攻击平民。而国家将普通穆斯林传统打上宗教“极端主义”标签的做法,无异于进一步助长伊斯兰恐惧症。
在过去十年中,新疆当局加快了重塑维吾尔族习俗的政策——政府称,就连他们的想法也需要接受重塑。地方政府举办公开的典礼和签名活动,要求少数民族宣誓忠于中国共产党;政府还举办强制性的再教育课程和舞蹈表演,因为伊斯兰教某些派别禁止跳舞。在一些地区,安全机构对居民构成的风险进行定期评估:维吾尔族会因为其民族就被扣掉10%的分数,如果他们每天祷告,又会被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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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人已经习惯了不断遭受侵扰,但在2016年年底,一个原来就职于西藏的新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到来后,措施变得愈发严厉。此后,一些当地警察表示他们要努力完成新的拘押指标——有一个村庄有40%的人口被拘禁。
德国科尔塔尔的欧洲文化与神学学院(European School of Culture and Theology)研究员郑国恩(Adrian Zenz)的一项新研究分析了这些政府招商广告,它们涉及新疆各地40多个地区的各种再教育设施,令外界得以窥见中国是如何投入广泛的官僚、人力与财政资源,来建设这个拘留网络的。报告显示,中国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推动新疆地区各个角落的拘留营建设,迄今为止已耗资超过6.8亿人民币。
其中一项招标似乎是在4月27日发布的,这表明更多拘留营正在建设之中。这些招标涉及共计88万平方英尺(约合8万平米)的场地,其中一些还为准军事安全部队——人民武装警察配备了营地。地方政府也打出广告,招募有犯罪心理学专业知识或军队及警察背景的营地工作人员。
这些技术细节的证据极为宝贵,特别是考虑到试图在新疆工作的研究人员和记者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几名外国记者不顾警方的骚扰和短时间的逮捕,撰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维吾尔记者及其家人的境况则还要糟糕的多。
鉴于种种风险,来自曾被拘押的人的第一手资料仍然很少,不过有一些已经开始出现。
2月,一名在美国留学的维吾尔人向《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提供了迄今公布的关于拘留情况的最详细描述。他在去年回中国时被捕,然后在没有受到任何已知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了17天。据他描述,他被关在一个拥挤的牢房里,长时间地齐步走,高呼口号,观看关于所谓非法宗教活动的宣传教育视频。获释时,有个看守警告他:“不管你在北美说什么做什么,你的家人还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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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一个哈萨克族男子向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介绍了他在新疆北部一个营地中被监禁四个月的经历。他见到过在服七年徒刑的囚犯。他说,他被要求学习保守中国的“国家机密”和“不当穆斯林”。在包括这些人在内的诸多案例中,被拘押者都不得与外界接触,家人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中国正在公开寻找承包商,建设更多这样的拘留营,这些罕见的目击者描述,也因此被中国政府自己所证实,虽然是在无意的情况下。
这个监禁系统的许多细节是隐蔽的,至今仍不得而知——事实上,就连这些营地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都不清楚。
它们被当做强制灌输教育的基地。一些官员也将它们作为预防措施,锁定被他们怀疑反对中国统治的人:在两个地方,当局重点针对40岁以下的人,声称这个年龄段是“暴力的一代”。
拘留营也是一种惩罚工具,当然,还是一种威胁。被拘押者极少经过正式起诉,更别说判刑了。有些人被告知会被拘留多久,还有一些人则被无限期拘押。这种不确定性——拘押的依据是主观的——令所有维吾尔人感到恐惧。
我上次于去年12月去新疆访问期间,发现监视明显加强了,所以当时,我避免和维吾尔人交谈,担心仅仅同外国人接触就会导致他们被送去接受再教育。与此同时,我在中国境外的维吾尔联系人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至1959年的反右运动中采取的配额清洗制度,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变化的规定,这些都表明,就算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想要完全屈从于安全体制,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过去,加入安全部门曾是一种少有的门路,可以确保个人安全。现在,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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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家庭被拆散,整个文化被视为罪行。一些地方官员使用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言来描述拘留的目的,比如“切除肿瘤”,或往农作物上喷洒农药,以杀死“杂草”。
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对一个民族进行大规模蓄意虐待的行为:旧词汇往往会把新的不公行为中的特色抹去。将不同群体的痛苦进行对比从本质上来说有很大问题,而且有可能过于简化。但我想尝试这样描述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如今的困境:新疆已经变成了一个与朝鲜不相上下的警察国家,在实行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类似的种族主义制度。
有充分理由担心这里的情况会继续恶化。最近,出现了几起被拘禁的维吾尔人死亡的报告——这令人担忧地联想到中国的劳改营对法轮功灵修运动的信徒使用酷刑的确凿事实。从新疆的拘留营修建热潮来看,中国当局似乎认为,他们还远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Rian Thum是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的历史学副教授,著有《维吾尔历史的神圣之路》(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一书。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时报专栏

残酷人民共和国

新疆喀什,警察在夜市巡逻。
新疆喀什,警察在夜市巡逻。 Ohannes Eisel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轻信的西方观察家总在奉承中国的高铁网络,或盘算中国的经济到底何时将会成为世界第一,然而时不时就会有一则新闻报道突然提醒我们,人民共和国仍然是老样子:一个残忍可怕的地方。《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报道的这样一个故事尤其值得关注。
储百亮的报道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的和田市,它描述了一个由拘禁营、洗脑计划和大范围监视系统构成的体系,所有这些都针对该地区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主要是维吾尔族。他写道,整体方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严酷统治——群众集会、公开认罪、派出‘工作组’搜查异见人士。”
和中国的很多东西一样,这个系统的规模非常巨大。数十万中国穆斯林通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送入再教育营地,一次往往持续数周或数月,不清楚自己何时能离开,抑或是否能离开。这座城市“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监控摄像头、金属探测器、检查站、警察岗哨和生物识别数据收集无处不在,当地居民还被派去监视自己的邻居。
与中国的其他许多事一样,政府也对它正在做的事情说谎。它完全否认使用任意拘禁政策、在针对少数民族、或存在再教育营地——它称其为就业培训中心。这些否认与政府自己的文件相矛盾,其中一些文件是公开的,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专制的政权,往往同时也是无能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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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京行为更准确的解释是,它担心民族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这些担忧并非完全错误:中国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最臭名昭著的是2014年在昆明火车站,持刀的维吾尔袭击者造成31人死亡,另有141人受伤。几十年来,维吾尔分离主义者一直是中国的眼中钉。
但中国的政策并不真正是为了遏制伊斯兰激进主义或种族分裂主义。正如储百亮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粗暴的镇压方法与其缓解,不如说增进了维吾尔人的怨恨。中国的穆斯林可能因为祈祷、禁食、在日出前吃早餐、去清真寺、不吸烟、举行传统葬礼、或告诉别人不要骂人或犯罪,就遭到当局拘禁。
这些都不是极端主义的证据。这是普通礼仪和适度宗教信仰的证据。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北京几十年来一直在迫害其他宗教或精神实践,这些宗教或精神实践通常与现代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无关,如基督新教和法轮功。天主教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是在梵蒂冈本周暂时同意允许共产党提名其主教,从而向北京投降之前。
换言之,无论是在和田街头还是在上海的家庭教会,引起北京的恐惧并激起其愤怒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抵抗,而是良心的概念。这种概念认为,好与坏、善与恶超出了政权合法权威的管辖范围,不是它能够为自己以及受其统治者下定义的东西。凯撒的归凯撒,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归于凯撒。有些东西是不会乖乖交出去的——尤其是你的灵魂——无论政权的力量如何镇压或抑制它们。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不能尝试这么做,它在新疆就是这么做的,更不用说西藏和它所控制的其他地方了。最残酷的是为追求难以捉摸的目标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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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也意味着这个政权最终会失败。在中国的问题清单中——增长放缓、腐败的官场、出生率下降、与美国的贸易战、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压抑的政治与创新精神之间固有的脱节——政权对灵魂的战争一般不是在很优先的位置。但它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树立了一个无法被杀死、捕获、根除或治愈的敌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要么必须放弃斗争,要么在这样的努力中毁灭自己,就像苏联那样。
写作本专栏过程中,我在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精彩的十月号,上面有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蔡美儿(Amy Chua)等人在讨论“民主是否会死亡?”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文字,且大多令人信服。我们都应该担心民主的健康。我们都应该努力修复自由主义文化的残破结构。
那么,是否有一个相当于《大西洋月刊》的中国出版物,可以对威权主义的缺点提供同样可靠的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明显——而且意味深长——足以令开放社会的拥护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Bret L.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2013年,他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得普利策评论奖。他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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