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偉編譯報導／第8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對外國電影工作者來說無疑是一次盛宴。外國演員囊括了四項最高表演獎，外國藝朮家奪得了眾多獎項。然而，在電影工業日益國際化之際，好萊塢與中國的關系卻越來越糟。

美國商業周刊網站2月25日發表的文章指出，2月24日晚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是一個國際電影業的盛大夜晚，眾多奧斯卡獎項頒給了來自美國以外的電影演員和藝朮家，但中國人卻沒有在這場盛會中亮相。

然而，在電影業日益國際化之際，好萊塢跟中國糟糕的關系仍在繼續著。近年來，好萊塢的大制片廠一直對中國的猖獗盜版多有怨言，稱好萊塢新發行影片的盜版DVD便可輕易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找到。

文章稱，使事情變得更糟的是，中國政府正嚴厲限制眾多好萊塢電影進入市場，來讓中國人合法地看到這些影片。對于那些想分享票房收入的好萊塢制片廠而言，每年中國限定進口30部外國電影的配額是遠遠不夠的。而中國政府允許進口的影片，只有制片廠愿意接受一次性固定收費標准，而沒有任何收入分成。

曾在克林頓政府出任農業部長、目前擔任美國電影協會負責人的格利克曼(Dan Glickman)，近日接受了商業周刊網站采訪，對中國限制外國影片進口，猖獗的盜版問題，以及奧運會將會給中國帶去什么等問題發表了一番評論，從中不難看出好萊塢與中國的關系可謂漸行漸遠。

文章指出，格利克曼在好萊塢找到的這份工作，就是試圖勸說中國改變對美國電影的限制。格利克曼還在去年秋天成功地游說布什政府，就中國對外國電影的限制政策，以及對知識產權寬松的執法工作等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投訴。

格利克曼接受商業周刊采訪時談論了好萊塢與中國的關系，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以及導演斯皮爾伯格近日辭去北京奧運會藝朮顧問等問題。

商業周刊：斯皮爾伯格導演近日宣布，他將不再擔任北京奧運會的藝朮顧問一職，理由是中國支持蘇丹政府。斯皮爾伯格的決定引起很大轟動，你對此舉有何看法？

格利克曼：我當然尊重斯皮爾伯格的決定。

商業周刊：通常情況下，由于可能會觸怒中國政府，美國企業對政治立場都比較謹慎，因為美國人擔心他們可能會無法進入中國市場。那么，為什么如此一個重大問題對斯皮爾伯格來說卻不是？尤其是對好萊塢而言，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市場對那些大制片公司應該展現出很多機會。

格利克曼：現在來看，他們只是潛在的機會。缺少市場准入實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巨大問題。因為在中國有更少的電影可被合法地看到，而更多的則是一個想要非法觀看(美國電影)的胃口。你在中國可以買到世界電影史上的每部電影。

商業周刊：有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

格利克曼：目前他們還沒有取得大量的進展。在盜版方面有了一些改進，盡管有些一直象拔牙那樣。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在清除和打擊街頭盜版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法律的行動和努力。

商業周刊：你認為北京奧運會將會對美國的電影業有哪些影響？

格利克曼：對中國人來說，奧運會的確是他們展示他們尊重國際法和知識產權等問題的一個機會。人們將會對是否在中國大街上看到假冒產品發出評論。我猜想中國將在奧運會期間展現出它的最好一面。

商業周刊：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擔任美國農業部長時，你同中國領導人都有哪些互動？

格利克曼：在試圖與中國實現永久正常貿易關系方面，克林頓總統一直是堅持不懈的。我訪問過中國，還曾游說過美國國會議員。當時，中國人把我看成為是中國的一個非常大的支持者。我曾積極致力于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現在，我所從事的這些努力，我不認為他們還會再感激我的。

商業周刊：在你向他們抱怨市場准入時，中國官員是怎么回應的？

格利克曼：無論我們什么時候去中國，我們都跟他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說，與中國電影廠進行合作，或者直接把影片賣給他們并一次性付費，我們就能從中國賺到很多錢。我說，你們的每部電影都可以進入美國市場，這個市場不會限制你。30部電影意味著杯水車薪，而你們卻把它設定為上限。

商業周刊：但并不是只有中國自己在試圖保護本國市場，對么？難道象俄羅斯和印度等國沒有類似的做法？

格利克曼：關于市場准入，中國是頗為獨特的。即使在俄羅斯，我們所面對的是要少得多的准入問題。印度也有一些問題，但是這些更多涉及到語言問題。

商業周刊：那么，中國是不是想從好萊塢的統治中來試圖保護他們的電影市場呢？看看香港，它曾擁有一個蓬勃的電影業，但由于來自好萊塢的競爭，近年來香港的電影業一直在走下坡路。

格利克曼：中國人想保護他們的電影業之說，可能有些道理。但更大的問題則是政治宣傳。他們仍是一個沒有多少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受限制的國家。因此他們有一個限制外國文化的愿望。

商業周刊：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世界貿易組織不是允許成員國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么？

格利克曼：世界貿易組織的確允許一個國家把保護文化納入考慮。這是微妙的。但這不應該不與這個國家的貿易義務保持一致。

解密：是毛澤東使“評《水滸》運動”中途“流產” 2008/02/25

解密：是毛澤東使“評《水滸》運動”中途“流產” 普公說明：1975年，正當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三項指示為綱”，全面整頓，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時候，中央報刊突然發表了毛澤東關于評《水滸》的談話，一場通過評《水滸》“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政治運動眼看要在全國開展起來。但奇怪的是，“評《水滸》”持續時間并不長，而且也沒有揪出所謂“架空”毛主席，受“招安”、當“投降派”的“當代宋江”，就漸漸偃旗息鼓了。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本文披露了這一事件的一些幕后信息，使我們能對“評《水滸》風波”的發生過程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了解。 【毛澤東讀《水滸》時發了一些議論】 毛澤東酷愛古典文學。他一生中閱讀了大量古典文學著作。在這些古典文學著作中，他最偏愛的是《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官場現形記》。對這四部書，他說不清讀了多少遍。其中的《水滸》，是他在青少年時代就讀過的。在他此后的人生歷程中，打仗時，他讀過《水滸》，也運用過《水滸》中的計謀﹔建國后他讀過《水滸》，在許多講話中，他經常引用《水滸》中的典故來說明事理﹔直到晚年，他仍然經常讀《水滸》。 1975年7月下旬，毛澤東做了一次眼睛白內障手朮。朮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東西，而這只眼睛也不太好。但毛澤東是渴望知識、手不釋卷、酷愛讀書又大量讀書的人，手朮后，他還要讀書，不讀書，他就難受。他要讀書，但眼睛又不好，這是一對矛盾，鑑于此，中央辦公廳決定：為了保護毛澤東的視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讓毛澤東親自看外，其他的讀書讀報看文件的時間里，由工作人員念給毛澤東聽，即“代讀”。讀報紙、讀文件、讀一般的書，工作人員可以給毛澤東念，但對于古典文學書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學的工作人員就讀不了了，因為書中有許多古漢語。工作人員提出，可否從大學中找一個懂得古典文學的人來為毛澤東“代讀”，這樣，就可以在毛澤東閱讀文件之后，幫助他讀一些古典文學著作，調節一下。經請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同意，中央從北京大學選了一位教古典文學的教師──蘆荻來幫毛澤東讀古典文學書籍。于是，蘆荻走近了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到蘆荻就對她說明白了，他說：“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請你念念古文，沒有別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學校，怕耽誤你的教學。”這樣，從1975年7月下旬開始，蘆荻開始為毛澤東讀書。 蘆荻不光是幫助毛澤東讀一本書，而是幫助毛澤東讀包括《水滸》在內的不少書。 當時，蘆荻對古典文學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不甚清楚，蘆荻曾請教毛澤東：學朮界對《水滸》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自己也聽到了這個說法，但她不相信，因為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的理解不一，學朮界在討論時分歧很大，這篇文章后來也沒有發表，后來聽傳說，主席有個講話，其中提到《水滸》。蘆荻問：主席，是真的嗎？毛澤東回答說：是真的，那兩句話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蘆荻問毛澤東：那么，我們對《水滸》到底該怎樣讀呢？毛澤東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這時，在場的張玉鳳問毛澤東：主席，64年在武漢我看《水滸》時，主席就對我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辦事。可他們現在又都說這部書好，到底好在哪？毛澤東回答說：“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接著，毛澤東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57頁）。 毛澤東讀書，談論書，向來不是純文學的，他總是聯系實際的，總是有所指的。他在這一番談話中，透露出了他內心的隱憂，即擔心中國出現“反復”，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說的“招安”、“投降”，都是針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滸》的三種版本，就是為了宣傳他的這一想法──防止出現“反復”。 蘆荻從古典文學角度，認為毛澤東的談話對重視研究古典文學著作有價值。談話之后，蘆荻把毛澤東的談話一句句整理出來，交給張玉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中有這樣一個內容：要出版三種版本的《水滸》，因此，毛澤東把這份記錄稿交給汪東興，要汪東興交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汪東興把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交給了姚文元。 【姚文元借題發揮】 自從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四人幫”后，“四人幫”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 8月14日，汪東興傳來毛澤東評論《水滸》的談話記錄稿后，姚文元仔細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覺得這是個可趁之機。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聰明的姚文元從毛澤東的這篇談話記錄中，看到了毛澤東內心所包含的隱憂，認為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的反對“投降派”、“宋江架空晁蓋”、“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等語，正是他們可以用來影射攻擊鄧小平的炮彈，反擊鄧小平的時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份請示報告。 姚文元寫道：毛主席關于評《水滸》的談話，“很重要”，它“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還寫道：“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下几件事：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敬宜同志，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并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划。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寫好這個請示報告后，馬不停蹄，立即請中辦轉毛澤東處。8月14日下午，姚文元的報告就轉到了毛澤東的手上。從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轉出，到姚文元把請示報告送到毛澤東手上，前后不到三個小時。對毛澤東回應之快，除了戰爭時期之外，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 毛澤東于8月14日下午閱過姚文元的報告之后，在姚文元的報告上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澤東的批示傳給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議下，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把毛澤東談話記錄稿印發全體中央委員。后來，在“四人幫”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請示毛澤東同意，向全黨轉發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 毛澤東為什么要同意向全黨轉發他的評《水滸》的談話？只要仔細分析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就會看到，在這篇談話中，確實包含著毛澤東對在他身后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隱憂。對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澤東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義”的。毛澤東最基本的考慮，就是通過轉發這篇談話，向黨內敲一敲警鐘。此時，毛澤東覺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沒有什么根據，他要通過轉發他評《水滸》談話的方式，向全黨打一個招呼。但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個舉措，被“四人幫”利用了。“四人幫”覺得，毛澤東的談話，正好可以用來攻擊鄧小平，影射周恩來，因此，自從毛澤東評《水滸》談話轉發下去之后，“四人幫”又重新活躍了起來。他們要借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大做文章了。 最先也是最積極做文章的是姚文元。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組織討論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還訂出了一個宣傳規划，于8月18日送毛澤東處請毛澤東閱。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接著，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專門做一件事，就是組織宣傳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他組織很多人寫文章，借評《水滸》來大加發揮，大反所謂當代的“投降派”、“修正主義分子”，批今天“架空晁蓋的宋江”。在姚文元緊鑼密鼓的布置之下，《紅旗》雜志1975年第9期發表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緊接著，姚文元又組織人寫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稿，于9月2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9月4日，這篇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姚文元組織發表的這些文章的關鍵之處在于：明確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斗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于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評論《水滸》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這實際上是說，評《水滸》，是一場大的政治運動，是一場階級斗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而重大政治任務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姚文元搞的這些定調子的文章發表后，“四人幫”的親信爪牙立即在全國組織人寫文章，一時間，全國各地大小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水滸》的文章，他們還在各地組織宣講團，報告團，懂得一點《水滸》或者根本不懂《水滸》的人，都上台“宣講”評《水滸》，假借評《水滸》，廣泛宣傳要抓當代的“投降派”，“當代的宋江”。他們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勢。 應該說，姚文元確實窺測到了毛澤東內心深處隱憂和擔心之所在。他當時這樣搞，也確實迎合了毛澤東當時的想法。因此，毛澤東開初，是允許搞評《水滸》的，對評《水滸》的宣傳，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澤東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請示報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組織人寫好并送給他審閱的《人民日報》社論稿。不僅如此，毛澤東在9月2日批准發表《人民日報》社論稿的同時，還批道：“送小平、春橋閱。這樣，可不發內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澤東所說的可不發內部指示，意思是說，可以用這篇社論代替中央關于評論《水滸》的意見了。毛澤東的打算，就是要讓中央的地方的領導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黨內是不允許有“投降派”的。正因為毛澤東有這樣一些想法，才為“四人幫”所利用來大做文章。 已經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見評《水滸》是個機會，又跳了出來。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親信骨干“吹風”。她把几個親信骨干叫來說：評《水滸》有“重大現實意義”。毛主席為什么要評《水滸》？要想想。“《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于會泳、劉慶棠等人的談話）江青所說的“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鄧小平架空毛主席。接著，江青開始在各種公開場合宣講評《水滸》。在宣講中，她東拉西扯，影射、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張春橋也在各種公開場合宣傳說：為什么評《水滸》？就是因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當代投降派”，就是因為眼前就有修正主義。連根本不讀書，不懂得《水滸》里面到底寫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來一本《水滸》，粗看了一篇，就到處去評論《水滸》，他假裝內行，散布說，毛主席就是要反對“現在的宋江”，就是反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幫”覺得光是他們到處宣傳還遠遠不夠，他們設想要搞一場波及全國的更大的政治運動。 【鄧小平不為所動沉著應對】 1975年8月21日下午，鄧小平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四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讀完后一起吃飯時，胡喬木問：主席關于評《水滸》的談話是針對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鄧小平心中清楚，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確實是有所指的，但鄧小平有一種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開話題，并且設法不讓“四人幫”誤導。于是，他回答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決不是指著當前黨內斗爭的實際。”（《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121頁）鄧小平這樣說，是因為他明白，毛澤東對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擔心，并無確証，因此評《水滸》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幫”則是想利用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反對自己。為了打破“四人幫”的陰謀，他不表態，并且只把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當作文藝評論。這樣，“四人幫”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們非要做大，就會露出破綻。 果然，“四人幫”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鄧小平為了抓農業生產而提議開的一次會議。政治局同意開這次會議，目的也是為了搞好農業生產。當時，中央部長、副部長一級的領導干部，各省市自治區副省級以上的領導干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開這樣大規模的抓生產的會議而且又有這樣多的領導干部參加，這在“文化大革命”以來，是空前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決定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進一步搞好整頓，并且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通過整頓，把生產搞上去，首先是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可是，到會的江青卻拋開會議主題，在會上多次插話，與鄧小平唱反調。不僅如此，她還在會上大談同會議主題毫不相干的《水滸》中的“兩條路線斗爭問題”，同時扯到評《水滸》的“現實意義”上來。同時，江青還在談話中影射攻擊周恩來，說國務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鄧小平。會后，江青找到鄧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講話錄音在全黨播放，在黨內印發我的講話稿。鄧小平沒有表態。江青又去找到華國鋒，要華國鋒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也沒有表態。 1975年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后，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時，談到了江青在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及江青會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澤東聽后，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的記錄）不久，華國鋒在一次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工作之后，也向毛澤東談到了江青要求在全黨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稿的問題。毛澤東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1975年9月毛澤東聽取華國鋒匯報時的指示） 原來同意搞評《水滸》的毛澤東，為什么又做出了這樣的指示呢？ 實際上，毛澤東發表評《水滸》的談話，以及后來同意向全黨轉發，只是出于這樣一個考慮：要向全黨敲一敲警鐘，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誰、怎樣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沒有根據的，他不想再搞政治運動，更不想把國家搞亂。這是與江青等人想搞政治運動，借評《水滸》打倒一批人，有本質上的不同的。此時的毛澤東，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國能夠安定團結，把生產搞上去。當他的評《水滸》的談話發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幫”十分積極之外，全黨反響普遍較冷淡，特別是實際工作部門，一直在抓業務工作，根本不搞評《水滸》。由此他考慮到，目前再人為地搞一場運動，是很不適當的。而此時江青的表演也確實拙劣，引起了黨內許多干部的反感。再通過“四人幫”這些人搞評《水滸》，會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澤東適時收手，他只把評《水滸》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正是從這一考慮出發，毛澤東才對鄧小平、華國鋒講了上述那些話。 毛澤東此話一發，自然影響全黨。一場眼看就要被“四人幫”掀起的全國性的評《水滸》運動逐漸淡化下來，直到最后無聲無息。這樣，從8月15日毛澤東發表評《水滸》的講話起，到9月下旬毛澤東先后和鄧小平、華國鋒談話止，“四人幫”所極力搞的評《水滸》，實際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來。此后，各地報刊的評《水滸》文章，轉到了側重于古典文學評論方面，而“四人幫”對評論古典文學是不感興趣的，于是，評《水滸》就不了了之了。 （摘自 姜毅然　霞飛：《毛澤東擔憂的后事是什么：并不是個人評價問題》，原載中華網－ 文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