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褲子”樂隊引發了梅花運動服的流行，“我們不喜歡奢侈品，不喜歡跟風。我們的審美其實就一個字——‘緊’”。圖爲“新褲子”樂隊鍵盤手龐寬(關海彤 攝)

　　“中國元素”:在時尚流轉中重生  

　　唐娜·托馬斯是美國《新聞周刊》常駐巴黎的文化及時尚記者，她花費了差不多10年構思，用去 3年來寫成《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用以揭披當今大品牌集團散發的毒氣。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唐娜·托馬斯說她力圖不帶偏見，喜歡誰與厭惡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出事實，由讀者自己下結論。  

　　“時尚民主化”？  

　　1992年，唐娜·托馬斯(Dana Thomas)買了一件粉紅色無袖的Prada雞尾酒洋裝，用五彩斑斓的厚棉布和菱紋綢制成，整件都有内襯，美不勝收，花了2000美元，看上去至少能穿一輩子。10年後，她花500美元又買了一條Prada薄府綢不規則剪裁長褲，穿上它，腳輕輕穿過褲管，褶邊撕開了;将手放進口袋，縫合處裂了;蹲下想抱起她兩歲大的小孩，褲子的後面破出個大口子。不到10分鍾，這條長褲碎成幾片，解體了。唐娜·托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設計師助理抱怨。“是線的問題，”這位助理解釋說，“現在都采用‘羅紋縫法’，更加便宜。此一時彼一時了！”  

　　唐娜·托馬斯是美國《新聞周刊》常駐巴黎的文化及時尚記者，她大概對這種輕描淡寫的解釋并不滿意。她花費了差不多10年構思，用去3年來撰寫一本書——《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用以揭披當今大品牌集團散發的毒氣。當然不是Gucci“妒忌”或者迪奧“毒藥”的那種，而是“犧牲誠信、降低品質、玷污曆史、哄騙顧客，剝奪了所有讓名牌與衆不同的特質”。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唐娜·托馬斯說她力圖不帶偏見，喜歡誰與厭惡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說出事實，由讀者自己下結論。對于那位名聲不佳、外号“時尚獨裁者”、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團LVMH的掌權人伯納得·阿諾特，唐娜·托馬斯說:“他作爲一名商人無所畏懼，我恰恰敬佩他這一點呢。”  

　　但唐娜·托馬斯的書用語強硬，她寫道:“大品牌集團宣稱‘時尚民主化’，讓産品人人欲取、随手可得，一切聽起來如此崇高，見鬼了，簡直像共産主義！可它不是，它從裏到外都是資本主義，目标直截了當——爲了賺更多的錢。”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正是名牌喪失了之所以成爲名牌的基礎:手工制作和高品質，在哄擡物價的同時降低成本、偷工減料。“大量生産的奢侈品”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語。以LV的經典産品旅行箱爲例，它仍舊延續着1854年路易·威登發明的制作方法:骨架使用堅硬、輕巧的非洲奧庫梅木，銜接的地方粘上一層帆布，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角落的保護層用黃銅，邊緣裝飾稱爲“Lozine”，由多層紙張和布料壓縮、浸泡在鋅溶液中制成;皮箱裏層粘上一種叫“Vuittonitte”的珍珠灰棉質帆布，或者人造絨面革做襯裏，上頭有棉布條編織成 “LV”字樣的卡其布縫在旅行箱裏。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可這款皮箱一年僅生産500隻，其他LV産品則在生産線上完成，大部分由機器制造。  

　　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裏，一台生産線上的12個女裁縫使用機器加工數百件LV手袋暢銷款。“利潤優渥來自于……工廠。”阿諾特曾經解釋道，“以有組織的方式進行生産，讓公司産量驚人。”但這個生産方式不被透露，大肆宣傳是LV旅行箱的傳統手工。當花大價錢買到一隻生産線上下來的手袋時，卻誤以爲買到了永恒的傳統。另外還有一些小伎倆: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員說:“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會省下多少了。”);用毛邊代替褶邊;以“女性其實不需要爲由”不加襯裏等。  

　　中國也許是當今名牌産品全球化過程中最奇特的國家:起源于這裏，最終又回到這裏，生産與消費皆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澤》說許多名牌産品加工生産實際是在中國(大都不生産多種款式，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顔色與材質)，卻拼命掩蓋這一事實。少數包标志有“中國制造”，但藏得很好，比如在内袋底層的縫合處，或者印在郵票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需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有的“中國制造”的标志是貼在袋子外的貼紙上，貨物運到意大利後就會被撕掉。另有一家除了手把，整個包都在中國制造，制成後補上貼有“意大利制造”的手把。還有的在中國制造鞋面——最耗費勞力的過程，再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這些産品都帶有“意大利制造”的标志，隻有極少數品牌主動承認産自中國。  

　　2006年，Coach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伊安·比克利(Ian Bickley)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就說:“我們在中國生産，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團隊來教導中國工人，中國的制作工藝已經達到精品的水準。”但更多品牌不願意承認這一點，因爲成本降低，意味着售價也應更便宜。唐娜·托馬斯講述了她在中國東莞參觀一家代工工廠的經曆，她以保密爲條件被允許進入，親眼看到工人們在縫紉某品牌的手提包，而該品牌始終聲稱其所有商品均爲意大利手工制造。她沒有點出品牌的名稱，而那隻在流水線上生産的手提包成本大約爲120美元，随後它在香港地區一家百貨商店裏飙升至成本價的10倍。  

　　據估計，到2011年，中國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場。而中國一些消費者，一邊瘋狂迷戀這些轉了一圈的産品，一邊卻對“中國制造”缺乏信任，同時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這正是大品牌集團瘋狂擴張造成的副作用——名牌标志成爲炫耀的标簽，即使喪失原有的品質，附着于這道标簽上的幻想仍在。當一隻包的真品與假貨的區别僅僅是兩道砸線還是三道砸線時，其間的差價就變得十分詭異。  

　　那些秘密并不廣爲人知，大品牌集團更願意通過廣告投放，公開某新品的靈感來源、社會意義，以及與某種華美生活的緊密聯系。唐娜·托馬斯說:“要成爲全球企業的領導者，時尚品牌不僅要向大衆隐瞞産品的制作過程，也要隐瞞品牌如何運作。假如真相暴露，必将粉碎大衆對品牌的信心，他們必将停止購買，利潤直線下降，公司，還有它們的母集團，會面臨破産。公開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也就是在每年的财務報告中提出财務資料，但當品牌合并成一個集團，他們可以将所有數字混淆在一起。我們總是看到LVMH獲取了利潤，而它的品牌由于大肆宣傳，似乎也極度成功，但你所不知的是，LV每年創下營業額紀錄的同時，紀梵希和高田賢三的收入卻馬馬虎虎。”  

　　這位高級記者告訴我們說，她并沒有像很多慣于谄媚的時尚媒體那樣害怕打擊報複，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伯納得·阿諾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總裁聖·卡斯利(Yves Carcelle)拒絕再接受采訪，好在她以前見過他們多次。但成書後有傳言她被LVMH集團封殺，禁止她出現在該集團任何品牌的任何發布會上，并要求她對涉及該集團的言論道歉。唐娜·托馬斯拒絕承認有什麽錯，她現在加入了時尚記者的“終極勝地”康泰納仕集團。LV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妻子評論說:“如果她說我們是時尚界的麥當勞，那她也效命于媒體界的麥當勞了。”看上去唐娜·托馬斯是個頗具古典趣味的人，在批判大品牌集團的同時，心碎地緬懷着隻爲小衆服務的、“卑微的匠人們創造着人類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的20世紀30年代:剪裁工、刺繡工、毛皮加工工人、鞋匠、羽毛制作者……她認爲，這才是真正精品的締造者，他們用手工吹制玻璃來制作裝飾禮服的花朵，用黃金和寶石來點綴她設計的長禮服。香奈兒的工作室裏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奪目的長禮服，由銀薄片制成，縫上珍珠，因此非常笨重。開口短上衣布滿珍珠與亮片，衣底再鑲嵌美不勝收的亞麻蕾絲。“越來越多從舊手工作坊裏尋找靈感，是精品對抗全球化的趨勢。”唐娜· 托馬斯說。  

　　複活的老手工作坊  

　　2007年12月，香奈兒發布了設計師卡爾·拉格斐的“巴黎—倫敦”高級手工坊系列，它正是獻給巴黎的6間高級手工坊，集合了Desrues紐扣坊的修飾技巧、Lemarié的羽毛配飾、Lesage的刺繡功力、Massaro的制鞋天賦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銀器。“這次時裝秀所展現的調性，散發着後現代風格，但同時也不失浪漫特質。我并在作品中巧妙地結合了許多精緻細膩的朋克元素。”卡爾·拉格斐解釋道。這6家工坊在過去的10年間被香奈兒一一買下。  

　　爲了這組發布，45名刺繡工已經在位于巴黎蒙馬特的Lesage刺繡工坊裏趕工了一個月，每天他們都忙碌地圍坐在木制縫紉機前，往衣物上匝釘金币、縫制水晶、鑲嵌串珠，他們的針腳精細而小心翼翼，好像在縫制甜美易碎的焦糖。刺繡坊曾與迪奧、紀梵希、伊夫·聖·洛朗等高級成衣制造商合作，是全球最大的時裝刺繡供應方，擁有超過60噸供應品存貨，當中包括19世紀70年代保存至今的閃光水晶，20世紀的圓拱形寶石、萊茵石、玻璃珠等。“這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哲學。”刺繡坊的家族傳人弗朗哥斯·萊薩基(Francois Lesage)說。他今年76歲，技藝經過50年磨砺，1949年從他那活了125歲的父親手裏接管了刺繡坊，他将手工制作稱爲“傳遞了嚴苛的道德規範和容不得一點兒雜質的優雅”。  

　　萊薩基說，20世紀20年代巴黎有大約30萬名手工工匠，光刺繡工就有1萬人，到50年代，全世界還有超過20萬名女性穿高級定制，這是資産階級婦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購買高級定制服裝是一種禮數周到的社交活動。迪奧一年就會搞兩次，郵寄出 300張有黃金浮凸的邀請卡給老客戶、記者和名流。每年的1月和7月，發布會在位于蒙田大道30号的迪奧總部舉行，賓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身後放着巨大的花缸，裏面插着玫瑰花、栀子花和康乃馨。發布會準時開始，不會爲任何人特别妥協，據說有一次溫莎公爵遲到了，就隻能站在過道裏。但現在，高級定制讓位于批量生産成衣系列，高級定制購衣會也被時裝周取代，全世界每年購買高級定制服裝的女性僅有不到200名，手工作坊客戶流失嚴重，工匠數目驟減，巴黎的刺繡工隻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Lesage刺繡坊被香奈兒收購，但沒有壟斷，仍允許它與其他高級定制供應商合作。萊薩基說收購後刺繡坊景況越來越好，也越來越多地爲成衣系列服務。  

　　Desrues紐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成立于1929年，原本位于巴黎瑪黑區，20世紀30年代這裏聚集了成千上萬名忙碌的裁縫和工匠，後來隻剩下這一家。Desrues紐扣坊一度十分蕭條，1984年隻有20個工匠，1997 年被香奈兒收購後，工匠人數遞增到170名，原來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不得不遷到巴黎郊外的一間8600平方英尺、窗明幾淨的大廠房。紐扣坊基本延續舊做法，但也逐步加入了現代科技。工藝開始于一隻由設計師打造的金屬或矽鑄模型中，合金被倒入，經過離心處理從模子中移出，之後進行修剪被拋光，鍍上金、銀或綠鏽，最後進行打磨抛光。如果是所謂的“有機”或天然原料，如角或珍珠母，會由計算機制作模闆，再按程序設計傳送到配備激光的無人機器中。紐扣坊每天生産 4000隻紐扣，每年有100萬隻專供香奈兒，其中僅有3000隻用于高級定制系列。  

　　爲法國一家國家媒體工作的林祖強，在過去10年間走訪調查了法國30多家手工作坊，他說:“ 老手工作坊是法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語言。”法國政府對老手工作坊始終有及時的保護，比如每年都有行業協會評選出“最出色的工匠”，文化部仿照日本的“活着的國寶”爲個人授予“工藝藝術大師”，并評選集體“最優秀工坊”，還以經濟扶持的方式鼓勵培養學徒。但傳統文化的傳承除了保有技藝與文化保護的“文化生命力”外，還需要必備的“經濟生命力”。在過去10年間，全球化與品牌集團營銷都使法國老手工作坊受到打擊，市場難以承受其價格，部分作坊不得不轉移生産基地，降低勞動成本。林祖強在法國南部小鎮參觀過一家銅器作坊，部分生産已經轉移到北非，甚至使用機器代替手工，他眼見從北非運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與法國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别，旅行箱的銅鉚釘嵌入和箱角處的弧線，已經全無舊日的細微與精緻。林祖強認爲，大品牌收購老作坊的确緩解了其客源稀少、經濟緊張的問題，但精品的定義已由“講求高品質”轉爲一道标簽，許多品牌是打了個概念差，将高級定制服裝的附加價值轉移到成衣配飾上，買一件批量生産的制式化産品，仿佛就享有了高級定制的光環。更多最優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購，因爲近年來厭惡大衆化産品的消費者數量逐漸增多，這些作坊的顧客正在回流。  

　　“時尚逃兵”能逃走嗎？  

　　“時尚逃兵”(Luxury Refugees)是《奢侈如何失去光澤》給出的新概念，指因爲與大品牌集團的妥協而對其貪婪大徹大悟的設計師、香水師、主管以及消費群體，他們逃走了。将手工作坊的舊式精美真正應用到市場化的成衣系列，大約是“時尚逃兵”在大品牌内部的反省與改革。香奈兒胸懷對傳統與精緻的尊重買下了這幾家工坊，同時也對千篇一律的名牌時代提出反思。“你不能夠宣傳一套高級洋裝，結果放上一堆垃圾來賣。”卡爾·拉格斐說，“總得有人來做這些，不僅是保持傳統，而且要助其發展，我們需要這些精巧的工匠，并将來自過去的技藝運用于未來。”  

　　更多“時尚逃兵”與大品牌集團劃清界限，其中最著名的非前Gucci設計師湯姆·福得莫屬，雖然此後的他有點找不着北，卻有一番雄心勃勃的說辭:“今日的品牌産品太唾手可得，每樣東西都太過制式，而且運營方式太過平淡。它就像麥當勞，背後的商品與哲學跟麥當勞非常相似，在每一家麥當勞你買到的漢堡與經驗都一模一樣，LV也沒有分别。我們幫助Gucci制造這個現象，在當時是對的，就算我們不做，别人也會做，那時這個世界正在全球化，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我以我們所做的事情爲榮。但是這不是我現在感興趣的了，我強烈反對！所有這些手提包廣告都讓我反胃，它太過制式。去想顧客還不會跟我們一樣厭煩非常愚蠢，我相信小公司的影響力不輸給大公司，我們可以從小規模、舊式的精品中學到東西。”法國女鞋設計師品牌Christian Louboutin也是時尚行業中的稀有産物，由設計師擁有并經營，企圖心小，生産無懈可擊，卻極度成功。2000年在巴黎一座私人宅邸的晚宴中，設計師魯布托(Louboutin)女士剛在沙發上落座，就被4個成功商人包圍。“我們什麽時候可以買你的公司呢？”其中一個問道。魯布托就像個被邀請跳舞的女孩，她紅着臉說:“不了，謝謝。”當被問到“時尚逃兵”真的能從商業法則中逃走嗎？唐娜·托馬斯說:“不但可能，而且很容易，隻要保持小的、獨立和正直。當一家公司有了偉大的夢想，它就要面臨浮士德式的抉擇——是爲了獲取财富、積累名聲而将靈魂賣給魔鬼，還是保持本有的個性？這其實，也僅僅是一種人格考驗。”  

　　高級定制與無印良品固然不同，但都是對大品牌集團制造的平庸與制式的厭倦，是自身對全球化的小小反抗。有的人願意重溫那起源于宮廷時代的華貴，唐娜·托馬斯複述了一遍卡爾·拉格斐講的段子:有些購買香奈兒高級定制服裝的人很忙的，她們乘坐私人噴射機來試穿衣服，無論何時那款式出現在紅地毯上，那些女人會立刻取消定制。“這樣的人在中國，有超過兩個。”卡爾說。而更多人選擇更小衆的品牌甚至淘換無牌衣物，以此來輕蔑世俗樂趣，來展示“一種驕傲”。如同瑞士神學家漢斯·昆所說:“不時時刻刻追求、不時時刻刻想方設法購置一切，不受威望和競争規律的控制，不崇拜富有。這是基本的态度:儉樸謙遜中的滿足和泰然處世的信心。這一切都和蠅營狗苟、膽大妄爲的傲慢以及在物質上的富人和窮人都能見到的那種患得患失針鋒相對。”唐娜·托馬斯便稱自己不是個“素有着裝考究惡名”的時尚記者，而更喜愛簡單打扮，堅信少就是好，她接受本刊采訪那天就穿了一件“品牌沒有人聽說過”的運動衫，不化妝，不願意佩戴首飾，“花了一整個早晨來打理我的有機花園”。  

　　求助“中國元素”  

　　2008年7月10日，中國設計師馬可的作品“無用之土地”在巴黎高級時裝周發布。以米白、黃褐、墨灰和湛藍爲主色調，以回收材質和棉麻絲毛爲原料，呈現接近自然的質樸狀态，模特在發布上還表演了貴州的紡線術、蒙古族的漂染術，實驗意味濃厚。此前這個系列已經入選“國際年度設計大獎”候選人名單，并于2月到4月在倫敦設計博物館進行作品展示并角逐“國際設計大獎”，她是唯一入選的中國服裝設計師。事後，馬可寫了篇文章闡述創作理念，“我追求的精神價值和目前的流行時尚完全相反，事實上，恰好是人類曆史所經曆的那些質樸時代深深吸引着我，那時的人們懷着對大自然深深的敬畏和對事物最初始的認識，過着一種最爲本質的簡樸生活。那些來源于生活而非出自名家大師的質樸之作具有強烈的時間穿透力，橫跨了千百年，撞擊着現在的心靈。這就是我的追求，讓服裝回到它原本的樸素魅力中，讓人們過分刺激的感官恢複到對細微末節的敏感。今天的時代中，真正的時尚不再是潮流推動的空洞漂亮的包裝，而應該是回歸平凡中再見到的非凡，我相信真正的奢華不在其價格，而應在其代表的精神”。  

　　唐娜·托馬斯也仰慕中國文化，她說:“中國雖有‘世界工廠’的名聲，卻可以效仿日本，從廉價勞動力提供方和産品制造國做起，以具有東方特色的、高品質的工藝征服世界。”言外之意，“中國設計”雖然在世界舞台上起步晚，但一旦流傳便有新鮮的魅力和卓越的個性。從夏姿·陳入主上海灘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爲設計主題走進國際視野後，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元素”也因其樸素與經典再度引發關注，隻不過它的起源是小衆而隐秘的，由一群無所忌憚的年輕人引領。  

　　老金就是一個。清晨6點，他就在北京城鄉結合部的一個“鬼市”裏溜達，市場全名叫“中商和衆舊貨綜合交易市場”，因爲整修，攤販就在工地邊上的瓦礫堆裏擺攤。塑料布鋪在地上，物件五花八門。站起身回頭望過去，能看見城裏的高樓大廈，不遠處是等待拆遷的鄉村。這集市有一種“暫時性”，歲月泛起許多零碎的物什，它們被淘汰、被抛棄，又被彙集到地攤上。流連于此的有各色人等，他們把這裏叫做“勞動人民大市場”。老金頗有斬獲:兩台老式手搖電話機、一台帶顯示屏的舊監視器、一沓牡丹花塑料皮筆記本、一台煙台永康鍾業有限公司生産的老式座鍾，統共不到 1000元。他試圖把這些東西全部塞進肩上的大包裏，包很快就被撐得變了形。這隻包的名字叫“Paul Smith Mini”，上面印着一輛花Mini Cooper，源于1998年英國設計師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的藝術作品“Art Car”——把老款Mini Cooper塗上24色83根彩條，汽車僅在英國和日本有售，印着汽車照片的大包在全球售賣，價錢過了萬元。但在老金看來，包裏包外都差不多。“Paul Smith Mini”撷取了老派英式工業的典範Mini Cooper，他所淘的舊物件又都是中國當代設計的精華，它們蘊涵着一脈相承的純粹審美和恒久魅力，流露出回歸本原的趣味和質樸光澤。所不同的，Mini Cooper和Paul Smith都已經納入了時尚流轉，而另一些是躺在“勞動人民大市場”裏的“破爛”，隻有一些古怪的年輕人跑到這裏，發掘它們身上的曆史特色和“中國元素 ”。  

　　中國有一個工業設計黃金期？  

　　老金，名鵬遠，網名“痛楚”，花了3年時間來收集中國老設計，數量以千計，悉數存于東四八條 59-1号院中。老金考證，這爿院落是一軍閥姨太的偏房，這說法很像是一種自我安慰，好像在這個不斷變化的城市裏，有什麽東西一脈相承地延續了下來。他還印了本畫冊來展示收藏:“雙喜”電風扇用1968年的《人民日報》包住，轉動起來報紙爛得粉碎;馬丁·路德·金遇刺的圖片邊上有把“中國制造”鐵皮玩具手槍; 映照列侬與大野洋子裸體的是“紅梅”報喜大圓鏡;“海鷗”鬧鍾調到4點零8分，旁邊就可以抄寫那首著名的詩了。還有安迪·沃霍爾、伍迪·艾倫、庫布裏克等一大堆，暧昧不清，非常混雜。畫冊開篇寫道:“1968年，馬丁·馬吉拉穿着破舊的白衣穿梭歐洲，主席夫人授意研制媲美萊卡相機的‘紅旗20’，竹制暖水壺取代鐵皮暖壺出現在工人階級手裏。”老金說:“20世紀60?80年代，是中國工業設計的黃金期。”他挑東西的重要标準就是設計，“舊鐵皮玩具的配色，明朗又搭配得極具波普感，那種藍，多正，就像上小學時體育老師穿的翻領大秋衣”。“一隻鬧鍾它就是鬧鍾，不會爲了嘩衆取寵改變形狀，可指針上的數字又沒一個重樣兒的。”然而，老金并沒能詳細講述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工業設計，他隻是喜歡那個曾經風起雲湧的世界，想把某種激蕩的情懷和落滿塵土的物件一起保留。  

　　把老金的畫冊拿給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設計藝術系主任杭間教授看，教授則拿出另一本畫冊—— 《Phaidon Design Classics》。在這本彙集999件工業設計經典的圖冊裏，可以看到永久自行車的原型“Singer Model 15K”，實際源于1894年的美國;紅旗轎車的原形“Checker Marathon Cab”，出品于1922年的美國切克汽車公司;老式手搖電話機，20世紀30年代由美國工業設計師亨利·德賴弗斯(Henry Dreyfuss)奠定雛形，取名爲“Model 300 telephone”……它們共同構成了全球工業設計的基礎。999件中隻有一件來自中國，排第一——一把銅剪刀。  

　　杭間教授研究美學設計史論，對中國的工業設計史卻隻梳理到明代爲止。他說:“近代設計史大約從‘洋務運動’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的都是外國的東西。生活審美零星可以在《良友》畫報或者《林家鋪子》、《春蠶》這類戲劇中見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已媲美巴黎，但農村依舊自給自足，都市的生活用品則依賴洋貨。”杭間教授認爲，所有設計都建立在工業化程度之上，“建國以後，我們的自主設計土壤一直很貧瘠，一切歸于統一，實用占據主導，審美退居其後，外國工業設計中的經典被大量借鑒、生産。所謂‘設計’并不被提倡，它被分裂在重工業和傳統手工業兩個領域中。”  

　　杭間教授指導的博士生王麗丹正以“新中國的工藝美術體制”爲課題做研究，在她看來，主席夫人指導工業設計一說隻是玩笑，她說:“毛選第五卷《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篇，提出了建立工藝美術學校(工藝美術學院的前身)的想法。在國家支持下，照搬蘇聯的合作社模式，20世紀50年代産生了‘工産藝銷學’這一體制脈絡。當時的管理機構是手工業管理局，由于手工業是藝術與工業的結合，所以在管理歸屬上存在矛盾:作爲藝術，應劃歸文化部管理;作爲工業，則屬于二輕工業部管理。最後工藝美術劃歸二輕工業部管理，按照工業化的模式進行管理。所以一方面導緻了手藝人的尴尬，另一方面由于計劃經濟‘統得過多，管得過死’而無力施展。”  

　　這種計劃經濟下的生産，首先傳達的并不是審美趣味，而是一種樸素的生活觀念。王麗丹還有小時候關于糧票的記憶，手頭的錢有限，購買力得不到滿足，買東西基本顧不上品牌、質量、款式。那個時代，人們奉行一種“大國民”的普世價值觀，共産主義是平等的，貧富差距也不是很大，生活在一種祥和樸素的“民風”中。這也是當時國家所倡導的。大家都不希望與衆不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目标一緻，最常見的服裝顔色就是灰藍和軍綠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費正清有對建國初期國民性的分析:國民的生活訴求樸素。日常生活用品恰恰印證了工藝美術大會提出的 “實用、經濟、美觀”的口号。  

　　1954年10月2日，“蘇聯經濟與文化成就展”在北京開幕，這是新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國際展覽，展會上的一款奢侈品是“友誼牌”14K玫瑰金手表，盡管表盤上是中文标示，但它的生産廠家是莫斯科第一手表廠。這一年，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在上海視察工作時提出:我國有6億人民這樣的大市場，手表工業大有作爲，希望上海能生産我國自己制造的手表。國産手表的研制與生産是個漫長而複雜的故事，但窺其門徑的入口就在上海長樂路378号，這裏離獨立設計師小店聚集的區域已經有點遠了，周圍大都是賣古董和古家具的店面。老手表隻占了店裏的一個小櫃台，更多的是瓷器花瓶、根雕茶桌、老式座鍾之類。店主容先生坐在桌子後面擺弄電腦，有顧客問:“您收了這麽多老手表，一定很喜歡吧?”他擡頭白了一眼，“我可不喜歡，我就喜歡錢”。  

　　香港地區的手表收藏者Joel Chan承認，他的700多塊中國老手表大多來自上海這家小店。1956年生産的“和平”和“東方紅”原型表，都直接模仿瑞士手表而來，是如今市面上難得一見的藏品。上海手表廠1958年出産的A581型手表，是中國大規模手表生産的标志性産品，直到1967年停産，共生産數百萬隻，如今在上海的古董店裏，100塊錢一隻。1963年開始生産的A623型，當時一般大衆難得一見，隻供軍隊和政府的高級官員使用。周總理一直佩戴的就是A623，那塊手表如今收藏在中國革命博物館。1964年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A623還曾發布一個特别紀念款。國産手表的投資價值并不很大，這些老手表的價格大多在1000 到2000元之間，衆多入門級的收藏者承認，收藏20世紀60年代的國産表，并不在炒作或投資，而是要把那段歲月銘記在心。一位收藏者這樣說:“上海 A581型手表在性能上沒有什麽特别之處，而且，是我國仿制瑞士的機芯幾乎全盤照抄照搬加工出來的。這種仿制表面上看還沒有自主設計能力，但是卻是一個國家冶金、機械制造和精密加工技術水平的重要反映。手表雖小，卻可由此對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略窺一斑。”  

　　隻有專業性的書籍中才會寥寥記上幾筆，當年大光明鍾廠的曲元德師傅，怎麽設計了一架小銑床，并自制銑刀;中國鍾廠的阮順發師傅怎麽完成主夾闆的試制任務。在老金看來，甭管從哪兒來，這些舊設計打着中國的烙印，隐含着舊日時光，他也了解一些設計仿制自國外，但工藝已經與國外的水平相當。那時的工匠被埋沒在集體創作和大生産中，缺乏商業推手，不搞時尚偶像這一套，也沒有國民争相購買的喧嚣，反倒淡泊地施展絕技，即使最微小的部分也竭盡全力。與當今被那些經世緻用的家夥主導的消費怪圈不同，他們飽含熱愛地将活兒做到極緻，産品仿佛被傾注了“人性的因素 ”。老金談起在天橋偶遇的一位老師傅，原本在國營老收錄機廠做工，退休後開個維修門店，手藝精湛又與時俱進，對各類iPod了然于胸。可他晚年僅有的财産就是那間破舊的小鋪和一屋子收錄機，那裏的感覺，“像極了香奈兒的老手工作坊”。去年老金到巴黎參觀的正是被香奈兒收購的Desrues紐扣坊，那裏幽靜而淩亂，周遭放着有年頭的破舊櫃子，一群家庭婦女模樣的工匠坐在工作台旁，她們看上去跟時尚毫無關聯，全心投入于手裏的那顆珠子，仿佛一生唯一重要的事兒就是将它們打磨精美，“臉上專注的表情就跟天橋老師傅一模一樣”。  

　　豆瓣網的“經典國貨”小組裏則聚集着另外5000多名年輕人，他們收集且使用的物品名單非常長:梅花牌運動服，海鷗相機，樂凱膠卷，永久自行車，鳳凰自行車，回力膠鞋，飛躍膠鞋，雙星運動鞋，萬紫千紅潤膚脂，郁美淨，蜂花洗發精，健力寶，大白兔奶糖，小白兔兒童牙膏……它還能繼續。組長賈維(豆豆維)去年建立了這個小組，人數一個月内超過1000人。賈維說這批人以“80後”爲主，既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又全面接觸外來文化，“心态非常健康”，在迷戀“經典國貨”的初始大都受到本土搖滾歌手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新褲子”樂隊。  

　　隻消看一眼，便難以忘懷那張《龍虎人丹》中的造型:“新褲子”樂隊的兩個主唱都穿得好似李小龍，站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街頭，伴随一台老得不像樣的錄音機跳舞，與其說跳舞不如說是搞怪。彭磊内省而腼腆，龐寬則比較硬朗、銳氣，他們的造型是皮夾克、破球鞋和瘦版牛仔褲，“我們不喜歡奢侈品，不喜歡跟風。我們的審美其實就一個字——‘緊’，判斷衣服好壞唯一的标準就是緊，穿的時候穿不進去、特費勁，那就是好，就買”。唯一喜愛的品牌是Vivian Westwood，副牌SEX在上海開業後，很少買衣服的彭磊拿下一件“飛車簍”，等SEX經營不下去了準備關門，他發現“飛車簍”隻賣出他那一件，其他碼号正狂折甩賣。“新褲子”的造型可謂常年不變，卻總被譽爲圈内最“潮”。今年3月，兩人買了兩條梅花牌運動褲，不經意間使“梅花”成了樂隊圈的新寵。“ 那時候設計很直接，傳達的視覺感受很主觀，能夠吸引你，直接給你帶來一個刺激，挺有标志性、挺有力量的東西，跟我們的音樂想表達的一樣，一下把你帶到那個年代。”  

　　不僅是“民族情緒”  

　　20世紀70年代，保羅·布盧姆伯格就曾經這樣判斷:“上流社會或中産階級所設置的時尚标準，并不比那些失去地位的、反階級的年輕人和反主流文化者設置得多。長頭發，頭飾圈，珠子項鏈，染色的衣服、背心，混雜的皮革制品和小山羊皮制品，精心制作的褪色的粗棉布工作服，以及其他反主流文化裝束的随身用具，不但嘲弄了既有階級的物質地位符号，而且成功散布到了敵對的陣營——在紐約第五大街和主要街道流行并被模仿。當藍色的斜紋粗棉布工作襯衫正在紐約的百貨公司銷售之時，當搖滾明星米克·賈格爾當選爲世界上穿着最考究的男人之時，認爲時尚風格是在上層社會建立以後才逐漸向下散布的理論，顯然出了毛病。”  

　　“經典國貨”小組首次聚會選在北京一家搖滾音樂酒吧，口号爲“僞時尚和假高端充斥的年代，怎樣才能多快好省地迅速蹿紅？國貨小夥和古着大妞們簡潔樸素有靈魂，純真可愛又犯二，是這個時代最好的代言人”。到場200多人，滿眼最多的是回力鞋。賈維說，這些年輕人并沒什麽“民族情緒”，喜歡“經典國貨”出于一種複雜的感情，混雜了懷舊、對經典設計恒久魅力的尊敬，以及對大衆化時尚的厭倦。那感覺有點像這個年齡段的人聽崔健，有回憶舊時光的成分，更多還是喜愛他的音樂，并贊賞他對抗平庸主流音樂的姿态。而大品牌集團的營銷手段使人厭倦的同時，也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方法論”，利用“經典國貨”元素的獨立設計師應運而生。  

　　中國第一家以此爲主題的實體店就開在上海的延安路上，臨近一家幼兒園，魚貫而出的小孩會被店門口的“葫蘆娃”塗鴉吸引，卻并不多停留，鑲嵌在牆上的老電視機上方懸挂着店名:“能貓商店”。正對門的位置是一張玻璃櫃台，存放着橡皮泥、鉛筆盒、飛行棋等一幹老玩具，兩側挂滿仿梅花運動服、海魂衫、女排T恤、“恐龍特急克塞号”卡車司機網眼帽等。幾個購物紙袋作爲店鋪陳列的一部分立在貨品上方，正是牛皮紙檔案袋改制而成。一身國貨打扮、戴着“喜”字耳釘的店主喜喜從一隻鐵皮鉛筆盒裏掏出張名片:“我做的是一個概念體驗店，并不是賣某種産品，更多是體驗和回憶。進店的那一刻就能感受那些失去的東西，打一打老式采蘑菇紅白遊戲機，玩一玩‘不倒翁’和彈力球，再看到一隻橡皮擦，便能想起上課時與同桌的追鬧。 ”店面從去年底開起來，一部分老玩具來自喜喜幾年來的淘貨，他一指櫃台裏的舊文具:“前幾年我在七浦路淘的，一家賣雜貨的老鋪子，櫃台裏黑黢黢地存了這些玩意兒，店主是位80多歲的老奶奶，從她的奶奶那輩就守着這家店。老文具還按舊時的價錢賣，1.5元，我全部拿下。”服裝類産品則全部由喜喜自己設計生産，大都是在T恤或帽子上印花。爲了推廣能貓商店的産品，喜喜想拍一組服裝大片，找了一個專業的女模特兒，又想幹脆找一個非專業男模，搭在一起，視覺反差。他找到了石榮友師傅，是攝影公司做道具的木工，石師傅很樂意，喜喜讓他更呈現本來的面貌，穿着黑漿的褲子，結果拍照那天，石師傅打扮得不一樣，穿着西裝打着領帶就來了。喜喜開始調整模特兒的狀态，他想表現那種儉樸謙遜中的滿足和泰然處世的信心，表現那種與蠅營狗苟、患得患失針鋒相對的态度。他相信，樸素的國貨中蘊含着一種美學風範，經過重新設計，可以用來對抗太多太快的時尚。  

　　但在“經典國貨”小組中，始終懸挂着“緻能貓商店的一封信”，大意是抱怨質次價高。喜喜說:“我的目标顧客并不是圖便宜的愛國貨青年，而是瞄準高端市場，外國遊客或高級白領，我的創意、挑選的過程、帶來的體驗，都該獲得尊重。”能貓商店未來規劃設計限量版的皮質背包與球鞋，力求精美，價錢也不菲。賈維說，起因本是區區小事，隻是希望借此提醒“不要太快速、太簡單地消費‘經典國貨’，它們之所以有恒久魅力，正因爲是好東西，有高品質，取一時之巧隻會傷害這番美好的感情”。

 

德國發明多變鞋：拉鏈一拉瞬間變不同款式（圖） 2008/08/06

拉鏈一拉，瞬間變不同款式。 Nat-2鞋能夠節省人們究竟決定穿哪種鞋的時間。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人們在夏天喜歡穿著涼鞋，但又擔心下雨時弄得一腳泥濘，近日德國一家制鞋公司發明出一種神奇的多變鞋，它能夠在數秒之內變換成不同的款式，具備不同的功能，解除了人們換鞋的顧慮。 　　這種多變鞋被稱為Nat-2，它看上去就象一雙普通的匡威牌帆布鞋。但如果你想讓腳透氣，只需解開拉鏈，這時呈現在你面前的就是一雙涼鞋了。帆布鞋的上部能夠很容易地折疊起來，放進包里。目前有20種不同的樣式可供選擇，人們可以根據自身喜好選擇不同的款式進行搭配。該創意很可能來自于20世紀80年代的動畫片變形金剛。然而與這些到處都能買到的塑料機器人不同的是，人們很難找到出售Nat-2鞋子的商店。目前，在英國唯一取得該鞋子經營權的是位于倫敦西南部亭克漢姆(Twickenham)的 Wild Goose。每雙鞋子的售價為59.99英鎊。 　　現年63歲的店主彼得-皮爾斯(Peter Pearce)表示：“今年6月，我們將鞋子引進英國，目前是國內唯一一家合法出售該種鞋子的商店。我們剛開始訂了50雙鞋子，銷售情況一直不錯。將兩種鞋子合二為一的這種設計理念非常富有新意，尤其是在夏天，Nat-2很受顧客們的青睞。目前設計者們還在構思新的款式。從下個月起，我們便將和他們談談有關新設計的事宜，雖然目前來說還在起步階段，但我們很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這種鞋子一定能迅速流行起來，銷售必定相當火爆。” 　　鞋子設計商德國K&T公司的發言人表示：“Nat-2鞋子合二為一的構思十分獨特，它使人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根據具體情況穿得合適，并且享受鞋子帶來的舒適之感。所有鞋子的上部都是可以進行任意交換搭配的，這使人們能將不同顏色、材料和風格的鞋子混合起來。只需一個鞋子的底部，便能任意搭配上部，這樣在旅行時，既能減輕重量又能節省空間。”(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