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1948年10月18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來到杭州，下榻在西湖邊熟悉的新新旅館，20日下午二點鐘，他在浙大體育館演講《自由主義》。浙大學生唐為根回憶，當年胡適來浙大講話“不得人心”，“台下學生不斷地出現哄聲四起”，并不確切。因為當天的竺可楨日記寫得很清楚，聽講的浙大學生、老師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著聽講的，但一小時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場的，“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他的日記中還說到胡適演講時流汗，“近來人甚肥碩，但演講時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當熱也。”他們都是庚子賠款余額的留美學生，胡適比他小一歲。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好在竺可楨日記記下了大致內容：
　　“適之‘自由主義’講演中引用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第四云：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述自由主義為中國之固有產物，以《呂氏春秋》為証，并引王安石白話詩。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師陽明、梨洲、舜水均為提倡自由主義。述東漢王充（仲任）之自由主義。但以為中國之自由主義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終不達到，而人民亦無由解放云云。”
　　胡適從二點一直講到三點廿分，演講結束，回到浙大校長辦公室稍坐，由竺可楨夫人陳允敏親自送往車站，乘狞c的快車回上海。直到1961年12 月30日晚飯時，胡適離世前不久，還和祕書胡頌平說起竺可楨第二個太太是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后，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從竺可楨日記所記，這次演講內容和胡適此后1949年3月27日在台灣所講很接近，那次講題《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或“中國文化傳統的自由主義”），他努力証明自由不是舶來品，而是中國古代就有的，也提到了王安石的詩，詩和浙大講的有出入，“風吹屋頂瓦，正打破我頭。我終不恨瓦，此瓦不自由。”大概是因為即興背誦的緣故，他解釋這是古人對于自由的理解，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他認為史官制度、諫官制度都是批評自由、思想自由的一種標志，老子、孔子也是自由主義者，“有教無類”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孟子二、三千年前提出“民為貴“，就是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傳統。秦始皇之后，思想一尊，自由受到限制，但仍然有人在萬難中不斷追求，他列舉王充、范縝、韓愈，他們身上都有自由主義精神，王陽明批評朱熹，批評作主，顏李學派反對皇帝提倡的朱子學派，都是爭取思想自由。所以他的結論是中國有自由思想的傳統。
　　和他之前在北平電台廣播演講《自由主義》的內容也相通，那一次，他還說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制，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中國古代雖有“民為邦本”、“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思想，有文官考試制度，但始終沒有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沒有建立起一個能限制權力、保障少數人權利的制度來，而西方自由主義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對少數人權利的保障，容忍異己的風氣，這是它“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內容。
　　胡適之所以經常強調自由主義中國古已有之，推其用意，無非是想在中國的傳統老樹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的新因子，將他信奉了大半生的西方自由主義本土化，并非他不了解自由主義的真實含義。他這次在浙大演講，是他最后一次來到杭州，几個月后，他將永遠與大陸告別，開始“根株浮滄海”的余生。

朱元璋：一個全面倒退的制度創立者 2008/08/03

朱元璋：一個全面倒退的制度創立者 侯楊方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教授 1、政治上的徹底獨裁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定都應天（今南京）建立了明朝，并于同年北伐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在蒙古人統治近百年之后，廣大漢族民眾終于實現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目標，因此朱元璋在清末民初排滿革命興盛之際倍受尊崇。但是今天回首這段歷史，在承認朱元璋的功績之余，也必須正視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負面影響。朱元璋作為開國皇帝，在其統治期間創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度和統治思想，不僅影響了整個明朝，還為清朝所繼承，中國帝王中很少有像朱元璋一樣深刻影響了歷史。譚嗣同曾言：“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從長時段的角度上講，這句話沒有錯，但如果縮小時段觀察，明清兩朝的制度和統治方式與此前的唐宋并不相同，其創始者就是朱元璋，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于此時達到了獨裁專制的頂峰，其專制的廣度和深度也是空前的。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惟一出身赤貧的皇帝，前半生歷經千辛萬苦，遍嘗人世冷暖，傳奇性地成為了開國皇帝，建立了王朝﹔后半生則是為了保証這個王朝千秋萬代屬于朱家天下而殫精竭慮，這是他的最高宗旨，要了解的所作所為，都必須從這條線索上著手。正是為這個最高宗旨，朱元璋不斷興起大獄屠殺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因為在他的眼中，這些功臣都是自己江山的潛在威脅。朱元璋羅織的“胡藍黨案”，不僅誅殺了開國第一功臣前丞相李善長、丞相胡惟庸、大將軍藍玉，還牽連屠殺了几萬名官員，開國功臣基本上被一網打盡，其凶殘惡毒冠絕古今。“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朝中的恐怖氣氛可見一斑，真是中外古今絕無僅有。 殺了功臣后朱元璋仍然不放心，他借著胡惟庸案徹底廢除了已經有1500余年歷史的宰相制度，還以“祖訓”的形式告誡子孫不得恢復：“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朱元璋殺功臣和廢除宰相制度的目的是“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事皆親決”，自此他身兼國家元首和行政長官，大小權力獨攬于一身，他不僅要承擔最高決策者的角色，還要領導政府各部門的日常政務，因此忙成一團，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處理諸司奏章1660件，涉及事務3391件，即平均日處理400余件事務。像朱元璋這樣“雄才大略”、精力超凡的人畢竟很少，因此他的子孫皇帝們不可能都像他這樣勤于政務，但又不敢違背祖制恢復宰相制度，只好創立了內閣作為處理日常政務的助手。 明代的內閣制度始于明成祖朱棣，他選拔一些親信文士以殿閣大學士的頭銜參預一些軍國大事的決策和處理，當時只相當于皇帝的祕書班子。由于皇帝不可能有精力處理所有大臣的奏章，便由內閣大學士審閱并擬定初步的處理意見紙條粘貼在原奏章上，以供皇帝參考，此即為“票擬”或稱“條旨”。皇帝看后，即用朱筆批示意見，叫做“朱批”或“批紅”，下發執行。明中期以后，內閣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大學士也由尚書擔任，還加了太保、太傅等正一品的頭銜，似乎又恢復了宰相的地位。皇帝們懶于政事，只是深居宮中，讓身邊的太監與內閣溝通，甚至委托司禮監太監（高級宦官）掌握批紅的權力，即由太監代行皇權。這些變化都與朱元璋設置的初衷背道而馳。朱元璋廢除舊制度違反了基本政治的規律，因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他一樣是“政治超人”，明中期后形成的內閣-司禮監雙元體制的怪胎就是對他的最好嘲諷，這位嚴禁宦官干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沒有想到以后他的后代皇帝們正是依靠宦官維系他們的統治。由于宦官代行皇權，而內閣代行的只是部分相權（議政權），因此內閣逐漸要仰宦官的鼻息，即使有明一代最有實權的首輔張居正也只得交結司禮監太監馮保才能鞏固他的地位，推行他的政策。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導致了皇權獨大，大臣失去了對皇權的制約、平衡能力，他經常將大臣剝去衣褲，當眾實行廷杖，大臣喪失了的基本人格和自尊，完全淪為◎◎，而宋朝大臣卻可以自豪地宣稱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朱元璋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只服從他的指揮，可以任意逮捕、刑訊、殺害任何臣民而不經任何法律手續，他的繼承者對此發揚光大，又設立了太監指揮的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和錦衣衛一起實行恐怖統治。這些行為被朱元璋的子孫皇帝繼承，直至明亡。 唐宋時期，皇帝的詔書不經宰相的副署即不能生效，而明朝的內閣并沒有這種權力，因此皇帝本身的素質會嚴重影響整個國家的命運。自明英宗以后，除個別如孝宗外，其他的皇帝多懶于政事或行事荒唐，皇權多操于太監之手，而他們由于生理的缺陷導致身心變態，出身寒微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行事多乖戾、荒謬，因此出了葬送明朝几十萬京營精銳的太監王振，出了滿朝文武認其為干爹的劉瑾，最后出了為明朝送終的九千歲魏忠賢，明朝政治黑暗根本的原因要歸咎于皇權獨大，加上皇帝本身素質低下，大臣們卻難以補救，最終導致整個王朝的崩潰。 2、嚴格控制下的保守、封閉社會 朱元璋并不僅僅滿足于做一個大權獨攬的獨裁者，他還設法從根本上杜絕一切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他之所以奪得天下是因為參加了元末的農民軍，因此他竭力想杜絕歷史的重演，在他看來民眾的自由流動和接觸是導致社會動亂根源之一，因此天下平定不久，即實行一套前所未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將天下民眾分為民籍、軍籍、匠籍等，民眾不能改變自己的戶籍，只能世代為民、為軍、為匠，這是禁止民眾的身份流動。在空間上，更是規定“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即農民日常只能在方圓一里內活動，便與相互監視。另外任何人離開家鄉百里以外，都必須持持官府頒發的“路引”，否則即治罪。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牢籠，民眾不僅沒有空間流動的自由，也沒有身份改變的自由，只是盡其本業，為皇帝提供賦稅、徭役。皇帝的關心無遠弗屆，細心入微，因此計划經濟自然成了朱元璋的首選，他規定：“凡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而全然不顧當地究竟是否適宜種植，但農民是沒有選擇自由的。不僅如此，朱元璋甚至對臣民的居所規格也很感興趣，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公侯“門屋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擺錫環”﹔一品二品官員，“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正門一間三架，黑門鐵環”。同時規定，“一品官房……其門窗戶牖并不許用髹油漆。庶民所居房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及彩色妝飾”。天下所有的臣民都要生活符合自己身份等級的房屋中，不能逾越。 明朝的軍隊實行衛所制，即兵民合一，平時種地，戰時出征，這也是朱元璋的創舉，想以此國家不必承擔軍費開支。他對這一創舉非常得意，稱養百萬兵而不費一分錢，但他沒有想到，這種兵民合一的軍隊戰斗力下降，直至淪落為普通的農民。這也是明中后期雖然名義上擁有百萬軍隊，但有戰斗力的軍隊卻寥寥無几的原因。 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物質的丰富，物質的丰富會帶來奢侈，奢侈會打破他精心策划的等級﹔商品經濟一定要有資源的流動，社會流動會帶來不穩定，這也是朱元璋憎恨商品經濟的緣由。明初的首都應天府（今南京）擁有世界上最雄偉、規模最大的城牆，即建于朱元璋時代，所用的億萬塊城磚竟然是產自全國至少一百多個州縣，即每個州縣生產出千萬塊城磚后千里迢迢運往首都。為什么朱元璋不在首都建造一個城磚工廠，而要不顧規模經濟，不顧運輸成本采用全國制造的模式？其實不僅如此，政府所需的紙張等辦公用具也同樣是在全國各地征用，而不是貨幣就近采購。民眾們不僅要直接為政府和軍隊生產各種各樣的物資，而且要承擔運送的任務，這常常導致承擔者的家庭因此破產。朱元璋甚至一度想建立這樣一種新型的軍民關系，即由具體的民眾為具體的軍隊對口直接提供給養。他的意圖至此已經很明顯，盡量減少商品經濟的存在，盡量減少人員的流動，因此不難想象朱元璋為何要進行嚴格的海禁，閉關鎖國，規定“片板不許入海”，從而徹底根絕了唐宋以來一向繁榮的海外貿易。朱元璋想恢復的只是一個封閉的小農田園社會，這種安定、保守、貧窮、封閉、等級森嚴的社會最有利于他的江山長久穩固。 3、思想上的禁錮 社會不穩定的根源說到底還在于思想，如果天下每個臣民都抱著忠君的思想，安于天命，守著自己的或民、或工、或匠的身份，不隨便走動，按時按量交納賦稅，生產城磚、紙張等等物資，再運送它們到京城，這就是朱元璋心目中的美好、祥和的社會。為了建設這個美好的社會，朱元璋不僅做出種種開創性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在思想上徹底控制民眾，這才是穩定之本，因此他當仁不讓地充當起了全民的導師。朱元璋行事一向雷霆萬鈞，或以謀反、或以貪污罪名誅殺官僚從來不手軟，而且極盡各種酷刑之能事，一度殺得朝廷几無人上班，不得不將監獄中的官僚們暫時釋放待罪辦公，因此他積累了丰富的案例，編成了一本《大誥》，全國每戶人家都必須收藏、誦讀，還有專職人員定期在學校或集市上宣講，進行普法宣傳，教育全國民眾要遵紀守法，否則就是書中那些案犯的下場，這就是傳統的招數：“使民戰栗”。 控制思想的強硬手段莫過于文字獄，朱元璋自是個中登峰造極的高手。曾任文淵閣大學士的明朝人黃景昉記載：“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誅者，如曰作則，嫌于賊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盜也﹔曰法坤，嫌于發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飾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類是。不知彼時文儒何從措筆？”表面上看是朱元璋究于文字細故，忌諱自己出過家，參加過農民軍，故以諧音加聯想殺人，其實他這是通過這些小細節殺人立威，以達到天下讀書人恐怖的目的。曾任朱元璋皇子們老師的“明初四杰”著名的詩人高啟，只因寫了一首老生常談的宮怨詩，即被他用極為殘酷的一分為八的腰斬處死。 作為一個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朱元璋不會僅用“使民戰栗”這一個招數統治天下的，他還會軟的一手，即用宣傳教化的方式“使民溫馴”。朱元璋擬定了一個《勸民六條》：“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讓一些殘疾人手拿木鐸，挨家挨戶宣講，即讓民眾安分守己，嚴格遵照朝廷的規定辦事，不能亂走亂動。他還恢復了周朝的“鄉飲酒禮”，于每年正月初一由當地的里長（村干部）召集村民按年齡大小排列進行年終總結，檢討是否有違反朝廷規定和道德規范的行為，如果有，則要予以懲罰。學界有種觀點，中國的傳統社會統治力量不能達到縣級以下，但這一觀點至少不符合明初的歷史。 單純的口頭宣傳畢竟沒有什么力量，朱元璋通過恢復唐宋科舉的作為杠杆來強化國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即以八股取士，應試作文必須依經立義，因而稱為制義，規定考試范圍在朱熹注的《四書》和《五經》內，其體裁均以八股為格式，稱之為八股文﹔考生只能是“代聖人立言”，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雖然考中功名的概率極小，但這是處于嚴酷戶籍管理制度下的明朝民眾惟一可以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因此天下人趨之若鶩，只要有能力必然要供養孩子自小誦讀四書五經，從而被灌輸忠君的思想。自此，天下讀書人窮首皓經，將時間和精力耗費在這些八股章句、朱熹集注中，失去了自身的思想和創造力。王朝的文官全部來自八股取士，雖然其中不乏有極少的異數，但絕大多數只是些沒有思想和能力的低能兒，考中進士者往往連《史記》、《漢書》也沒讀過，明初宋濂對此批評：“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者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對八股取士批評最為深刻的是廖燕：“明太祖以制義取士，與秦焚書之朮無異，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一語道破八股取士實際是愚民之朮的本質。 《四書》均是先秦的典籍，其中的《孟子》中包含有人本主義的思想光輝。孟子地位僅次于孔子號稱“亞聖”，為歷代統治者所尊崇。孟子宣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些話句句直刺朱元璋的心里，他其實就是孟子所說的“殘賊之人”，而孟子宣稱民眾有權力起來推翻誅殺這種獨夫民賊。這些思想最為朱元璋所痛恨，因此他剛即位就想將孟子配享孔子的地位撤消，雖然由于臣下反對未遂，但他無法容忍這樣的言語存在，因此命劉三吾刪改《孟子》，將這些反動言論統統刪除，新編一本潔本的《孟子節文》。他甚至凶惡地告訴劉三吾，如果孟子這個老家伙活在現在，自己一定要殺了他。這樣一位宣稱要殺儒學宗師、刪改儒學經典的獨夫只是儒學經典的利用者，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權至上，臣民皆是◎◎，不僅在行為上是，在精神上也必須是◎◎。 4、余論 朱元璋是中國兩千多年帝制時代獨裁統治的集大成者，他創立的制度是為其獨裁統治服務，因此他不惜倒行逆施，在政治上集權，廢除宰相制度，以達成大權盡在皇帝的局面，從而打破了皇權與相權的相對平衡，皇權從此不受制約，政治上失去了自我平衡和修正的能力，結果導致皇權借助宦官實施恐怖黑暗統治。這一制度為清朝全盤繼承，但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皇權不再借助宦官統治，而是完全由皇帝本人親自執行，即恢復到了朱元璋的初衷。這就造成了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的局面，皇帝本人的素質會嚴重影響到整個政治局勢，明朝中后期的衰亡與此息息相關。由于懼怕社會流動性帶來的不安定，朱元璋反對商品經濟，禁絕海外貿易，他想建立起一個保守、落后、封閉的小農社會，其經濟生產和居住環境也由政府嚴格限定，人身也缺乏自由，不得改變自己的社會身份，不能自由空間流動，為此他設置了中國傳統社會中最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將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牢籠。在思想上，他更是一面進行奴化教育，一面大興文字獄，從而禁錮了天下創新的思想。朱元璋建立的這一套制度和統治思想在其后的執行中或有修正，但基本上被明清兩朝全盤繼承。明中后期在沿海的發達地區重新出現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同時局部開展了海外貿易，市民文化也隨之興起，但這些只是在明朝專制統治的巨石壓迫下頑強成長出來的萌芽，而不能將其歸功于明朝統治的本身。如果沒有朱元璋的全面反動和全面閉關鎖國，中國就可能繼承并發展唐宋元三朝世界領先的海外貿易，從而在15世紀開始的世界全球化運動中占據領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朱元璋及其開創的制度是中國歷史的大悲劇和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