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前文中，我為朋友們講述了黃碧琴女士的禮貌周全，在我此後的與人接觸中，我感到講禮貌似乎是台北乃至台灣大多數人的待人常態。 由于要將父親的某些物品裝框或裝裱，那天我和哥哥一起去台北的工藝大街“南京東路”聯系裝裱店。由于不熟悉，下車後便去求教路人。 一位帥小伙站在街邊仿佛在等著什麼，我上前對他說︰“先生，請問，這附近哪兒有裝裱店嗎？”他一臉惶惑，忙不迭地答︰“噢！我對這一帶不太熟悉。對不起，我……我不知道。”一副歉疚不已的樣子。我和哥哥“安慰”他說︰“沒關系，沒關系。謝謝你！”他不停地點頭說︰“謝謝！謝謝！” 他的“謝謝”讓我在感激之余有些疑惑︰“打攪一下”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幫不上忙他道聲“對不起”也合情理，但說“謝謝”，則似乎邏輯不通了。 前行幾步，遇一老者。老人把我們帶出20米之外，指著一排店鋪說︰“那兒。那就是。”那份熱情和誠意，令人難忘。 晚上，妹夫李耀來訪，我把白天的經歷和疑惑告訴他，他說︰“小時候，學校和長輩就是把‘對不起，謝謝！’一起教給孩子的，所以他會說‘對不起’，‘謝謝’。” 我好像理解了。 在武漢，我常常不滿人車爭道，尤其反感在過斑馬線的時候車跟人搶道。不過反感歸反感，無奈自知打不過它（指車），只好停下來禮讓之。 台北某日，去超市購物返家，經過一個巷口時，恰遇一輛小車從巷子里出來，我自覺地停下來讓車先行，可是那車卻慢慢地一副欲行欲停的樣子，讓我十分不解。正疑惑和憤憤間，忽然看見那開車人笑眯眯地揮著手做著請我先過的手勢，他的笑容和手勢頃刻間讓我的疑惑和憤憤變作笑容和輕快的腳步。 有朋友說，這種情況在武漢也是有的。我相信！只是我幾乎沒有踫到過。 真希望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謙讓能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多一些再多一些。 日日在家，也有悶的時候。小妹體會到這一點，便邀我去她的單位“華視”（中華電視公司）玩。其時我也听說，台灣“空中大學”的課程是由“華視”播出的，因此也有意去“考察”一下，說不準能撈到點什麼資料造出一篇《台灣‘空大’與內地‘電大’之比較》的論文來，也是一件“美事”。離家不遠就有公汽站，站牌上也有“華視”一站。想也未想，車一到就爬上去了。那師傅關門啟動，我對他說︰“先生，車到‘華視’的時候請你叫我一聲。我不熟悉。”那師傅說︰“你去‘華視’呀？搭反方向了。”我一時對我的糊涂無可奈何，站在車門前意欲到站後再轉乘。不料車行不遠即遇紅燈，那司機停車後居然打開車門讓我下車並告訴我“過馬路往後走就有車站。”我道過一聲“謝謝”後慌忙下車。 的確，從這件事我們能夠看到，台北的交通管制可能不太嚴格，交警大叔大概一般也不罰分不罰款不扣執照。但這位司機的與人為善，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台灣的選舉很熱鬧，2000年的選舉“嘉年華”讓我趕上了。那天無事漫步街頭，恰遇宋楚瑜的“拜票”車隊緩緩而來，打頭的車上有人向我招手，我一時高興便向他們“拱手”致意，不料那車上的人齊刷刷向我拱出手來。那情景讓我感到劍拔弩張的選舉也不再那麼猙獰了。 當然，三個月里總難免有遺憾之事。二月某日，天下著雨，我去郵局給有關部門寄一些文件，把傘放在郵局門前的桶里。寄完文件後，傘卻不見了。我知道是有人錯拿了，等了等，不見人還回來，又不敢貿然拿別人的，只得冒雨返家。由于這把傘是父親的遺物，傘柄上還刻有一個“YAO”字，因此，我還是有些不忍它的失去。第二天，我又去郵局，傘桶里的確還有一把傘，外形也有些像父親的，但實則不是。我沒有要。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是，這個錯拿了傘的人，或許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台北人。 但總的說來，我在台北的日子里，與人交往的次數十分有限，然所遇之人，都顯得禮貌、友善、有教養。 我們常常自豪于我們的“中華禮儀之邦”，不過在“兩岸三地”間，我們大陸的人們尤其一些大城市里的人們，在禮儀方面，是有些荒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