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硕鸣／今年来中国经济在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冲击下，通胀居高不下，出口放缓，贸易顺差减少，同时GDP增幅明显下滑，全球经济衰退的寒冬正突袭中国。北京的工作重心悄然从抗震救灾转向宏观经济层面，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人分赴沿海省市调研经济，同召集各路专家开会问诊，行程之密、会议之多，对经济的紧张程度已超过奥运会。经济寒冬也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伏盛夏，中国南北都笼罩在炎炎高温之中，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的準备工作也进入如火如荼的冲刺阶段，然而就在全国上下对奥运炽烈如火的期待下，北京中南海的决策者和大小企业家却感受到丝丝寒意，那是来自全球经济衰退的寒冬正袭向中国。面对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冲击经济的严峻形势，七月以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人分赴沿海省市调研经济，同时召集各路专家开会问诊，行程之密、会议之多，显示中南海对中国经济的紧张程度，已然超过了即将举行的奥运会。实际上，六月下旬以来北京的工作重心已经悄然转向，从抗震救灾转向宏观经济层面。
    
    七月十七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资料，消费品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了百分之七点九；GDP为十三万零六百十九亿人民币（约一万九千两百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零四，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一点八个百分点。其中二季度国内生產总值同比增长百分之十点一，环比回落百分之零点五，增幅同比回落二点五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百分之七点六，固定资產投资增速仍快，同比达百分之二十六点三，但进出口贸易顺差同比降了百分之十一点五七。而从各地传来的经济数据更是让人忧心忡忡，今年上半年广东省註销企业达到三万五千家，珠三角、长三角频频出现企业倒闭或老板「逃跑」……
    
    中国经济到底怎麼了？年初北京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形势还很乐观，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有限，中国经济基本面尚好，只是出现过热需要继续调控，但是经济寒冬的袭来让人始料未及，而且是在北京奥运之前中国经济就开始出现显著的下滑，而且很有可能转入寒冷的「滞涨」期（特点是增长明显放缓，而通胀上升或高位不下）。北京正酝酿宏观经济政策微调，「一防」变「两防」，不仅要防通货膨胀，同时要防经济衰退。
    
    在上海从事纺织製衣出口十多年的王啸感受到从来没有的困难，他已将微利的製衣厂转移到安徽，高峰时每月八百万至一千万人民币的出口產值，现在已降低为只有二百多万元；员工也由六百多减到二百人。但不断提高的成本，使得他的產品在国际社会失去竞争力。
    
    美元持续贬值，石油、钢材等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加上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需求下降，中国各地的出口在今年上半年显著放慢。服装出口行业是这次危机的重灾区。去年上半年深圳服装出口同比猛增百分之五十三点二五，而今年上半年同比则是暴跌百分之四十四点五，导致深圳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长下跌百分之十二。由於钢材进口价格狂涨，冰箱、洗衣机、电烤炉等家电產品的出口也在寒风中瑟缩。
    
    浙江的白色家电企业可谓哀鸿遍野，而今年三月，沃尔玛烧烤炉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东莞五十强民营企业----金卧牛实业有限公司宣布停產，公司老板祝善保因为拖欠员工工资、欠供应商货款、欠银行贷款、欠税一度失踪。在东莞，不少老板仍在勉力支撑，由於人民币升值形势变化太快，很多厂家不敢签长期订单和大额订单，他们说，只要亏损不那麼大，希望能熬过这两年。
    
    家具、塑料、製鞋等產业的出口也不容乐观。不断有中小企业停业解散员工，机器设备标价出售，空置的厂房等待出租，在珠三角已经屡见不鲜。製造业发达的东莞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去年以来出现的製造业大批倒闭现象，已经让市政府感到不安。厂房閒置，让东莞的一些村级财政出现困难，而且在外商中一向享有「盛誉」的东莞酒店服务业也遭受沉重打击。两年前东莞开始实施產业升级、腾笼换鸟战略，打算把一批低端製造业转移出去，以发展高端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產业，因此每当有内地省市代表团来东莞招商引资、承接低端產业时，市领导还出面热情接待，但是现在不但领导很少出面，也不提產业转移、抓大放小了。东莞市政府内部人士说，有得做就不错了，还哪里敢「放小」。
    
    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也面临同样的形势。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撰写的调研报告显示，该省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大幅收缩，四大国有银行今年新增贷款同比减少四分之一，其中工商银行前四月新增小企业贷款仅十三亿，增额同比减少八十五亿，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受借贷影响，浙江全省今年前四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财务费用增长四成多，利息净支出百分之四十五。因此导致资金链断裂，浙江频现企业破產倒闭和老板「逃跑」。工业大县温岭已有四十五家企业倒闭。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城义乌，接连发生了义乌市保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创始人叶荣兴、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因债务而「失踪」。
    
    目前义乌各类生產企业有一点八万家，面临倒闭的大概有五千多家。据温州市经贸委对二十六个工业重镇二万三千多家企业调查，目前处於停工、半停工的中小企业有一千四百八十六家，佔百分之六点三。过去一年来，温州烟具协会下属约六百家会员企业中，因经营亏损「突然死亡」者高达六成以上。为Zippo等世界品牌贴牌生產打火机的日丰集团也陷入了艰难求生的困境。一些企业认为，现在是「不生產等死，生產是快死」。
    
    
    
    
    
    
    
    
    
     面对转折中的严峻经济形势，国家领导人就纷纷走入基层调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七月四日至六日在江苏、上海展开调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四日至五日在广东调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六日至八日在浙江调研；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三日至五日在山东调研。中国高层领导集中在五个经济发达的外贸型省份进行经济考察和调查研究，充分关注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下的中国经济运行趋势。
    
    经济数据公布后，中央召开了中央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消息人士透露，这次会议的规模相当於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对策，是一次面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的特别经济工作会议，要为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定调。但由於会上各种意见纷紜，难以为未来经济走势定调，中央决定再作调研，并将有关经济政策定调提高至中央更高层面，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
    
    国家主席胡锦涛七月二十日亲访山东省青岛，并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趋缓，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这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总理温家宝则又旋风式造访广东、浙江等地，这些省份都是大陆经济重镇及主要出口基地。
    
    早前，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亦已经完成了调研，向中央呈报了经济形势严峻的报告，并建议中央微调宏观调控政策。发改委、商务部为经济分析会议提供了专题报告，主要的看法大概是，为避免滞胀的发生，当通货膨胀主要由成本原因导致，要考虑控制物价的同时，不伤害基本面；主要是流动性过大的话，就回到零三零五年的宏观调控。报告的基本主张是紧货币宽财政的搭配。商务部则考虑恢復出口支援，比如在退税、信用上给企业支援，被看作是对年初宏观调控政策的微调。
    
    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不久前到珠三角的东莞考查时就见到五间工厂正準备结业，而「工人都在厂外排队，準备领取遣散费」。陶冬解释说，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初期，也都是以低层次的工厂为主要增长引擎，而在產业转型阶段，这些层次工厂纷纷失去竞争力，不是迁移就是倒闭。以上情况若出现，而政府又处理不当，可能会面对长期负面效应。广东目前的情况是，在劳工成本日益增加、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的大前提下，当局仍採取更苛刻的劳动、税务和环境条例，加上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很多在广东的外企「支撑不住」。
    
    不过，中国经济，多少年来，一直延用的是朱鎔基时代宏观政策，以投资、出口拉动，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调控。有学者提出，面对国际环境恶化，前景极不明，内外部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北京要在危中寻机，深化体制改革，改变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到了战略调整的时期。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过几次经济出现问题的情况，復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表示：「与以往经济出现问题不同，以往我们会说过热，只改变需求，不会说困难，今天，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受到影响。」
    
    一九九八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中国政府採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有目的的投资政策介入市场经济运行，旨在以「储蓄----政府投资」的方式吸纳沉淀资金、维持经济总量、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克服国内的通货紧缩，配合「积极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就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以鼓励出口，优化现代企业制度，一直走在又快又好的高速增长路上。
    
    但这样的神话，正在被中国企业成本增加生存困难、出口萎缩打破。中国的出口企业面对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等多重打击而节节败退。今年上半年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开始由正转负。专家计算，今年上半年，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九；而用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二。但是扣掉国内的通胀因素，可以看到，中国今年上半年，实际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回落到了个位数。
    
    统计资料反映，今年上半年，中国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已经呈现放缓跡象。尤其是纺织品服装出口上半年为八百十七亿美元，虽然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一，但这个增幅已经比去年同期下降六点四，增幅滑落已经非常明显。不仅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出口增幅滑落在未来还不会减速。
    
    东莞台商协会樟木头分会秘书长王禄凯给亚洲週刊算了一笔帐，以他生產礼品、工艺品出口欧美为例。仅与去年相比，原材料涨了六成一；配件涨了二成；人工涨了二成；美元贬了二成。经营成本升了一倍多。王禄凯表示，东莞地区结束营业的企业，涵盖港台日韩资大约有二至三成。关闭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出口企业，从已经公布的上半年贸易资料可以看出，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实际净出口的贡献率下降才是二季度GDP同比增幅回落的主要原因。张军表示，中国经济每年出口拉动在二点五至三百分比，加上进口的贡献，所以贸易回落，对GDP往下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下半年中國還有一次地震︰房價

新浪博客    作者: 紅旗飄揚    2008-07-31

中國下半年能夠產生全國性影響的事件只有一個    編輯讓我談談今年下半年，中國樓市會發生什麼變化，會出現哪些重大事件？中國太大，以國家發改委確定的70個大中城市來說，中國樓市2008年下半年的重大事件會有很多，但是能夠產生全國性影響的事件只有一個︰那就是房價整體下跌。 2008年房價的整體下跌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因為去年的房價暴漲是一件壞事，今年的整體下跌是中國社會為拯救中國經濟的大力糾錯，是在努力建立社會和諧的平衡機制，是在擠壓通脹的努力下的自我糾偏。如果說錯，實在是錯在去年太過瘋狂，利益集團無視民眾的生存狀態而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財富掠奪活動，不惜衍生經濟泡沫激發通貨膨脹，因此造天譴而受民怨。 中國當代社會，如果要無愧于時代，無愧于後人，尋求改變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所有的經濟政策必須惠及民眾。任志強說，房價下跌不會給窮人帶來任何好處，反證他的話，那就是房價上漲才能給窮人帶來好處？我們見證了房價的暴漲，但是並沒有給窮人帶來什麼好處，相反窮人被掠奪的更多了，而且是以通貨膨脹這種無聊的方式。因此，我們將見證房價的下跌，如果房價下跌了，窮人也沒有得到好處，那只能說明窮人不該生在這個時代，不該生在中國。 如果在祖宗家法面前，任志強是要被掌嘴的。盡管現在父母不像父母，沒有人去掌任志強的大嘴，但是網友們用鋪天蓋地的口水代祖宗行使了家法，並表示了永遠的唾棄。這就夠了，何況，房價下跌是大勢所趨，也不是一個小小的任志強所能擋住的。 中國推行房價下跌的最大動力來自于中國的中低收入階層，來自于對通貨膨脹的極度不滿，來自于對社會分化的強烈抗拒。不了解這個動力究竟有多大，實際上是不配奢談房價走勢的，更不配奢談宏觀經濟。因為一切國家的經濟活動的根本出發點，是以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為原則的，而不是開發商。如果試圖以一己私利，左右國家宏觀政策的制定，那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所以，中國房協送交給中央政府的三點建議，我認為，中央政府根本就不會采信，甚至不予理會。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有誰見過中國房價整體下跌的？沒有。盡管房價上漲緩慢，但基本都在上漲，上漲的幅度是與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與民眾收入增加相均衡的，當然，不排除各個城市之間的不平衡。比方說，1996年，海口的房價就曾下降過，並且直接導致海南發展銀行的破產。但是，當年全國房價並沒有出現下降。比方說，2005年，上海房價也曾下降過，全國房價同期也是在上升。但是，從2008年的情況來看，全國房價將開始整體下降。 從目前情況來看，2007年7月，在一線城市當中，北京、上海同比漲幅仍然高達8%以上，深圳、廣州開始同比下跌，幅度不到1%；杭州、寧波、甦州、南京、南寧、昆明、烏魯木齊、銀川等20余城市，同比漲幅在10%以上，而長沙、武漢、重慶、南昌、成都、合肥、無錫、東莞等近30個城市開始滯漲，有的開始同比下跌；其余城市還將保持一定的增長，預期全國房價同比增長仍然高達5%以上。 但是，進入8月，全國房價將開始發生重大拐點，絕大多數城市開始進入下降通道。一線城市只有北京情況仍然不明朗，上海將和深圳、廣州一樣同比深幅下跌。因為奧運的緣故，今年8月樓市成交量大幅萎縮，深圳的新房存量將要突破55000套，躍居歷史新高；杭州、寧波、甦州、南京等二線城市，開發商信心極度受挫，低價拋盤屢有發生，造成樓市劇烈動蕩。由于一線城市的深幅下挫，直接影響全國房價均價同比走低，預期2008年8月，全國房價同比漲幅將會降至2%以內。 2008年9月，對中國樓市來講是舉足輕重的一個月，關鍵在于各大城市的新房成交量是否得以放大。這不是一個購買力的問題，而是開發商是否接受現實的問題，因為現實就是樓市已經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不降價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各大城市的社會保障住宅開始大量入市，未來對于商品房市場的走勢還不是十分明朗。不久前看見一篇博客，開發商扛的是社會責任不是房價，多麼冠冕堂皇啊！既然如此，你就繼續扛，估計是扛不動了。預期2008年9月，如果成交量有效放大，全國房價同比將會下跌，如果沒有成交量，全國房價同比漲幅基本持平。 按照目前這種走勢，今年10月，將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房價第一次出現整體下跌，中國經濟也因此而迎來一輪調整的時機。這次調整，考驗中央政府的有兩點︰對外是否能夠應付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的變化，對內能否建立適合民生的中國經濟新次序；這次調整，考驗中國社會的主要是能否把急劇分化的貧富懸殊的剪刀差縮小一點，並通過住宅供應結構的改變，表達居者有其屋的社會理想；這次調整，考驗中國經濟的主要是在實現經濟平穩增長的情況下，抑制通貨膨漲的能力。當然，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會在本次調整中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