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許又聲４日在京強調，盡管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是政府相關部門將為海外華僑華人加強與祖（籍）國聯系、合作和來往提供便利和服務。

許又聲是在２００８北京國際新聞中心舉行的“華僑華人與北京奧運會”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作上述表示的。

許又聲說，中國政府嚴格區分華僑、外籍華人的國籍界限，不承認雙重國籍。根據中國相關法律，海外僑胞可根據自願的原則選擇保留中國國籍或加入住在國國籍。

對一些海外華僑華人希望中國政府承認雙重國籍的願望，許又聲表示理解。但他指出，不承認雙重國籍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原則。現在分布在世界１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有幾千萬人。中國實行的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經實踐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有利于海外華僑華人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在當地更好地長期生存和發展，而且也有利于減少疑慮，增進互信，促進中國與華僑華人住在國友好關系的發展。

針對一些海外華僑華人希望中國政府承認雙重國籍的願望，許又聲表示，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將為他們加強與祖（籍）國的聯系、合作和來往提供便利和服務。比如說，在來往中國方面，相關部門已經授權駐外使領館給需要經常往來中國的外籍華人提供半年、一年或者更長時間的多次往返簽證。

打工妹性問題是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 2008/08/06

中國青年報 　　核心提示 　　20年前，本報發表《三十萬臨時工在深圳》系列報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問題。20個春秋過去了，年輕人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來務工青年的人數已從20年前的30萬變為數百萬，而且流向也在發生變化。隨著西部地區的開發，一些貧窮邊遠地區的農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結。 　　于是，打工妹的性問題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在深圳等沿海發達地區，這個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重視，但服務的力量相比龐大的服務對象卻“杯水車薪”﹔而在西部等不發達地區，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務的陽光尚未照進現實。 　　她們不應成為被社會遺忘的對象。關注她們，實際上也是在關心我們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問題長久以來并不為人所關注。 　　這群天真爛漫的農村少女，分布在城市各種服務行業和工廠，文化程度低，大多沒有技朮特長，精神世界匱乏，身處城市卻仍局限在農村青年打工群體的狹小生活圈里。她們和所有處于青春期的少女一樣，對愛與性懵懂又好奇，由于沒有渠道去了解正確的性知識，被騙、未婚先孕、流產等事件屢有發生。 　　近日，記者采訪40余位在新疆不同行業打工的女性農民工，試圖多角度反映這些年輕女孩面對性這一敏感話題而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 　　好奇的背后是對情感的渴望 　　18歲的打工妹小芳從四川老家到烏魯木齊打工前，父母千叮嚀萬囑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護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樣，他們最擔心女兒面對花花世界經不起誘惑。 　　在新疆的許多打工妹和羅芳差不多大，她們正處在對異性產生好感和強烈好奇心的年齡，在農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觀念下，她們沒有渠道了解性知識，而來到城市后，環境一下子變寬松了。 　　劉洋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經理。一天下午，女服務員們在包廂里休息，劉洋從一個包廂旁邊經過，聽到女孩們的陣陣笑聲，她好奇地把門推開了。 　　3名服務員一見到劉洋頓時驚呆了，中間那位拿著手機的女孩慌了，把手機扔在了桌子上，其余兩個人則羞得滿臉通紅，不敢抬頭看這個平時關系還不錯的經理。 　　“你們在干嗎？” 　　“沒、沒干什么！” 　　看到她們慌張的表情，和手機里傳出的微弱呻吟聲，劉洋明白她們在看“不好的東西”，她沒說什么，轉身走了。 　　一會兒，其中一位個頭矮小的四川女孩紅著臉來到劉洋的辦公室，低頭小聲說：“經理，我本來不想看的，但確實很好奇。” 　　在劉洋看來，這些女孩確實應該理解：她們從家鄉來到陌生的大城市，為了生存拼命打工賺錢，她們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搖”等休閑活動，也舍不得去消費。她們的精神、文化娛樂活動極其匱乏，平常的娛樂就是和老鄉聊天、逛大街。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在為數不多的喜歡看書的打工妹里，受歡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類書刊。雖然年齡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細節，常常讓她們“心潮澎湃”。 　　劉洋覺得，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几乎成為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托。 　　被利用的單純 　　“真搞不懂這些表面看起來很單純的女孩到底是開放還是無知！”在一家餐廳作中層主管的徐剛對此有些困惑。 　　剛從湖南老家來當服務員的小希就是讓徐剛說不清的這種女孩。 　　不到18歲的小希看起來嬌小、可愛，常常像孩子般頑皮，是餐廳里的開心果。一塊兒工作的一個湖南小伙子愛和她開玩笑，一天，他們拿出手機，翻出下載的性愛圖片讓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這種圖片，羞紅了臉跑開了。可那幅圖片的情景讓她久久不能平靜。 　　不久，餐廳里一位男廚師說喜歡小希，她說不清是否喜歡他，就答應了和他交往。几天后，他們發生了性關系，小希承認她很想嘗試。 　　小希的媽媽知道后立即讓兩人回老家結婚，媽媽知道，不是處女的姑娘在農村很難找到好婆家。 　　這讓小希難以理解：“我們只是覺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沒有想過結婚的事。” 　　徐剛發現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沒有條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隨便給她們點兒好處，如給她們買點兒東西，請她吃個飯，女孩就愿意和對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說，“這些女孩有點單純過頭了，純粹是傻，一騙一個准！” 　　“較之男性農民工可以通過找小姐、看黃色錄像、說黃色笑話等較為直接地發泄性欲的方式，女性農民工更多的是經受心理折磨。事實上，從性心理來說，男女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一旦女性從傳統道德觀念中掙脫出來，就容易違背性道德。”曾做過新疆農民工艾滋病現狀調查的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吐爾文江說。 性騷擾之痛 　　在調查采訪中，記者發現從事足療、美容美發、餐飲等服務業的打工妹極易被顧客進行言語、動作上的騷擾，甚至性侵犯。而這些打工妹由于沒有受過專業的勞動知識培訓，大都維權意識不強。同時她們也害怕別人知道后，認為她是不干淨的女人，寧愿獨自承受性騷擾所帶來的精神苦悶。 　　笑起來有深酒窩的胖女孩秀柯來自四川，自從被同餐廳的男服務生侵犯后，她變得沉默寡言。 　　去年秋天的一個上午，秀柯輪休，12人一間的宿舍只有她一人，睡夢中，秀柯感覺到眼前有個人把她的被子掀開了，趴在她身上，她猛地驚醒了，定睛一看，原來是和她一起輪休的男服務員。 　　“你要干嗎？”秀柯推開他，卻不敢大聲喊叫。男女宿舍同在一層，有個門隔開，只有晚上才鎖，樓下就是餐廳，秀柯害怕別人知道。那天，那個男服務員強奸了她，秀柯只能默默流淚。 　　沒過几天，秀柯就辭職了。她几乎崩潰，從沒談過戀愛的她沒想過她的第一次竟是這樣的。重新換了一家餐廳的秀柯雖然表面上樂呵呵的，但她內心無時無刻不被這個可恥的事折磨著，年僅19歲的她不再幻想愛、相信愛。 　　“她們几乎沒有避孕常識” 　　在針織廠工作的蕾蕾覺得自己就像待在“尼姑庵”：早上10時出工，中午1小時吃飯時間，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9時，10小時不停地站在擋車前織毛衣，非常枯燥。吃了飯，和工友在街邊溜達一會兒后，就回到10人一起居住的大宿舍里，沒事做就聊天。 　　蕾蕾和室友們也會偶爾聊起女性生理期的問題，一天，蕾蕾大聲喊，“一定要等到結婚時還保持處女之身”，旁邊鋪位的女孩小聲地問，“什么叫處女啊”，這讓不太懂男女之事的蕾蕾感到驚異，“天哪，還有比我更笨的”。 　　蕾蕾所在的工廠并沒有開設針對她們的性教育課程，她們也很少上網、看書，几乎沒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相關知識。 　　很多打工妹和蕾蕾一樣，在這個敏感話題上缺少來自正規途徑的引導。 　　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旁，穿過陰暗狹長的地下通道，這片建在山坡上的低矮平房成為外來打工人群的聚集地。每天晚上七八點鐘，這里穿梭著年輕的打工妹，她們大多是在火車站商貿城附近打工。 　　順著平緩的山坡往上走，几百米的路程就有四五家破舊的小診所。一位附近村民指著一家小診所說，開診所的外地男人據說以前是獸醫，根本沒有行醫資格，屋內設施簡陋，主要從事婦科，做人流，因為在大醫院做檢查比較貴，囊中羞澀的打工妹大都選擇在這樣一些小診所里打胎。 　　“這家小診所曾經停業1年，因為一次做人流時一個女孩大出血死了。為了躲避責任，開診所的夫妻倆就到外地躲了一年，回來后依舊大門敞開。”村民說。 　　在采訪中，許多已經有過性行為的打工妹不懂怎么避孕，甚至從沒有見過安全套。 　　烏魯木齊市婦幼保健院計划生育科陳艷春大夫每天要做二三十例引產或人流手朮，她發現來做人流的女孩年齡普遍偏小，有的未滿18歲，甚至有的女孩經常來做，面孔很熟，她們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打工妹。陳大夫利用朮后指導的間隙和她們聊天，發現她們几乎沒有避孕常識。 　　“外地打工妹在陌生的城市打工，離開父母的監管，特別是對待性問題方面覺得很茫然，又不敢開口問，極易產生問題，需要社會對她們進行正確的引導，普及基本性知識和避孕常識。”陳大夫說。 　　她們為社會所遺忘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社會的關懷并沒有輻射到這些年輕女孩身上。 　　目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婦聯、烏魯木齊市婦聯均未對女性農民工的性問題做過專項調查研究，就連防治艾滋病知識的宣傳教育中，專門針對女性農民工的宣教活動也十分有限。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計划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管理處處長張鵬程說，針對已婚的流動婦女，每年各區縣社區都會開展不同層面的免費避孕節育、生殖健康、優生優育方面的指導和教育，在流動人口聚集區長期設立避孕藥具供應點，每年定期為已婚育齡婦女進行雙查(查環、查孕)并免費上環、取環，婦科檢查。“這些工作主要還未涉及大量流動的未婚婦女。” 　　“從官方到民間，大家普遍認為性是不學自會的東西，但事實卻是家長羞于開口，生理課上老師閉口不談，性在打工妹眼里越發神祕莫測。她們的性問題不僅關系到其個人的身心健康，也會引發一系列隱性或顯性的社會問題，如性騷擾、性犯罪、嫖娼賣淫、包‘二奶’現象等等，這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是一個值得全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吐爾文江說。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疾控中心性-愛中心主任醫師李凡說：“新疆目前沒有專門針對女性農民工的性問題作專項課題研究，女性農民工在疆內主要集中于服務行業，她們離家時年齡小、閱歷低，接受性教育渠道不暢，易出現性問題。但這并非一個部門就能解決，需要社會各方面聯動，如餐飲服務部門在培訓時可加入相關教育培訓、婦聯保障婦女權益不受侵害、衛生部門保障其醫療服務……”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李凡說，全球基金第四輪艾滋病預防、中澳艾滋病預防與關懷等項目繼續在新疆推廣，主要針對高危人群，提供艾滋病安全教育、促進安全套使用、減少性傳播途徑，雖然項目將流動人口包含在內，但關注度不高。 兩個女孩不同的人生軌跡 　　小梅的堂姐早年就出去打工，1998年冬回甘肅老家探親時，小梅的父母央求堂姐帶上小梅出去見見世面，對于這個年收入1000余元、卻要供養四姐弟的家庭來說，大女兒外出打工可為家里減輕些負擔。 　　同行的還有和小梅同歲，一樣剛初中畢業在家閑著的麗麗。 　　堂姐在烏魯木齊火車站附近一幢樓房的地下室開了個小工廠，做包裝衛生紙的活計。小梅跟著堂姐，每天和另兩個女工一干就是十多個小時，膽大些的麗麗則循著街邊的小廣告，找到西北路一家小飯館當上了服務員。 　　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里，兩個女孩開始了不同的生活軌跡。 　　小梅覺得那時她更像是堂姐的保姆，不僅沒日沒夜地工作，每天還要給堂姐家做飯、打掃衛生，一個月卻只有三四百元的報酬。 　　除了麗麗，小梅沒有任何朋友，小廠子閉塞的環境讓她常感到孤獨。 　　麗麗同樣感到寂寞，她不愛看書，在小飯館里除了打扑克，就是看只能收3個台的舊電視，和其他服務員聊天、逛街。 　　小梅和麗麗1個月見一次，聊聊近況，逛逛街，她們成了這個陌生城市里最親的人。 　　一年后麗麗突然戀愛了。 　　是日久生情，還是迫切需要感情的慰藉？麗麗自己也說不清，反正有人關心她，和她聊天，她就高興。 　　飯館里的廚師，一個湖南打工仔，向麗麗表白了自己的愛意。當時17歲的麗麗心怦怦跳著，愛情是她極其渴望的。几乎是不假思索，麗麗答應了和他做朋友。 　　戀愛后的麗麗，常常是笑嘻嘻的，這讓小梅心里多少有點嫉妒，她覺得是外面的世界和愛情改變了麗麗。于是，小梅想自己出去找活干。她拿出1年攢下的2000元積蓄，決定去學理發。 　　有一天，麗麗哭著找到她，“出大事了，我以后沒臉見人了。”麗麗懷孕了。 　　麗麗和男友每次發生性關系都沒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她沒聽說過安全套。 　　“打掉孩子吧。”廚師比麗麗大兩歲，卻也只有19歲，他拉著驚慌失措的麗麗來到醫院的婦產科。 　　醫生做完檢查說：“她有嚴重的貧血，絕不能做人工流產。” 　　“怎么辦？難道要生下孩子？”男友有些不情愿，而瘦弱的麗麗此時只是在不斷地哭泣。 　　麗麗的腹部越來越大，她心里害怕，怕回家，怕要強的媽媽、因意外成為聾啞人的爸爸和兩個正上學的弟弟被鄰居取笑。 　　但男友的父母早逝，麗麗家是唯一的歸宿。生下孩子，麗麗和男友回到甘肅老家，由不得兩個年輕人考慮他們是否合適，就結婚了。母親默默流淚，罵她不爭氣。 　　看到麗麗經歷的一切，小梅慶幸自己還是處女，可能是害怕，她對異性沒那么渴望了，她覺得“肯定是一往那方面想就會懷孕了”。 　　半年的學習后，她分到了大修廠附近一家只有十余平米的理發店實習。 　　有個男人經常幫她。他比小梅大九歲，是本地人，和父母一起住在理發店所在小區一棟樓房的六層。他常來店里洗頭，對小梅很有好感。小梅對這個個頭高大、臉龐俊朗的男人動心了，她親切地叫他“六樓哥哥”。 　　由于受不了民工的騷擾，小梅決定換學另一門手藝，恰逢烏魯木齊市足浴行業剛剛興起，小梅找到一家全國連鎖的正規足浴城，學起了技朮。 　　小梅順利地和“六樓哥哥”談起了戀愛，她心甘情愿地把第一次給了他。 　　几年里，小梅一直干足療技師，每月拿一千六七百元的工資。她還把兩個妹妹帶了出來。姐妹仨年年往家里寄錢，家里的土坯房變成了兩層樓房，父母的日子慢慢富庶起來。她隨后和“六樓哥哥”結婚、生子，成了城里人。 　　而麗麗家仍然貧窮，她在廣州一家餐廳打工時再度意外懷孕生下一對雙胞胎。 深圳8年探索外來打工者性教育模式 　　性教育服務力量依然薄弱 　　“深圳有几百萬的外來打工者，而對應的性教育服務工作者卻為數不多，力量太微弱了。但我們能服務一個就是一個，能解決一個就是一個，能幸福一個就是一個。”深圳市計生協工作人員武清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從2000年就開始面向外來勞務工開展服務的深圳市計生協青春健康項目剛剛經歷了第一個八年。 　　早在2000年，深圳計生協PLA調查顯示，外來工對性病知識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多人連基本的避孕知識都不知道。不少外來女工甚至認為性交后用自來水沖洗就可以避孕，更荒謬的是有人認為“事后服用涼茶可避孕”，因為涼茶說明書上寫著“孕婦忌服”。 　　那時，羅湖區計生協到下屬的几個工廠做調研，發現到醫院做人工流產的女性中，有6成以上是未婚的外來女工，其中不少連續做過兩三次人流手朮，甚至更多。而在深圳的人口結構中，“流動人口”、“年輕人”、“來自農村”成為3個關鍵詞。在深圳進行性與生殖健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 　　從2000年到2005年，深圳市培訓了5000多名主持人，面對30多萬目標人群，培訓遍及全市各街道、社區，而受項目各種宣傳資料影響的則不計其數。深圳市各級協會的專職干部為此付出了不少艱辛。 　　由于企業聚集了大量未婚青年，培訓只有滲透到企業內部，才能接觸到目標人群。而在早期，企業的抵觸情緒很大，常常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門難進、臉難看”，有的甚至說，給你們1萬元錢，只要不再打擾我們的生產。 　　到寶安芙蓉工業區培訓的時候沒少吃閉門羹。經過多次動員和勸說，賽爾康工廠出于禮貌終于答應組織一次培訓。沒想到培訓結束后，工廠的一位高管很快拿出了后續的活動計划。消息傳開后，不少企業主動上門要求培訓。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工業區某廠的一位管理者仍然對青春健康項目有反感，直到工廠內發生了一件事。一位不滿20歲的未婚女工，在衛生間生下嬰兒，令廠方大為震驚。這位管理者馬上邀請主持人到工廠宿舍進行培訓。 　　深圳市龍崗區中心城龍城街道流動人口38萬，占總人口的84%。其中，賜昱鞋業有限公司擁有員工近2萬人，80%為女工，而女工中近90%為18歲~25歲的未婚青年。 　　之前，該公司女工未婚同居、非意愿性妊娠和人流、非婚生育、棄嬰等情況很多。 　　2005年以前，公司每月都有300多名女工請假，嚴重影響了公司正常生產。了解后發現，請假人員中有80%是18歲~25歲的未婚女青年，她們絕大部分是去醫院做人流。 　　2005年9月，公司申報成為龍城街道、龍崗區和深圳市青春健康項目教育培訓基地。2007年，該公司在辦公樓內裝修了兩間大教室作為青春健康項目培訓室，設立了青春健康項目辦公室，添置了電腦、照相機，配備了專職管理人員，還開設了“青春健康熱線”和“悄悄話信箱”，幫助員工了解青春期生理、心理及生殖健康等知識。 　　目前，該公司平均每年完成青春健康250個課時、1.8萬人次的培訓目標。每周都開辦培訓班，晚上更是培訓的高峰，新員工進公司必須進行青春健康培訓才能上崗。 　　“實際上，很多女工都是由于知識不夠才造成悲劇的。”武清萍說。在培訓中，她用解決工人實際生活困難的辦法開講座，比如，當女工面對性騷擾時該如何應對，是否贊成婚前性行為等。 　　而對于懷孕的重要性她這樣描述：第一胎對人生的意義重大。美國宇航局做過一項調查，調查后發現，2／3的宇航員有兩個共同特征，第一都是媽媽的第一胎，第二都是媽媽在最佳生育時間生的。很多女工知道了這一點后，決定萬分重視自己的第一次。 　　一位女工在參加培訓后告訴老師：“你今天講的以前我媽媽都沒有跟我說過。我出來打工的時候，她只是嚴厲地說，出去打工要自愛一點，不要隨便就失去自己的貞操。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怎樣才是失去貞操，媽媽沒教給我生理知識，更沒教會我被男人欺負的時候應該怎么辦。來到工廠后，我馬上遇到了這樣的麻煩，把我嚇壞了，但是我現在知道怎么做了，真的謝謝你！” 　　現在，該公司女工請假人數大為減少，未婚流產比例更是為數不多。 　　在開展青春健康項目過程中，深圳市由于“運用了成熟的國際理論構架、技朮路線和科學方法，融入移民城市的特有方式，把管理變成服務，用行動去表達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生存狀態的關注”，被稱為青春健康教育的“深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