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五
　　
1859年11月2日，美國弗吉尼亞州法院判決對布朗處以絞刑。

布朗被判死刑的消息很快震動了美國及全世界正直的人們。美國民眾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呼吁釋放布朗，法國人維克多•雨果著文抗議道：“就我本人而言，我同其他人一樣，出于人類的良心，噙著熱淚，指望人道法則之助，把布朗救出來”，但這一切都沒能打動奴隸主的心，1859年12月2 日，布朗被弗吉尼亞的奴隸主們送上了絞刑台。

約翰•布朗，1800年5月9日出生于美國俄亥俄州北部一個農民家庭。通過辛勤勞動，到1837年，他已經擁有了一個時值2萬美元的制革廠。但布朗是一個有社會正義心的人，他對當時剛剛開始興起的廢奴運動發生了興趣。

1837年11月7日，報紙登載一則消息：和平廢奴主義者洛夫喬埃被謀殺。布朗看到這則消息后一晚上不能入眠，第二天一早，他召集他的家人宣布說，他從今以后將積極地向奴隸制作戰，并詢問他們是否愿同他一同戰斗。家人全部同意。于是他們每個人都把手放在聖經之上宣誓：“我，某某某，謹當著眾人之面向上帝起誓，我將貢獻我的一生為摧毀奴隸制而努力！”。

從此以后，美國廢奴史上就誕生了一個專有名詞：布朗運動。

布朗認為：奴隸殺死奴隸主或逃跑是合情合理的，不能把他們當罪犯，真正的罪犯是迫使他們鋌而走險的奴隸制度。到1851年，布朗集合了一支由黑人和白人組成的祕密團體，共有40多人，走上了暴力廢奴之路。

1856年5月21日，德堪薩斯州的蓄奴分子派几百名打手襲擊了一個反對奴隸制的小鎮勞倫斯，燒毀了全部房屋，槍殺了許多人。布朗聞訊后，于兩天后帶著他的五個兒子和另外兩名勇士，在夜間找到了制造勞倫斯事件的7名凶手，全部從家中抓出來當場處決。這件事讓布朗聲名大振，但也因此受到政府通緝，被迫上山打游擊。

為進一步打擊奴隸主的銳氣，布朗決定在奴隸主勢力強大的弗吉尼亞州搞一次武裝暴動，地點選在哈普渡口，因為那里有一個軍火庫，能夠用來武裝解放的黑人奴隸，同時那地方又有崇山峻嶺，適合打游擊。

1859年10月16日，布朗帶著19個人，其中14名白人，5名黑人，進攻哈普渡口，几個小時后戰斗結束，俘虜了全部守軍，有意思的是，守軍頭目華盛頓上校，正是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孫子。

第二天，政府軍隊開始對其進行圍剿，畢竟寡不敵眾，布朗帶領的19人中，十几人壯烈犧牲，其中包括布朗的兩個兒子，其他5人被俘。布朗在整個行動中，沒有焚燒城市，沒有槍殺一個俘虜，更沒有濫殺無辜。

在審判過程中，救援布朗的人已聯絡好法官，只要布朗承認他自己神經不健全，就可以減輕或取消對他的判決。但布朗堅決拒絕這樣做。

布朗在獄中留下了許多充滿殉道主義的信件，讓后人能夠了解他的內心世界，也成為了激勵后來人的精神武器。

布朗寫道：“誠然，我違反了人為的法律，但我遵循了道義的法律”，“我認為我死比我活著列能有助于我的事業，我的死亡比我的生命能作更大的貢獻”，他要求家人“要學會憎恨，并且要懷著切齒的仇恨，來憎恨那個罪惡的奴隸制度”。

布朗臨刑前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約翰•布朗，現在堅決相信，只有鮮血才能洗清這塊罪惡土地上的罪行。我現在認清，我過去一度認為不必流很多血就可以達到上述目的的想法是行不能的。”

史蒂文斯、格林等與布朗同時遇難。

布朗走了，他掀起的廢奴烈火卻愈來愈猛地燃遍了整個美國。當時美國黑人領袖道格拉斯對此評價說：“一個人的死刑喚醒了一個國家”，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認清奴隸制的罪惡，他們開始從同情到公開、從和平到暴力地支持廢奴運動，正是這股進步力量，把林肯推上了美國總統，并由他開辟了美國歷史的新時代。

周恩來為何親筆批示逮捕自己親弟弟？ 2008/07/17

核心提示：1968年，紅衛兵向江青報告，周秉德的父親周同宇參加了“反革命組織”──“聚餐會”。江青將案卷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被關了整整7年。 　　周秉德至今還記得那次中南海春藕齋的周末舞會。 　　“伯父風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場，几乎再沒辦法在場外落座。”伯父微笑著攬住她的背，踩著音樂旋轉在舞池。“跳得還行，你樂感可以。”聽到伯父的夸獎，小秉德興奮得有點飄飄然，可馬上伯父卻略帶歉意地說:“轉到那邊你就下去吧，讓別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隊。”望著伯父和別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著長隊的人群，小小年紀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這個伯父不僅是屬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來三弟最大的女兒。自12歲住進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來身邊生活了十余年。周恩來夫婦無嗣，周秉德因此成為與周恩來關系最密切的晚輩。但周秉德一向處事低調，雖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長，又是全國政協委員，但身邊几乎沒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不留一塊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廳去看望伯伯和七媽。那時她就已經心酸地發現，伯父的臉變得極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雙眼布滿了血絲。“吃飯也是胡亂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辦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個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電話，心急如焚地要去醫院探望，卻被七媽一再地阻攔了。“七媽說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証治療，只能撥通病房的電話跟伯伯說上几句話。電話里伯伯的聲音聽上去平靜從容。他的噓寒問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斷了，我當時很難過，只是一直追問他:是否跟護士詢問過他的生命還有沒有一年。伯伯很輕松地安慰我，說那只是開個玩笑。我在電話里都快哭了，我說玩笑也不應該講，您是要長命百歲的！”電話那端傳來伯伯和藹而平靜的聲音:“你是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是有那么一天的。想開點，好嗎？” 　　“隨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伯父。我在伯父身邊坐下，見他當時氣色還可以，他還詢問了我的工作和兩個孩子的情況。但怕打擾伯父休息，聊了一會兒，我就起身告辭。出門時，我提出和他合張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們再照吧！’他握著我的手，輕聲說。” 　　如今回想起來，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當時伯父的膀胱癌已經到了第4個年頭，早已惡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這在當時都嚴格保密。住院期間，七媽堅持按當時中央的規定，不讓親屬探視。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嚴重，不管說什么我也要闖進醫院去看伯伯的。”沒想到，這一天成了永別，最后一次會面她連和伯伯的一張合影都沒照上。 　　如今，伯父已經去世30多年了，他將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國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謙在病痛中也留下遺囑:“我一直敬佩周總理，更要學習周總理。我死后的骨灰，你們千萬不要送進八寶山，你們幫我撒到江湖或樹下。”沈謙病故后，周秉德夫婦將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連續送走了兩位至親──先是伯母鄧穎超病逝，7月周秉德來到天津海河入海口，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 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摯愛丈夫沈人驊也走了，她悲傷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親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這些親人，在世間沒有一塊墓碑，但她對他們的懷念卻深埋心底。如今，已年過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棟上世紀 50年代的紅磚老房里。從中國新聞社副社長職務上退休之后，她還擔任著全國政協委員。采訪結束時，她的兩個雙胞胎孫子剛放學回來，周秉德的臉上滿是享受天倫之樂的慈愛。 　　數十年的祕密 　　周秉德在26歲那年迎來了生命中的“白馬王子”。那年，周恩來的老警衛祕書何謙為兩個年輕人牽了紅線，周秉德見到了英俊帥氣、會四國語言的空軍上尉沈人驊。他謙和、穩重、正派、有知識。周恩來夫婦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長孫時，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驊迅速墜入愛河，當時沈人驊在和她見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兩人一直書信不斷。 　　在沈人驊給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這樣一段話:“今天我騎車經過學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風拂過，捎來陣陣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這几行朴素的文字，讓周秉德產生了感情，“我相信對方是個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國慶節，他們結了婚，開始患難與共的相守。周秉德的臥室床頭，有張精心裝裱起來的廬山風景照，便是周恩來送給她的結婚禮物──“這是伯伯本人最珍愛的七媽的一張攝影作品。望著那張照片，仿佛能看見云霧在山間緩緩流動。” 　　如今周秉德還依然記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灘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間那番看似不經意的談話。“伯伯談起多年前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初戀往事。他曾有過一個很談得來的女朋友，但當他決定獻身革命時，他覺得只是作為革命同情者的她幷不合適。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起任何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的愛人。”周恩來對周秉德回憶說:“所以我后來選擇了你七媽，在這一點上你七媽是當之無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隨丈夫調往西安工作。在他們到達西安后，“文革”狂潮隨即席卷了整個中國。周秉德一時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對象。“后來人事科長跟我說，如果當時講出我是周總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關我了！但我真的沒辦法做到。作為伯伯的侄女，我從來沒依靠過他的關系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為自己開脫。” 　　自己是共和國總理的親侄女──這一祕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難，她也三緘其口。 　　1968年，紅衛兵向江青報告，周秉德的父親周同宇參加了“反革命組織”──“聚餐會”。江青將案卷送到總理辦公室，周恩來親筆批示逮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被關了整整7年。對于父親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媽的來信后，當時由于奔波辛苦險些流產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頭指向自己，這肯定會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飯不思，決定向丈夫提出離婚。而沈人驊只是輕輕擦干妻子的眼淚，對她說:“無論發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對。” 　　不久，沈人驊被調進位于貴州遵義深山里的軍工廠，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夫婦倆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點才能回家，只能把兒子托給鄰居照顧。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親的問題才徹底澄清平反。 　　談起伯伯和七媽的愛情，周秉德拿出周恩來和鄧穎超那張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說:“看看他們倆，多好啊！七媽告訴我當時用這么親密的姿勢拍照，就是一種革命了。”周秉德還記著伯伯和七媽之間那些浪漫的通信。 　　當時周恩來在蘇聯，鄧穎超給他寫信說:“來:帶給你的水仙花和家書一封，想已到達，閱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樣，覺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這是我關心惦記的，回來要檢查哩。” 　　“超，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這次也幷未忘懷，只是懶罪該打。” 　　周秉德笑著感慨:“是不是沒想到，周恩來也是個浪漫的人吧！” 　　紅牆內的青春 　　回憶起那段紅牆之內的童年歲月，周秉德覺得那真是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當時最讓她興奮的是，早年間只能在照片上見到的毛主席，到這里竟成為了她的鄰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歲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見到伯父周恩來，住進了中南海西花廳。親侄女來到身邊，周恩來和鄧穎超自然萬分疼愛，他們把這個漂亮的小姑娘當成了自己的女兒。小秉德從此也開始了在這個中國最神祕的紅牆大院里長達15年的生活。 　　周恩來日理萬機，幷沒有多少時間在家。他總是來去匆匆，走路特別快，衛士比他年輕得多，跟著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見面最多的時間是在飯桌上。偶爾有機會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園。工作之余，為了讓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時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說周恩來最喜歡唱《洪湖水浪打浪》，還很喜歡海棠花。西花廳后院種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滿院海棠花盛開，十分漂亮。 　　上世紀50年代，正逢留學蘇聯的熱潮。初中剛畢業的周秉德聰穎優秀，本來可以選擇當時絕大部分高級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 高中畢業后赴蘇聯留學。但看完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她卻熱血沸騰，當下做出了一個讓周圍人大吃一驚的決定──報考中等師范專科學校，做一個電影中瓦爾瓦娜那樣的農村教師。那時的周秉德只有15歲。 　　“當時老師同學們都很驚訝，勸我好好考慮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廳向七媽(鄧穎超)說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飯桌上不斷地鼓勵我。伯伯一直埋頭吃飯沒有吭氣，只默默地聽著我們的對話。七媽問他說:‘你怎么不表態？’伯伯說:‘她得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說，我也說，不是壓力太大了嗎？將來她要后悔起來都沒辦法。’” 　　后來回想起來，別人告訴周秉德，其實周恩來心里肯定還是想讓她讀完高中念大學，但他又不能明確地說出來，因為他一發言就會成定論。“伯伯其實也在觀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經過深思熟慮，他從來都是要求我獨立思考，自己選擇自己的生活。” 　　師范學校畢業后，周秉德被分配到距北京城20里的一個小學做老師。但3個月后，她就被抽調去搞運動了。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無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學的計划都被完全打亂了。周秉德笑了笑說:“我的青春大好年華，几乎全在運動里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