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是一場大悲劇，但它可能有助于驅散一種廣為流傳的荒誕說法︰中國新一代學生是物質主義的、自私的。

　　 自2004年以來，我在清華大學任教，我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有要為社會出力的沖動力。因此當我听到數百清華學子在災難發生後，于紅十字血站通宵排隊捐血和捐贈物資，我毫不驚訝。還有人到了千里之外的地震區，去分發援助。

　　如今我希望事件可以驅散另一種錯誤的印象︰年輕的中國人是仇外的民族主義者，不辨好壞地為自己的國家歡呼。

　　清華是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政治傾向保守。我的多數同事和很多學生都是共產黨員。

　　然而那里的氣氛一點也不保守。最受歡迎的講師往往是那些公開批評當代中國的講師。在班上，學生的問題常常很尖銳，我只得引入一些“親政府”的觀點平衡一下。

　　在四川發生地震幾天後，我準備講授羅爾斯（John Rawls）的公平論。當時，地震死亡人數已經很龐大，國家情緒變得陰沉。在課堂之前，四名學生到我的辦公室，質疑我授課的“抽象”理論的相關性，要求我使用更加具體的例子。因此我努力思考可以抓住學生的例子。

　　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我自以為好的例子。根據羅爾斯的理論，國家應該首先考慮境遇最差的社會（community）成員。但“社會”的實質是什麼呢？國家的義務是否應擴大到邊界之外？例如，緬甸的颶風死亡人數比中國地震死亡人數還多。中國是否應該幫助緬甸颶風受害者，哪怕這意味著減少對中國救援任務的援助？

　　當我完成講課後，學生們出人意料的沉默，甚至令我感到某種程度的敵意。最後，一名學生表示，中國政府當然應該首先幫助中國人。我問為什麼。另一個學生回答道，這是很顯然的，受難的是中國人。我問但為什麼，為什麼呢。我有點不耐煩了。給我一些理由。

　　一些學生發言了。沒有全球機構會根據羅爾斯的公平理論來分發援助。中國民眾向國家納稅，因此國家對他們有特別的義務。即使國家想幫助緬甸民眾，它也不可能為此做很多事情。

　　我回答說緬甸政府是真正混帳，妨礙援助抵達民眾手中，而且中國政府可以對它發揮一些影響力。一位學生表示這種自由主義理論可能不適合中國。我想回答說儒家理論也可以論證有理由幫助受壓迫的外國人，但這時下課鈴聲響起。在過去，一向禮貌的學生會在離開之前鼓掌表示感謝。但這次沒有掌聲。

　　我回家的時候意識到自己走過一個敏感領域。中國電視滿是死亡和災難的畫面，士兵在泥濘中跋涉幫助災民的畫面。每一次談話首先談的就是對災民的關心。我向這個班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為這個“錯誤（wrong-headed）”的例子道歉，並補充說“清華學生為支持地震災民所做的事情非常令人敬佩，我並不是說我們必須要在兩場悲劇之間作出選擇。”

　　關心更鄰近的民眾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別是在災難時期。我想我喜歡中國人，但我對他們的觀點仍然不夠敏感。

　　或者這只是時間的問題。想象一下，在剛發生“911”襲擊後，紐約一位教授要學生辯論是把捐贈的錢物用來救助襲擊遇難者的親屬，還是救助海外的戰爭受害者。他可能被哄出教室。但一年後，這就可能成為討論的話題了。我想，問題在于一年之後我的學生和我是不是就可以討論中國的全球責任了。（作者 DANIEL A. BELL 加拿大人，牛津大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其代表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東方遭遇西方》已被翻譯成中文、日文等多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