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這個危險的對手，美國該怎么做？

DEREK SCISSORS, DANIEL BLUMENTHAL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明确。2017年的一份國家安全战略文件稱中國是“修正主義”大國，試图依照它自身的利益重塑國際政治秩序。考慮到北京的軍備、削弱美國的影響和力量的嘗試、對加拿大等美國盟友的報复，以及它的經濟行動，産生這樣的看法很自然。

如何回應則是更具爭議的问題。經過多年徒勞的對话和口头協議，美國應該改變路線，開始切斷與中國的一些經濟聯系了。這種分割可以阻止知识産權盜竊，切斷對人民解放軍的重要支持来源，並對涉及中國侵犯人權行爲的企业问責。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行业將會難以找到新的供應商或買家，而且有一些根基深厚的選民群體仍然支持與中國做生意。他們認爲，任何後撤都可能威胁到經濟增長。但是，即使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一半，也只相当于國內生産總值1%的不到一半。減少中國進口的成本更難评估，但有多個國家可以替代中國産品，那些國家都不是我們的战略竞爭對手和贸易掠奪者。

中國猖獗的知识産權盜竊，以及要求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交出技術的行爲，損害了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這些行動威胁到美國在創新方面的相對領先地位及其軍事优势。

即使是科技領域的非强迫性外國投资，也能增强中國軍事工业聯合體的实力，特別是自2012年习近平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来，中國共産党已轉向新的國防産业政策，翻譯成英文就是“civil-military fusion”（軍民融合）。其实，許多中國和外國的“民間”企业是中國軍隊及其科技工业基地事实上的供應商。在中國，居民和游客受到持續不斷的視频監控，在一項全新的“社會信用計劃”中，如果對党的指令有不服從的行爲，將會反映在信用评分上，可能影響到從購房到就业機會的一切事情。這些形式的社會控制經常使用西方公司開發的技術。

美國應該對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作出重大調整。全面的關税毫無必要地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工人的利益，這不是正确的反應。但是，“让市場發揮作用”的训誡也不是。中國産业政策的扭曲、技術盜竊和軍隊現代化行動的規模太大，無法以如此流于表面的方式作爲回應。当涉及到中國的时候，美國政府必須幹預市場，盡管這種幹預應該僅限于對國家安全、繁榮和民主價值觀真正至關重要的領域。

例如，美國政府應該與我們的盟友合作，對從知识産權盜竊和胁迫中受益的中國公司实施制裁。這是美國贸易代表于2017年8月根據1974年《贸易法》第301條進行的最初調查的合理目標，但其所選擇的政策措施——關税——關注的是贸易赤字，而不是知识産權的損失。

比起征收全面關税，我們更應該做的是，不允許美國企业與接受了竊取或胁迫而来的知识産權的中國企业做生意，也不應允許它們與我們欧洲和日本盟友的企业做生意。美國还應進行幹預，阻止任何外國投资流入有助于中國軍隊，或有助于其國內鎮压的技術領域，並限制任何與侵犯人權和軍隊現代化有關的中國公司進入全球市場。

采取這些行動需要美國安全機構收集大量情報，以及美國公司提供的關鍵信息。後者是很難獲取的：由于對中國報复的擔心，只有美國政府做出明确的、有两党共识的、長期的承诺，外國商界才會合作。盡管美國必須在必要时采取單邊行動，但日本、德國和英國等盟國的合作將使這些措施更加有效。這些國家在中國有自己的利益。如果像特朗普政府威胁的那樣，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欧盟和中國实施制裁，會让它們産生共同的目標，那將是很不明智的。

之前美國對中國施加影響的努力，比如被放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未能有效遏制中國的經濟侵略。與盟國合作，直接解決中國的不当行爲，才能做到這一點。

這一切意味着中國將處于美國國際經濟优先事項的首位，並將保持多年，而美國與盟國的贸易爭端都不應被誇大或做出過度反應。

本屆政府對中國表現出了一些良好的直覺，但它決不能被北京下一輪虛假的經濟承诺分散注意。保護創新不被中國竊取將使美國更强大。阻擊中國的安全機構，則會让中國政府爲其對外侵略和對內鎮压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贸易夥伴，也是我們的战略竞爭對手，我們對待它的方式，應該和對待那些與我們有爭执的友好國家有所不同。如果華盛頓希望全球自由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進行幹預，以遏制北京的好鬥態度。

 

史劍道

 

紐约时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