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上 2006-10-23     
  
　　以前有很多人問貝聿銘先生，在你設計的作品中，你最喜歡哪一個？貝先生回答，這就好比我的幾個女兒，你說我最喜歡哪一個呢？在2006年10月6日蘇州博物館新館開館後，貝老說了，他最喜歡的是這個最小的“女兒”。






　　文/攝：馬傑

　　一位世界名人，一塊蘇州“聖地”，造就了一座傳世之作。

　　由世界建築大師貝聿銘與貝氏建築事務所設計，工程建設歷時3載，投資3.39億元人民幣的蘇州博物館新館，已于10月6日中秋佳節正式對外開放。



　　一個多月來，蘇城百姓奔相走告，扶老攜幼前來一睹博物館新容，一道亮麗的文化大餐征服了挑剔的蘇州人。蘇州博物館新館造型獨特、設施先進、功能齊全，已成為展示蘇州悠久歷史、文化底蘊和現代化建設成就的嶄新標誌性建築。








　　初展身姿的蘇州博物館新館，位於齊門路以東、東北街以北的地塊上，緊鄰蘇州博物館老館忠王府，這樣一個選址文化底蘊深厚，內容集中，內涵深刻，充滿著古今融合，匯通發展的歷史眼光和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對所在區域文化遺產的深刻理解、慎重把握和科學決策的基礎上的。



　　在這個有著眾多著名古典建築的“文化聖地”建一座21世紀的新館建築，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將現代與傳統相融合，貝聿銘先生用“中而新，蘇而新”，“不高不大不突出”的理念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繡”出了一幅“傳統蘇州”和“現代蘇州”相融合的“雙面繡”。








　　新館建築和相伴的忠王府古建築妙相輝映，總建築面積26500平方米，其中忠王府建築面積7500平方米，地面一層為主，局部二層；新館建築面積19000平方米，為充分尊重所在街區的歷史風貌，博物館新館採用地下一層，地面也是以一層為主，主體建築檐口高度控制在6米之內；中央大廳和西部展廳安排了局部二層，高度16米。修舊如舊的忠王府古建築作為蘇州博物館新館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新館建築珠聯璧合，從而使新的蘇州博物館成為一座集現代化館舍建築、古建築與創新山水園林三位一體的綜合性博物館。

　　新館建築群坐北朝南，被分成三大塊：中央部分為入口、中央大廳和主庭院；西部為博物館主展區；東部為次展區和行政辦公區。這種以中軸線對稱的東、中、西三路佈局，和東側的忠王府格局相互映襯，十分和諧。



　　新館正門對面的步行街南側，為河畔小廣場。小廣場兩側按“修舊如舊”原則修復的一組沿街古建築，古色古香，成為集書畫、工藝、茶樓、小吃等於一體的公眾服務配套區。


新館建築在高低錯落的新館建築中，用顏色更為均勻的深灰色石材做屋面以及其下白色墻體周邊石材的邊飾，與白墻相配，清新雅潔，與蘇州傳統的城市肌理相融合，為粉墻黛瓦的江南建築符號增加了新的詮釋內涵。





　　新館建築用開放式鋼結構，替代了蘇州傳統建築的木構材料。我們在新館的大門、天窗廊道、涼廳以及各個不同的展廳的內頂上都可以看到這一特點。開放式鋼結構既是建築的骨架，又成為造型上的特色，它帶給建築以簡潔和明快，更使建築的創新和功能的拓展有了可能和保障。

　　新館建築獨特的屋面形態，突破了中國傳統建築“大屋頂”在採光方面的束縛。新館屋頂之上，立體幾何形框體內的金字塔形玻璃天窗的設計，充滿了智慧、情趣與匠心。木紋金屬遮光條的廣泛應用，使博物館充滿溫暖柔和的陽光。“讓光線來做設計”是貝氏的名言。我們在新館的大門、天窗廊道、涼廳以及各個不同的展廳的玻璃內頂上都可以看到這一特點。



　　新館建築將三角型作為突出的造型元素和結構特徵，表現在建築的各個細節之中。在中央大廳和許多展廳中，屋頂的框架線由大小正方形和三角形構成，框架內的玻璃和白色天花互相交錯，像是一幅幾何形錯覺繪畫，給人以奇妙的視覺感受。






　　貝聿銘設計的作品有一個共同點是內庭院，內庭院將內外空間串聯，使自然融于建築。新館建築與創新的園藝是互相依託的，貝聿銘設計了一個主庭院和若干小內庭院，佈局精巧。其中，位於中央大廳北部的主庭院的設置是最讓貝聿銘煞費苦心的。主庭院東、南、西三面由新館建築相圍，北面與拙政園相鄰，大約佔新館面積的五分之一空間。這是一座在古典園林元素基礎上精心打造出的創意山水園，由鋪滿鵝卵石的池塘、片石假山、直曲小橋、八角涼亭、竹林等組成，既不同於蘇州傳統園林，又不脫離中國人文氣息和神韻。山水園隔北墻直接銜接拙政園之補園，水景始於北墻西北角，仿佛由拙政園西引水而出；北墻之下為獨創的石片假山。這種“以壁為紙，以石為繪”，別具一格的山水景觀，呈現出清析的輪廓和剪影效果。使人看起來仿佛與旁邊的拙政園相連，新舊園景筆斷意連，巧妙地融為了一體。





　　對於庭園中的樹，貝聿銘要求姿態優美，線條柔和，因為建築本身是硬的，剛柔相濟，才能相得益彰。為了保護樹的自然形態，移植過程中都儘量不作修剪；茶室內側的紫藤園，園裏西南方與東北方各種植一棵紫藤，還嫁接著從文徵明當年手植的紫藤上修剪下來的枝蔓，以示延續蘇州文化的血脈。新館園林造景設計是在傳統風景園林的精髓中提煉而出的，成為一代名園拙政園在當今的創造性延續。





　　蘇州博物館新館的設計和建設過程表明，貝聿銘不僅在主體設計上精益求精，而且在配套設計上力求完美。貝聿銘坦言，老家蘇州的山水和園林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其建築設計生涯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2001年，當蘇州市盛情邀請其主持蘇博新館設計工程時，85歲高齡的貝聿銘欣然接受。蘇博新館被他視為“最親愛的小女兒”，他還為其聘請了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陳列專家、建造紐約世貿大樓的結構工程師、法國盧浮宮的建築噪音專家以及中國古建築和文物專家作顧問。博物館的每扇窗戶、每項用材、每一個細節他都要親自過問，仔細斟酌。





　　新館文物展示面積3600平方米，共有各具特色的大小展廳32間，歷代佳作和精品超過1100件(組)。主展區設有吳地遺珍、吳塔國寶、吳中風雅、吳門書畫等四個富有蘇州地方特色的系列常設展覽。“希望蘇州市民以後常來蘇州博物館走走，每次來，都能讓他們看到新東西。”貝聿銘說。




　蘇州是幸運的。貝聿銘的“小女兒”撩開面紗展現在世人面前時，世人驚喜地發現：21世紀的古城保護原來可以這樣做。貝聿銘圓圓黑邊眼鏡後面那雙慧眼，笑得更彎了、更甜了。




新鲜人注:  文题有更动. 如馬傑先生不同意. 请告知. 立刻改回.

俞力工︰同步毀譽是怎麼煉成的

俞力工

同步毀譽是怎麼煉成的 　　19號奧地利華人舉行示威游行後，筆者以“基本滅音”來形容奧地利媒體對此活動的反應。主要原因是，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膠著時刻、西方媒體突然大肆渲染“非典”以來，經過“傾銷廉價產品”、“外銷有毒物質”、“留學生及交換學者偷竊情報”、“中國支持甦丹與津巴布韋暴政”、“為制作壯陽藥而導致稀有動物的滅絕”、“希特勒式地借奧運展示強權”、“在西藏進行血腥鎮壓與文化滅絕”等等等等，這一系列毀譽動作，使得2003年歐洲人對中國的良好印象，從70%降低到目前的30%左右。該變化，說明毀譽規模之大與問題的嚴重。 　　是否西方媒體一概如此青紅皂白不分呢？這也未必見得，以奧地利主流媒體而言，最近就大篇幅刊載過駐奧國吳墾大使針對西藏事件提出的反駁。然而在鋪天蓋地的毀譽信息掩蓋下，以“基本滅音”來形容西方媒體的做法並不為過。 　　有人列舉一些奧地利網絡雜志的零星報道以示反證。筆者覺得有必要提示，網絡新聞多為“滾筒式”新聞，當《明鏡》的網絡雜志有意丑化中國時，可以連續10多天把誹謗中國的消息列為頭條新聞，如果目的只在于粉飾其“新聞中立”，則刊登一條對中國較公正的言論後，過幾小時便不見蹤影。換言之，不要為假象蒙騙，大家該留心的是影響力最大的主流媒體是否理睬，在什麼時段理睬，用什麼方式理睬…。這方面，絕不是個單純的觀察角度問題，悲觀者認為半杯水為“半空”，而樂觀的人形容為“半滿”。這是一個當前對華客觀言論杯水車薪的問題。 　　西方媒體對中國作邊緣化處理，對華人投稿不加理睬，對華人立場進行滅音的活動早就是不爭事實。該事實不止是導致華文文化成為次文化，不止是在全歐洲範圍內造成社科系、漢學系里正規編制的華人教授數量基本為零的奇特現象。甚至，除了南、北歐情況較好之外，中西歐的華人地位一向就是二等公民。 　　對此不公現象，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也不需要竭斯底里，更不應當文過飾非。而是，要勇于面對、設法扭轉。如果為了些許媒體曝光而大吹大擂，以至于誤導中國政府大規模發動海外華僑的力量，其後果必定是災難性的。因為在西方有所需要時，華人是值得歡迎的勞動大軍，在可有可無時，華人是二等公民，在矛盾激化時，海外華人就是任憑他人糟蹋的人質！ 許多人認為筆者對西方世界的某些論斷偏執、夸大、臆想。以下不妨推薦一篇6年前發表的譯稿。希望這些同胞看後會意識到自己善良的心袒護的是些什麼勾當。 最後，本文從２００３年談起，需要再加補充的是，２００３年國際上還存在著一個反戰的法、德、俄“和平軸心”或稱“道德軸心”。近幾年，德、法相繼改弦易轍導致“軸心”解體後，國際政治領域就明顯地少了幾分道德與和平。2008-04-24 冷戰後的媒體“一體化” 俞力工 　　冷戰結束後，國際上出現媒體“一體化”現象。筆者過去曾討論過中西歐左派與自由主義派媒體工作人員紛紛靠邊站的趨勢，但卻不曾涉及“一體化”的具體過程。以下，不妨從一段真實采訪記錄，為此新生事物添加注腳。該采訪系由法國電視二台主編莫利諾先生（Jacques　 Merlino，參見其著作《南斯拉夫的實況不好說》）主持，采訪對象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大眾事務社路得芬公關公司（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的社長哈爾夫先生（James Harff）。 　 莫︰哈爾夫先生，貴社的工作是怎麼進行的 　 哈︰很簡單。我們主要靠的是一份名單、一台電腦和一台傳真機。名單上，收集了幾百個政治家、人權組織代表和大學工作人員的名字。為使消息有效地影響宣傳對象，我們根據題目性質用電腦挑出適當人選，電腦又與傳真機聯在一塊，我們只要認為這些人會有所反應，幾分鐘內便可準確地把信息傳遞出去。我們的任務在于，盡快把信息廣為傳播，讓那些與我們合拍的觀點成為最早的輿論意見，因此速度是至為關鍵的。只要某條信息對我們有利，我們就立即采取行動，使它成為大眾輿論。我們很清楚，先入為主的意見才算數，此後他人提出的任何辯解絲毫起不了作用。 　 莫︰你們的活動有多頻繁？ 　 哈︰關鍵不在于次數多，而在于有本事適時地影響適當人選。我不妨給你透露幾個數字︰從6月到9月，我們針對重量級的報紙發行人組織了30次消息發布會，13次獨家消息發布會，共傳遞了37份官方信函和 8份官方報告。我們還舉辦了多次會談，讓波斯尼亞伊斯蘭教的政要與美國副總統候選人戈爾(AlGore)、在政壇上挺活躍的國務院秘書長伊構伯格（Lowrence Eagleburger）和十位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其中包括密丘爾（George Mitchell）和多爾（Robert Dole）接觸。我們與白宮官員與參議員分別打了48和20通電話，與記者、社論家、電視新聞播報員和其他媒體權威人士也打了上百通電話。 　 莫︰你對情況怎麼那麼了解！你對哪項工作最感到驕傲？ 　 哈︰我們很成功地讓猶太人站在我們這邊。這事作起來挺棘手，風險很大，因為克羅地亞總統突基曼（Tudjman）在他的《歷史事實的歧途》一書中措辭很不小心，誰看了這本書都會指責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至于伊斯蘭教這一頭，情況也不妙，因為其總統伊茲別哥維奇（Izetbegovic）在他1970年推出的《伊斯蘭教聲明》一書里言辭之間過于一面倒向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國家。此外，過去在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的確曾發生過殘酷迫害猶太人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羅地亞所設的集中營曾消滅了數萬名猶太人。因此猶太知識界和各猶太組織有充分理由敵視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要把這情況給巔倒過來，對我們說來當然是個很大的挑戰。結果，我們的工作出類拔萃。就在1992年8月2、5這兩日，恰好紐約的《新聞日報》（Newsday）把塞爾維亞人設立集中營的消息給抖了出來，所用的標題是“死亡之營”、“古拉格”（Gulag）和“塞族的死亡之營”（筆者按︰該報導隨後為德國記者戴希曼Thomas　 Deichmann指出為捏造）。我們趁機把猶太人 的3個龐大組織爭取到我們這邊︰反誹謗同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人議會。 　 我們向他們建議，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條廣告，同時在聯合國大門之前發動一次抗議集會。結果出奇地順利。猶太人組織對波斯尼亞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對我們說來，的確是個非常出色的部署。不過是舉手之勞，就讓大眾輿論把塞爾維亞人置于納粹分子的地位。你知道，南斯拉夫問題極為復雜，誰都不知道那兒到底出了什麼事。其實，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問“波斯尼亞究竟位于非洲的哪一帶？”而一瞬之間，我們就編出了一個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我們知道這件事影響極大。就因為我們爭取了猶太人而大獲全勝。自此，新聞界急轉直下，改變了整套語言，用上了很情緒化的字眼，例如︰民族清洗、集中營等等，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毒氣室和奧西維茲（集中營）。情緒之激動使得沒人再敢提出相反意見，否則就得冒風險讓人指責為撒謊。我們算是擊中了靶心。 　 莫︰可是你們在8月2日到5日之間根本還提不出任何證據。當時唯一的依據就是《新聞日報》所登的那篇文章。 　 哈︰我們的任務不在于審查消息的內容真實與否。我們根本就沒有審查消息的途徑，但我說過，我們的任務在于把對我們有利的信息盡快傳播出去，為達到這個目的，事先得仔細挑選宣傳對象。我們並沒有強調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設立了集中營，而是廣為宣傳《新聞日報》所強調的事件。 　 莫︰但你不認為你們負有很大的責任嗎？ 　 哈︰我們是個中能手。我們得出色完成任務。人家付錢給我們，不是要我們宣揚道德學說，即便是負有責任，我們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證明塞爾維亞人是犧牲者，你就不妨試試，你的處境肯定是非常孤立。 　　 哈爾夫先生的結束語的確是畫龍點楮，一方面生動地描述了當前忠于職守的媒體工作者的艱辛，同時也不錯過利用接受采訪的機會為自己的“神通廣大”廣作宣傳。走筆至此，自然需要探討究竟是何方神聖差遣路得芬公司指鹿為馬，同時為何此類公關公司能夠在後冷戰時期發揮如此大的“一體化”作用。 　 　　　 據美國陸軍情報人員斯瑞上校（John Sray見“Selling the Bosnian Myth to America: Buyer Beware”《把波斯尼亞的神話推銷給美國－買者當心》）1995年透露，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愚弄全球媒體與輿論的公司不只是路得芬公司，還有同屬紐約華爾街的Hill Knowlton公司。後者于波斯灣戰爭期間曾一度名聲大噪，原因是為了改善科威特的形象和加強美國軍事干預伊拉克的借口，先後制造了一系列妖魔化伊拉克士兵的謠言，而聘用該兩公司的雇主恰好都是與美國友好的波斯灣石油輸出國家。 　 　　斯瑞在書中詳盡介紹了當時波斯尼亞各民族交戰期間，塞族如何遭受迫害，如何再三陷入克羅地亞族與伊斯蘭教一方所設的圈套，如何受到媒體、輿論的詆毀，斯瑞自己的忠實、客觀報告如何不受美國政府的采納，美國駐巴爾干地區的使館又是如何地顛倒是非，“盲目”執行偏袒伊斯蘭教與克羅地亞一方的政策…。 　 斯瑞顯然是個忠于職守的情報人員，始終不渝地把所觀察到的事實真相反映給其政府，而疏忽了其政府恰好要根據這些原始素材，擬定對國家擴張政策有利的方針，而各地使館工作人員正是國家方針、政策的直接執行機構，因此素材與政策之間必然出現了極大的“落差”。雖然如此，斯瑞先生從一個難得的側面為市井小民們解答了一個問題，即沒有強大霸權力量的支撐，上述公關公司本事再大也無法一手遮天。20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