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西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西拉的革命一章描述了一个大同社会是怎样沦为小康社会并继续堕落的：“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任何一方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别人。在终止这种情况前，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人们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尽一切力量使自己免受伤害。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表现得最有生存力。这样的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他们敌人的智慧；因为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或者在阴谋诡计中被机警的敌人所战胜，所以他们先发制人；而他们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预料事务的发生，认为没有必要以暴力夺取那些他们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他们更易于被杀害，因为他们丧失了警惕性。”从此看出，政策和法规是如何被摧毁的。经过六十多年的破坏，中共做得比科西拉革命更加彻底。如今，从上到下，只要能找到一丝真实来，那就是重大的新闻。

张首晟的前半生，应该是上帝宠儿。别人经历文革磨难的时候，他的年龄使他有条件置身事外，像年轻时代牛顿一样有一段休闲的光阴，任思想驰骋。成年时，正值中断十年教育后，知识分子奇货可居。紧接着就是出国镀金深造，沿着他的人生足迹，人们只看到四个字‘一帆风顺’。不少报道都谈到他是从哲学开始认识人生的。但从未没见到过他有什么哲学的心得。这在小康社会生活是致命的缺陷。如果张首晟出国后安心于大同社会，不再与中共接触，他的后半生或许平静的度过。大同社会的典型学者应该是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一个永远坚持认为自己是普通人的人。他的智商一般，成绩普通，学生时期没拿过奖学金；一辈子只做了两三个课题，几乎没怎么发表过论文；更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甚至连教授都不是，但他曾经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发达国家，正是靠着这份恬静的生活，产生了大量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因为，大同社会的任何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人人都以一个普通人感到自豪，没有小康社会的等级，所以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马斯洛欲望层级的最后一级‘自我实现’。相反，小康社会的学者却要时时提防各方面的诱惑。时时警告自己真正的幸福是实现自我。因为知识分子最怕的是：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小康社会却不断的迫使你‘以物喜，以己悲’。网上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充分说明小康社会的追求目标：什么是最能的人：吃一辈子饭，没买过单的。喝一辈子酒，没伤过肝的。泡一辈子妞，没人敢揭穿的。赌一辈子博，没输过钱的。做一辈子恶，没人敢惹的。贪一辈子财，没人敢报案的。闲一辈子人，不耽误升官的。

张首晟虽然来自小康社会。但是，他还没有学到在那里生活所需要的免疫力就出国了。在大同世界中不断成功之后，再次与中共接触，问题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我看过张首晟回母校捐献祖父张彝毕业文凭的视频，当主持人介绍了张首晟的情况，请他讲话后，他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了得色。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在大同世界，听到别人赞美而喜形于色，那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无伤大雅。因为在那里没有等级差别，人与人之间保持合理的距离。可是，到了小康社会，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等级。当你自视的等级高了，就有人来捧杀。有一位，自称与张首晟十分熟悉的金博士最近谈到，他为张首晟感到惋惜，因为，在最近几年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丹华资本的风投，而非科研上面了。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赞扬武宁子‘愚不可及’的原因。一个在物理界数一数二的学者，为什么要搞这种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要的太多。中共对知识分子最有效腐蚀办法，就是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建造空中楼阁。1949年，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选择的时刻，凡是怀有神圣理想的都回到大陆，凡是想过平稳日子的都逃到海外。十年后，回大陆的人开始渴望平稳的日子了。二十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实际是在破坏中国文化。绝大多数人，用一生的经历认识到，在没有正义的政权下面，什么事情也干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