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梦见毛主席了”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 作者：师东兵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 曾经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大寨大队，总是和陈永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普通的农民，由一个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担任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神话般地成为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 而大寨，也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崭新模式”，成为必须学习的样板。那时，谁要不学大寨，就会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横加批斗，“反大寨”的帽子和“反革命”的帽子同等份量。
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是1967年6月上旬，在太原的省政府大院。当时的陈永贵和照片上的他一模一样，即使没有见过他的人也能够认出。 那时我刚刚平反出狱，虽然才17岁的年纪，但是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胆子大的很。我们几个外地的学生跑进已经改名为省革委会的省政府大院，为的就是告状（流行的语言叫上访）。我们的学生组织已经被夺了权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缔，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娃娃不死心，总想死灰复燃，所以一见到陈永贵就像见到了救星似的急忙跑过去说话，虽然他已经是响当当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在我们的心目中还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把他当成大人物来看待。 我们曾经跑到昔阳县大寨大队找他，没见到人就干了两天农活，听说他回到省城这才赶到太原来找他，就盼他能说句公道话。 陈永贵把我们三个学生打量了一番，听说我们从候马来，脸上露出了怒容：“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老巢，你们造反了吗？” 我急忙说：“我被打成反革命，关了一个月零五天，怎么造反呢？” 陈永贵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他沉下脸来问到：“你们是老保吗？”见我没有回答，又问：“你们是支持谁的一派呢？” 我感到奇怪，但是又不敢不回答，就说：“我们是支持毛主席的组织。” 陈永贵连连摇手：“不能说支持，应该是保卫。我们都是保卫毛主席的组织。”他觉得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就再次明白的解释：“现在谁也不敢说他不保卫毛主席，光这还不行，还要在山西支持刘格平同志，这才是革命组织。否则就是反动老保。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政治观点，那被取缔就是活该。对一切反革命的保皇派就是要坚决地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揭发了61个叛徒集团，始终是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好干部。这些，你们都知道吗？站在哪一边可是一个大原则问题，也是方向和路线的问题。” 我吓了一跳。从此，牢牢地记住了陈永贵，包括他的声音容貌。 当初，他只是一个劳模的时候，见了省里的领导人同样是毕恭毕敬；一个政治风暴使他从基层翻腾到山西省的最高层，他的神气和架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和北京的红卫兵在首都京西宾馆又见到了他。那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关锋亲自主持会议，在解决山西的问题。我在省城告状难以获胜，也爬火车来到被称为中央心脏的这块机要重地，恰好又在门口碰到陈永贵。 “你也是代表吗？”陈永贵好象认出了我，竟然主动的伸出手来。 因为我是在北京红卫兵的掩护下“混”进来的，但不是代表任何组织的与会人员，自然有点心虚，就紧紧的握住他的手，来了个答非所问：“永贵同志，你好！”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他却主动地把我拉进东楼的一间房里，挺神秘地问到：“你不是被关起来过吗？肯定是受张日清迫害的革命小将了。这个家伙可坏了，和革委会的刘贯一、刘志兰、程守中等人相勾结大反刘格平同志，也是我的死对头。你可以站到我们这一边写揭发材料，我替你转给中央文革小组，转给康老。” 我知道，张日清是山西省军区政委，刘贯一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刘志兰和程守中都是革委会的领导成员，其中刘志兰是革命先烈左权将军的前妻。这些人我连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否陈永贵的死对头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告诉他：“我是由于反对曲沃县武装部的个别领导人打击革命干部和进行夺权而打成反革命的，与张日清等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讲完这话，陈永贵就没有刚才那么热情了。 以后，我几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了。这时，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派性斗争的可怕，它不但能够扭曲一个人的面孔，而且可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派性利益，会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当作仇敌，也会把本来品质恶劣的人当作朋友。 那次解决山西问题的大型会议，康生和关锋把个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等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们打击刘格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所谓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很重要，要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他们站在刘格平同志的一边，坚决的支持刘格平同志。” 说是给六十九军的指示，其实是全山西的人民都要听。于是，整个山西以此站队，重新划分了山西的两大派。后来，两大派不断地进行武斗，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强占了火车。 我对这个运动彻底绝望了。第二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于是长达几年没有见到陈永贵。 我从部队复员后，听说陈永贵又和在山西支左的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闹的天昏地暗。谢振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陈永贵不住地向中央告状。同时山西的一些人也在向中央告陈永贵。 我曾经在一个省领导的家里看到过一封告状信，说他在昔阳县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和他观点不同的组织和个人、甚至领导人整得死去活来，有多少多少人被整死打残，等等。 江青对陈永贵说：“谢振华和你虽然都在庐山会议上主张设国家主席，但是他和你是有区别的。谢振华是军人，他和原来的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的关系不同寻常，但是他偏偏不揭发郑维山和李雪峰的关系，至今不见他一个象样的东西，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看来他只是在一些表面问题上作文章，不搞实质性的问题。我就是要整整这个难剃的头。” 果然没有多久，她抓住突破口了，那就是山西1973年底参加华北片文艺调演的一出叫《三上桃峰》的戏，本来这个戏和刘少奇毫无关系，她和一班子的文人硬要把戏说成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以此把谢振华整了下去。从此，把山西的问题搞的更加复杂化了…… 这，倒是给陈永贵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但是，有头脑的政治观察家却断言：江青再次失去了军队对她的支持。我看过《三上桃峰》的戏曲，也熟悉谢振华的为人，以他当时的资历和政治环境，他是绝对不会站出来为刘少奇翻案的。江青手下的那批政客和无聊分子，硬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指鹿为马，到头来既害别人，也害了自己。 几年后，谢振华就是以受江青等人的迫害为由，东山再起，给了陈永贵这班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江青等人稍有政治头脑，对文化界不要那么求全责备、刻薄封锁，对一切持不同观点的人给予宽容和民主，也许他们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这一点，后来陈永贵似乎有点醒悟。 他在重病中曾经这样说：“中国这么搞来搞去没有多大的意思，今后我是再也不会干那些蠢事了。” 一个军队干部对我说：“中央就不该让这样一个农民担任如此高的领导职务，他有什么水平呢？他说谢振华是陈伯达和林彪线上的人。他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不也是听从林彪、陈伯达的指挥，叫嚷要设国家主席，要把反对设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斗到斗臭吗？他也算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呀。 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有问题，是日寇捧捧队的成员，参加过日本振兴大东亚救国同盟会，简称兴亚会，是这个组织在山西的三人小组组长。所以，谢振华在跟他吵架的时候，说过：[你说我是什么人，我是老红军，你是！] 陈永贵听了这话气的要死。” 后来，我在1989年5月再次见到了陈永贵。我说起当年和他见面的几次遭遇，他摇摇头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绝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一个老粗容易吗？” 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得意的神色。显然，到了这个地步，他已经没有任何的顾忌了，说话也就随便起来了。 我问到：“山西有人说你曾经参加过日寇的棒棒队和[兴亚会]，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历史上你的结论中央是怎么定的？” 陈永贵说：“我年轻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哪里懂得什么[兴亚会]不[兴亚会]呀！至于日本人进了山西后，我为了保护我们的村庄不受糟蹋，主动地和日本人周旋，劝他们不要杀害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驻阳泉的特务组织要求我和另外一些人参加了他们的组织，让我们给他们提供情报，我就假装答应下来。那时我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八路军，不存在什么叛徒不叛徒的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有主动给敌人提供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完全是为了应付敌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白皮红心的萝卜]。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谢振华查到了这种历史档案，几次和我谈话，要我交待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我感到很冤枉，哭着求他别把这事情暴露出去。 我说：[我可以把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表现给党中央汇报清楚，你们也可能调查，看看我在抗战时究竟干过什么坏事。] 他想抓住我的这些污点来操纵我，我当然不干！我就主动地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情。后来查清了，[兴亚会]并不是什么大的特务组织，只不过是日本人企图统治中国而在中国搞的小团体而已。中央的这个结论才给我解除了思想上的压力。 当时周总理亲自对我说：[你不要背包袱，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相信你的，你在建国后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你完全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就大胆地干吧！] 我回来以后，就再也不怕什么人的污蔑和威胁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对他所说的情况，已经作了调查。虽然不像他所讲的那么简单，但是从敌伪的档案里确实没有发现陈永贵的历史罪恶。我还想问他有关的事情，但是陈永贵显然已经不愿意再涉及这个问题了。他对我说：“谈这些没有任何的意思，我们还是讲讲别的事情吧。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我也记不起那么陈芝麻、烂谷子了”。 于是，我就换了个话题，说：“那我们谈一谈你调到中央后的事情好吗？” 陈永贵对此很有兴趣，一口气给我讲了他刚调到中央后的许多情况。他说：“我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在第二年的全国第四届人大上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周总理就对我说：[永贵同志，你现在可不是考虑一个大寨和一个省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全国的农业了。你争取把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的农业考察一下，给他们制定农业学大寨的具体方案，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如果全国都变成大寨县，那么我们的农业就有了出路了。] 周总理的话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按照他的话来做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央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 江青从心里不愿意让我介入他们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斗争，她对我说：[中央内部的矛盾很复杂，老陈，你不要参与进来。你只要抓具体工作就行了，路线问题上有毛主席来掌舵，我们只是执行者。] 她的好多话，我是听不懂的。 张春桥和我谈话的时候，也这样说：[毛主席让江青关注国内的大事，她实际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观察员，她对路线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非常敏感，但是我们一时也可能理解不了，她和你的谈话不要轻易的公开。因为党内的许多人都盯着她，她的一言一行都是体现毛主席的意图呀。] 但是，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毛主席却说：[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江青，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不要搞成小集团，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 后来传达的那些毛主席的指示，并不完全。那是根据当时打倒江青的需要来加工的。别人不知道，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 “你说，毛主席到底是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有什么来往？”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副采访的架子。 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 他在我收起录音设备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自己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实际上很高，政治局委员们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的人物，因为毛主席始终是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 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坐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的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水平也高一些。 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 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 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地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 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当时我和郭凤莲同志讲过。” 我问：“林彪的事件发生以后，你向中央揭发过他们的问题吗？”我之所以提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看过他在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中写的揭发，虽然出自秘书和别人的手笔，但是他的签名说明了全是出自他的口授。 陈永贵很老实地说：“我是向中央揭发过李雪峰、郑维山等人的问题，那是在1970年8月23日晚上，林彪作了那个反革命的动员令后，李雪峰对我说：[永贵同志，你应该表态了，你是农业的榜样，讲的话很有号召力。现在中央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在反对林副主席，反对陈伯达同志，他们比罗瑞卿、陆定一还要坏。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再倒退回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现在林副主席的动员令已经下了，你要带头讲话，要求中央把那几个王八蛋揪出来，批倒批臭。] 我问他：[林副主席讲话中指的是谁？] 他说：[我告诉你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现在中央还没有点名，只是对事不对人的时候。林副主席和伯达指的是上海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在组织小山头、小宗派。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现在全军代表都在反对他们。] 我这下心中有数了。8月24日，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华北组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再次问汪东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 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的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有了他们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当时我很激动，把张春桥等人狠狠的痛骂了一顿。但是，毛主席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要收回华北小组的简报，特别是把陈伯达揪出来后，我才知道闯下了大祸。 我当时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检查，李雪峰对我说：[你检查可以，千万不要拉扯别人，更不要提我，越提问题越复杂，好象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似的。] 汪东兴也偷偷地跑来对我说：[我和你以前说的话，不要再提了。我们各自检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个认识问题就是了。] 后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谈话，问我华北小组讨论前的动向，我把李雪峰和郑维山的活动，包括我听到他们的议论都报告了总理。 我曾经听郑维山对李雪峰说：[这一回就是要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搞臭，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迫使中央表态。即使这次目的达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会上达到目的。林副主席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下了决心的。] 当然，我的揭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当时周总理就对我说：[你看看，不整顿怎么能行呢？毛主席就断定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 这时，我才感觉到庐山会议的确是件大事。” 我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 “哪里来得及呢！”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跟我打过招呼， 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 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 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时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这时，我就估计到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她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跟他身边的人员交待，要他们请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是别人一进去她马上恢复了常态，要和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一会儿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时高兴的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我倒是主张恢复历史的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 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学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 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的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 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火食费和外出的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到了中央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的手在发抖，嘴唇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了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 他处于紧张的为难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抓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实是怎样看待的？你参加和讨论了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里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呢！其实并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以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 抓四人帮是顺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 |
漢字之多，誰也沒法說清到底有多少，有說10萬餘字的，也有說12萬字以上的。因爲古代不像咱現在這樣有電腦，所以曆朝代“自己開心了就造個字”的現象就非常多，比如武則天，就給自己起了個“曌”。如此積累下來，十萬以上的數量倒也不是沒可能。
如今一般的常用字典裏，也就是兩萬的字數，而平常人所認識的字，一般不超過一萬字。于是我們在讀史書的時候，經常碰到不認識的字，也就不足爲奇了。
下面列舉一些比較偏的皇帝所用的名字——從漢代開始：
劉奭：念shì。是漢元帝的名字。《說文》裏其意思爲“盛”。另外這個名字也不是元帝首創，前面有燕召公用過。劉奭不太讨他老子喜歡，差點被廢。隻因爲是漢宣帝危難時發妻所生，最終沒忍心廢掉。
劉骜：念ào。《呂氏春秋》注解有千裏馬的意思。劉骜是漢元帝的兒子漢成帝的名字，這個名字不出名，但漢成帝卻非常出名——說起趙飛燕就想起他。親手殺了自己兒子後，隻能傳位給弟弟劉欣了。
劉衎：漢平帝的名字，衎念“kàn”，有快樂的意思。哀帝死後繼位，在位5年，一說被王莽毒死，一說病死。終年14歲，可憐的傀儡少年皇帝。
劉炟：念dá，有“火起、爆”的意思，是漢章帝的名字。劉秀的孫子漢章帝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把“火”旁換成“女”旁的話大家就容易記了：妲——商纣美女妲已。兩個字同音。
劉肇：這個字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念zhào，有“開始、初始、引發”的意思，是漢和帝的名字。漢和帝是劉炟的兒子、劉秀的曾孫。在位時滅匈奴，拓疆數千裏，又有蔡倫發明造紙術，在世界上地位重要。
劉祜：念hù，有“福”的意思，千萬别念成gu。劉祜是東漢安帝，是劉肇的孫子。他在位時查辦謀反案，導緻發明造紙術的蔡倫自殺。
劉缵：念zuǎn，容易被人念成贊(zàn)。《說文》裏解釋：缵，繼也。劉缵是東漢第九個皇帝，在位時間僅1年，便被毒死，僅活了8周歲。
曹叡：念ruì，有“深明、通”的意思。曹叡是曹操孫子，爲魏明帝。他的名字被許多書弄混成了“睿”。
曹髦：這個字大家都知道怎麽念，不過用作名字就比較少了。曹髦是曹叡的孫子，爲高貴鄉公。公元206年曹髦率數百宿衛攻司馬昭，兵敗，被殺。嘿嘿，有血氣。
曹奂：念huàn，有“盛大、衆多”的意思。曹奂是曹操的孫子，立爲帝後，司馬炎代魏稱帝，廢其爲陳留王。
司馬邺：念yè。邺是魏晉南北朝時中原最牛的城市之一。司馬邺是司馬炎的孫子，311年即位于長安，後降于劉曜，西晉四代而亡。
司馬聃：念dān，耳朵長大的意思。東晉穆帝。即位時僅2歲，又是可憐的嬰兒皇帝，18歲病死。
張寔：念shí，同“實”，有“放置、此”的意思，現在非常少用了。張寔爲前涼高祖昭王。
慕容皝：念huàng，僅用于人名。慕容皝是前燕太祖文明皇帝，在位12年。他老子的名字也怪：廆(guī，古山名)。《天龍八部》裏頭“慕容公子”的淵源便出于此。
慕容儁：念jùn，有才智超群的意思。在網絡上因難打，經常被人寫成“隽”。慕容儁是前燕景昭皇帝，慕容皝的二小子，在位13年。
慕容暐：念wěi，形容光很盛的樣子。慕容暐是慕容儁的二小子，谥爲燕幽皇帝，被苻堅所殺。
姚苌：念cháng。姚苌爲後五胡十六國的後秦武昭帝，在位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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