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7日，印尼前總統蘇哈托已經死亡

1965年“9-30事件”后，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將蘇加諾推翻， 同時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排華與大屠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血腥的排華行動中死亡……


印度尼西亞的華人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據古籍文獻的記載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察，華人移居印尼的時間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也就是說，遠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華人就已經在印度尼西亞居住生活了。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分布在一千多個大大小小的島嶼上，出售從中國運來的絲綢、布匹、瓷器、茶葉等貨物，收購當地出產的香料、藥材、珠寶等土特產，并將中國先進的種植、養蠶、釀酒、制糖、制絹、冶練、鑄造等生產技朮和古老的文化傳到了印尼，為印度尼西亞生產力的原始開拓、發展和經濟的繁榮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漫長的一千多年的歲月里，華人在印度尼西亞與當地各民族同甘共苦、和睦相處、息息相關、生死與共，從移民走向定居，逐漸融入當地社會。據統計，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約有三分之二屬于在當地出生的華裔，其中有43%以上的華人家庭已在印度尼西亞居住生活了三代以上，有些古老的華人家庭在印度尼西亞繁衍定居歷史更達數百年之久。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印度尼西亞出生的華裔占該國華人總人口的比例達到80%，絕大多數華人家庭都已在印度尼西亞居住生活了至少三代。如今，印度尼西亞已成為世界上華僑華人聚居最多的國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的總人口約為800萬，占全印尼人口總數的3.5%左右。其中，95%以上已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加入了印度尼西亞國籍，從而使印度尼西亞華人成為印度尼西亞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


印度尼西亞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國民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印度尼西亞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國民社會中應有的地位，是有史可鑑，有目共睹，并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公認和肯定的。但是，印度尼西亞卻是世界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排華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度之一。據文獻記載，從1740年荷蘭殖民當局制造的“紅溪慘案”開始，印度尼西亞曾發生過許多起大規模的排斥、屠殺、迫害華僑華人的慘劇。如1945年11月的泗水慘案、1946年3月的萬隆慘案、同年6月的文登慘案、8月山口洋慘案、9月的巴眼亞底慘案、1947年1月巨港慘案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亞仍經常發生許多較大規模的反華、排華動亂，如1963年3月至5月從西爪哇蔓延到中、東爪哇的排華騷亂、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華浪潮、1974年由反日運動引起的排華騷亂、1978年雅加達由學生示威引發的反華騷亂、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華暴動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各種大小程度不同的反華、排華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1998年5月，本是一場反對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的政治運動也演變成為一場震駭世人的排華暴亂。據不完全統計，暴亂期間，僅印尼首都雅加達就有5000多家華人工廠店鋪、房屋住宅被燒毀，約170名華人婦女被強暴，近1200名華人被屠殺。同時發生在梭羅、巨港、楠榜、泗水、棉蘭等地的類似暴亂所造成的華人生命財產損失更是無法估量。1999年，棉蘭華人的數十艘漁船和數十輛卡車被焚毀，5000多噸貨物被搶劫﹔萬隆的一家華人紡織廠被焚燒。2000年5月騷亂二周年之際，數以千計的暴徒集結雅加達，對華人商店進行了攻擊和搶劫。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命運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與關注。

　 一


歷史上，排華問題的始作俑者是殖民主義者。


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是和平移民。他們或出于通商貿易、或出于躲避災荒戰亂、或出于被拐騙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離鄉背井來到印度尼西亞，與當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荊斬棘，流汗灑血，進行開發和建設。可以說，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各族人民之間是一種同勞動，共患難，互通有無，友好合作的關系，相互之間并沒有根本上的利害沖突。而且，正如印尼前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許多中國商人、工人、手工業者”“不僅帶來了貨物”，還“帶來了中國的技朮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報》1955年6月3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亞島嶼城鄉間受到當地人民的普遍歡迎并享有相應的威望。公元十七世紀初，荷蘭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亞時，也曾清醒地意識到華人在印度尼西亞無數島嶼的開發與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時任荷蘭駐巴達維亞首任總督的彼德遜﹒昆曾在其給上司的信中寫道：華人是“辛勤勞動，沒有武裝，不用害怕的人”，“這個‘新興共和國’里無論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納，但華僑人口必須永遠占絕對多數，這個國家才能生存。”(《彼德遜﹒昆東印度商務文件集》卷二，702頁)為此，他曾對萬丹實施封鎖，迫使在當地從事商業、手工業和農業勞動的兩千多名華僑遷至巴城。彼德遜﹒昆聲稱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對我們最有用的莫如中國人。”他在1623年離職時勸戒其繼任者“利用此時印度洋的季節風，派遣艦隊到中國沿海去，盡可能把男女幼童擄掠回來。這是最要緊的事。”(Mac Nair：Chinese Abrood,p.52)為此，荷蘭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國的領土澎湖列島和台灣，進而到廈門、海澄等沿海地區大肆擄掠中國人，輾轉運到巴達維亞當作奴隸出售。同時，荷蘭殖民者不惜派船艦封鎖馬尼拉、澳門以及中國東南沿海港口，誘使甚至劫持中國商船前往巴達維亞貿易。殖民當局訓令其官員“優厚接待”“經商的華僑，并大量發給華僑自由入境証，歡迎他們來巴城。”凡來自中國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納550里亞爾后，“不論其只數多寡，船舶大小，貨載貴賤”，一律不加“盤查干擾”。(『荷』鮑樂史：《東印度公司時期中國對巴達維亞的貿易》)中國商船除帶來絲綢、紡織品、茶葉、瓷器、鐵器等印度尼西亞人民生活必需品外，還帶來許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謀生的華人“新客”。據外國史籍記載，至1739年，居住在巴達維亞城內外的華人人口已達14962人。當時整個印度尼西亞包括巴達維亞在內仍是野獸橫行的荒涼未墾的處女地，“華僑擔任的工作是釀酒、割草、伐樹、挑水、燒窯、制磚、打鐵、制造木具、種植蔬菜和培植牡蠣等”。(『荷』費繆倫：《巴達維亞的中國人和1740年動亂》第8頁)“來到這里的中國人，大多數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們的手工藝比任何一位(東)印度人都更高明﹔他們大部分從事于打魚和耕作，尤其是種稻、種蔗和種玉米﹔有些人雖然仍以打魚為業，但主要還在于做買賣。”(約翰.紐霍夫：《東印度的非凡航行和旅行》)也就是說，華僑活動的經濟領域囊括了農業、漁業、農產品加工業、手工業以及商業等開發建設的各個方面。故而有人贊道：“巴城如果沒有華僑，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東印度群島史》)因此當時的殖民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華僑，而要使東印度獲得輝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資，創造幸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牘案卷》1744年第二卷)


荷蘭殖民者對華僑的政策，不僅是出于勞動力的需要，而且也出于掠奪財富的需要。當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人口的增長以及華僑在印度尼西亞經濟活動的發展危及荷蘭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亞的貿易壟斷地位和利益時，荷蘭殖民當局對華僑的政策就轉化為限制、排擠和打擊。1606年，荷蘭當局宣布：“除荷蘭東印度公司外，禁止其他(商旅)私自與印度尼西亞東部貿易。”(《荷印布告匯編》卷一)之后，又陸續頒布禁令，禁止中國商船到除巴達維亞外的印尼各島嶼及港口貿易。從1620年12月開始，荷蘭殖民當局對印度尼西亞的華僑，尤其是華僑蔗農實施各種項目繁多的橫征暴斂，并強迫華商將運來的商品和收購到的土特產按照他們規定的低賤價格賣給東印度公司。1619年，荷蘭殖民當局在印度尼西亞實行華僑甲必丹制度，加強對華僑的控制和管理，華僑必須在自己頭領的管理下集體居住在指定的地方，以便“分而治之”。之后，荷蘭當局還實行通行証制度和居留區制度，對華僑人口的遷移、流動、居住進行限制。1690年，印尼荷蘭殖民當局頒布公告，規定船只運載華人新客入境的限額，超過限額者則要被罰款、服苦役和遣返。(《荷印布告匯編》卷三)1717年范﹒斯窩爾(Van Swoll )就任總督后還曾一度下令停止對華貿易，禁止華人新客入境。進入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亞因失業陷入貧困的華僑日益增多，荷蘭當局害怕這些無業的華人會危害他們的殖民統治，即將其拘捕流放到錫蘭、班達、好望角等殖民地充當種植園的苦力。這些無辜的華人往往在途中就被殺害或拋棄海中。一些不愿坐以待斃的華僑紛紛逃往城外，聚集在一起，組成一支近五千人的抗荷隊伍，以圖自救。1740年10月9日，荷蘭殖民者借口華僑要進攻巴達維亞，下令荷軍在巴城內挨門逐戶拘捕華僑，不論男女老幼，捉到便殺，一時“悲號之聲，耳不忍聞”。(許云樵、《開吧歷代史記》)在殖民者的縱恿、懸賞下，荷蘭雇佣兵和當地歹徒放火焚毀了華人街，并對城內華僑進行瘋狂的大洗劫。據史料記載，從10月9日至12日，城內華僑被屠殺者近萬人，連關在監獄和臥病住在醫院的華僑亦慘遭屠刀。被焚毀和劫掠的華僑房屋六七百家，財產損失無法估計。(參見《紅溪慘案本末》)由于這場針對華僑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發生在巴城內紅溪河畔華人區，因此被后代史家稱為“紅溪慘案”。

紅溪慘案震驚了印度尼西亞、中國和歐洲。荷蘭本國和巴達維亞殖民當局都害怕清政府會因此采取報復措施，曾派出專使乘專船攜帶“說帖”前往北京活動。此時中國正當所謂的“乾隆盛世”，但清朝統治者竟認為“被害漢人，久居番地，屢邀寬宥之恩而自棄王化，按之國法，皆干嚴譴。今被其戕殺多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清朝文獻通考》卷二九七)并沒有對荷方使者嚴詞譴責，也沒有向殺人凶手興師問罪，更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對華僑進行保護，致使這場針對中國僑民的血腥大屠殺最后不了了之。然而紅溪慘案發生后，巴達維亞城內的華人几被屠殺殆盡，該城的經濟也因此承受到沉重的惡果。糧食不足，砂糖奇缺，商業蕭條，稅收銳減，物價上漲，日用工業品和鐵匠、木匠、泥水匠、裁縫等手工藝人均告缺乏，不但嚴重地影響巴達維亞市民的生活，也使荷蘭東印度公司蒙受很大的損失。荷蘭政府出于殖民統治利益的需要及對華人的依賴，排華反華的政策不得不暫時有所緩和收斂，但其對華僑歧視、限制、排擠、壓迫、打擊、掠奪的態度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十九世紀初，巴達維亞議會給荷蘭政府的一份報告中說：“雖然中國人作為最勤勞的移民應該是最有用的，但是，恰恰相反，他們已經成為非常危險的人。”(『英』萊佛士：《爪哇史》卷一，250頁)因此，一方面，荷蘭殖民政府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引誘、拐騙甚至擄掠大量的契約華工到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邦加、勿里洞、日里等地的種植園和礦場充當苦力，利用華人對殖民地進行原始開發，榨取他們的勞動。另一方面，卻依然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教育等諸方面對華人實行限制、排擠和打擊。在種植園和礦場工作的契約華工被強制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還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不得組織工會，不許集會結社。1880年，荷蘭殖民當局以“第133號政府公告”的形式頒布了《苦力條例》(Koeli Ordonnantie Von 1880 Juli 13)，其中第八條規定：“勞工私逃或拒絕工作，處以最多三個月的無償勞役，如果重犯，除監禁外，還處以三至十二個月的強迫勞役。”(『荷』莫德曼：《日里種植園主聯合會紀念冊》第30頁)據荷印官方統計資料，自1929年至1932年，邦加錫礦的契約華工中，受到《苦力條例》刑罰的各年百分比分別為73%、72%、56%和56%。(卡德：《中國人在荷屬東印度的經濟地位》第207頁)契約華工受到殘酷虐待，動輒被毆，沒有絲毫的人身安全保障。1919年8月6日，民國政府僑工事務局曾在檳港榮和礦區查詢一位年僅二十余歲的礦工陳廣。該礦工“形容愁慘”，“詢之，初不肯言，再三慰問，始言到此三月，無日不在藤鞭木棍之下﹔示其背，傷痕血跡，几無完膚。”(中華民國國務院僑工事務局《南洋和屬網甲島華工情形調查書》，1920年，第6頁)華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計其數。對于經商的華僑，則課以各種苛捐雜稅。“各種稅率之中，中國人要特別加重。如西人一張書台每年只課三元的家私稅，中國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間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課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頂稅便了，中國人一間老舊的殘屋，非課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梁紹文：《南洋旅行漫記》，1924年，上海中華書局，184-185 頁)而且“華人開設商店，經營業務，不必有違犯法律之証據，駐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毀或停止之。”(羲皇正胤：《南洋華僑史略》第6頁)華僑的居住通行及僑商的經濟活動則受到嚴格的限制：“華人居留地以十里為范圍，不得出其圈限外，或與荷人及土人同居處，......華人欲之何處，必須請給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地正，否則有罪。”(同上)“華人來往本島貿易，必領路票，使費之外，仍繳印花銀若干﹔到一處又須挂號，再繳銀若干。如一日到三五處，則到處亦須三五次。挂漏查出則重罰。”(《清史稿.邦交志七》，上冊，620頁)1804年，荷印政府頒布法令，規定華僑“只能以二盤商或三盤商的身份”從事貿易活動，將華商限制為當地歐洲大商人與印尼人之間的中介商。(《荷印布告匯編》卷14，第7頁)1808年，荷印政府頒布《禁止中國人在農村租賃或擁有土地和對農作物付給貸款的條例》，禁止華僑擁有土地，迫使許多原來務農的貧苦華僑棄農轉商，從事小商販或家庭手工業等個體勞動。(同上，卷15，第4 9頁)荷印當局還規定華僑不能到荷蘭人的游泳池游泳，不能進荷蘭人的娛樂場所，甚至不能穿西裝。在法庭上，受審的華僑只能蹲著，不准坐下或站立，而且沒有上訴的權利。荷蘭人辦的學校，只是在有余額的情況下才允許華僑子女入學，而且還必須通曉荷語，交納昂貴的學費，個別能到荷蘭人的學校就讀的華僑子女，也備受欺負侮辱。為了限制華僑自己創辦的華僑教育事業發展，荷印殖民政府則1932年制定公布了《取締私立學校條例》，對華僑學校的創辦、管理、經費、教學內容、教員資格、居留等等都規定了嚴厲苛刻的條件。(見荷屬東印度政府公告第494號)據不完全統計，從1929年9月至1930年10月，被荷印殖民當局以“入境時查出新時代教科書”，“教授含有政治意味書籍”，“學生作文有抵觸法律”等藉口而停教職并遞解出境的華僑教員達33人。(錢鶴：《南洋華僑學校的調查與統計》)1935年4月，荷印當局對曾向中國政府僑務委員會立案的華僑學校發出通令，聲稱“中國政府為各華校注冊之根據，適與‘學校中無政治’之原則相背馳”，因此決定“停止經中國政府立案各華校教員教職，逐出荷印領土。”(《新亞細亞》第20卷第5 期)1935年5月，印度尼西亞華文報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華文書籍達十二類六百余種之多。(同上)荷印殖民當局所有這些帶歧視性和侮辱性的排華反華措施，使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華僑深受排擠和迫害，從而也大大激發了他們民族意識的覺醒。但是，印度尼西亞各華埠的華僑社會在外力的擠壓下走向團結共濟的同時，也陷入了自我封閉的圈子，自我孤立于當地社會之外，與當地民族形成了隔閡。從而被殖民主義者蓄意利用，造成當地人對華僑的許多根深蒂固 的誤解與偏見，擴大了二者之間政治、經濟、思想的矛盾，阻止了華人與當地民族的認同，進而為日后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的排華反華浪潮的興起埋下了禍根。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尼西亞被日本侵占。二戰后，印度尼西亞走向獨立，建立了民族國家。然而，印度尼西亞的排華反華浪潮不但沒有因印度尼西亞民族的解放而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演化成一系列流血的大規模的暴力活動。


印度尼西亞國內的反華勢力由來已久。早在1911年，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同盟”成立伊始，就公開宣布要改善原住民商人的地位，反對華商。日本侵略印尼時，蓄意挑拔原住民與華僑之間的種族仇恨，放縱印尼人大肆搶劫與殺害華僑，使兩族之間關系更加惡化，敵意更深。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運動期間，印尼人反華情緒不斷高漲，不少華僑遭到搶掠屠殺。獨立后，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印度尼西亞民族政治家視華僑經濟力量為“殖民時代的殘余”，更以振興民族經濟為由，以激進立法的形式，從各方面對華僑進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蘇加諾時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華僑經濟的法案達30個左右，對華商經營的國內貿易、進口企業、汽車商行、碾米業、木材業等加以限制和監督，并禁止華僑在鄉村從事零售業。特別是蘇加諾政府于1959年頒布的第10號總統令，明令從1960年起禁止華僑在印度尼西亞縣級以下地區經商。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區的軍事掌權者發展為不准華僑在縣級以下地區居住，結果造成印度尼西亞50多萬華僑失去生計，有的甚至流離失所，10多萬華僑遭遣返。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亞爆發的“九﹒三O”事件中，印尼右派軍人集團在消滅印尼共產黨的同時，也對無辜的印尼華僑華人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戮(編者注：1965年“9-30事件”后，蘇哈托領導的軍方將蘇加諾推翻， 同時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排華與大屠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血腥的排華行動中死亡。)。蘇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詞來取代“中華”，把印尼居民分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將華人歸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証上注上特殊記號，赤裸裸地將對華人的歧視公開化、合法化。從1966年起，蘇哈托政府頒布了數十項排華反華的法令法規，主要有：關于解決華人問題基本政策的內閣主席團1967年第37號政令，關于華人問題的內閣主席團1967年第6號通告，關于華人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的1967年第14號總統令，關于成立華人事務參謀處的1967年第15號總統令，關于華人問題統籌委員會的國家情報局長1978年第31號決定書，關于禁止華人印刷品進口、發行及買賣的商業部長1978年第286號決定書，有關向商販發放貸款的印度尼西亞銀行總裁1973年第6號通知，關于整頓華人廟宇的內政部長1985年第455-2-360號政令，關于禁止印刷與發行華人書刊及廣告的新聞部長1988年第2號政令等。(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年12月7日)這些法令法規的實質，是剝奪華人作為印尼公民應享有的政治文化權利，強迫華人放棄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蘇哈托政府的內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頒發專令，要求印尼華人改名換姓，徹底放棄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華人不得在公共場所舉行慶祝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各種節日活動，與中華文化有關的各項祭祀儀式和活動只能在家庭或個人的范圍內進行。蘇哈托政府特別壓制有中華文化傳統的孔教，要求華人皈依伊斯蘭教或得到印尼官方承認的佛教，不許華人以孔教名義進行結婚登記。1966年5月，印尼政府下令關閉全印尼的667所華文中小學，之后，又相繼關閉了全國所有的華文報紙和華人社團。從1967年起，印尼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華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許華僑華裔回中國大陸探親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蘇哈托政府連續頒布法令，對華人資本在企業中的股份比例及經營范圍進行限制，禁止華人企業使用中文招牌。1987年12月，雅加達市政府命令企業的華人與華人客商都必須使用印尼語會話。在蘇哈托執政的32年里，華人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軍事、文化等職業領域以外，不能進入政府部門、軍隊以及國立學校工作，只能在經濟領域從事工商業，或在體育界求發展。但即使是為印度尼西亞贏得世界榮譽的華裔體育明星，也常常受到印尼政府機關的歧視和種種有意刁難。

印尼當局所實行的這些排華政策，屬于一種以血統和文化為基點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種族歧視政策。由于這種排華政策已上升為政府行為并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得到實施，所以給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造成的傷害就特別嚴重。印度尼西亞獨立后，對華人的歧視和迫害無時不有，無處不在，而且經久不息，一直沒有停止過。針對華人的騷亂和暴亂，几乎成了印尼社會一個反復發作的病症。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印度尼西亞的華人作為一個曾對印度尼西亞的開拓與發展作出過杰出貢獻的少數民族并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尊重和保護，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公民權、生存權乃至基本人權受到任意踐踏，沒有任何保障。印尼社會稍有風吹草動，印尼華人便首當其沖，成為印度尼西亞統治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之間斗爭的犧牲品，成為印度尼西亞極端民族主義者發泄不滿情緒的替罪羊。可以說，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命運史上，充滿著血淚斑斑的苦難。


三


中國有句古話：“物極必反。”199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等地發生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反華騷亂，將印度尼西亞華人的苦難推向深淵。盡管印尼軍警要員在血腥的事實面前矢口抵賴，盡管受害的華人在威脅恐嚇之下忍辱沉默，但印度尼西亞華人悲慘的遭遇終于被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國際輿論的普遍同情與強大壓力之下，接替蘇哈托擔任印尼總統的哈比比不得不親自到雅加達華人聚居區視察民情，正式表態“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國人民”譴責五月騷亂期間一些地區傷害華人及強暴婦女事件是“印尼歷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承諾嚴加調查，將暴徒和凶手繩之以法，并保証此類事件不再重演。哈比比政府表示對包括華人在內的所有印尼人一視同仁，下令停止在華人身份証上加蓋特別注明字樣，取消對華人的特別行政管制和一些歧視性法規。1999年10月瓦希德總統組成新政府后，印尼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先后擔任總統的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采取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改善華人境遇的措施。如參加聯合國廢除種族歧視的公約，取消歧視華人的措施，立法保護華人，允許華人享有同其他國民一樣的信仰、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允許華人發展本族文化，使用華文華語，恢復華刊、華教和華校，將華文教育納入國民教育的主流，將漢語與英語、日語同列為第二語言，指定大學開設高級漢語班，國家的行政、司法、檢察、教育等機構全部職位向華人開放，承認孔教為合法宗教，准許華人自由舉辦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動等。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以及印尼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還多次參加了印度尼西亞華人舉辦的春節慶典和元霄節聯歡大會。


撫今追昔，痛定思痛。反思歷史，人們不禁要問，印度尼西亞華僑華人的命運為何如此多災多難？印度尼西亞歷史上為什么會如此頻繁地發生排華反華浪潮呢？


第一、殖民主義勢力是造成印度尼西亞排華反華浪潮的罪魁禍首和歷史原因。在歷史上，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一直是友好鄰邦，兩國之間的交往關系淵源流長。華人因通商貿易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原因移居印尼群島，帶去先進的文化與生產技朮，受到印度尼西亞歷代政權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普遍歡迎。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當地民族和睦相處，共同開發和發展當地經濟，是印度尼西亞社會歷史進步的主流。在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以前，印度尼西亞各島從未發生過排華反華的事件。十七世紀荷蘭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亞后，印度尼西亞曾先后淪為荷蘭、法國、英國、日本的殖民地。在長達數百年的時期，各國殖民當局為了維護其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統治和殖民利益，不但對印度尼西亞華人華僑進行利用、限制、排擠、掠奪乃至屠戮，而且對華人華僑和印尼當地民族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華人與印尼當地民族的認同，處心積慮地破壞二者之間原本和睦融洽的關系，在華人華僑和印尼當地民族之間制造隔閡、偏見和敵意，煽動種族仇恨，在印尼當地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排華反華的潛意識。印度尼西亞獨立后，印尼極端民族主義者所實行的排華反華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沿襲了原殖民主義者的一些排華反華的思想與做法。

第二、極端民族主義是形成印度尼西亞排華反華浪潮的思想根源。印度尼西亞“建國五項原則”開宗明義的第一條便是民族主義。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領袖曾把民族主義作為團結號召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建設國家的旗幟。但是，民族主義發展到了極端，便會形成盲目的排外傾向，將華人經濟當作外國資本對印尼經濟的控制，將作為移民和移民后裔的華人當作排斥和打擊的對象，從而制定和實施一些極端的排華政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對華人實行全面的限制，以保護原住民狹隘的民族特權和利益。從二戰結束延續到七十年代的東西方的冷戰對峙，更對印度尼西亞的極端民族主義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度尼西亞一些政治派別和軍事集團將華人視為中國的“第五縱隊”、“中國共產黨顛覆當地政權的力量”，加以暴力迫害和大規模的驅逐。尤其是當政府的各項政策遭遇失敗，印尼社會問題成堆，陷入政治經濟危機，人民群眾不滿情緒積聚到極點時，印度尼西亞一些別有用心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往往就會將華人當作替罪羊，煽動民族矛盾，將造成印度尼西亞當地人生活貧困和苦難的原因歸咎于華人，把人民的不滿和憤怒轉移到華人身上，掀起大規模的排華反華浪潮，將政治經濟問題轉化為種族暴亂和騷亂，以轉移視線，轉嫁危機。認真剖析印度尼西亞獨立后的接二連三地發生的排華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排華事件背后都有印度尼西亞當地民族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在興風作浪，暴力騷亂往往爆發于群眾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激動至登峰造極之時。


第三、經濟收入的差異是誘發印度尼西亞排華反華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亞，貧富差距十分懸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亞人民并沒有在國家獨立后擺脫貧困的狀態，反而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龐大的貧民階層，成為印尼社會動亂的潛在威脅。與當地民族一樣，印度尼西亞華人中的大多數也屬于勞動人民，也處于印尼社會的中下層。但華人以其特殊的商業才能和辛勤的勞動，加上歷史的、職業的和其他種種因素，在工商業方面取得比較突出的成就，形成一個華人工商業群體，在經濟生活中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從人口比例看，華人中產階級的確要多一些。從總體看，華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顯地高于當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特別是一部分華人大企業家與印尼政府上層人物的關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這種密切關系官商合作、利益分享從而成為暴發戶，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在印度尼西亞社會中普遍存在這么一種印象，即華人富有，華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與財富，剝削當地民族，當地人的貧窮是由于華人的剝削造成的。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自然不能容忍這種現象，印度尼西亞統治階級中的某些未能從華人經濟中分享到好處的利益集團也耿耿于懷，加上政治家和宣傳工具的大肆鼓噪與夸張宣揚，當政局稍有動蕩時，貧苦的人民群眾對貧富不均的不滿與憤怒便會象火山一樣噴發，與他們經濟收入有差別的華人便會首先受到沖擊。著名華人史學家王賡武先生就認為：“華人和本地人民之間的經濟差距仍然是今天雙方關系遭到阻撓和隱藏著沖突的主要根源。”(《王賡武教授論文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6年，第205頁)他甚至斷言，如果經濟上的差距得不到縮小，華人就永遠無法真正與當地民族建立和睦相處的融洽關系。


第四、種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異也都是排華反華浪潮形成的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亞華人與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一樣，具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印度尼西亞獨立前后，隨著印尼當地民族民族主義的發展，華人的民族主義也迅速高漲，結果形成印尼各華埠華校林立，華人社團紛涌，學習漢語普通的熱潮風靡家家戶戶。華人民族主義膨脹到頂峰時便與急速興起的當地人的民族主義沖突，使當地政權產生猜忌、恐懼與疑慮，因而利用國家力量對華人的民族主義采取限制壓抑和強迫同化的措施，以利當地主體民族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同時，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很令遍布海外的炎黃子孫引以為豪，產生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優越感，以及對移居地民族文化風俗的輕視心理，從而招致當地民族的反感與敵意。印度尼西亞獨立后，華校、華報、華人社團相繼遭到封閉，中文漢語相繼被禁，華僑華人的風俗活動受到限制，被迫學習自己曾經藐視的當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固然首先應是印尼政府種族歧視政策錯誤的責任，但也不能說與印度尼西亞華人社會中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種民族優越感的過分張揚和民族沙文主義的流露對當地人的刺激不無一點關系。此外，印度尼西亞華人的宗教信仰十分紛繁復雜，各種宗教，包括中國傳統的宗教和在全世界流行的宗教，如大乘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在印尼華人中擁有為數眾多的信徒。同時，印尼華人還崇尚祖先崇拜，古今中外許多有影響的人物和傳說中的人物也都成為他們崇拜和尊奉的對象，如孔子、關羽、鄭和、財神、鐘魁等。此外，來自不同地區、通行不同方言、從事不同行業、有著不同姓氏的華人群體又各自信奉特殊的神靈，如客家人信奉大伯公，閩南人信奉媽祖，海南人信奉天后娘娘，木匠尊奉魯班祖師等。印度尼西亞雖然也是個宗教多元化的國度，然自十九世紀末，伊斯蘭教逐漸在印尼社會中占取了絕對的優勢。印度尼西亞獨立后，由于得到印尼政府的扶持和鼓勵，伊斯蘭教在印尼社會中的影響更是急遽擴張，上升為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伊斯蘭教是一個排他性較強的宗教，其教義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別無神靈。”越是虔誠保守的穆斯林，對其他宗教文化的容忍越是有限，自然也無法與華人所信奉的眾多神靈相安無事。故而宗教分歧沖突也常成為誘使印尼社會中排華騷亂爆發的一個極為敏感的潛在因素。

第五、參政維權意識薄弱也是印尼華人容易受到傷害的原因之一。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大多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出國的動機是謀生，追求的目標是賺錢，最高理想是衣錦還鄉、葉落歸根。由于文化語言的差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印度尼西亞的華人華僑都沒有認同當地社會，而是以家族、宗族、地域、行業為紐帶，自成體系，組成一個相對獨立于當地社會的華人社會，并不關心當地政治，更談不上參與當地政治。同時，印度尼西亞歷史上的殖民政權和當地民族政權對華僑華人采取排斥的政策，不許華人參政，華人也一直處于印尼社會的權力圈外，無法參與當地政治。由于缺乏華人政黨組織，政治權力機構中沒有華人代表，印度尼西亞華人在政治上如同一盤散沙，喪失了發言權，無法通過民主的方式維護自己應有的政治權利，在反華排華法案提出時無人挺身而出，捍衛華人平等的民族地位，華人的經濟利益也得不到完全保障。尤其是政局發生變化或社會發生動蕩時，得不到任何法律保護的華人更容易成為統治集團斗爭的犧牲品，成為暴徒們任意欺凌和強暴的對象。


第六、中國政府護僑政策措施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移居海外的所有炎黃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愿望和心聲，就是希望中國強盛。因為他們相信祖國的強弱與自己在移居地的安危和地位息息相關。十七世紀以前，中國在世界上處于相對領先的地位，印度尼西亞各島政權敬仰中國是文明之邦，對給他們帶去先進文化技朮和生活商品的華僑華人一直是禮遇有加，友好相待。然而自明清以降，中國封建專制政權將移居海外的中國人視為“背棄祖宗廬墓”、“自棄化外”的“莠民”，對他們的命運漠不關心，甚至持敵視態度。華僑華人淪為海外孤兒，得不到中國政府的保護，任人殺戮而無人過問。晚清民國時中國政府雖制定了一系列護僑政策，但由于我國國勢衰弱，對保護華僑華人實際上并無大作為，遭人輕視，印尼排華勢力凌辱華人無所顧忌，故而猖獗。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印尼與中國之間有相當長時期內斷絕了外交關系，印尼政府禁止印尼華人與中國來往聯系，中國政府無法真正做到保護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


四


印度尼西亞是個屢屢掀起排華浪潮的國家，各種全國性、局部性的大大小小的排華反華事件不時發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比如蘇哈托執政的年代，印度尼西亞對華人的歧視、排斥、打擊甚至是公開的、合法的、赤裸裸的。有人據此認為印度尼西亞“具有排華傳統”，斷言“印度尼西亞人和華人本來就不能永遠團結在一起。”(曹云華：《東南亞華人青年如何看待華人與當地民族的關系》，《東南亞研究》1994年第4 期)前印尼總統蘇哈托的一位顧問曾說道：“華人與印尼人之間的不滿情緒已深埋在人們的意識里，一點小事都可以引發沖突，這是印尼社會最大的不幸！”(方金英：《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形成與發展》，第84頁)印度尼西亞華人與當地民族之間的矛盾真的不可調和嗎？印度尼西亞的排華反華浪潮真的不可遏止嗎？印度尼西亞華人的苦難命運難道永無止境？


不。


首先，從歷史看，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當地民族的傳統關系其實是一種休戚與共，和睦相處的優良傳統關系。正是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當地其他各族人民并肩攜手，團結互助，共同對印尼群島大大小小數以千計的原始島嶼進行開發和建設，才促進了印度尼西亞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繁榮與現代化。在外國殖民者侵入印尼群島以前的漫長歲月里，印度尼西亞從未發生過排華反華事件。在外國殖民者統治期間所發生的排華事件中，策划者也是殖民侵略者，而不是印度尼西亞當地人民。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印度尼西亞當地民族曾共同遭受外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曾共同英勇反抗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并曾共同為爭取印度尼西亞獨立和其他進步事業團結奮斗。說明印度尼西亞的華僑華人與印度尼西亞的當地人民是能夠友好團結合作的，而且二者之間曾有過長期友好團結合作的歷史。

其次，從現實看，印度尼西亞華僑華人與印度尼西亞當地各民族正在調整關系，互相適應、互相容忍、互相接受、互相認同、互相融合，往良好方面發展轉化。一方面，印度尼西亞95%以上的華人已參加了印度尼西亞國籍，已經或者正在演變成為印度尼西亞民族中的一員，備受爭議的印尼華人經濟也無可爭辯地成為印度尼西亞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種歧視排斥華人的法律法規已被取消，種族歧視在印尼已受到社會的譴責，至少不能再公開化、合法化。印尼華人的社會處境也得到了改善，并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華人政黨，積極參與印尼國家事務，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同時，華人的祖籍國──中國的綜合國力正在日益強盛，對地區事務和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在不斷地增強，勢必對印度尼西亞政府的華人政策產生影響。


從根本上說，印度尼西亞華人與印度尼西亞各民族的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亞公民，共同在一個國家生存，有著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印度尼西亞的和平、繁榮與進步。雖說由于民族之間的差異導致許多矛盾和沖突，但這些矛盾和沖突并不是不可調和的，也不是非要表現為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動。和則共榮，斗則兩傷，這是印度尼西亞華人與當地絕大多數人民都已明白的道理。隨著人們思想意識的轉化提高，隨著印度尼西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印度尼西亞排華反華浪潮將會被徹底遏止，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印度尼西亞華人與印度尼西亞所有民族必將共同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光明網

甦哈托的悲劇性下場

聯合早報    作者: 佚名    2008-01-28

在1998年因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危機而黯然下台的印尼前總統甦哈托，在久病之後，終于昨天撒手塵寰，享年86。這位前軍事強人曾統治印尼長達32年，他一生的功過，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現在總算可以蓋棺論定，雖然在印尼國內，這個問題也許在今後一段時間內，恐怕還將爭論不休。 　　甦哈托因應付不了金融風暴，在民眾的示威中下台，頓失一世英名，下台之後便官司纏身，至死未了，晚年則健康不佳，幾乎都在病榻上渡過。即便在他彌留之際，印尼人對于政府是否應該撤銷對他的貪污指控仍意見分歧。對一位曾經叱　風雲的政治人物而言，這樣的下場無疑是十分悲涼的。                 本月13日，甦哈托病篤昏迷，內閣資政李光耀特地飛往雅加達探望這位性命垂危的老朋友，之後，在向報界發表講話時，還提醒人們不應抹殺甦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並應該肯定他的功績，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李資政從宏觀的角度肯定甦哈托的貢獻，相信很多新加坡人都能認可。但對甦哈托生前所做過的一些事情，包括所謂9‧30事件之後的濫殺無辜、入侵東帝汶以及貪污腐敗等課題，人們恐怕就難以有一致的看法。 　　從大局來說，甦哈托對印尼和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貢獻都是值得肯定的。在1965年的軍變後，發動對抗馬來西亞的甦卡諾總統被迫下台，甦哈托隨即取而代之，在接掌政權後不久，便結束了對抗行動，很快地恢復同鄰國的正常關系。1967年，又連同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發起組織了亞細安，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區域政治大局，這該是甦哈托最值得稱道的功績。 　　對老一輩新加坡人和馬來西亞人來說，當年甦卡諾政權發動對抗行動所引起的動蕩不安，即使已過了幾十年，卻還是記憶猶新。在我國，印尼特工潛入，放置炸彈，引起人心惶惶，而甦哈托上台後，一切便迅速改觀，對抗結束，社會也恢復了安定。雖然之後發生了新加坡依法行事，把兩名被捉獲的印尼特工送上絞刑台，一度引起甦哈托的不悅，但新印關系並沒有因此陷入僵局。反之，隨著甦哈托和李資政兩人的關系日趨友好，新印關系也進入了30年的穩定期。因此，說甦哈托是新印長期關系良好的締造者應不為過。 　　亞細安成立後，甦哈托並沒有以老大哥自居，而是同其他成員國的領導人合作無間，共同進退，使這個區域組織逐漸在區域與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獲得國際的尊重，更維系了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甦哈托個人相對平和理性的作風，是亞細安成功的一大因素。這也是他非常值得我們贊賞之處。 　　在國內，甦哈托雖然實行鐵腕統治，卻能直面國內的各種問題，理性治國，把印尼從幾乎經濟破產的邊緣挽救回來，並走上蓬勃發展的道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曾被譽為印尼的發展之父。也難怪今天還有不少印尼人仍非常懷念甦哈托統治之下的那段輝煌日子。 　　不過，甦哈托一生也留下了不少難以抹去的污點。對印尼的華裔公民而言，1965年的9‧30政變之後的流血排華，使數以萬計的人無辜喪命，這必是他們心頭永難磨滅的慘痛記憶。1974年，印尼揮軍佔領東帝汶，軍人也濫殺了許多無辜百姓，因而受到舉世的譴責。這些都是可怕的人道主義罪行，人們可以忘記，卻難以寬恕。此外，和其他許多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一樣，甦哈托在長期掌政之後，也無法避免讓家族成員和朋黨陷入貪腐和錢權勾結的怪圈，而他個人至死還無法擺脫貪污官司的糾纏，這不能不說是個悲劇的下場。

全球將迎來美歐中3強時代 2008/01/28

朝鮮日報 金旻九 “無論是誰成為美國下一任總統，都無法阻止美國霸權的衰退和美國、歐盟（EU）、中國相互競爭的三極體制的到來。” 27日，美國華盛頓特區智囊團“新美國基金會”的研究員巴拉格-坎納（音譯，負責美國戰略研究）向美國《紐約時報》星期天刊投稿，在題目為《再見霸權》（Waving Goodbye to Hegemony）的文章中，將美國霸權的沒落指為既定事實。 坎納分析說：“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在10多年后落下了帷幕。美國、歐盟、中國3強相互牽制，爭相聚集協助自己的理想(vision)和秩序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國家的21世界新地政學游戲已經開始。” 該地政學斗爭脫離了現有的地理觀念。在曾被看作是美國的前院的南美，中國和歐洲的影響力迅速擴大。產油國委內瑞拉主要致力于和中國、歐洲的合作，巴西為了運輸中國貨輪卸載的物資，欲建設貫通祕魯，到達太平洋沿岸的高速公路。 越南、老撾等曾是中國盟邦的東南亞國家加強與美國的經濟合作。而曾是美國盟邦的中東國家則將經濟合作渠道延伸到歐洲和中國方面。 坎納從第二世界國家欲戰略性地、主動地應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做出的努力中找到了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印度、巴西、俄羅斯、土耳其、泰國、越南、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等并不是單純地選擇了“新興市場”，而是為了解決各自面臨的政治、經濟上的課題，戰略性地選擇了合作伙伴。 對這些國家來說，歐盟的魅力在于世界最大規模的單一市場和穩定的歐元。還帶來了政治、軍事矛盾可以通過歐洲式統合來解決的理想。中國的力量來自龐大的人口和迅速成長的市場、制造業基礎。擴散到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的華僑網絡、丰富的天然資源也是強項。與此相比，美國的魅力正在減少。 對此，坎納提出了5種美國的應對戰略：舍棄美國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優先主義”，將世界普遍價值放在首位﹔國務院代替國防部負責安保的最前線﹔將和平服務團、英語教師派遣到海外等積極支援民間外交﹔讓亞洲充裕的流動資金流入美國﹔與歐盟、中國舉行G3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