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日報/奧運開幕日漸近，北京的安保措施也日益加強，滿街都是警察和檢查站，敏感地帶天安門廣場由昨日起實施嚴格的安保措施，所有游客進入廣場均須接受檢查。有外國游客批評，北京當局草木皆兵，市民及游客人心惶惶，整個北京城除了凝重氣氛，毫無奧運的歡樂。

進出天安門廣場均須安檢

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賈英廷表示，為了確保京奧平安，由昨日起天安門廣場加強安檢措施，所有進入廣場的游客必須接受安檢，游客嚴禁攜帶有礙公共安全的物品進入廣場。他又稱，為方便維護花卉，廣場夜間將封閉，進入廣場的人數亦將加以控制，而在北京奧運開幕當天，廣場更將局部封閉。

昨日在天安門廣場所見，所有通往廣場的出入口均設立檢查站，手袋、背囊均須經X光機檢查，保安員更不時人手檢查一些可疑人物攜帶的背包。

位於市中心的火車站北京站，保安近日進一步加強，大批特警手持防暴槍不停來回巡邏，趕離京的民工攜帶的工具如鐵鏟等，也被禁止帶上火車。北京市內到處都是警察，警車不時呼嘯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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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外國游客均認為，北京嚴密的保安，破壞了奧運的祥和和歡樂氣氛，弄到緊張兮兮，不禁叫人懷疑北京當局是否有能力辦好今屆奧運會。

市民嘆日常生活嚴重被干擾

有北京市民感慨地說，平安奧運成為終極目標，一切都要為奧運讓路，市民的日常生活嚴重被干擾，「這樣還有趣嗎？我們還笑得出，還能為奧運歡呼嗎？」

另據當地媒體報道，西藏自治區黨委於本月廿七日召開會議，全面部署京奧期間西藏安全保工作，要求嚴打非法出入境行為，粉碎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會議要求自即日起至奧運結束，西藏公安機關停止一切人員休假，取消民警雙休日，全警動員，全警行動，全身心投入奧運安保。

在新疆，為防京奧前夕發生恐怖暴力事件，當地公路、鐵路和航運安檢全面升級。登機旅客將接受兩次嚴格安檢，火車乘客禁止攜帶液體上車，部分列車配備新式防爆桶。

本報綜合報道

印度記者精英被中國廁所保潔員“雷”倒 2008/07/31

印度記者精英被中國廁所保潔員“雷”倒 　　 在網上學了一個詞“雷”，決定（作）用在一個在中國住了6年的印度精英身上。說這位Pallavi Aiyar女士是精英，是有點根據的：她是印度外交官的夫人、《印度教徒報》（The Hindu）駐京記者，新近出版了一本描寫她在中國生活的書《Smoke and Mirrors──An Experience of China》。　 她是怎么被“雷”到的呢？這還要從北京胡同的一位廁所清潔工余寶慶（譯音）說起。余寶慶38歲，原來是安徽的農民，2004年初到了北京，找到了這一份工作。他負責的這個廁所距離Pallavi Aiyar女士的住所不遠，自然就成了這位印度女記者了解中國社會的采訪對象。對于余寶慶來說，他覺得很幸運，廁所清潔工的工作遠比在家鄉務農來得輕松。他說這份工作每月可以掙到100美元，但更重要的是給了他一個見識大都市的機會。本來他很擔心不適應城里的生活，可是這份工作讓他結識很多人，交了不少朋友：“誰不來上廁所呢？”他笑著說。當Pallavi Aiyar女士結束采訪與這位中國清潔工告別的時候，令她震驚的一幕出現了：he shook my hand with confidence（他很有自信地與我握手），而且邀請她過几周再來，等他老婆來北京時要把她介紹給這位他認識的第一個外國人。　 這段場景讓她被“雷”到了。原因很簡單，在他們印度，如果在印度的某些地方哪個上流社會的精英不小心觸到了一個bhangi人（專門從事廁所清潔的下等人），people would rush off to take a bath（趕回家洗個澡）。Pallavi Aiyar女士自己見多識廣自然不會如此反應，讓她震驚的是中國的廁所清潔工會如此自信地伸出手來和她握手，毫無印度bhangi的自卑心理。　 這件小事讓這位印度精英對中國人刮目相看。分析一下，余寶慶與印度的bhangi有以下几點不同：（1）印度的bhangi渾身帶有異味，而余寶慶沒有﹔（2）印度的bhangi大多是文盲，余寶慶上過兩年高中﹔（3）印度的bhangi收入無法和其他階層相比，但是余寶慶的工資不高，但是也可以和其他勞動階層相媲美﹔（4）最重要的一點是，印度的bhangi生下來就是廁所清潔工也會做一輩子清潔工，而余寶慶從來就沒有打算當一輩子廁所清潔工，他的目的是長見識，攢一筆錢，將來和老婆一起回老家做生意。這最后一點是Pallavi Aiyar女士的“重大發現”，她采訪的另外一個寫字樓里的廁所清潔女工打算掙點錢以后自己去開一個美發屋。換句話說，中國人的身份不管多么低，但是都在試圖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舉個例子來說，內蒙古赤峰姑娘婁曉穎，因家境貧困，1998年赴京打工，從事家政服務工作，幸運的是，她被介紹到央視主持人倪萍家做保姆。之后几年里，在倪萍的幫助下，她考上了中央財經大學﹔在北京有了一個幸福家庭﹔現在已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一名高級員工，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北京白領。　 這一切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對這位從小在印度上層社會長大的女士來說不啻于一場深刻的階級教育。她驚訝地發現，在中國，“阿姨”們的地位并不像在印度那么低，她們可以與主人同桌吃飯、一起看電視。還有，哪怕是開奔馳、去過巴黎旅游的中國富人，他們的父輩也照樣會在家干家務包括清洗廁所。Pallavi Aiyar女士有一位中國大學生助理Cindy，是個喜歡KFC的時尚女性。有一次她們在SOHO的公寓里一起喝下午茶，這個中國女孩突然問Pallavi Aiyar女士能否給自己的媽媽找一份“阿姨”的工作。這個問題又把Pallavi Aiyar女士“雷”到了，她形容自己是處于“失語”狀態（Cindy’s question left me speechless），因為這她意識到了中國人骨子中的平等意識，這正是印度人所缺乏的，也是印度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