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綜合新聞：上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一詞頻見于世界各主要媒體，在冷戰結束後，它成爲歐洲的一個“熱戰”之源而令世人矚目。在短短的十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經曆過内戰、波黑戰争及科索沃戰争的南斯拉夫，從聯邦到聯盟，最終于2003年由“塞爾維亞和黑山”取而代之，有着74年曆史的南斯拉夫最終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了。
許多中國人依然對1999年的科索沃戰争記憶猶新，這是因爲那年5月8日發生的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讓人刻骨銘心。時間在流逝，曆史留給我們的疑點卻并不能悉數厘清，但人們總是希望能夠近距離地接觸“曆史真相”。也許這正是前不久由當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陰影裏的逐殺》一書的意義所在。該書作者韓顯陽，系《光明日報》原駐貝爾格萊德記者，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中犧牲的許杏虎爲其前任。2000年赴任後，韓顯陽經曆了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被趕下台、米氏被捕并被引渡到海牙前南國際戰犯法庭接受審判、“塞爾維亞和黑山”取代南聯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陰影裏的逐殺》一書正是作者的嘔心之作，它以作者的親身經曆和潛心收集、研究的資料，讓我們對前南發生過的事情做一更接近真實的接觸———
前南内戰的幕後推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又稱“第二南斯拉夫”)，有長達45年的和平發展，爲什麽會在1991年發生解體，并爆發慘烈的内戰呢？傳統的說法是：南斯拉夫人總是互相傾軋或鬧獨立，在強人鐵托1980年去世後，沒有一個領導人有他那樣的威望，加上冷戰結束，南聯邦内部所固有的民族矛盾導緻經濟利益的沖突，進而産生政治危機，最終将南聯邦推向分裂。
此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實是，南斯拉夫各民族在一個國家裏共同生活了将近一個世紀，相互之間建立了全面聯系，經濟關系密切，混合家庭比比皆是。因此，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極端仇視情緒大部分是戰争和機會主義政治做法的産物，而不是原來就存在的。
那麽，斯洛文尼亞爲什麽要鬧獨立呢？答案具有諷刺意味：使南聯邦解體的是歐洲一體化和自由貿易。這使得西歐成爲一個對小國來說更安全、更有經濟吸引力的地方。一戰後，斯洛文尼亞通過與其他南部斯拉夫人聯合而免于被意大利、德國和奧地利瓜分。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經濟相對富裕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同落後的其他夥伴分家、同西歐靠近的觀點越來越有市場。
斯、克與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塞爾維亞舉行了多輪談判都沒有談成。而當時，國際上除德國外，歐洲大國和美國出于保持巴爾幹穩定的目的都明确反對南聯邦分裂。“但令人費解的是，幾乎與此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公開報告卻使人似乎看到了美國對南政策的矛盾。一些曆史學家現在分析，恰恰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使本來可以避免的解體變得無法挽回。”
1990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将一份南斯拉夫局勢的預測報告呈給正陷入海灣戰争僵局的布什總統。報告中說：“南斯拉夫将在今後18個月内解體。”這一預測在世界範圍内掀起軒然大波，南斯拉夫當局當即發表聲明，提出強烈抗議和譴責，國際輿論也大多認爲這純屬無稽之談。美國在南斯拉夫局勢處于微妙之際公布這份報告決非善意，也并不是偶然。起初，國際社會普遍對其預測表示懷疑，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局勢的發展卻應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說法。也有人說，正是這份報告使得前南地區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感到鼓舞，加快了他們分裂南聯邦的行動。
歐美的“人道”武裝幹預
1999年3月24日以美國爲首的北約在未經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打着“防止人道主義危機”的幌子，對主權國家南斯拉夫聯盟實施了爲期78天的空中打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不容幹涉和幹預别國内政宣言”。
美國的“新幹涉主義”實際上仍是西方舊炮艇政策的繼續。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爲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憑借其經濟、軍事強大實力爲所欲爲地要做“國際憲兵”與“世界警察”的角色。
根據報道，所爲“人道主義”其結果是人道主義災難。78天的空襲，南斯拉夫被炸毀：醫院20多家、學校250多所、橋梁50多座、鐵路12條、公路幹線5條、民用機場5個、列車公共汽車無數，炸毀化工廠、化肥廠、煉油廠，造成有毒物質洩漏，導緻生态災難。嚴重的是1200多人喪生、5000多人重傷、50多萬人失業、200多萬人失掉生活來源，直接經濟損失達數千億美元，使南斯拉夫倒退10——20年。這就是所謂的“人道”與“人權”。
塞族落下不好的名聲
前南内戰中，“種族清洗”事件屢有發生，各方都有責任。但爲何最後惟獨塞爾維亞人落得個“幹着黨衛軍勾當”的惡名？連後來的塞爾維亞總理金吉奇(已遇刺身亡)本人也承認，“我們塞爾維亞人的名聲實在是太差了”。
整個前南内戰期間，交戰各方都将國際援助，包括國際輿論的支持作爲争取目标。甚至不惜花巨資請美國、加拿大的公關公司爲自己制造“良好的國際形象”，醜化對手。法國電視二台主編莫利諾曾采訪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大衆事務社路得芬公關公司社長哈爾夫，将輿論“制造流程”和盤托出。莫利諾在其所著《南斯拉夫的實況不好說》一書中是這樣記述哈爾夫的回答的：
“我們成功地讓猶太人站在我們這邊……因爲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在他的《曆史實事的歧途》一書中措辭很不小心，誰看了他寫的這本書都會指責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此外，過去在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确曾經發生過殘酷迫害猶太人事件。結果，我們的工作出類拔萃。就在1992年8月2日和5日，恰好紐約的《新聞日報》把塞爾維亞人設立集中營的消息給抖了出來，所用的标題是‘死亡之營’和‘塞族的死亡之營’。我們趁機将猶太人的3個龐大組織争取到我們這邊……
“你知道，南斯拉夫問題極爲複雜，誰都不知道那兒到底出了什麽事。其實，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問‘波斯尼亞究竟位于非洲哪一帶’？而一瞬間，我們就編出了一個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
“我們的任務不在于審查消息的内容真實與否……人家付錢給我們，不是要我們宣傳道德學說，即便是負有責任，我們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證明塞爾維亞人是受害者，你就不妨試試，你的處境肯定非常孤立。”
其實，沒有霸權力量的支撐，公關公司本事再大也無法一手遮天。1995年8月28日，一發迫擊炮彈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中心爆炸，炸死一百餘無辜平民。美國國防部在第一時間站出來向全世界表示，此次屠殺很可能是塞族所爲。緊接着，容不得塞族辯解，也不由人們去揣測“很可能”一詞的深意，60多架北約飛機便盤旋在波黑上空，對塞族的軍事目标狂轟濫炸。不單如此，在亞得裏亞海停靠的北約航空母艦也發威了，将多枚巡航導彈射向波黑。據說，在薩拉熱窩一帶，一天就有600多枚炸彈和2000多發炮彈爆炸。死在這些炮彈下的塞族人遠遠多于8月28日炸彈事件中的死難人數。轟炸結束後，塞族損失了60%的防空設施和作戰指揮系統、30%的彈藥庫、近30%的控制地區。
時至今日，有關這發炮彈究竟是誰發的仍是個謎。彈道專家認爲，位于薩市高山上的塞族武裝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樣的彈迹。南聯盟的報紙更認爲這是穆族在美國情報機構指使下上演的一出“苦肉計”。
搞垮米洛舍維奇政權
科索沃戰争結束後，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軍情六處等情報機構重新進入南斯拉夫。這時，它們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颠覆米洛舍維奇政權。
美國還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了塞爾維亞反對派大量資金，1999年全年有1000萬美元，2000年增至3100萬美元。許多參與反米運動的美國人透露，在這一活動中起領導作用的其實是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發展協會”(AID)，而資金方面的調配則是由“政府對外資助機構”(GFAA)通過商業合同交給“全國民主主義促進财團”，再由“國家民主研究所”、“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等非赢利機構負責具體操作。
美國大型專業選舉公司“佩恩、肖恩和伯爾藍德民調公司”的民意測驗專家道格·肖恩還對塞選民的民意測驗結果進行深度分析，以幫助塞反對黨聯盟尋找推翻米洛舍維奇這位歐洲政壇“不死鳥”的辦法。經過分析和研究後，肖恩對一直處于分崩離析狀态的塞反對黨提出忠告：米氏這位經曆過4次戰争失敗、兩次大規模示威遊行、78天北約轟炸、近10年國際制裁的“幸存者”，如果再面臨一場組織嚴密的競選挑戰的話，他将“絕對不堪一擊”。後來，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下決心采用肖恩的建議，将一盤散沙的南聯盟反對黨聯合在一起。
此後，西方情報部門開始向南聯盟投入了大量金錢，扶植反政府勢力。同樣，大量的廣播器材、計算機，甚至小型印刷設備也不斷流入塞爾維亞。到大選開始時，美國還爲塞爾維亞學生運動組織支付了5000罐油漆的費用，使他們能随心所欲的在塞全境塗寫反米标語和口号。在2000年7月至10月間，美國資助寫有“Gotovje”(塞爾維亞語“他完蛋了”的意思，這個标語後來成了整個“倒米運動”的口号)的不幹貼250萬張，重達80噸。這期間，這些不幹貼在塞全境張貼，甚至用它們覆蓋了米氏的競選廣告。同樣，用美國資金印刷的“OTPOR”(抵抗)運動組織标志———緊握的拳頭也随處可見。
到2000年選舉結束，美國、英國和德國共向南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0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
科索沃戰争後不久，塞爾維亞政府的一位官員說，美國人一直在跟南聯盟軍隊的人接觸，并威脅他們說：“(我們)将把戰犯名單上的人數增至600人，因此你要麽告訴我什麽時候背叛你的上司，要麽你就去海牙(接受審判)。”美國一位情報官員證實，美國情報人員一直在尋找能夠把米洛舍維奇搞垮的變節者。
在進行政治戰的同時，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還強化對南聯盟的經濟制裁。在1999年7月通過的《東南歐穩定公約》中，南聯盟一個美元的援助也未能得到。此外，還以是否支持米氏政權爲标準，将南企業分别列入黑名單和白名單，上了黑名單的南企業将無法與歐盟國家企業進行業務往來。
由于對這些發生的事情作出錯誤的判斷，米洛舍維奇在2000年7月作出決定：于當年9月24日提前進行南聯盟總統大選。9月28日，南聯盟選舉委員會公布總統選舉結果：反對黨候選人科什圖尼察獲得48.96%的選票，米洛舍維奇獲得38.62%的選票，因此，兩周後，将舉行第二輪選舉。但反對派認爲這是米氏“政治舞弊”的結果，實際上，科什圖尼察首輪即以超過52%的選票赢得了大選。于是，反對黨号召進行全民抵抗運動。10月5日，反對黨組織的大規模沖擊議會行動，最終以南特種部隊“紅色貝雷帽”的倒戈、南軍方“不幹涉民主化進程”而告結束。米洛舍維奇失去了總統的寶座。
據後來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國會一共撥款7700萬美元直接用于幹預南聯盟國内政治；南聯盟選舉投票後的第二天，美國衆議院再次通過一個法案，批準撥款1.05億美元來幫助南國内的反米洛舍維奇派别。
2001年4月1日，米洛舍維奇被逮捕，後被送往海牙前南戰犯法庭受審。而在米氏被送往海牙之前，美國駐南大使蒙哥馬利曾正式向南聯盟科什圖尼察總統通報說，如果南政府不跟海牙法庭合作，美國将取消本财政年度承諾的向南援助一億美元的計劃。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事件”的前前後後
2005年米洛舍維奇在進行法庭辯護過程中，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傑弗裏法官要求播放一部錄像短片，錄像片獲得于當年5月25日，攝錄者曾經是塞族“毒蠍”志願部隊成員，片中記載了1995年夏季波黑塞族軍隊攻占波黑東部的斯雷布雷尼察城市後，将穆族被俘人員拉至特爾諾沃實施集體屠殺的實證。法官認爲，由于塞族“毒蠍”武裝志願部隊屬塞爾維亞内務部警察部隊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證明，波黑塞族軍隊在占領斯雷布雷尼察城市之後，在塞爾維亞軍隊的幫助下，該市曾經發生有屠殺大批穆斯林被俘軍人及平民的慘案，由此也可進一步證明，米洛舍維奇确實在波黑犯下有種族滅絕的罪行。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事件”，猶如整個塞爾維亞民族身上的一塊傷疤，再一次被國際社會揭開和重擊。
事件的由來
斯雷布雷尼察，一個位于波黑東部的小城。周圍群山環繞，距離塞爾維亞邊境不到20公裏，距離薩拉熱窩約100公裏。塞語中“斯雷布洛”一詞意指“白銀”，城市的得名，即來源于當地十分有名的銀礦。據1990年時人口統計，該地共有居民3.5萬人，四分之三均爲穆斯林民族。1992年波黑戰争開始後，當年春季幾乎全部的波黑東部城鎮均被塞族軍隊占領，惟有斯雷布雷尼察因地形特殊，整座城市易攻難守，因此塞族武裝在1992年4月占領了3天後即迅速撤出，重被穆族武裝控制。
作爲穆族武裝在波黑東部的惟一重要支撐點，周邊的穆族難民不斷向這裏湧入，當地的穆族武裝也得以壯大。到了冬季，城内饑餓的居民們與穆族武裝不斷襲擊周邊的塞族村莊與居民。當時波黑塞族首府帕萊通往貝爾格萊德最便捷的一條通道距離斯雷布雷尼察很近，這一通道對卡拉季奇至關重要，駐守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族武裝曾幾次試圖将其切斷。因此到了1993年3月，波黑塞族下決心徹底拿下斯雷布雷尼察。就在塞族軍隊步步接近城市之際，美國及西方社會開始幹預，經法國駐波黑維和部隊的調停，塞族同意停止進攻，同時要求市内的穆族全部解除武裝，停止攻擊塞族居民，并且決不允許威脅波黑塞族首府帕萊至貝爾格萊德的通道安全。1993年4月16日安理會通過決議，明确該市爲聯合國保護區之一。
克羅地亞獨立之後，由于克境内居住的近50萬塞族居民不甘心成爲“二等公民”，1991年12月19日自主宣布，建立也被列爲聯合國保護地的塞族居住區“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将克境内與波黑和塞爾維亞相連的三片塞族聚集區武裝割據，總面積約1.7萬平方公裏，居民達43萬多人。塞克雙方武裝沖突頻繁，相互各有上萬人喪生。1992年3月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沖突才暫告平息。然而由于克全部國土本來就呈一“馬蹄”形，塞族又占據了近20%面積，導緻交通更爲不便。
1995年春季，幾天時間内克拉伊納共和國就被克族軍隊攻占，大批塞族難民逃至塞爾維亞與波黑，這一行動徹底激怒了波黑塞族，最終下定決心，再次聚集力量徹底攻占斯雷布雷尼察。7月6日塞軍首先包圍并将荷蘭駐當地的維和部隊隔離開後，攻擊正式開始。5天之後姆拉迪奇即通過電視正式宣布，斯雷布雷尼察已被攻占。與此同時塞族也開始受到穆族與西方社會的指責，表示在7月11日至16日的幾天時間裏，塞族武裝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區有組織地對穆族戰俘和平民實施大規模的屠殺。
1996年8月4日克族集中23萬軍隊和武警，對“克拉伊納”首府克甯等地發起閃電式“風暴”戰役，不到兩天時間，15萬多塞族居民被迫逃離至波黑或是塞爾維亞，衆多平民被殺，所有房屋遭搶劫後，絕大部分被焚或是被炸，最少有1542人下落不明，且多數爲老人或行動不便者。對于這一不忍卒睹的人道主義慘劇，美國卻不但不抗議不阻止，反而派了一批美退役軍官去克羅地亞充當顧問。 後來作爲克族的“民族的英雄與驕傲”的安蒂·戈托維納被海牙國際法庭判處戰争罪。
是誰下達的屠殺命令？究竟有多少人被殺？英國BBC電視台播放的節目稱，1995年7月12日—16日的幾天時間裏，該地共有7414名穆族居民被姆拉迪奇指揮的波黑塞族軍隊殺害。1995年11月代頓協議之後，數十個來自國際社會的各種委員會與專業小組來到這裏，挖開數百座墳墓後重新進行核實與調查。波黑塞族政府也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對此予以協助。幾年時間裏，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從7000人至11000多人各種說法不一。就在今年6月1日6名穆族青年被槍殺的錄像片播出後，6月11日，薩拉熱窩的報紙首次将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中失蹤的8106人的名單全部刊出，表示這是至今所做的調查結果，但還并不是全部。根據國際紅十字會2004年8月公布的材料，已有1482具屍體的身份已被确認。加上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的核實，目前共有2984人的真實身份被查清，其中有2173人是重新挖出屍體或屍體殘塊後核查得出的結果。波黑塞族實體政府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調查委員會指出，綜合30多個組織提供的失蹤人員名單，失蹤人員數量大緻應集中在7000人到8000人之間，如果這一情況屬實，那麽至少還應有5000人至6500人的遺體，但這些遺體在哪裏？多方查尋尚無具體下落。
對于這一數字貝爾格萊德提出有不同意見，“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調查委員會”主任伊萬尼舍奇指出，所謂8106名失蹤人員名單，1995年時國際紅十字會就曾拿出來過，但也正是名單中的3016人，第二年波黑大選時，又重新出現在選民名單上。他還表示，即使在經核實确已死亡的2000多人中，其中婦女僅36人，老人及孩子約50人，很少有平民。他說，海牙法庭的軍事專家梅甯金在自己的報告中曾寫道，将屍體挖出後重新勘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17次，在1883具屍體中，核實确認其中有1656人爲男性，隻有一具爲女性，另有212具無法辨别性别，此外其中有1424人是被槍彈擊傷後而死。因此伊萬尼舍維奇本人根本不同意所謂大屠殺一說。
塞爾維亞的反應
6名穆族平民被槍殺的錄像片一經播出，整個塞爾維亞震驚了，一直以弱者或是被視爲遭受國際社會不公正待遇的塞族居民震驚了。塞爾維亞總理科什圖尼察當天即發表講話，最爲憤怒地譴責在斯雷布雷尼察所發生的罪行。塞各政黨以及各屆人士也紛紛表态，指出槍殺6名穆族青年的行動是法西斯行爲，本民族同胞爲這一行動感到羞愧和恥辱，一緻要求應嚴懲當事人。塞爾維亞總統塔迪奇明确表示，他本人可前往斯雷布雷尼察，向戰争中犧牲的非塞族無辜居民們忏悔。随即塞爾維亞政府也立刻下令，逮捕了錄像片中顯現的，目前還在塞爾維亞境内生活的4名“毒蠍”部隊成員。
塞境内的人權基金會等8個非政府組織立即聯名上書政府，要求塞爾維亞議會公開通過決議，承認在波黑戰争中對穆斯林居民犯下有罪行。然而經兩天的辯論與醞釀下來，議會最終未能達成一緻。主要原因在于，多數人認爲戰争本身就是一極爲殘酷的行動，家人的死亡、戰友的遇難都可能激發個别人野性的一面，導緻采取極端方式，但這些更多地應屬個人行爲，肇事者必須受到嚴懲，但他們并不能代表整個塞爾維亞民族的意願，并不能由此即認爲這屬于國家行爲。
更多的民衆強調，任何暴行都應遭到譴責和懲治，無論是塞族、穆族還是其他民族所爲，議會如果通過決議，同時也必須譴責幾年戰争期間穆族極端分子對塞族居民實施的暴行。據塞族居民遭迫害罪行調查委員會的材料，斯雷布雷尼察同時也是塞族人的墳墓，自1992年至1995年期間，整個斯雷布雷尼察地區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僅在該市市中心就有446人死亡，參與犯罪的穆族暴徒多達469人，所有這些都具備文字與影像等各種證據材料。委員會強調，整個波黑戰争期間，共有26818名塞族人喪生，其中19%是軍人，31%是農民，10%是婦女，還有不足1%的兒童，這些也必須予以澄清，因爲每一個死難者都一樣重要，塞爾維亞的母親們也有權了解一切真相。
米洛舍維奇的質疑
面對法官的錄像播放，法庭上米洛舍維奇明确表示，所看到的這一切“無疑肯定是罪行”。但他同時表示，然而這一罪行并不能與塞爾維亞相聯系，因爲“毒蠍”部隊成立于1992年，被克羅地亞境内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的塞族武裝正式收編，總共300多人屬志願部隊，工資要比正規塞族軍隊的士兵高4-5倍，其任務在于保護克拉伊納共和國的石油生産地，代頓協議簽訂後1996年秋季該部即被解散，與塞爾維亞警察部隊無關，因此也根本不能證明，塞爾維亞直接參與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
接着米洛舍維奇詢問，“請法官證明是誰、在哪裏拍攝了這部錄像？”“特爾諾夫距離斯雷布雷尼察159.4公裏，根據什麽可以斷定這6個被槍殺的穆族居民确實來自于斯雷布雷尼察？”“準确的槍殺時間又是何時？”“整盤約2個小時的錄像帶均在左上角明确标明有錄制時間，但爲何恰恰在這段顯示有殺人場面的約20分鍾的帶子裏卻無任何标示？”“某些部分曾被重新編輯過的痕迹明顯，其中有一段話顯然是被抹掉了。”由此米洛舍維奇對于這一盤錄像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希望法官能對此作出解釋。
米洛舍維奇在法庭舌戰指控證人
米洛舍維奇2月19日在海牙前南戰犯法庭上和指控他的第一名證人對簿公堂。2人唇槍舌戰長達4個小時，學法律出身的米洛舍維奇發揮了他的辯論才能，說證人巴卡利是個騙子，稱塞族警察在科索沃的行爲是打擊恐怖主義。
據美聯社報道，證人巴卡利是一名阿爾巴尼亞族的共産黨政治家，他說米洛舍維奇毀滅了科索沃，應對該省成千上萬的死亡負責。 米洛舍維奇原本是學法律出身，但是直到此次自己爲自己做辯護律師時，他的法律知識才真正派上了用場。米洛舍維奇拒絕承認海牙法庭的合法性，說這是西方列強想要毀滅他和他的國家而設置的工具。
在4小時的盤問中，米洛舍維奇和證人巴卡利唇槍舌戰。辯論中，米洛舍維奇時不時讓巴卡利陷入他的圈套，其辯論術甚至讓一些法律學家佩服。在雙方的一次交鋒中，米洛舍維奇問巴卡利，1999年國際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時，科索沃解放軍是否繳械。
巴卡利說：“是的，他們繳械了。”
米洛舍維奇于是問：“那麽他們現在打仗用的是什麽呢？”他還補充說，北約軍隊到達科索沃以後，有3000塞族人被“恐怖分子”殺害。
巴卡利答道：“在科索沃，武器可以自由買賣。”
米洛舍維奇問：“你知道科索沃的毒品走私嗎？”
巴卡利：“不知道。”
米洛舍維奇：“你知道科索沃的武器走私嗎？”
巴卡利：“不存在這種情況。”
米洛舍維奇：“但是你剛剛說，武器在科索沃可以随意買賣。”
有時候巴卡利倒像是個被審訊的對象。米洛舍維奇盯着他說：“你要明白，你說話可是事先發過誓的！”巴卡利說：“用不着你提醒！”雙方這樣你一句我一句，足足吵了4個小時。米洛舍維奇顯得很輕松，有時候靠在椅子上，對巴卡利的指控愛塔不理，但他的腳一直晃着，似乎也有些緊張。
米洛舍維奇身後疑團重重
2006年3月11日，前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在海牙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監獄中死亡，留下了重重疑團：死于什麽原因？
一名負責米洛舍維奇死因調查、且到過死亡現場的海牙國際刑事法庭的高級官員透露說：11 日上午8時至10時之間，一名例行巡視的看守突然覺得米洛舍維奇的單人牢房裏靜得出奇，身穿睡衣睡褲的米洛舍維奇臉朝裏背沖門一動不動，平時蓋在身上的兩條毯子滑落床邊……等監獄看守官和醫護人員一起趕到，才發現他已經僵在床上，顯然已經死去好幾個小時了。“臉上的表情顯得很痛苦。”“枕頭上有一些液體的印迹。”
與此同時，米洛舍維奇生前最後一次對話也被透露出來：塞爾維亞社會黨代主席米洛拉德·維塞立克說：“在他死前一天，我還跟他通過電話。他在電話裏安慰我說：‘别擔心，他們是打不垮我的，我會将他們全部打敗！’
米洛舍維奇的律師托馬洛維奇在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前向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們當衆出示了米洛舍維奇死亡前一天寫的親筆信的複印件。
這是一封米洛舍維奇寫給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的求救信。米洛舍維奇在信中寫道：“我給您寫這封信是懇請您幫助我，保護我免受這些打着聯合國旗号的犯罪分子們的傷害，因爲我剛剛接到的檢查身體的報告顯示，我的血液裏發現了很嚴重的可疑藥的痕迹。這些藥對我的心髒病是有害而無益的，他們顯然是給我‘上錯藥’，他們顯然不是想治好我這個爲保衛自己的祖國而跟他們作戰的人。他們是想讓我安靜閉嘴。”信後注明的日期是3月10日。
米洛舍維奇的善後也立即成爲各方關注的焦點
葬在出生地塞爾維亞是首選。12日一早，米洛舍維奇出生地波紮雷瓦茨的大小教堂鍾聲齊鳴，飾有黑布的米洛舍維奇的大幅頭像挂滿了街區，當地的居民紛紛表示準備接回“我們的英雄”，讓他在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安息。
貝爾格萊德的“民族英雄墓”也是一種選擇。塞爾維亞社會黨表示，米洛舍維奇應該被葬在“民族英雄墓”内，并且政府必須爲米洛舍維奇在首都舉行國葬。
米洛舍維奇之死到底對誰有利
米氏之死對歐美有利，正如國際觀察家所言，迄今爲止，國際刑事法庭并沒有掌握對米洛舍維奇指控的有力證據，米氏無罪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判無罪，那麽北約對科索沃的戰争性質就無法改變了，因此從這一點考慮，北約願意米洛舍維奇死。
第二是黑塞的部分政府高官，這些人其實是米洛舍維奇的前下屬，如果米洛舍維奇抖出許多令他們難堪的内幕的話，那麽他們就可能下台。
第三是西方部分國家領導人，在打造戴頓協議，調和巴爾幹局勢的時候，與米洛舍維奇過從甚密，米洛舍維奇多次表示将說出驚人内幕，這對于西方國家領導人來說如坐針氈，欲除之而後快。
老兵回憶對越反擊戰：
越南女戰俘愛調情愛撒謊
1979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昆明軍區在雲南盤溪、羊街組建了兩個師級俘虜收容所，共接受越俘771人；在廣西省軍區建立第1、 2、3、4、5俘管所，後來廣西省軍區又組建了6所，接受了湖南省軍區、廣東省軍區的第7、8俘管所。俘管所的主官是主任、政委，下設宣傳科、材料科、供管科、衛生所和3個俘虜隊，每個所編制官兵119人，共接受越軍戰俘995人，其中女俘117人，男俘878人，尉級以上軍官15人。1979年2月，我軍廣西、雲南邊防部隊在自衛還擊戰中共殲敵4萬餘人，俘敵1766人。1979年6月底，我國将越軍戰俘全部釋放完畢，俘管所全部解散。
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戰結束後，中越邊境武裝沖突仍然時有發生，我軍經常在武裝沖突中抓獲越軍戰俘。于是，根據形勢需要我軍又成立了兩個戰俘營。 1980年7月，廣西省軍區組建正團級外籍軍人收容所，代号54271部隊，共收容越軍戰俘66人，全部是男俘，軍官7人，士兵59人。此外，接受安置越軍投誠人員48人，其中軍官10人，士兵35人，民軍3人。1980年8月7日，雲南省軍區在玉溪組建營級外籍軍人收容所，至1989年4月，共接受越軍戰俘94人。此外，接受安置越軍投誠人員24人,職務最高的是越軍一名少校、師副參謀長。我軍兩個外籍軍人收容所共接受越俘160人，90年代初全部釋放。
我軍與越軍交戰10餘年間，共俘獲越軍戰俘1926人，軍銜最高的是被我軍導彈擊落的越軍371師921團第3飛行大隊大尉飛行員陳尊和少校、師副參謀長。越俘的主要成分是越南人民軍、民軍、公安兵和其他武裝人員。其民族構成主要是京族，其次是居住在中越邊境地區的壯、苗、瑤、岱依等少數民族。
越軍戰俘與美軍、日軍戰俘不同，據我軍戰俘管理人員介紹越軍戰俘的特點有3個方面：一是越軍長期處在戰争環境和貧困落後的經濟條件下，養成了吃苦耐勞、勇敢善戰的習氣和頑強的生存能力。越軍建軍以來，從未間斷過戰争，因此，戰鬥骨幹多，排以上軍官大多打過仗，實戰經驗豐富；越軍士兵多數在入伍前是民兵自衛隊員或在讀中學時受過初級軍事訓練，具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越南士兵對生活要求不高，特别是來自農村的青年，每天能吃上三頓飽飯就很滿足了。二是越軍戰俘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霸權主義思想。越軍戰俘盲目地認爲越南"過去曾打敗過日本、法國、美國侵略者，現在已成爲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可以打敗中國"，并認爲越南出兵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撾，是"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三是受越南當局反華欺騙宣傳較深。據越俘反映，越南當局把中國說成是"越南的頭号敵人"，"要越南人民抵抗中國侵略者"。并造謠說："中國抓了俘虜就殺，一個腦袋可獎500元。""當了中國俘虜就隻有死路一條，或被殺掉，或被活埋、剝皮，或被打毒針，打了針以後使人發瘋，幾天就死掉。"因此，越軍被俘後，敵對情緒嚴重，思想比較頑固。當然，許多越軍戰俘對胡志明時期中越友誼還留有美好印象，對中國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戰争中給予的無私援助，有着難忘之情。
爲了加強對越軍戰俘的管理教育，我國政府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對越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約問題的決定》，總政治部頒發了《關于管理教育越俘的意見》、《關于對越軍的俘虜須知》、《關于管理教育越俘的補充意見》等一系列文件，爲管理、教育、改造越俘指明了方向。
對越俘的宣傳教育的指導思想是：從中越兩國人民的友誼出發，高舉"和平、友誼、胡志明"三面旗幟，揭露越南當局的欺騙宣傳，消除疑慮，緩和敵對情緒。俘管所爲越俘放映了《越南當局反華暴行》、《越南當局驅趕華僑紀實》和反映我軍優待俘虜的影片《光輝的勝利》，閱讀黃文歡所著的《越中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不可歪曲》、《回憶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等書籍，演唱《越南--中華》的友誼歌曲，開展紀念胡志明活動，組織參觀工廠、農村、商店，看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許多越俘參觀後感慨地說："中國東西多、又便宜，人民生活好，而我們越南越來越窮，人民越來越苦。""政府講中國如何亂，人民如何苦，都是騙人的鬼話！"
對越俘的教育工作在戰場押送時就開始了。某團8連押送8名越俘到我軍駐地，路途98裏，沿途盡是無人走的險山峽谷和原始森林，古藤雜刺盤根錯節。8名越俘中有4名傷俘，有的屁股受傷，有的腳受傷，行動非常不便。我軍戰士就扶着越俘一步步艱難地前進。翻譯走一路，對他們宣傳一路。衛生員定期爲傷俘換藥。俘虜餓了，我軍戰士就掏出自己的幹糧給他們充饑。
連隊在深山密林中轉了兩天，沒有碰到一滴水，恰好這兩天驕陽似火，戰士們個個汗流浃背，有的嘴唇幹裂，流出了血。大家隻好找來芭蕉心，擠出水汁，自己舍不得喝，先讓越俘解渴。有一種鳳尾草，吃起來甜裏帶澀，水份很多，很解渴。戰士們拔了一把又一把，自己舍不得吃，讓給俘虜吃。越俘見我軍戰士同樣沒有水，卻把止渴的東西讓給他們，個個都很感激。爲了減輕我軍官兵的負擔，他們也主動拔鳳尾草，有的拔了一口袋。第二天深夜部隊到了宿營地，全連百十号人隻找到兩桶水。官兵們先給越俘每人打了一碗，并把僅有的十幾塊幹糧送給他們吃。剩下的水，戰士們每人隻分到一口。9班副班長看到越俘隻有一條被單，睡在山邊容易着涼，馬上割來一大捆茅草，給越俘墊鋪，越俘連聲道謝。越俘阮太勝說："你們太好了，在越南連當官的也沒有待我們這麽好。你們放心，我們一定聽你們的話，跟你們到中國去。"最後一天開進，越俘也不用别人扶，拄着拐杖自己走，沒有一人掉隊。就這樣，8連克服了重重困難，在越俘的配合下，經過3個晝夜的行軍終于将8名越俘帶回了駐地。
在對越俘的教育中，我軍俘管人員還請當年掩護過胡志明的老人蘇忠良回顧往事，使越俘倍受感召。蘇忠良是我國坡縣平孟鄉人，1944年8月，胡志明在坡縣開展革命活動時，被法國軍隊包圍，在走投無路時，蘇忠良冒着生命危險把胡志明背上山隐藏起來，躲過了法軍的追捕。越南解放後，胡志明還請蘇忠良老人到越南參加國慶宴會。越俘聽了蘇忠良老人的回憶，紛紛寫感想、談體會："沒有中國人民的真誠支援，越南革命不可能成功"。許多越俘含着淚說："我們永遠不忘中國人民的恩情，要爲維護中越人民友誼而做貢獻。"
我軍俘管所還爲越俘辦好文娛室、閱覽室、放映室，組織運動會、聯歡會，開展各種娛樂活動。各俘管所爲越俘購置了球類、撲克、單雙杠等文體器材，利用課餘活動時間，廣泛開展文體活動，并經常組織各種比賽，給優勝者發獎品，深受越俘的贊賞。
5月19日，是胡志明的生日，俘管所專門舉行了"紀念胡志明活動"，組織越俘觀看毛澤東和胡志明友好往來的紀錄片，召開中越友誼的座談會，越俘們非常滿意，深情地說："中國這樣尊重胡伯伯，處處以中越人民友誼爲重，這足以說明中國的立場政策沒有變"。
我軍對越軍戰俘的生活和醫療也精心盡力。爲了照顧越俘的生活習慣，安排好越俘的生活，俘管所經濟委員會定期開會征求越俘對夥食的意見，并采取措施進行改進，每天派一名越俘到夥房值班，協助我軍炊事人員改善夥食，使夥食越辦越好，遣返時越俘體重普遍增加，最多的達十公斤。
俘管所還設置了供應點，讓越俘自由選購日用品。越俘剛到俘管所時，由所裏統一發香煙、水果等實物，後來俘管所與駐地附近的商店挂鈎聯系，在俘管所設立了流動生活用品供應點，發給越俘購貨本，讓他們按每月規定的津貼費選購自己喜愛的食品和日用品。在臨近釋放時，供應點還特地爲他們增添了在越南短缺的物品，如手電筒、花布、鋼筆等，很受越俘歡迎。一名越俘說："在國内當兵，每月發的錢還買不到兩盒煙；在中國當俘虜，不但吃飽穿暖，給的零花錢還可以買那麽多東西，真是做夢也沒想到的。"
做好越俘的衛生防病和傷病俘的治療也是俘管所的一項重要職責。俘管所每接受一批越俘，都組織醫務人員對俘虜進行全面體檢，給傷病俘及時的治療。對重傷、重病越俘，轉送我軍戰俘醫院治療，對生活不能自理的越俘給予特殊關照。越軍一名姓黃的士兵受傷後被越軍遺棄在陣地上，當時傷口嚴重感染、潰爛，被送到俘管所後，我軍醫務人員立即爲他檢查治療，每天給他打針換藥；他自己不能動手吃飯，我軍醫務人員就一口口地喂他。他感激地說："我爲越南政府賣命，負了傷卻不管我，要不是中國軍隊，我這條命是死定了。"
最令越俘感動的是組織他們學習謀生技能，這一舉措也受到了國際紅十字會參觀團的贊揚。越俘文化程度很低，小學文化程度僅占30％，其餘爲文盲、半文盲。收容所将他們分爲文盲、半文盲、初小三個層次，由我軍翻譯分層次包幹進行教學。
對文盲越俘從識字、拼音開始，學會用詞造句。每周學習3次，每次3至5小時。經過1年的學習，大部分越俘能認500至1000個字，一半人能看報、寫簡單的書信和感想。
對半文盲越俘主要學組詞造句，練寫短文、書信。經過補習，60％達到小學畢業水平。
對初小越俘采用将我國越語廣播内容錄下來，讓他們邊聽邊抄寫，由我軍翻譯逐一批改，糾正錯别字。經過1年的補習，30％達到了初中文化程度，50％達到了小學畢業水平。越俘馬文英激動地說："我戴了20多年的文盲帽子，終于在中國摘掉了。"
除了進行文化補習外，我軍還對越俘進行謀生技能的傳授。主要辦了四個培訓班：
裁剪縫紉班。俘管所爲越俘購買了縫紉機和必要的原料，從地方請來了縫紉師傅任教，結合越南喜愛的服裝樣式，教越俘學習裁剪和縫紉技術。由于越南農村大都是手工縫制衣服，因此這項技術很受越俘歡迎。他們學的很認真，打算回國後開個縫紉店。經過一年的學習，40％的越俘學會了裁剪和縫紉技術，60％的越俘能縫紉、縫補和修改衣服。1989年2月4日，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團到收容所參觀訪問時，3名越俘進行了現場表演，并把當場縫制的5件襯衣送給了代表團。當代表團的奧利維爾表示感謝時，越俘何文昌說："不應感謝我，是中國政府和軍隊把我這個俘虜培養成縫紉師的，我從内心裏感謝他們。"奧利維爾又對我方人員說： "你們組織學習謀生技能，很受俘虜歡迎。"
醫療班。由俘管所軍醫任教，傳授中國針灸技術和中草藥的采集、性能和常見病的配方等，室内講解後，到室外實地作業，收效顯著。大部分越俘學會了用中草藥配方治病。國際紅十字會代表團的一名大夫感慨地說："中國的針灸和中草藥在世界上很聞名，學會一兩項回去後會有所作爲的。"
人工菌種植班。俘管所從地方請來師傅，傳授人工菌栽培技術，僅兩個月就有60％的越俘學會了這項技術，并能單獨種出人工菌。
木匠和五金加工班。在地方有關部門的支持下，俘管所開辦了"昆明和平家具廠"，與地方聯營生産茶幾、沙發、床墊、彈簧等。
飼養班。俘管所在組織越俘參觀當地養殖專業戶蘇師傅的養殖業時，越俘非常感興趣。蘇師傅一家把養鴨、養豬、養魚連環配套，互相利用，年收入達十多萬元。越軍中尉連長阮達新說："養鴨、養豬又養魚，綜合利用這個方法很好。我家裏也有一口魚塘，回越南後我一定要試驗一下，如果成功了，越中恢複友好後，我親自來中國表示感謝！"于是，俘管所開辦了飼養班，專門買了200隻小雞和230隻小鴨，讓師傅傳授飼養技術後，再由越俘輪流飼養一個星期。很快越俘們就學會了飼養技術。
組織越俘學習謀生技術，有效地配合了管理教育，穩定了越俘思想，同時增加了收入。俘管所利用越俘勞動所得做爲他們的過節費、夥食補助費，并爲他們增加了鞋、帽、運動服等。越俘普遍反映："學習實用技術使我們的生活更充實、更愉快，也爲我們回國後的謀生問題創造了良好條件。 "
我軍在對越自衛還擊戰中共俘虜越南女戰俘117人，是我軍曆史上俘虜外國女戰俘最多的。管理、教育和改造越南女俘，是俘管所的一項新任務，也是艱巨的任務。
越南女俘10％是越南人民軍，其餘是越南民軍和其它武裝人員。她們受越南當局的欺騙宣傳，政治上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對中國懷有敵對情緒，少數人仇華思想嚴重。越南女俘有4個特點：一是多愁善感，家庭觀念重。大部分女俘很少遠離家鄉，剛到俘管所沒幾天就想家，每逢節假日思鄉情緒更重，有時一人動情，全班都跟着哭起來。越南女俘平時愛與男俘親近，個别人公開向男俘調情。二是能言善辯，愛說假話。越南女俘開始膽子小，了解到我軍寬待俘虜的政策後，就很随便。我方管理人員與她們談話時，有的編造一些假話掩蓋自己的思想，有的拐彎抹角地回避問題或進行狡辯，有些女俘隻怕我方女工作人員，對男管理人員無所謂，嬉皮笑臉。三是斤斤計較，愛貪小便宜。對俘管所發給的物品和零用錢十分珍惜，甚至分文計較。四是看重名譽，對出嫁有疑慮。未婚的女俘，擔心當了俘虜被人誤解，名聲不好，回國後嫁不出去。
針對女俘的特點，我軍俘管所有的放矢地開展管理和教育、改造工作：
根據女俘的生理和生活特點，給予特殊照顧。女俘進所後，除按上級規定發給被服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錢外，還發給她們梳子、鏡子、發卡、衛生紙、内衣、内褲等婦女生活用品。平時在時間安排上，也适當多給她們一定時間梳頭、洗澡、洗衣服。同時，針對她們年輕好玩的特點，組織她們開展文娛活動，盡量消除她們的敵對情緒，女俘普遍表示滿意。一個女俘甚至說："如果有人問我做什麽人最好，我就回答‘當中國俘虜最好。"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高干子弟欢欣鼓舞
千龙
博讯[史海钩沉] 四十年前，当起自中南海的飓风卷地而来，浊浪排空，阴风怒号，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镇一方的封疆大吏，顷刻间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们乖乖地低下头颅，接受命运的安排，刘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话。“文革”发生之初，许多在权力舞台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几乎都没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老毛要玩什么花样，更不必说挺身而出质疑这场涉及全民族命运的文革，公开说出自己的态度。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八一八”毛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在关押了近十年后，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三年后被无罪释放。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十三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十九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三十三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青年思想家刘文辉壮烈牺牲
当十九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三十岁的上海青年右派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十四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著名的大学。
一九五七年，二十岁的刘文辉因为给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主动要求到艰苦的海岛上工作，一度想偷渡出境，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一九六六年春天被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但他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如果说少女王容芬一眼看穿“文革”仅仅基于一种朴素的直觉，或者说是生活的常识，那么刘文辉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 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在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尤为难得。文革只能发生在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固然没有错。“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封建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一九八一年，十四年后才宣告无罪。
音乐家陆洪恩死前慷慨直言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钱刚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四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杀遇罗克
遇罗克因《血统论》触及了特权社会的要害而获枪杀，他早在“文革”之初就对“文革”充满怀疑，认为“这么不正常”。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几个清醒而坚强的思想者之一。与遇罗克相比，刘文辉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弟弟刘文忠二OO四年在澳门出版的《风雨人生路》，印量很少，鲜有人知。我印象中只是《开放》杂志曾经有人撰文介绍过刘文辉其人其事。在祭奠“文革”四十周年时，不知还有多少人还会想到这个思想先烈，想到有人竟敢在“文革”之初冒杀头的危险也要说出真话。
四十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文革”在四十年后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欲纪念都不得，更不要说公开的反省和讨论。其中隐含的逻辑仿佛是不准公开言说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恰恰证明“文革”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关注“文革”首先要关注刘文辉、遇罗克那样的冤死者和王容芬那样的幸存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洞穿了那场绵延不止十年的闹剧的奥秘。
我们更不能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
明清兩朝的狀元列表，看看你的家鄉出過几個?
2008/08/02 |
明代狀元榜
◆吳伯宗
江西金溪人，名佑，字伯宗，以字行世。生年不詳，卒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狀元。
◆朱善
丰城（今江西丰城）人，字備萬，號一齋。生于元惠宗至元六年丰城（今江西丰城）人，字備萬，號一齋。生于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卒于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壬子科狀元。
◆丁顯
福建建陽人，字彥偉。生于元惠宗元統二十七年（1367），卒年不詳。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狀元。官授翰林院修撰。
◆任亨泰
湖廣襄陽（今湖北襄陽）人，字古雍。生卒年不詳。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狀元，官至禮部尚書。
◆皇觀
直隸貴池（今安徽貴池）人，字瀾伯，一字尚賓。生于元惠宗元統二十三年（1363），卒于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辛未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至禮部侍中。
◆張信
浙江定海人。字彥實，號城甫。生年不詳，卒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侍讀學士。
◆陳
福建閩縣（今福建閩侯）人，字安仲，號叔恭。生卒年不詳。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會試，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人于奉天殿，賜陳進士第一，尹昌隆、劉諤次之。
◆韓克忠
山東武城人，字守信。生卒年不詳。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夏榜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監察御史。
◆胡廣
江西吉水人，字光大，號昊庵。生于明洪武二年（1369），卒于明永樂十五年（1418）。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狀元，授修撰，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曾棨
江西永丰人，字子啟，號西墅。生于明洪武五年（1372），卒于明宣德七年（1432）。明永樂二年（1404）甲申科狀元及第。授修撰，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2006-4-12 23:18 lihe19820519
◆林環
﹛﹛腦膘泬ㄛ趼喟族ㄛ瘍瞇晛﹝汜逑爛祥砆﹝隴傖逌蚗氈侐爛ㄗ1406ㄘ梡剚褪袨啋﹝忨熔輿埏党蚴ㄛ菴媼爛汔峈帎黍悝尪ㄛ夥祫帎蔡悝尪﹝
◆蕭時中
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名可復，以字行。生卒年均不詳。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辛卯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馬鐸
福建長樂人，字彥聲，號梅岩。生于元惠宗元統二十六年（1366），卒于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永樂十年（1412）壬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陳循
江西泰和人，字德遵，號芳洲。生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卒于明天順六年（1462）。明成祖永樂十三年（1415）乙未科狀元。歷事永樂至景泰五朝，由修撰累官戶部尚書，位至少保兼太子太傅。
◆李騏
福建長樂人，本名馬，字德良。生于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明成祖永樂十六年（1418）戊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增鶴齡
﹛﹛蔬昹怍睿ㄛ趼晊爛ㄛ珨趼晊眳ㄛ瘍侂疏ㄛ珨瘍鐳袹﹝汜衾隴粹挕坋鞠爛ㄗ1383ㄘㄛ逑衾隴淏苀鞠爛ㄗ1441ㄘ﹝隴傖逌蚗氈坋嬝爛ㄗ1421ㄘ釓堯褪袨啋ㄛ忨熔輿埏党蚴ㄛ夥祫帎蔡悝尪﹝
◆邢寬
直隸無為州（今安徽無為縣）人，字用夫（一作用大）。生年不詳，卒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1424）甲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兼署南京國子監事。
◆馬愉
山東臨朐人，字性和，號璞庵。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卒于明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右侍郎。
◆林震
福建長泰人，字敦聲，一字起龍。生卒年均不詳。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庚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曹鼐
直隸寧晉（今河北字晉）人，字萬鐘，號恆山。生于明建文四年（1402），卒于明正統十四年（1449）。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狀元，初授修撰，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位至首輔。
◆周旋
浙江永嘉人，字中規，號畏庵。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卒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丙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翰林侍講。
◆施盤
直隸吳縣（今江蘇吳縣）人，字宗銘。生于明成祖永樂十五年（1417），卒于明英宗正統五年（1440）。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己未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劉儼
江西吉水人，字宣化，號時雨。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卒于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壬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掌翰林院事。
◆商輅
浙江淳安人，字弘載，號素庵。生于明永樂十二年（1414），卒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乙丑科狀元，初授翰林院修撰，累官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彭時
江西安福人，字純道，又字宏道，號可齋。生于明成祖永樂十四年（1416），卒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戊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至少保。
◆柯潛
福建莆田人，字孟時，號竹岩。生于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1423），卒于明憲宗成化九年（1473）。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
◆孫賢
河南杞縣人，字舜卿，生于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1423），卒于明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明代宗景泰年（1454）甲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
◆黎淳
湖廣華容（今湖北華容）人，字太朴，號朴庵，學者稱為朴庵先生。生于明成祖永樂二十一年（1423），卒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丁丑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王一夔
江西新建人，字大韶，號約齋。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卒于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英宗天順四年（1460）庚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工部尚書。
◆彭教
江西吉水人，字敷五，號東瀧。生于明英宗正統三年（1438），卒于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甲申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侍講學士。
◆羅倫
江西永丰人，字彝正，號一峰。生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卒于明憲宗成化十四年（1478）。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張升
江西南城人，字啟昭，號柏崖。生于明成祖永樂二十年（1422），卒于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明憲宗成化五年（1469）己丑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太
保。
◆吳寬
直隸長州（今江蘇蘇州）人，字原博，號匏庵。生于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狀元。累官至禮部尚書。
◆謝遷
浙江余姚人，字于喬，號木齋。生于明正統十四年（1449），卒于明嘉靖十年（1531）。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狀元。
◆曾彥
江西泰和人，字士美，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卒年不詳。明憲宗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狀元。
◆王華
浙江余姚人，字德輝，號實庵，晚號海日翁。曾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龍山先生。生于明正統十一年（1446），卒于明嘉靖元年（1522）。明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狀元。
◆李旻
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子陽（一作子旸），號東崖。生于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卒于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科狀元。
◆費宏
江西鉛山人，字子充，號健齋。生于明成化四年（1468），卒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狀元。
◆錢福
直隸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字與謙。因其家居臨近鶴灘，故自號鶴灘。生于明英宗天順五年（1461），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狀元。
◆毛澄
直隸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字憲清，號白齋，晚年更號三江。生于明英宗天順五年（1460），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狀元。
◆朱希周
直隸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字懋忠，號玉峰。生于明成化九年（1473），卒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明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狀元。
◆倫文敘
廣東南海人，字伯疇（一作伯儔），號迂岡。生于明憲宗成化三年（1467），卒于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科狀元。
◆康海
陝西武功人，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沜東漁父。生于明成化十一年（1475），卒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明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狀元。
◆顧鼎臣
直隸昆山（今江蘇昆山）人，初名仝，字九和，號未齋。生于明成化九年（1473），卒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明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狀元。
◆呂柟
陝西高陵人，字仲木，因居涇水之陽，故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生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狀元。
◆楊慎
祖籍廬凌，徙居四川新都，字用修，號升庵。生于明弘治元年（1488），卒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明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狀元。
◆唐皋
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字守之，號心庵。生卒年不詳。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狀元。
◆舒芬
江西進賢人，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生于明成化二十年（1484），卒于明嘉靖六年（1527）。明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狀元。
◆楊維聰
順天固安（今河北固安）人，字達甫，號方城。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年不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狀元。
◆姚淶
浙江慈溪人，字維東，號明山。生年不詳，卒于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狀元。
◆龔用卿
福建懷安人，一作福清人，字鳴治，號云岡。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狀元。
◆羅洪先
江西吉水人，字達夫，號念庵。生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卒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狀元。
◆林大欽
廣東海陽（今廣東潮州）人，字敬夫，號東莆。生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卒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狀元。
◆韓應龍
浙江余姚人，字汝化，號五云。生于明孝宗弘治士兵年（1498），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狀元。
◆茅瓚
浙江錢塘（今浙江余杭）人，字邦獻，號見滄。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卒年不詳。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狀元。
◆沈坤
直隸太和（今安徽太和）人，祖籍昆山，字伯載，號十洲。生于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狀元。
◆秦鳴雷
浙江臨海人，字子豫，號華峰。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卒于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1593）。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狀元。
◆李春芳
直隸興化（今江蘇興化）人，字子實，號石麓。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卒于明萬歷十二年（1584）。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狀元。
◆唐汝楫
浙江蘭溪人，字思濟，號小漁。生于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卒年不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狀元。
◆陳謹
福建閩縣（今福建神州）人，字德言，號環江。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卒于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狀元。
◆諸大綬
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端甫，號南明。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卒于明神宗萬歷元年（1573）。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狀元。
◆丁士美
淮安清河（今江蘇淮陰）人，字邦彥，號后溪。生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明神宗萬歷五年（1577）。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狀元。
◆申時行
（榜姓徐），直隸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汝默，號瑤泉，晚年號休休居士。生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狀元。
◆范應期
浙江烏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字伯禎，號屏麓。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卒于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1594）。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狀元。
◆羅萬化
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字一甫，號康州。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卒于明神宗萬歷二十二年（1594）。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戊辰科狀元。
◆張元忭
祖籍四川綿竹，徙居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字子藎，號陽和。生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卒于明萬歷十六年（1588）。明隆慶五年（1571）辛未科狀元。
◆孫繼皋
直隸無錫（今江蘇無錫）人，字以德，號柏潭。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明神宗萬歷三十八年（1610）。明神宗萬歷二年（1574）甲戌科狀元。
◆沈懋學
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字君典，號少林，一號白云山樵，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卒于明神宗萬歷十年（1582）。明神宗萬歷五年（1577）丁丑科狀元。
◆張懋修
湖廣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字惟時，號斗樞。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卒于明崇禎七年（1634）。明神宗萬歷八年（1580）庚辰科狀元。
◆朱國祚
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字兆隆，號養淳。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明天啟四年（1624）。明萬歷十一年（1538）癸未科狀元。
◆唐文獻
直隸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元征，號抑所。生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卒于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明萬歷十四年（1586）丙戌科狀元。
﹛﹛↑蝴粵
江蘇江寧人，字弱侯，號澹園，學者稱澹園先生。生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明萬歷十七年（1589）己丑科狀元。
◆翁正春
福建侯官（今福建閩侯）人，字兆震，號青陽。生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卒于明天啟六年（1626）。明神宗萬歷二十年（1592）壬辰科狀元。
2006-4-12 23:19 lihe19820519
◆朱之蕃
金陵（今南京）人，世居荏平（今山東荏平），后附南直錦衣衛籍。字元介，一字元升，號蘭隅。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卒于明嘉宗天啟六年（1626）。明神宗萬歷二
十三年（1595）乙未科狀元。
◆趙秉忠
山東益都人，字季卿，號*陽。生于明神宗萬歷二年（1574），卒于明熹宗天啟六年（1626）。明神宗萬歷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狀元。
◆張以誠
直隸青浦（今上海青浦）人，字君一，號瀛海。生于明穆宗隆慶二年（1568），卒于明神宗萬歷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狀元。
◆楊守勤
浙江慈溪人，字克之，號昆阜。生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年不詳，明神宗萬歷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狀元。
◆黃士俊
廣東順德人，字亮恆（一作亮垣），號玉侖，又號振宇。生于明萬歷五年（1577），卒于清順治十八年（1661）。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狀元。
◆韓敬
浙江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字簡與，一定求仲，號止修。生于明神宗萬歷八年（1580），卒年不詳。明神宗萬歷三十八年（1610）庚辰科狀元。
◆周延儒
直隸宜興（今江蘇宜興）人，字玉繩，號挹齋。生于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卒于明崇禎十七年（1644）。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狀元。
◆錢士升
浙江嘉善人，字抑之，號御嶺。生于明神宗萬歷三年（1575），卒于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狀元。
◆庄際昌
福建永春人，字景悅，號羹若，原名夢岳。生于明神宗萬歷十二年（1584），卒于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明神宗萬歷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狀元。
◆文震孟
直隸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字文起，號湛持。生于明萬歷二年（1574），卒于明崇禎九年（1636）。明天啟二年（1622）壬戌科狀元。
◆余煌
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字武貞，號公遜。生年不詳，卒于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乙丑科狀元。
◆劉若宰
直隸懷寧（今安徽懷寧）人，一作潛山（今江蘇潛山）人，字蔭平，一作穎平，號退齋。生卒年不詳。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戊辰科狀元。
◆陳于泰
直隸宜興（今江蘇宜興）人，字大來，生卒年不詳。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辛未科狀元。
◆劉理順
河南杞縣人，字復禮，號湛陸（一作湛六）。生于明神宗萬歷十年（1582），卒于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明思宗崇禎七年（1634）甲戌科狀元。
◆劉同升
江西吉水人，字晉卿，又字孝則。生于明神宗萬歷十五年（1587），卒于清世祖順治三年（1646）。明思宗崇禎十年（1637）丁丑科狀元。
◆魏藻德
順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字思令，號清躬。生于明神宗萬歷三十三年（1605），卒于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科狀元。
◆楊廷鑑
直隸武進（今江蘇武進）人，字冰如，號靖山。生卒年不詳。明明思宗崇禎十六年（1643）癸未科狀元。
清代狀元榜
1646年 順治三年 傅以漸 1609年─1665年 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
1647年 順治四年 呂宮 1603年─1664年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
1649年 順治六年 劉子壯 1609年─1653年 湖北黃州府黃岡縣人
1652年 順治九年 （滿榜狀元） 麻勒吉 ─1689年 滿洲正黃旗人
1652年 順治九年 漢榜狀元 鄒忠倚1623年─1654年 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人
1655年 順治十二年 （滿榜狀元） 圖爾宸 ─ 滿洲正白旗人
1658年 順治十五年 孫承恩 1619年─1659年 江蘇蘇州府常熟縣人
1659年 順治十六年 徐元文 1634年─1691年 江蘇蘇州府昆山縣人
1661年 順治十八年 馬世俊 1609年─1666年 江蘇鎮江府溧陽縣人
1664年 康熙三年 嚴我斯 1629年─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今湖州市）人
1667年 康熙六年 繆彤 1627年─1697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670年 康熙九年 蔡啟僔 1619年─1683年 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
﹛﹛1673爛 艙昝坋媼爛 澈 1637爛〞1704爛 蔬劼劼笣葬酗粔瓮踏劼笣
1676年 康熙十五年 彭定求 1645年─1719年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今蘇州市人
1679年 康熙十八年 歸允肅 1642年─1689年 江蘇蘇州府常熟縣人
1682年 康熙二十一年 蔡升元 1652年─1722年 浙江湖州府德清縣人
1685年 康熙二十四年 陸肯堂 1650年─1696年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
1688年 康熙二十七年 沈廷文 ─ 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
1691年 康熙三十年 戴有祺 ─1711年 江蘇金山衛（今上海金山區）人。原取吳昺，因康熙帝愛戴有祺書法而取戴為第一
1694年 康熙三十三年 胡任與 ─1704年 江蘇江寧府上元縣（今南京市）人
1697年 康熙三十六年 李蟠 ─ 江蘇徐州人
1700年 康熙三十九年 汪繹 1671年─1706年 江蘇蘇州府常熟人
1703年 康熙四十二年 王式丹 1645年─1718年 江蘇揚州府寶應縣人
1706年 康熙四十五年 王云錦 1657年─1727年 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人
1709年 康熙四十八年 趙熊詔 1663年─1721年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
1712年 康熙五十一年 王世琛 1680年─1729年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
1713年 康熙五十二年 王敬銘1668年1721年江蘇太倉州嘉定縣今屬上海市人
1715年 康熙五十四年 徐陶璋 1674年─1738年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祖籍昆山
1718年 康熙五十七年 汪應銓 ─ 江蘇蘇州府常熟縣人
1721年 康熙六十年 鄧中岳 ─ 山東東昌聊城人
1723年 雍正元年 （恩科） 于振 ─ 江蘇鎮江府金壇縣人
1724年 雍正二年 陳德華 1696年─1779年 直隸安州（今河北安新）人
1727年 雍正五年 彭啟丰 1701年─1784年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
1730年 雍正八年 周澍 1684年─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
1733年 雍正十一年 陳倓 1695年─1739年 江蘇揚州府儀征縣人
1736年 乾隆元年 金德瑛 1701年─1762年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
1737年 乾隆二年 于敏中 1714年─1779年 江蘇鎮江府金壇縣人
1739年 乾隆四年 庄有恭 1713年─1767年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
﹛﹛1742爛 癒爛 踢害 1702爛〞1782爛 涳蔬獐笣葬睿瓮
1745年 乾隆十年 錢維城 1720年─1772年 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
1748年 乾隆十三年 梁國治 1723年1786年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中塘今屬上虞人
1751年 乾隆十六年 吳鴻 1725年─1763年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
1752年 乾隆十七年 （恩科）秦大士 1715年─1777年 江蘇江寧府江寧縣人
1754年 乾隆十九年 庄培因 1723年─1759年 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 蔡以台 ─ 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
1760年 乾隆二十五年 畢沅 1730年─1797年 江蘇太倉州鎮洋縣人
1761年 乾隆二十六年 （恩科） 王杰 1725年─1805年 陝西同州府韓城縣人。為取得江南江北的平衡，遂改取江北人王杰
1763年 乾隆二十八年 秦大成 1720年─1779年,江蘇太倉州嘉定縣。今上海市嘉定區人 原取褚廷璋，但因褚得罪某官而被用計換掉
1766年 乾隆三十一年 張書勛 ─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769年 乾隆三十四年 陳初哲 1736年─1787年 江蘇蘇州府元和縣人
1771年 乾隆三十六年 黃軒 ─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 父親為上海園林‘獅子林’的主人
1772年 乾隆三十七年 金榜 1735年─1801年 安徽徽州府歙縣人
1775年 乾隆四十年 吳錫齡 ─1776年 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
1778年 乾隆四十三年 戴衢亨 1755年─1811年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原應為邵自昌第一，但因邵之試卷無法拆封見名而改取排第二的戴衢亨
1780年 乾隆四十五年 汪如洋 1755年─1794年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
1781年 乾隆四十六年 錢棨 1734年─1799年 江蘇蘇州府長洲縣人 連中三元
1784年 乾隆四十九年 茹棻 1755年─1821年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1787年 乾隆五十二年 史致光 ─1828年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胡長齡 1758年─1814年 江蘇通州（今南通）人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 石韞玉 1755年─1837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 潘世恩 1770年─1854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795年 乾隆六十年 王以銜 1761年─1823年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1796年 嘉慶元年 趙文楷 1761年─1801年 安徽安慶府太湖縣人
1799年 嘉慶四年 姚文田 1758年─1827年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1801年 嘉慶六年 顧皋 1763年─1832年 江蘇常州府無錫縣人
1802年 嘉慶七年 吳廷琛 1773年─1844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805年 嘉慶十年 彭浚 1769年─1833年 湖南衡山縣人
1808年 嘉慶十三年 吳信中 ─ 祖籍安徽休寧，寄籍江蘇蘇州府吳縣）
1809年 嘉慶十四年 洪瑩 ─ 安徽徽州府歙縣人
1811年 嘉慶十六年 蔣立鏞 1782年─1842年 湖北天門人
1814年 嘉慶十九年 龍汝言 ─1838年 安徽安慶府桐城縣人
1817年 嘉慶二十二年 吳其浚 1789年─1847年 河南固始縣人
1819年 嘉慶二十四年 陳沆1785年─1826年 湖北蘄水縣（今浠水）巴河人
1820年 嘉慶二十五年 陳繼昌 1791年─1849年 廣西桂林府臨桂縣人。三元及第。原擬第二，但因考官希望增加清朝“三元”的紀錄而建請嘉慶帝擢陳繼昌為第一 1822年 道光二年 戴蘭芬
1781年─1833年 祖籍安徽徽州府休寧縣，寄籍安徽天長縣）
1823年 道光三年 林召棠 1786年─1873年 廣東吳川縣人
1826年 道光六年 朱昌頤 1784年─1855年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
1829年 道光九年 李振鈞 1794年─1839年 安徽安慶府太湖縣人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恩科）吳鐘駿 1798年─1853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
1833年 道光十三年 汪鳴相 1794年─1840年 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
1835年 道光十五年 劉繹 1798年─1879年 江西永丰人
1836年 道光十六年 林鴻年 1805年─1885年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 。原取何紹基，但因何父得罪權貴卓秉恬而被換掉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李承霖 1808年─1891年 江蘇鎮江府丹徒縣人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龍啟瑞 1814年─1858年 廣西桂林府臨桂縣人
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 孫毓桂 山東濟寧人
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蕭錦忠 ─ 湖南長沙府茶陵人
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 張之萬 1811年─1897年 直隸南皮人
1850年 道光三十年 陸增祥 1815年─1882年 江蘇太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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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 咸丰三年 孫如僅 山東濟寧州人
1856年 咸丰六年 翁同和 江蘇蘇州府常熟縣人
1859年 咸丰九年 孫家鼐 1827年─1909年 安徽壽州人
1860年 咸丰十年 鐘駿聲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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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 同治二年 翁曾源 1834年─1887年 江蘇蘇州府常熟縣人
1865年 同治四年 崇綺 ─1900年原為蒙古正藍旗人，后改為滿洲鑲黃旗
1868年 同治七年 洪鈞 1839年─1893年 江蘇蘇州府吳縣人。原取王國鈞，因其名不為慈禧所喜，遂改取洪鈞
1871年 同治十年 梁耀樞1832年─1888年廣東廣州府東莞人廣東順德杏壇人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陸潤庠 1841年─1915年 江蘇蘇州府元和縣人
1875年 光緒元年 張謇 江蘇通州人
1876年 光緒二年 曹鴻勛 1848年─1910年 山東濰縣人
1877年 光緒三年 王仁堪 1848年─1893年 福建福州府閩縣人
1880年 光緒六年 黃思永 1842年─1914年 祖籍安徽徽州府休寧縣人，寄籍江蘇江寧府江寧縣（今南京市）
1883年 光緒九年 陳冕 1859年─1893年 祖籍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寄籍順天府宛平縣（今北京）
1886年 光緒十二年 趙以炯 1857年─1907年 貴州貴陽青岩鎮人）
1889年 光緒十五年 張建勛 1848年─1913年 廣西桂林府臨桂縣人 。原取費念慈或張孝謙，但因考官爭執不下而改取張建勛
1890年 光緒十六年 吳魯 1845年─1912年 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
1892年 光緒十八年 劉福姚 ─ 祖籍江西廬陵，寄籍廣西桂林）
1895年 光緒二十一年 駱成驤 四川省資中縣人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夏同和 麻哈州高枧（原名獅山）人
1903年 光緒二十九年 王壽彭 山東濰縣人
1904年 光緒三十一年 劉春霖 直隸肅寧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