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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楊尚昆曾說：“中央辦公廳是中央的辦事機構，掌握黨的全部機密，把我放在這個位子上，體現了毛澤東對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辦主任職務，不久“外放”離京，接著，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殘酷迫害，被監禁長達12年之久。不過，關押批斗并沒有改變楊尚昆的政治信念，其人格正如國畫大師劉海粟為楊尚昆80壽辰作的一幅松柏圖所題：“云水襟懷，松柏氣節”。

　　起 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楊尚昆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中樞──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主任，也就是中南海的大總管，負責六處三室，聯系著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作千頭萬緒。他深知責任重大，總是兢兢業業，言行謹慎，不敢有一刻懈怠。不分內務外事，不論晝夜節假，凡是黨中央、毛主席有所指示，辦公廳立即運作。他詼諧地說：“打麻將不是有張叫‘聽用’的牌嗎？辦公廳的工作好比是‘聽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

　　自1956年黨的八大后，楊尚昆又在書記處分管工、青、婦和指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盡管他在黨和國家的職務序列中并非處于最前沿，但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兩點。

　　楊尚昆所處的地位極其重要，毛澤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他也是信任有加。沒有料到的是，1965年，禍起紅牆，楊尚昆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離開了中南海，其原因竟是“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

　　關于“竊聽器事件”的緣由，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這樣回憶：“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并不是什么竊聽器，是錄音機。它的起因是這樣的：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因為現場沒有錄音，也不可能時時有人跟著記錄，再說靠手工筆記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據，傳來傳去很不准確，還出過一些問題。楊尚昆同志是中央辦公廳主任，為這事很傷腦筋。有一次，毛主席同外賓談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真老虎的關系，安排了錄音，后來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確。毛主席看后很贊賞，表揚了這件事。于是，就開始在中央領導同志開會，特別是毛主席講話時，盡量安排錄音。可有時候他們的談話不是很正式，錄音話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辦呢？有關工作人員就想了個辦法，將麥克風用盆花擋著，看不見，領導同志講話就比較放開了。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沒覺得有什么問題。”

　　然而，后來卻闖了大禍。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搞調查研究的楊尚昆突然接到中辦副主任龔子榮的電話：毛澤東為在專列上安裝錄音線路的事發了大脾氣，并要求楊尚昆務必于第二天趕回北京。出現這樣大的紕漏，楊尚昆自然十分不安，當晚，在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

　　第二天下午，楊尚昆回到北京。他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一下火車，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此后几天，楊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祕書康一民，毛澤東祕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了解情況。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這次，毛澤東乘坐專列去廣東一帶搞調查研究。一天，毛澤東和一位服務員在專列辦公室談話。談話后，服務員步出，恰遇另一專列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說，他知道這位服務員和毛主席剛才談話的內容。服務員問他如何知道的，那位工作人員便展示了錄音設備。服務員轉身便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后，大發雷霆。

　　5月2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錄音事件”。當晚，他仍感“心情不安、坐臥不寧”。8日晚，楊尚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件的疏于檢查作檢討并請處分”。20日上午，中央書記處開會。會后，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又在一起商談了關于錄音問題的處理意見。

　　處理措施有如下三條：一是決定田家英任中辦副主任，以加強領導﹔二是中央書記處批准了《關于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作出關于中央和地方黨政軍群一律不准搞錄音等五項規定﹔三是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批評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并決定給葉子龍、康一民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機要室副主任吳振英以警告處分。

　　按理說，該批評的批評了，該處理的處理了，而且沒有再犯同類錯誤，問題無疑是解決了。然而，到了1965年，這件事又被林彪、江青等人重新提了出來，并且說是楊尚昆“私自安裝竊聽器”，真是令人莫名其妙：其一，楊尚昆長期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安裝錄音機作錄音記錄，這本是正常活動，而且事前征得過中央的同意﹔其二，所謂“竊聽事件”實際不是楊尚昆具體經辦的，具體責任人是中央辦公廳的一名副主任，但是，這名副主任反而沒有事。

　　貶 職

　　1965年10月29日，對楊尚昆來說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十時半，周(恩來)、鄧(小平)、彭(真)三人約我談話，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談話，十分值得記著，永遠不要忘記！”他還寫道：“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第二天日記的第一段寫道：“心情不安，什么東西都看不下去，勉強看了一些文件。”第三天日記的第一段又寫道：“整天沒有精神，無心看什么。”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令楊尚昆如此心神不定？原來這次談話是通知免去他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讓其改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并由汪東興接替他現在的工作。

　　到地方上工作，是楊尚昆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使他納悶。他上書毛澤東，請求談一次話。他在信中寫道：“辦公廳工作，我已同汪東興同志談過兩次，昨天又約汪東興、田家英、李質忠等同志開會作了交代。今天已在辦公廳廳務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決定。

　　“我在中央機關工作已近20年，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錯誤，辜負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慚愧的。感謝主席和中央這次給我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和改造自己的機會，今后我一定盡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黨分配給我的工作做好。以后還希望主席能經常給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辦公廳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陝西省長安縣原來我蹲點的大隊（牛角村）看看，聽說那里生產搞得不錯，今年糧棉收成比去年增產40%以上﹔本月底即去廣東省工作，近几天來因風濕性背痛正在治療，還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廣東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見見主席，得到主席批評指示。”

　　1965年11月10日，對楊尚昆來說，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在這一天，他接到正式調令。同一天，毛澤東約見他，談話歷時一個半小時。

　　毛澤東說：“你下去，我給你個任務：第一，看中央和國務院下達的政策措施，有沒有不適于當地實際情況的，如果有，你給我寫個報告，提出你的意見﹔第二，中央各部門下達了些什么東西，有沒有同中央、國務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給我理一下。就這么兩個調查研究的任務。”

　　“這是一個很大的任務，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楊尚昆答。

　　毛澤東很幽默地問道：“廣東那么熱，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沒等楊回答，他又說：“既然你已經定了，你去兩年到三年，把這個任務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調到黃河流域，再搞兩三年。要多深入，多調查。”

　　從毛澤東處回來的路上，楊尚昆遇到了毛澤東的祕書田家英，田問楊和毛主席談了些什么。楊如實告之。田聽后，說糟糕。他對楊尚昆說，如果主席狠狠地罵你一頓就好了，就沒問題了。

　　辭 行

　　10月29日談話后，楊尚昆就著手移交工作。在此期間，他仍出席一些活動，例如參加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會議，出席蘇聯大使館國慶招待會，出席阿爾巴尼亞國慶紀念會，奉毛澤東之命分別去看望王稼祥、陳云。

　　11月19日，楊尚昆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來辭行。就在這一天，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了。這篇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檄文”發表后，舉國上下惴惴不安，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楊尚昆先就探望王稼祥、陳云之事向周恩來作了口頭匯報，然后談到工作調動問題，他已經預感到危機，激動地說：“由于我工作崗位特殊，涉及面很廣，做了些工作，也犯過些錯誤。許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問題只有你知道，我沒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說過﹔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說。如果發生意外的情況，要處分我，甚至要開除我出黨，只要你知道我是清白、無辜的，我就心安了。我決不計較個人利害，也不愿意說出不應該說出的事。”

　　當時，周恩來并沒有完全意識到事態發展的嚴重性，他濃眉緊鎖，兩眼一直盯著楊，默默無語，好一會兒，才嚴肅地說：“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談話結束，周恩來一直把楊尚昆送到汽車前。楊尚昆默默地望著總理，百感交集，不知說什么好，只覺得周恩來用力地握著自己的手，眼睛特別亮，似乎含著眼淚。周恩來說：“好好去工作吧，你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過去我對你的幫助不夠。要記住毛主席向你說的話，下去努力鍛煉些基本功！”

　　楊尚昆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永別的握手，也是最后的一次面對面談話。

　　11月27日，是朱德80大壽，楊尚昆去朱德家，“坐了一下，未談什么，彼此心照而已”。楊尚昆與朱德都是四川人，也是革命几十年的老戰友。楊主持中辦20年，與几位中央常委朝夕相處，彼此間知根知底，有些甚至還知心。

　　“外 放”

　　1965年12月8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開會了!”這次會議就是中央“處理”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此時，楊尚昆根本無法想到這次會議會和自己有什么關系。上海會議雖與楊無直接關系，但有間接關系。半年后，中共中央下達《五一六通知》，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專案審查”，楊尚昆竟成了子虛烏有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

　　12月10日，楊尚昆懷著對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和完成毛澤東囑托的使命感，登上了京廣列車。他心情黯然地告別了送行的妻兒和中辦的同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感慨甚多，非言語所能表達。”最后的一句話是：“十六年的北京生活，今天開始變了，一切只能等時間!”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即將席卷全國之際，楊尚昆被“外放”出京了。

　　楊尚昆抵達廣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羅瑞卿被撤掉了書記處書記、常委祕書長和公安部部長等職務。“罪名”是“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楊尚昆進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

　　由于這一系列的變故，楊尚昆病了，“精神、身體都不好，每天晚間發低燒，兩手發抖”。經廣東省委同意，楊尚昆到海南島休養了一段時期。在那段時間，他對海南的橡膠生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做了一些調查研究。返回廣州后，他向中南局與廣東省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到重視，并召集專門會議進行研究。他還與周恩來通電話，匯報了會議的情況。周恩來也很重視，詢問得十分詳細。在電話中，周恩來還關心地問：“你身體怎樣？好些了嗎？廣州快熱了，要注意啊！”

　　“好一些，准備去上海檢查檢查。”楊尚昆答道。

　　周恩來說：“好，到上海要全面地檢查一下，不要著急。”

　　周恩來的關心令楊尚昆感動得流下熱淚。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與周恩來的最后一次通話。

　　楊尚昆到上海檢查身體，“完全休息三個月”。回到廣州后，情況又發生了變化。5月22日，陶鑄、趙紫陽傳達中央決定：停止楊尚昆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免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改任肇慶地委副書記。

　　陶鑄等離開后，楊尚昆就把長期在身邊的祕書叫來，如實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并說他在中辦20 年，工作沒有做好，還犯了錯誤，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接受中央的審查。楊尚昆說：“我想得通，做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都可以，只是不當一把手。”還說：“現在我要下去工作，你們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辦會找你們揭發我的錯誤，你們認為我還有哪些錯誤，如實講，不要有顧慮。”楊尚昆反復講，一切相信組織，相信中央。

　　接到降職通知的第二天，楊尚昆發電報給中央：“因氣候潮濕，身體不適，懇請中央考慮，調換一個工作地區，無論東北、西北、華北的基層都可以。”

　　5月24日，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中央發出《關于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中發〔66〕277號文件）。關于楊尚昆的問題，文件說：“楊尚昆同志的主要錯誤如下：（一）他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裝竊聽器的決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盜竊黨的機密。（二）他把大量的機密文件和檔案擅自提供給別人抄錄，嚴重地泄露黨的核心機密。（三）他同羅瑞卿等人的關系極不正常，積極參加了反黨活動。（四）他還有其他的嚴重錯誤。”

　　雖然如此，楊尚昆的要求，還是得到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支持。5月28日，中央同意楊改去山西，任臨汾地委副書記。

　　5月30日，楊尚昆離開廣州，到山西臨汾去“上任”。

　　1966年7月3日，楊尚昆被宣布“監護審查”，開始了長達12年的監禁生活。

胡耀邦談往事：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 2008/07/22  核心提示：耀邦說：要有建樹，就要敢闖。我個人有什么？就是敢闖。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這次要我出來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條：第一，我雖然沒有他那樣高的戰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張，我能理解，能夠跟得上﹔第二，我能夠進行各項組織工作，實現他的戰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這個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門邪道。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來對我不滿意，生我的氣。 　　胡耀邦辭世19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丰功偉績，他的公仆品質，仍然深深銘刻在人們的記憶深處﹔他的良操美德，他的高風亮節，他的人格魅力，仍然被人們廣為傳頌。 　　胡耀邦曾說:“我十几歲參加革命，從來就沒想當什么官。”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存在團中央檔案室里的一份材就是明証。那是胡耀邦在參加黨的八大期間親筆寫的信，現抄錄如下: 　　陳云、小平同志閱轉主席并原書記處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團會議，看到我的名字擺在預定的正式中央委員里的時候，從心底發出了無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來提出意見，但老是感到難為情。當快要散會的時候，算是鼓起勇氣站起來了，可是又被大家說“不要談個人問題”，就坐下來了。 　　我是作夢也沒有想到，我會被提名為中央委員的。我決沒有低估自己，我曾經估量過自己的分量。我這樣計算，如果我們黨把領導核心選成一個二千多人的大團，大概我可以擺得上。后來決定選成一個大連（這是我衷心擁護的），在這個連里有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沒有一個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壓制著自己，沒有提，也沒有同別的同志談。至于由于提的太快，又沒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黨的債，那以后還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去補償。從這一點上說，我認為我這樣做也是識大體的。 　　 　　現在九十七個正式中央委員的名單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這樣做使我太沒有臉面見那些無論是過去多少年和這几年，對黨的貢獻都比我大几倍的絕大多數的候補委員。這對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無論如何，請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擺在候補名單里去。 　　情緒有點激動，寫得詞不達意，想一定會原諒我。 　　敬禮！ 　　中央書記處很重視胡耀邦的來信，委托劉瀾濤找胡耀邦談話。劉說，中央領導認為，青年團里應該有一名負責人成為中央委員，而胡耀邦本人的資歷符合這個要求。現在這件事已經定了，就不要再提了。 　　9月27日，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散會后，胡耀邦拉上王鶴壽、張黎群一同上車，從中南海懷仁堂回到他在富強胡同的家。他們坐在客廳里，助手和祕書向胡耀邦表示祝賀。胡耀邦表情嚴肅地說:“祝賀什么，不相稱啊！不少省委書記、中央的部長、部隊里的將軍，功勞比我大，資格比我老，但還是中央候補委員。我給毛主席和中央寫了信呢，請求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安排當中央委員。如果是工作需要，安排個候補委員就足夠了。但是沒有采納。我心情很不平靜啊！” 　　納諫 　　1982年以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是，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各民主黨派經過長期鍛煉和考驗，在政治上與共產黨更加一致，原來實行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已經遠遠不能反映這一根本的變化。怎樣適應新形勢，提出新方針，就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所要解決的問題了。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1982年1月5日，在中南海懷仁堂，中央領導會見出席會議的部分同志，并與大家親切座談，胡耀邦發表了長篇重要講話。在講到同民主黨派的關系時，他強調，各民主黨派同我們黨風雨同舟几十年，我們之間的關系不僅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而且要“風雨同舟，魚水相依”。 　　由于胡耀邦講話較長，會議主持人宣布中間休息一刻鐘。休息時，胡耀邦見到一位熟悉的記者，打過招呼后，親切地問:“我今天講得怎么樣？” 　　“很好！”記者回答。 　　“哎，你們新聞記者不能光挑好聽的說嘛，你看還有什么問題沒有？”胡耀邦繼續笑著問。 　　“把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比作魚水關系，恰不恰當？”記者忐忑不安地說。 　　“說說看，有啥不恰當？”胡耀邦不但不生氣，反而更加和顏悅色。 　　“我們一直把黨和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比作魚水關系，人民群眾好比是水，黨和軍隊好比是魚，魚是離不開水的。而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是朋友關系，把朋友關系比為魚水關系，似乎不太科學。因為，你說誰是水、誰是魚呢？”記者見他虛心聽取意見，便把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 　　“好，有道理，有道理！”胡耀邦誠懇地說。 　　胡耀邦善待記者的寬廣胸懷和虛心納諫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周圍的人。 　　會后，經中央統戰部審查的新聞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認真琢磨記者的意見，經過縝密思考、反復推敲，決定把原稿中的“風雨同舟，魚水相依”改成“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1982年1月16日，新聞稿發表。從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16個字，就成為我黨統戰工作的正式口號，被社會媒體頻繁使用。 　　對這句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社會各界，都稱贊不已。一位民主黨派中央的負責人感慨地說:“我每聽到、看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8個字，都禁不住感慨萬千！共產黨沒有忘了我們，沒有拿我們當外人啊！” 　　雅量 　　胡耀邦的民主作風，凡與胡耀邦接觸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贊。他鼓勵人說話，動員人說話，“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就是他身體力行的名言。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云回憶，凡是胡耀邦主持的會議，大家敢說不同意見，并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跟他爭論得面紅耳赤也沒關系。所以，田紀云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田紀云的說法得到眾多的印証。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中央書記處匯報工資改革方案時與胡耀邦爭論起來。事后，胡耀邦卻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于直言。” 　　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1982年參與中共十二大的籌備工作。李銳回憶:“記得我向耀邦做過兩次或三次系統匯報，他平易近人，交談很是隨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個原十一大中央委員的去留問題，是煤炭系統的，他在‘文革’中欠了賬，當年卻是頗有點名氣的中青年。我們同耀邦來回爭論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從了大家的意見，這個人不保留了。” 　　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杜導正撰文回憶，胡耀邦擔任中央祕書長兼中宣部部長時，每周兩次召開例會。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講 40分鐘左右， 然后請大家發表意見。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隨意發言，胡耀邦也經常插話。這種會上，他從不居高臨下，從不做指示，參加會議的人發言，他都虛心聽。有時候覺得別人的意見對，他就說:“我同意這位同志的意見，我的意見收回。” 杜導正認為:“一個領導人，尤其是身居這樣的高位，能讓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問題，毫無拘束地發表個人意見，包括不同的政見，這恐怕是最難得的一種政治品質。” 　　還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胡耀邦的博大胸懷和雅量。一次，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胡耀邦講話以后，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贊成，但有位省委書記當場表示有異議，他講了一大堆理由并帶著明顯的情緒說：“我們那里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有人公開唱反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盡管胡耀邦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他沒有發火，而是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証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胡耀邦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松下來。 　　會議過后沒多長時間，那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睿智 　　胡耀邦是一個極富智慧、極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組部部長。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干部，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按照鄧小平多次講的“有錯必糾”的原則積極推進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不管”，即對于“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30年后的今天，重溫這番話，仍讓人感到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有人提出質問：“毛主席批的怎么辦？” 　　胡耀邦斬釘截鐵地答道：“照樣平！” 　　當時曾經有人提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你說，不管什么時候，那么，國民黨的錯案平不平？是否連國民黨搞錯的也平啊？” 　　胡耀邦機智地把這種挑釁頂了回去：“我們把國民黨推翻了， 就把它平掉了嘛！” 　　“兩個不管”徹底地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大大加快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進度。 　　胡耀邦抓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為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几年，許多干部被批怕了，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余悸，談“包”色變。 　　如何讓農民自發進行的農村改革在政治上獲得通過，這問題曾經使胡耀邦大費腦筋。一天晚上，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來走去。他在琢磨，怎樣避免使用“包產到戶”這個名詞，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他突然想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名稱 ，如果再加上“農村”兩個字，不就可以把分田單干、包產到戶都繞過去了嗎？！ 　　胡耀邦認為這個辦法肯定通得過，立即坐下，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在紙上并高興得笑起來。 　　從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載入了史冊。 　　王仲方：胡耀邦談往事比較毛澤東鄧小平 　　我的日記里記錄了與胡耀邦同志的兩次談心，現整理出來以紀念耀邦同志九十誕辰。 　　當選總書記后的一次談心 　　1980年3月1日，報紙發表了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公報。3月2日發表召開十二大的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的決議，公布了書記處成員十一人的簡歷。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獨自一人讀《東華錄》。我們做了一次長談，將近兩小時。談興未盡，我告辭了。這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交心之談，當然主要是他談的。 　　我首先談到五中全會開得好，公報也寫得好。耀邦說，這個公報是下了功夫的，在寫法上不按議程一項一項地寫，而是集中起來寫。突出了五中全會的主題，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公報中，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兩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響主題，并不使人認為五中全會就是解決少奇同志平反問題。其實五中全會上議論最多的是汪東興等四位同志的問題，但公報上對四個人的問題就是几句話。本來對汪還可以說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檢查時，總想把總理拉下水，這就不好了。他不聽我的意見。總理當時的處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報定稿時，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時四十二分，離廣播只有18分鐘。有人建議推遲發表，這怎么能行呢？已經事先打過招呼，國內外都在等著，不能按時廣播，人家會發生各種猜測，說五中全會有分歧啦！公報意見不一致啦！等等。必須按時廣播，這是一個戰略眼光問題。 　　公報一公布，國內外反應非常強烈。總的反應是好的，都認為中國政治局面更穩定了，保証了政策和領導的連續性、穩定性。 　　公報一些重要的論點，可以開出若干題目，寫一批文章，如不搞終身制等等。宣傳部要抓好五中全會的宣傳。 　　耀邦接著說：小平同志的戰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提前召開十二大。這些重大戰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緊。按照小平同志的戰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什么三長兩短，也不致出什么大問題，政策和領導的連續性就有保証了。三年，經濟工作大的發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們的情況會比現在更好。我們大家一定要發奮圖強，好好干。 　　耀邦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論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樹。政治上的建樹，思想上的建樹，理論上的建樹，改革上的建樹，工作上的建樹，總之要有所建樹。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個好的意見，做了一件工作，寫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種建樹。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種樹、種花、種草，把服務行業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決就業問題。抓住這一條，帶動各方面，也是一種建樹。不抓這一條，老是想搞重工業，搞鋼鐵，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來越嚴重，街道市容越來越臟，社會秩序很亂，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樹。 　　耀邦接著說：要有建樹，就要敢闖。我個人有什么？就是敢闖。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這次要我出來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條：第一，我雖然沒有他那樣高的戰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張，我能理解，能夠跟得上﹔第二，我能夠進行各項組織工作，實現他的戰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這個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門邪道。 　　耀邦同志回憶起過去，說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來對我不滿意，生我的氣。我在解放后團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寬，經常發急，沒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樹，是我自己不爭氣。羅(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說我是有希望的，賀老總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還是看重我的。比較起來，總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談到羅瑞卿，耀邦激動地說，羅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強的。如果羅不死，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羅、趙，我們三個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著我們兩人評論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講話。耀邦說，去年一年，從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一篇算起，再有理論務虛會的兩篇，新聞工作會議一篇，上訪工作會議上一篇，農村宣傳工作會議一篇，再加上中紀委會上一篇，大塊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講話不算。中紀委那一篇我講了中紀委的任務首先要抓政治路線，看你是執行還是違反黨的政治路線，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生產目的那一篇，講平衡，還是講得好的，那是幫助修改加上的。這九篇總有十几萬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當了總書記，免不了要講几篇的。 　　耀邦說，我的東西，總要講一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論。要抓住現實存在的問題，把它集中起來，講點方法論，才能講得深。 　　耀邦認為當年多少篇講話，比較起來，劇本創作座談會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說，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僅是對文藝，對其他方面也是有影響的，可以發得寬一些，文藝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這篇東西講了怎樣看待自己，怎樣看待陰暗面，也講了馬克思基本觀點，方法論。比如講了思想認識的規律由統一到不統一，又到統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這些觀點寫點文章。耀邦說，這篇東西文風也是好的，一氣呵成，沒有老套。講起文風，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論持久戰》、《實踐論》寫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動，簡直增減一個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作，文風也比不上過去，真有些“江郎才盡”了。魯迅的文風也好，每一個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這次五中全會公報，包括去年鄧、葉几篇講話，政治性、思想性、科學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夠生動。喬木同志現在搞的東西，文風也不如過去，他很注意科學性、邏輯性，但生動性不夠。 　　社會科學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沒有講出什么東西。我看，說理論，還是數《理論動態》。抓住當前重要問題，理論聯系實際。 　　現在看，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羅瑞卿親自抓的，是吳江他們起草的，羅改了几遍，給我打過三次電話。當時我的處境有困難，羅挺身而出，這篇文章的影響大。可是吳江他們后來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說，過去公安部的東西寫的比較好，上中。特點是比較穩定，有些部門也有好東西，但不穩定，有時好，有時又下去了。公安部東西比較穩定，當然也是一分為二，也有些神祕主義。接著又聯系到我說，羅同我說過多次，說你是能寫東西的，為什么現在不寫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沒有搞出應有的成果來，我看你的闖勁不夠。 　　最后，我們的話題又轉到五中全會。我說五中全會是得人心的，中央書記處人選是符合眾望的，大家對這個領導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聯系群眾，要樹立新的一代領袖的新風。耀邦說，說不上什么領袖。我說這個領袖是復數的。耀邦說，我們就是搞集體領導，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決。 　　我告訴他，有人議論，胡耀邦當了政治局委員，不搬房子，不搞特殊。這次當了總書記，會不會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說，我一輩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東西。我說，不搬房子，當然好，一輩子恐怕難。耀邦說，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說，安全還是要注意。他說，極個別的壞人要打黑槍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脫離大多數群眾，不為廣大人民群眾辦好事。 　　耀邦最后說，今年工作十分緊張，要分秒必爭，還要講究工作藝朮，才能把事情辦好。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來電話，說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們，談他們去年12月去廣西、湖南，逗留了四個月。兩人休息都有成績，胡得過一次肺炎，也康復了。正談著，胡耀邦進來，暢談了一個小時，還照了相。 　　耀邦同志談到廣西缺糧，人民生活很困難。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廣西，談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這里是1947年359旅的駐地。舊地重游，四十二年，一點未變。耀邦對一點未變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總有一點變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說，確實一點都沒有變。要談變，只是過去他住過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擠進好几戶人家。過去的鄂豫皖老根據地，群眾溫飽問題沒有解決，人民生活仍然貧困。當然，湖北有的地區，如荊州地區，比較富裕。談起這種情況，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較沉重，雖然很著急，又沒有辦法。 　　談著談著，耀邦的情緒開朗了。他說，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自己走上了黨主席(后來是總書記)的職位。當時就表示，雖然擔任了黨的最高職位，但是胡耀邦還是胡耀邦，并沒有因為職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個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減，影響更大了。要重視這兩個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過問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領導匯報工作，作為同志，談談也就很好了。 　　我對耀邦說，你當總書記時，也不是沒有缺點和失誤，黨內外對你也不是沒有意見。但是，讓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黨內外，以至國外，對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認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損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損害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樹立起來的黨的形象，黨并不如領導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黨的生活，特別是領導層的政治生活已經正常了，倒是使黨內外沉重地看到，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陰影似乎又重現了。 　　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奮的。多次談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黨內那種良好的政治局面，終于可以實現了。他談得多么真誠、多么深信不疑。可是嚴酷的歷史，再次教訓了他。正如楊西光同志說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談中，我深為耀邦的心境擔憂。他這個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他時刻關心著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問題，特別是關系群眾疾苦的事，不讓他表示態度，無動于衷，是絕對不可能的。他是一個有感即發的人，如今他卻有感不能說，有話不便說，悶在心里。這對于耀邦，再也沒有什么讓他更難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憂，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無言以對。只好勸他放寬些，保重身體。過去再忙，也不放松讀書，今后可以更安靜地讀書了。我以前給他送過他喜歡看的書，以后會繼續給他送去。耀邦笑著點點頭。也許是長途旅行歸來，神情顯得有些困乏。在告辭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張像。萬萬想不到這竟是一張“絕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張照片，距耀邦逝世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據說是由于心臟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謂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醫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訴我，耀邦剛睡著了。我沒有進病房見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繼羅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從心里感到極其親近，最為敬愛的良師、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卻實實在在是一位好人，一個極其真實、極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無私的人。他沒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來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應該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認為這是最佳的安排。（來源:人民網強國論壇 作者：王仲方 作者系羅瑞卿祕書，原中國法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