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成為廣州發展的制約

厚街：如何華麗轉身

“老鄉，不好意思，我們就倆人，現在都忙著，送不了啊。”

記者　謝良兵發自廣東東莞

　
周麗放下電話，邊數錢邊向一位正在吃飯的熟客抱怨：“那么近都不愿意自己過來吃，要求又多，昨晚都半夜1點了，還叫外賣，我們給送過去，她又不要了，你說氣人不？”


7月17日中午1點多，東莞市厚街鎮厚街廣場，太陽當空照著，空氣中彌漫著悶熱潮濕的氣氛。周麗的店里只有兩位客人在吃飯。


來自湖南攸縣的34歲的周麗，與老公在厚街廣場旁邊開了這家 “攸洲煲仔飯”的小餐館。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廚師是她的老公，服務員和收銀員則是周麗。


這家不到10平方米的小店右邊就是厚街客運專線汽車站，每天的人流不少。


“這車人真滿啊。”正抱怨著，周麗看到了一輛“深圳-厚街”的快巴正在進站。周麗有些欣喜，跑出餐館，“人真不少。”她不斷地嘟囔著，并開始吆喝起來。


從車子里魚貫而出的人們并沒有理會周麗的吆喝，很快向各個方向散去。


這讓周麗有些失望，她走回餐館，一屁股坐在門口的凳子上，又開始向那個熟客抱怨起來：“現在的生意真不好做啊。”


這几個月以來，周麗的店的生意是越來越不好了。確切的說，這種情況從去年就已經有了苗頭。之前在店里幫忙的周麗的妹妹，在春節回老家之后就再沒回來。


周麗在厚街有不少老鄉，他們大多在工廠做工人、當保安或者開出租車。此前叫外賣的那個周麗的女同鄉，在離周麗餐館不到500米距離的一家酒店里做小姐。


在厚街，很多廠子搬遷了，工人都走了，周麗這位女老鄉從事的這個行業卻并未因此而衰落。她們依然在華燈初上的時候，從容地與過往的男人們曖昧著。


破敗與繁華共存


厚街是位于廣州和香港之間中點線上的一個鎮級行政區域，在東莞的西南部，總面積12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約60萬，其中戶籍人口9萬多，所謂的“新莞人”有50多萬人。


像周麗這樣的“新莞人”，不能獲得戶口成為本地人。他們被隔離在本土社會之外，更像游離者，在厚街謀生几年之后，再脫離而去，就像他們不曾來過。


厚街的外來人口社會是一個啞鈴型社會，處在兩端的是那些來自台灣、香港的企業老板們，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外來民工們。對于“雙轉型”帶來的痛楚，他們感同身受。


2002年陳先生剛到東莞時，厚街基本還是一片荒地，交通工具依靠的都是私人中巴，并沒有公交系統。但這几年來，厚街發展很快，鎮與鎮之間都修了高速公路。


陳依然懷念他剛到厚街時這座“中國鞋都”的繁榮景象。那個時候，為了趕一張訂單，工廠每天加班到凌晨2點，管理干部都是睡在流水線上。


“以前一張單子少則100萬雙，現在3萬雙就了不起，很多工廠只開一半的生產線。”陳感慨道，“真想念那時候站著睡覺的光榮時代。”


如今，在厚街的很多工業區里，閑置的廠房越來越多，這里已經很難見到几年前工廠下班時工人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許多廠房顯得破舊不堪，在廠房的頂上，通常都會看到 “廠房出租”的字樣。而一些村委會也將招商再次當成了工作重點。


自去年以來，當地制鞋、家具業開始走下坡，不少廠商走了，廠商生意不好也減少酒店消費。以前生意最好時候，酒店入住率可以達到八成，但目前，有六七成入住率已經很難得。一些星級酒店的折扣價格甚至已經淪落到和經濟型酒店無異。


印象中的厚街，只通過周浩夫婦拍的紀錄片《厚街》看到過，那是許多打工仔所生活的厚街，到處充滿了焦慮、躁動、曖昧和瘋狂的氣息。但來到厚街，厚街的雙面性才更真實。遠離工業區的破敗，在中心區的厚街依然是一番熱鬧的景象。


長達2公里的康樂南路位于厚街鎮中心，是厚街鎮的中心商業區，也是厚街休閑娛樂最繁華的地段。在當地人眼里，這是厚街最華麗、最時尚動感的一條街，是東莞乃至珠三角地區著名的夜生活中心。它與107國道平行，相距僅几十米。


據說逛康樂南路，一定要選擇在夜晚。“因為康樂南路的夜晚，華燈初上，霓虹閃爍，流光溢彩，繁華如夢，似一座璀璨的不夜城，有人說，康樂南路存在的理由，是為了迎接夜晚的到來。”一位在厚街生活了多年的外地人如是說。


康樂南路人群熙攘，商氣旺盛。這里匯聚了花花公子、皮爾﹒卡丹這樣的世界品牌服飾專賣店和班尼路、以純、耐克、李寧等運動休閑服飾專賣店。以康樂南路為中心的華潤、明丰等大型的購物商場達數十家之多。


細致觀察路上的行人，你會發現，除了打扮闊氣的老板們之外，就是穿著雖好、但一眼就能看出民工樣的年輕人。在這個城鎮，缺少的是中間層的白領們。


與拉斯維加斯一樣，厚街號稱全世界酒店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全鎮共有酒店、旅館130多家，其中五星級酒店4家、四星級酒店8家、三星級酒店10家，僅在康樂南路范圍內，即有酒店近百家，其中五星級酒店3家。


夜深人靜時，厚街的另類風景才剛剛上演：一群群全國各地佳麗如過江之鯽，帶著濃妝艷抹，招搖過市。那時的康樂南路亦叫“選美街”，而這里就是男人們的天堂。


在厚街，中西餐飲星羅棋布，200余家酒樓食肆正創建美食天堂。厚街鎮曾提出建設“東南亞的休閑娛樂中心”的目標，目前全國面積最大的高級會所就在厚街。每天有來自珠三角各地、港澳地區、甚至國外的人士到此游玩。


繁華背后也有著不安的因素，在厚街，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警察的巡邏車在大街上緩慢移動。如果說，酒店業的發達是這座城鎮一大特征，那么，治安的壓力，同樣是這座城鎮抹不去的印跡。

“食利階層”的掙扎


厚街唯一的“樂購”（購物中心）背后是寮廈二村。這是一個典型的東莞式村庄──村民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來的單體樓，三四層至八九層不等，再分割成鴿子籠般的單元，樓與樓之間建得很緊湊，很多樓閣牆面上張貼著 “有房出租”的告示。


“先生是來租房的吧？”余鋒一雙渴望的眼睛盯著來訪的記者。來自江西贛州的余鋒是這一帶的二手房東，他手里的近50套單間，讓他每個月能有近2500元的收入。


往年天天有人前來找房的情景已經好久沒有出現了。


這兩個月以來，余鋒那些每月130~150元的單間，只見搬出的，不見入住的。“人見少了!”雖然遠離工業區，余鋒還是感覺到了產業轉移之后的明顯變化。


近30年的發展，讓厚街的社會結構和利益分配體制趨向于固化。在民間，由于大量外來勞工的涌入，厚街本地居民主動地或被動地進入了物業領域，在這個過程中，衍生了一個龐大的“地租經濟”現象和“食利階層”。


“收租婆”不只是出現在周星馳的電影中，而是厚街一個非常真實的社會存在。紀錄片《厚街》就曾描述過這樣一個存在的真實。在厚街本地居民的收入結構中，租金收入起碼占去了他們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


這個“食利階層”又分三個層次，一個是村集體，他們以土地出租或廠租為利﹔一個就是村民，他們靠廠租分紅和自家房租食利﹔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二房東，這些二房東大多是外地來厚街謀生的人。


在厚街，80%的外資企業都是靠租賃土地廠房，這樣的企業每年單是廠房租金就能達到1000余萬元，還不包括管理費等。“我們的集體收入100%都是靠收租金。”三屯村村委書記尹宇宙說，但這些工廠，卻有七成是當下最困難的鞋企。


隨著工廠的搬遷和外來勞動力的減少，物業租金和集體分紅受到影響，“食利階層”的經濟利益開始受到極大的沖擊。


這些“食利階層”中的厚街“土著”，在競爭激烈、科技迅猛發展的時代面前，逐漸已喪失了參與現代經濟的競爭能力，源源不斷的租金收入也消磨了創業和就業意識，在思想認識和精神領域，他們同樣距離現代社會的公民要求甚遠。


這似乎成為厚街“雙轉型”當中的最大難題之一。尋租行為已經成為當地村民的基本生活方式，“沒有什么比尋租更保險、更舒適的謀利渠道了，要把農民從尋租方式中轉入勞動狀態，不容易啊。”一位專家擔憂地說。


但其實，有了第一桶金的厚街村民，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 “不思進取”。除了出租房子，他們能夠介入的產業，最初始的是生活服務業，比如開發廊、開飲食店。直至上世紀90年代，他們開始進入酒店業和房地產業。


隨著“雙轉型”的推行，對于村民來說，例牌菜式的“紅利現象”將東風不再，迎來的也許就是“青壯年不分紅、不就業者不分紅”，而“兩舊”（舊廠舊村）改造也讓村民依靠租金過日子的情況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有人說，當地村民要擺脫對于地租經濟的路徑依賴，擺脫對地方專有權力的依附，需要重新學習現代商業的經驗，運用手中的資本，開始第二次創業。尤其是東莞的青年一代不應該成為新食利者。


當地政府也開始積極地鼓勵當地人充分就業，鼓勵二次創業。而當地媒體也極力宣傳“東莞人新變化，激情不減要工作”。“東莞人尤其是老莞人不愿意就業，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東莞市委黨校講師王金豹說。


厚街本地人也在努力尋求著轉型。出租車、保安、環衛、酒店服務業等這些此前本地人很少介入的行業，都開始有了厚街當地人的身影。


今年以來，“小加工”模式──由工廠出零件，村民自行在家中進行加工，一批貨驗收交迄后工廠支付現金酬勞──在厚街當地家庭主婦中很受歡迎。在寶屯、珊美、赤嶺、涌口等村，選擇“在家打工”的婦女比例高達60%。


一張凳子，一根針線，一把小剪刀……只需一些簡單的工具，坐在家中就可以輕松賺錢。厚街鎮政府勞務部門某負責人表示，“工廠進農家”的加工模式有利于提高村民的就業率，鎮里面考慮進一步向鎮內各村推廣。


土地，還是土地


為了推進“雙轉型”，厚街鎮“借腦”中山大學的中國第三產業研究中心和東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委托他們做了一個專項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組長、中山大學教授李江帆認為，要經濟誘導與行政手段相結合，首先必須拿土地開刀。


如何突破土地資源瓶頸事關厚街持續發展。厚街鎮目前已開發的建設用地總量達56.49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44.9%，全鎮剩下的建設用地不足2萬畝。而到2020年，東莞市給厚街鎮新增建設用地指標7829畝，平均每年僅300多畝。


在厚街鎮，由于傳統的鎮村二級管理體制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存在，大部分土地仍屬村集體所有，在開發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導致村鎮的開發建設處于混亂狀態，造成城市用地功能的紊亂。


厚街鎮工業用地分散，沿路開發、帶狀建設加重了省道256的交通負擔，也不利于拉開城市建設的格局﹔而且，住宅、廠房相互交錯格局，不同功能的用地混雜嚴重，完全沒有系統，沒有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區以及空間結構。


上月東莞市確立了五個產業升級試點鎮區，其中厚街鎮作為特色產業升級試點鎮區。為了消除這種混亂，厚街各村已經開始對各村企業、廠房、土地資源等進行摸底，并且將要制定措施，嚴禁低端廠房的無序建設。厚街國土分局局長方健明表示，鎮委鎮政府也加強對土地的管理，盤活存量土地，加大閑置土地的處理，加快“三舊”改造，“我們國土和‘退二進三’辦公室也將對每一宗項目的位置可行性進行審核。”方健明說。


三屯村是厚街鎮遠近聞名的富裕村，這個有著2603人的村子，2007年村組可支配收入總額為1.2328億元，排名全市第13位。三屯村共有30家企業，涉及的行業主要包括制鞋、電子和制衣几大塊。


但是，與厚街以及東莞那些早批發展起來的村子一樣，三屯村土地利用空間已是極限。“現在全村除了農田保護區，基本上已經沒有其他土地了。”三屯村村委書記尹宇宙說。


三屯村廠房租金目前是10元/平方米，而在厚街鄰近其他經濟稍弱點的鎮區，廠房租金已經下滑到了8元/平方米。但是如果三屯村近街廠房改作商鋪用途的話，出租價格則能飆升到15元/平方米，靠近莞太大道等好地段的價格會更高。


根據三屯村委會的思路，接下來就是要整合一些小工廠，然后通過股份制的合作形式，由六個村民小組來完成舊工廠的重新整合開發。在二次開發廠房上，會更加偏向按照電子廠的規格來進行修建，設計上力求電子廠和制鞋廠都能用。


在別的村子，這樣的改造也在進行。位于寮廈村的鴻運鞋材廣場二期工程占地6萬平方米，其原址是三家低效益的陶瓷廠和鞋廠，在實施“退二進三”過程中，這批低附加值的企業被轉移，鴻運鞋材廣場被引進。


這里原本是一個上世紀90年代的舊廠房，原來的廠房不僅污染大，還是個勞動力密集型的企業。“原來的收入是每年300多萬元，經過做這個商貿市場轉型之后，我們村的收入比原來多了20%。”厚街鎮寮廈村村委會主任方見光說。


據了解，像寮廈村一樣，厚街鎮納入“退二進三”改造的項目共計125宗，盤活土地面積已達3410畝。其中，已啟動的廣場片區、標志片區改造工程就盤活土地700多畝，各村“三舊”改造項目新增地2000多畝。


如果能將這些土地全部盤活，不僅突破了資源“瓶頸”，還能騰籠換鳥，優化經濟、人口結構，促進集體和居民的收入。“通過 ‘退二進三’，獲得騰挪空間，引進一些高科技的、效益高的項目，會提升整個產業的檔次。”厚街鎮委書記黎惠勤說。


騰出的空間將被用于發展與中心區相適應的商貿業，以及引進高附加值的企業和建設總部企業新廠區。而厚街鎮也已經確定機電、家具、制鞋三大產業為試點，并突出抓好機電業，以此帶動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但這樣的改造與騰挪，卻讓外界質疑，是否在擠壓一些企業和外來工的生存空間。更多的人認為，東莞包括厚街的產業結構調整就是“趕廠趕人”。


“這是誤解。”7月18日，在厚街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經濟交流會上，東莞市委常委、副市長江凌當著厚街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和600家外資企業及500余家民營企業代表共1200余人的面，如此表態說。他希望這能給當地企業一顆定心丸。

寶安：強力介入的轉型

記者　楊興云 廣東寶安報道

統計數據表明，在一段時間內，寶安外來人口犯罪案件占其全部刑事案件的90%以上。


成長的煩惱


當飛機在夜幕中徐徐向深圳寶安機場降落的過程中，乘客常常會為舷窗外燈火璀璨的城市夜景著迷，許多首次來深圳的客人甚至誤以為身處深圳特區的中心。


深圳機場所在位置是深圳市轄六區之一的寶安區，距深圳中心區尚有35公里。借助特區政策和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20余年間寶安區演繹了一個巨大的財富神話。2007年，寶安區實現生產總值1829.52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萬多元。作為深圳加工貿易產業的發祥地，寶安7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6萬多家各類工商企業，其中僅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就有3000余家。


論經濟實力，寶安區政府一位負責人認為，就經濟總量而言，寶安已經超過內地一些大城市，進出口額即使從全國來看也名列前茅，而一些工業產品的產量，例如微型計算機、復印機、服裝、塑料制品、自行車、組合音響、手表等，則已經具備國際影響力。


與此同時，寶安現有500多萬外來打工者，但其戶籍人口才39萬，這使得寶安成為全國人口戶籍倒挂最為嚴重的地區。這帶來的負面效應就是治安的嚴重惡化和各種公共設施的不堪重負。


統計數據表明，在一段時間內，寶安外來人口犯罪案件占其全部刑事案件的90%以上。


由于人口集聚效應明顯，僅寶安區龍華汽車站日均向省內外發送旅客就達5000余人次，節假日則超過上萬人次，成為深圳關外最大的客運汽車站之一。寶安下屬的龍華街道轄區，日均車流量超過10萬輛，每天經過轄區的公交線路45條，公交車1500多輛，11000多台次，頻頻擁堵的交通，成為影響和制約當地市民生活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


另外，僅龍華街道轄區的龍華醫院產科每年出生嬰兒就達6000多名，居深圳市綜合醫院之首。“120”急診出診量也位于全市前列。


巨大的外來人口和低收入階層，讓人想起墨西哥城、巴西聖保羅、埃及的開羅以及印度的孟買，那些城市周邊有面積龐大的貧民窟和數量眾多的低收入人群，“拉美化”、“孟買化”成為深圳決策者心頭的一個夢魘。


延續了20多年的寶安經濟發展模式，正在被行政力量的強力介入所改變。


為從源頭上控制人口數量、優化產業結構，實現低素質勞動力和低端產業的“雙轉移”，寶安出台了《關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實施意見》及其6個配套文件，同時，嚴格按照 《環保法》、《勞動法》等法律法規，對不符合要求企業進行了淘汰。


數字顯示，近年來，寶安全區已淘汰不符合要求企業上千家，涉及用工數十萬人。這些企業大都是能源消耗高、技朮落后、規模小、依靠勞動密集和從事簡單加工等類型的企業，淘汰它們的目的就是“騰籠換鳥”，為優質企業“騰出”發展空間。


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今年54歲的關天安，20歲與人合伙在台灣台中市創辦莫林斯塑膠五金公司，1993年在寶安投資，他認為今年日子最為難熬。


“首先是原材料比往年大幅上漲，從50%到數倍不等，與塑膠原料關系密切的石油價格更是一飛沖天，基本原料從3000多元一噸，上漲到8300元一噸。然后是人民幣升值，不止將利潤一掃而光，因為價格上漲引起的客戶的銷售下降，資金周轉困難，導致買方的信用一落千丈”，關天安表示，原本合作多年的一些美國客戶，今年不同程度出現拖欠貨款情況，進一步加劇了產品出口的風險。


另外,國家加工貿易政策變化、《勞動合同法》出台、人工價格上漲等等問題接踵而至。關天安認為，對他們這樣的企業影響最為致命的還是當地政府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存發展空間的措施，“這表明當地政府已經不再歡迎這樣的企業。”他說。


然而，產業轉移談何容易，關天安說，由于利潤十分微薄，成本自然變得非常敏感，離開深圳這個地方，不要說什么粵東粵西，即使是到清遠，光物流費用都無法承受，還不用說什么產業鏈等一系列相關問題。


按照寶安區政府有關淘汰企業的規定，凡是無牌無照、違法經營，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破壞環境、污染重，違反環保法規、亂排亂放，違犯勞動法規和社保政策、存在較大勞資糾紛隱患的企業以及能源消耗高、技朮落后，規模小、效益差、依靠勞動密集和從事簡單加工等5類企業都數 “不受歡迎企業”。而關天安的工廠無疑符合上述條件。


如果說，在此之前關天安對當地產業升級轉型的政策尚有不明，甚至對當地政府的政策還抱有某種程度的僥幸心理。那么，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關天安的工廠所在的街道，已經決定發展循環經濟。


按照規划，2010年該街道工業園區太陽能普及率要達到60%，2015年達85%，而“三來一補”企業將要從目前的 64%到 2010年下降到小于32%，到2015年將不到5%.。


當然受此政策影響的企業遠不止這一家，甚至不止塑膠五金這一行業。基本上寶安所有外貿型企業都不同程度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出現利潤下降和經營困難。深圳加工貿易企業協會副會長黃漢新表示，很多企業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


寶安區貿工局一位官員表示，從寶安土地資源及經濟發展現狀來看，調整產業結構已經到了一個必須作出抉擇的時候，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和行業“已經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城中村改造之辯


三年前，張曉琴剛剛從湖北荊州的高中畢業，沒能考入大學，帶著對大都市的憧憬來到深圳。


“那時候，根本分不清關內關外，來到龍華感覺就是到了一個既像城市又像農村的地方”，張曉琴說，公司不提供宿舍，每月只有700多元的收入，唯一的選擇只有到附近的城中村租房。


剛開始，她一進城中村就聞到一股濃烈的下水道的氣味，惡心得几天都不想吃飯。


隨后，在城中村有了几次被盜、一次被搶的經歷，使張曉琴從一個外來打工妹，轉變成為一個新“深圳人”。她現在對城中村的生活充滿了依戀和感情，“每次回到家鄉沒几天，就會牽挂在深圳的生活”。


深圳市規划國土局原總規划師郁萬鈞對記者說：“城中村有個最基本的存在價值──它為大量外來人口提供了一個較低的進入門檻，從而保証了深圳的高速發展。深圳的實踐証明，任何以政府為主體解決外來人口居住問題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在深圳早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也嘗試過建設廉租屋、周轉房提供給外來人口，但隨后政府無力繼續進行大規模的建設，最后不得不放棄。


然而，出于“雙轉移”的要求，寶安區的城中村與深圳所有的城中村一樣，正在面臨消逝。


根據寶安區調查統計，目前，寶安有1993年以前建造的城中村257個，其中與城市規划嚴重沖突的城中村106個，占全部城中村用地面積的31.7%。


深圳市寶安區城中村（舊村）改造辦公室有關人士向記者介紹，2004年以來，寶安各街道開展的“舊改”項目共有70個，經區政府批准改造計划的項目有57個，“上合村、西鄉庄邊、龍華弓村、龍華郭嚇村、民治牛欄前村等5個改造項目的專項規划已經獲得深圳市環境與藝朮委員會的批准﹔60個綜合整治項目專項規划的編制與審查工作也順利完成，松崗碧頭、東方水圍、沙井上沙、西鄉勞動、新安翻身開屏、22區六個項目的專項規划已經區政府審核通過，其它項目的規划正在編制中”。


上述人士表示，西鄉庄邊第一期、勞動村、龍華郭嚇村、民治牛欄前村等12個項目的拆遷補償安置工作已基本或全部完成。另完成了三個舊村土地的政府征收，收回土地6.8萬平方米。


說到面臨的困難，上述人士向記者坦承，“征地拆遷難度很大”。他表示，由于政策支持不夠，已經確定的前三批項目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同時，已經列入深圳市2006、2007年度“舊改”實施改造計划的36個項目中，普遍存在拆遷難問題，“完成拆遷協議簽訂的只有6個”。


拆遷進度不理想的主要原因，除了房屋拆遷沒有納入法定程序之外，拆遷糾紛的處理機制不完善、“釘子戶”問題難以解決，也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此外，拆遷慢的原因還在于，一些大規模的舊屋拆除沒有按照規定申報，沒有嚴格考察工程隊的技朮和資質，沒有取得拆除許可証，拆除行為處于政府監管之外，“這一方面容易引起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對舊村的文物遺址容易造成破壞”。


事實上，對于城中村問題的解決，一直存在拆除和改造的不同主張。



從城市化進程看，容納大量外來人口是世界各大城市發展的必然階段。低收入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解決不好就成為尾大不掉的棚戶區、貧民窟。因此主拆派力主堅決拆除，不留后患。


與此相反，主改派則認為，城中村記錄了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人文和歷史脈絡，對此，有選擇的進行保留改造，才是科學的態度。


深圳市規划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建筑設計師對本報記者說，將價值約1億元人民幣的住宅變成垃圾，再投入約3億元人民幣重新建造一個居住更密集的、增值空間有限的住宅，這是否是一種經濟、環保和可持續的做法？將已有的城市脈絡和生活徹底鏟除，是否是一種對城市歷史和文化有益的做法？


對城中村的改造，該建筑師表示，曾經有人提出過一些積極可行的思路。比如，從改善間距、消防的角度，可以最低限度拆除8行住宅中的第3、6行（拆除量25%），使剩余的建筑都變成建筑間距良好的沿街建筑。再通過對城中村商業、住宅、停車交通、活動設施的全面調整改善，可使“城中村”封閉和雜亂的空間形態得到整理，同時又延續了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活力、空間特征和歷史文化，使城市的脈絡得以可持續的發展。


2004年，著名規划大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終身榮譽教授約翰﹒福瑞德曼應邀參加深圳市規划局舉辦的 “城市規划學朮講座”，參觀完下沙村之后，約翰﹒福瑞德曼認為，與華僑城相比，下沙更代表著深圳文化。


香港大學城市規划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伍美琴認為，約翰﹒福瑞德曼對城中村有興趣，是因為“他在那里看到了人與人之間密切融洽的關系”。伍美琴表示，一個城市要發展，拆舊建新看起來固然很好看，但可能也會損失很多社會資本。這種社會資本就是居住在舊村中的人們之間歷經多年才建立起的龐大社會關系網絡，以及他們之間深厚的感情和友誼。


伍美琴說，香港以前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就有過這方面的教訓──在將原有舊村的社區形態打破之后，居民是很痛苦的，而且這種痛苦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現在香港搞重建，很強調要做社會影響的評估，盡量保証重建后社區網絡的完整，就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然而，深圳市規划局一位人士表示，在現實操作上，地方政府對商業利益的考量早已凌駕于文化的和歷史的視點之上。


按照寶安區政府的要求，寶安區有關部門已經完成 《寶安區舊屋村改造資金收支測算與改造策略研究》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寶安區所有城中村都被納入視野。


報告建議，對132個與深圳市總體城市規划嚴重沖突的舊屋村，10個雖符合城市規划但村民愿意由政府進行征收改造的舊屋村，以及5個被文化部門確定為重點文化文物保護單位的舊屋村共147個舊屋村，采取政府征收模式進行改造﹔其他184個舊屋村納入城中村（舊村）改造政策進行改造。


產業空心化的可能


深圳社科院城市運營中心主任高海燕形象地把寶安以往的發展形態比喻為“工程師加農民工”的人力資源組合模式。


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寶安工業區式的發展形態，導致現有形態與城市形態尚有距離，同時人口構成中70%的學歷為初中及以下，這使得寶安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總部經濟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如果說深圳發展經濟過去主要靠體制取勝，那么現在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總部經濟，就必須要靠城市資源取勝。


“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實際上對城市資源是有要求的，如在城市的經濟結構、地位和輻射力方面都有比較高的要求”，高海燕說，即便是地區總部和生產性總部也不光靠產業集聚，一般要求是區域的營銷中心和傳播中心。


對于“雙轉移”，高海燕認為，成功的產業結構的轉型應伴隨社會結構的同步轉型，其過程應自然成熟，在此過程中，政府應該謹慎地保守行政行為的邊界，而所謂的“騰籠換鳥”應該是“建籠換鳥”。


廣東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丁力博士的看法似乎更為激進。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珠三角地區以加工貿易型為代表的產業實際上就是為香港提供服務的，與香港是 “前店后廠”的關系，根本就無法轉移或轉型，除非是推倒重來，但那已經是不同的概念了。


他認為，甚至也不存在所謂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經濟轉移的問題，“‘前店后廠’就表示生產車間在珠三角，而高端服務業和總部留在香港”。


事實上，正是在“雙轉移”過程中，在宏觀經濟形勢不樂觀的背景下，一直以兩位數高速成長的寶安區經濟增幅，已出現了大幅下滑。


7月8日，寶安區政協副主席曾漢良帶領區政協委員前往寶安區貿工局調研，貿工局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年以來，由于受各種因素影響，全區整體經濟和工業增長放緩，出口增速下降。


今年1至4月份，寶安區完成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2061.68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5個百分點﹔出口總額增速同比回落23.02個百分點﹔進口總額增速同比下降29.32個百分點。


在此之前，一些學者就對此發出過預警。深圳市投資商會發展規划中心主任羅建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如果企業大規模外遷，而深圳又沒有抓住機會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產業空心化還是有可能的。

深圳：“居住証”下的承載力難題

記者　謝良兵 發自廣東深圳

珠三角到底能容納多少人口？這個凱恩斯式的宏大問題，正在成為珠三角最熱門的話題。

這個問題同樣也在困擾著深圳。深圳，究竟是1000萬人口的城市，還是1500萬人口的城市？似乎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不斷膨脹的人口總量和不合理的人口結構給深圳市的城市管理帶來了沉重的壓力。據最新統計數據，深圳目前總人口已超過1400萬人，其中戶籍人口才200多萬，流動人口居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之最，約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10%。


另一方面，目前深圳的人口素質總體偏低。常住人口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比例只占14.26%，遠遠低于北京和上海。低人口素質、低端產業、低端消費相互存在，已經不適應高端產業發展的要求，成為制約產業升級的瓶頸。


7月22日，在深圳實施了25年之久的暫住証制度，隨著《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的廢止而宣告終結。從8月1日起，深圳將全面推行居住証制度，那些自1983年以來已融入市民生活的暫住証將成為歷史。


當地政府希望，即將推行的居住証制度，能全面縮小外來人員與戶籍人口享受待遇的差距，淡化戶籍觀念，摒棄“外來”、“暫住”思維，增進外來居民對深圳的城市認同感和歸屬感。


深圳市發改局人口管理辦公室調研員高華友，已在深圳市從事几十年的人口管理工作。他是深圳市居住証制度設計的理論研究者和重要參與人之一。就即將實施的居住証制度的有關問題，本報記者對高華友進行了采訪。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要實行居住証制度？


高華友：自1987年后，深圳經歷過几次短時間內從人頭攢動到萬戶蕭疏的變化。目前深圳市的人口流動率依然保持在26%，每年交流量上百萬。一個城市必須要有人口規模，才有自我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因此，深圳必須增加戶籍人口。


經濟觀察報：在您那么多年的人口管理工作調研當中，發現了哪些問題是居住証制度實施的障礙所在？


高華友：深圳的居住証一事其實從2005年就開始提出，但推行日期一推再推，其中爭議最大、政府顧忌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因為深圳即將試行的居住証，對已然存在的二元社會進行人口的重新分類，其中就涉及到公共資源分配的調整，這個調整如何保証公平呢？這是當時考慮更多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有沒有測算過，增加一個戶籍人口，政府需要付出多少成本？


高華友：國家發改委曾經做過一個調查，花多少錢可以把深圳所有的流動人口都轉變為戶籍人口。結論是：3年內投入2000億。我們在1995年也做過測算，將一個流動人口轉為戶籍人口，市財政將為此支付15萬元。按2007年的市價，每人至少需要35萬。


經濟觀察報：與暫住証相比，居住証的先進性在哪兒？


高華友：暫住証在人口管理方面相對滯后和呆板。而居住証相對人性化，它的信息能反映當前的情況。居住証會讓人感覺到，在深圳沒有居住証將寸步難行。這是人口管理和服務的一個手段。居住証對一個人的經濟、社會活動都考慮到了，一個人的信用和犯罪記錄都會在居住証的芯片上有所體現。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居住証的目的其實還是人口管理？


高華友：是的。暫住証作用消失之后，居住証會起到管理人口的作用。2001年收容遣送條例取消，之后兩年時間，深圳市暫住人口從700萬增加到1000萬。其間，深圳一共有17.6萬戶無証經營戶，60萬戶無証攤販。這給城市的管理帶來了混亂。居住証比暫住証好的地方在于，它附著了很多暫住証所沒有的權益，包括社會保障等。持有居住証的人員，可以獲得住房、醫療、社保、子女入學等公共服務和便利措施。


經濟觀察報：居住証的試點情況怎么樣？如何確保居住証的有效實施？


高華友：從去年9月開始，深圳市在鹽田區率先進行“推居”試點工作，目前來說試點工作是成功的，最終達到了90%的辦証目標。目前各部門的任務是，怎么樣提高居住証的“含金量”，如何深化它的功能。當然，市民對居住証的認同也有一個過程。另外，一些醫保、銀行信用等數據也要逐步納入和落實。


經濟觀察報：對于深圳而言，多少人口是合適的？也就是說深圳市的人口承載力邊界在哪兒？


高華友：其實對于人口承載力，國際上也沒有一個標准。現在的市場條件下，也沒有說必須達到什么樣的人口數量標准才行。資源都是可以調配的，講死了也就不客觀了。我們現在并不強調總體規模或者說控制規模。


經濟觀察報：年內要辦500萬張居住証，這是個什么概念？


高華友：這是辦証的速度和目標，而非對于人口規模的控制。因為還有許多基礎工作要做，比如一些個人資料的錄入等，需要一定的時間。


經濟觀察報：對于深圳來說，有沒有測算過到底深圳能承載多少人口？據說深圳市的人口目標是2020年，戶籍人口和暫住人口的比例達到1：1，總的人口數穩定在1000萬人。


高華友：我認為所謂的承載力界限不好說，在我看來，居住舒適度是衡量一個城市人口承載的重要指標，比如這個城市的基礎設施、人口結構、人均居住面積、占地面積等的滿意度。我認為，深圳最舒適的人口在850多萬人，過了900萬人口就擁擠點了，到了1500萬人的時候，就擁擠不堪了，但也難說這樣就肯定不行，具體都要看這個城市的經濟發展程度。


經濟觀察報：居住証制度之后，深圳將配合性地進行城中村、舊商業區、舊工業區以及舊居住區“四舊”改造。事實上，很多外來勞動者都居住在這里，是不是在利用行政手段迫使部分人離開深圳？


高華友：這只是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是為了一個城市的安全和衛生，改變城市的面貌。這些地方改造之后，可能會增加利用率、景觀、公共活動空間等。這是個市場調節的過程，這也要求外來的勞動者能夠適應當地要求，是一個適者生存的法則，并非趕人。


鏈接


深圳人口管理制度的變遷


1983年，暫住証制度開始實施。


1984年，深圳開始啟用暫住証，將“集中管理”演化為用工單位事先向勞動部門提出申請的“指標控制”。


1990年成立了市人口管理領導小組，承認并開辦“非勞務暫住証”。


1995年深圳市人大通過《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以地方立法形式確立了“以証管人”的管理思路。


2002年，深圳市還曾推出了《人才居住証》，凡具有高級專業技朮資格、高級技師技朮等級、碩士研究生畢業以上學歷的人可申請，持有深圳市人才居住証的人員享有和深圳戶籍人口機會同等的福利和待遇。


2003年7月，深圳用社區居住証積分管理模式取代傳統的暫住証管理模式。


2007年9月1日，深圳在鹽田區試點代替暫住証的居住証。


2008年7月22日，《深圳經濟特區暫住人員戶口管理條例》廢止。


2008年8月1日，深圳將正式告別暫住証，進入居住証時代。

楊箕：城中村的終結

記者　魏黎明 發自廣州

在廣州城，楊箕村是一個可以被理解的怪異存在。

這片只有0.29平方公里的城中村，人口密度是廣州市區平均水平的20多倍。村東頭，雙向八車道的廣州大道橫貫廣州南北，隔道相望的是高樓林立的廣州新中央商務區──珠江新城，南邊接壤的是繁華社區五羊新村，往北是車流不息的中山一路，往西則有廣州地鐵一號線楊箕站，充斥大量“握手樓”的楊箕村如同一座孤島。


這塊“孤島”卻是異鄉者在廣州這個城市中的棲息地，這里生活著一群打工者、小攤販、小白領、小手工業者。他們大多來自異地農村，在這個城市生活多年，卻始終無法融入其中。他們為這個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力，也需要楊箕村這樣為他們提供廉價生活的地方。


廣州138個城中村因為這些人的到來而得以錯位生長，又隨著這個城市的新一輪擴張逐漸消失。為迎接兩年后即將到來的亞運會，廣州試圖到2010年基本完成舊城改造任務，楊箕村也是被改造的目標之一，改造總投入預計17億元，改造過的楊箕村房價將超過萬元。廉價的生活即將結束。


出租屋


小馬每天下班都會從楊箕公交站下車，然后穿過發出陣陣惡臭的楊箕涌，再拐兩個彎，從古舊的玉虛宮門前經過，面前是一座名為雄鎮坊的牌坊，這里是楊箕村的北門。楊箕村是個有歷史的地方，早在800多年前的宋高宗時代，楊箕村便有村民進駐。不要說建于500多年前的玉虛宮，就是這個牌坊也始建于清末。


小馬對這些并不太明了，這只是他回到租在楊箕村房子的必經之路。從牌坊進去，剛才還晒得人發暈的日頭一下子弱了下來。兩邊房頂中間只漏下了一線天，這是楊箕村最常見的“握手樓”。從一片發廊、士多店（即小雜貨店）和快餐店中穿過時，他盡量不東張西望，否則路邊發廊里馬上會傳來賣力的拉客聲，伴之以竊竊的嬌笑。


小馬的居所在一棟5層高的小樓里，他和妻子租下了4層的一個小單間。10平方米的房間，包括了廚房和廁所，剩下的空間僅夠放一張床和一張桌子。他已經在這里生活了近5年。


這是楊箕村最常見的出租屋。最新統計顯示，楊箕村現有各類房屋1496棟，大多為四五層的居民自建樓。每棟樓除了村民自住一間或一層外，几乎每一間都被建成小單間，方便出租。廣東揭陽人小鄒在楊箕村經營一家士多店，同時也做房屋中介生意。她隨身帶的腰包里塞了几十把鑰匙，帶客看房一次收費10元，成交一套可以賺50元中介費。


在帶客看房時，她總要求租客隨手關門，“在這里要養成這個好習慣。”她說。由于人員龐雜，治安一直是包括楊箕村在內的廣州138個城中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一項由廣州市社科院進行的調查顯示，約6成的廣州違法犯罪分子藏匿在城中村中。


在小鄒看來，這決不是一串干巴巴的數字。在楊箕村住了7年多，她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巷道里上演打架斗毆的血腥場景﹔暗夜里，時常某個角落里就傳來女人尖銳的嘶喊聲：“搶劫啊……”


巡邏的治保隊員和警察散見于村里的每個角落。在許多建筑物的牆上，警方告示很醒目：提防以“按摩”、“招嫖”名義色誘搶劫，請潔身自愛。在廣州日益現代化的光鮮包裝上，這就像一個刺眼的另類腳注。更有人形容說如果不斷東擴的廣州是一條巨鯨，那么楊箕就是它如鯁在喉的“硬骨頭”。


房客


小馬的房東老繆對外地人有一種說不清的復雜心態。一些外地來的 “白粉仔”、“小混混”、“做皮肉生意的”好像都喜歡在楊箕村落腳，一切都“亂糟糟的”。回想起20多年前，日子雖窮，但是過得很安穩。


上世紀90年代之前，楊箕村人靠2000多畝良田種菜為生。那時候，老繆到廣州市區賣菜，踩三輪車也要30分鐘。如今，這些被政府征用的昔日菜地上，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仍在日盛一日地瘋長著。


然而，老繆也承認外地人同樣令他的生活變得更加容易。他家除自住外的10個單間現在全部租給了外地人，每個月能收租5000多元。40歲以后，以打散工為生的他就不再干活，就這樣玩了十几年。


在湖南衡陽人李小菊眼里，像老繆這樣的楊箕村人都是“晃膀子的”──生活無憂，無所事事。她跟丈夫住在楊箕村一個只夠“放一張床”的單間，以此為家有好几年了。李小菊每月房租是350元。


不下雨的時候，李小菊在村南門附近長長的巷道里擺一個剃頭攤。這恐怕是廣州市區最簡陋的理發店：一把舊椅子、一張舊凳子，一面鏡子挂在巷道的牆上，鏡子下面空格裝有剃刀、梳子之類理發用具。一小塊雨水浸泡形成的黑色牆灰上，寫著“理發3元”的字樣。從她的理發攤往南不到100米就是五羊新村，這里有很多美發店，“洗剪吹”一般在20元以上。


李小菊早前在廣州白云區的電子廠打工，后來“圖自由”便當起了剃頭匠。黑龍江人孫承飛也是因為受不了工廠的管束，才來到楊箕村開了一家水果店。店面不大，只有10多平米。頂上搭了個小閣樓，下面賣水果，上面住人，每月房租1200元。


最近連日多雨，李小菊只好待在家里望天發愁。瞅著天一放晴，她就出來擺起了攤，陸續引來不少老顧客。李小菊知道，只有在楊箕村，她的理發攤才有市場。在這里，外地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做小生意的，有買不起房的小白領，大部分則在周邊的工廠、餐館、超市、按摩院等處上班。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像他們這樣的外來人口在楊箕村到底有多少。小鄒說，在楊箕村80％的人是外來房客。


首善之區


現在，李小菊覺得生活越來越艱難，理發收入所能買到的菜越來越少。在菜市場，一斤冬瓜1塊錢，一斤通菜3塊5，一斤菜心竟然要7塊錢！挑來挑去，李小菊最后總是提著一片冬瓜回家。


孫承飛的苦惱卻不止于此，房租3年內由900元漲到了現在的1200元，更重要的是，小店的開支也越來越大。以前，孫承飛用摩托車進貨，廣州去年禁摩后被迫改用三輪車，辛苦點，好在省錢。沒想到今年又禁了三輪車，他只好在批發市場找面包車配送，為此每月多花不少錢。眼前，孫承飛又聽說楊箕村要在年內進行整體改造，房屋全拆，本地人重新安置。像他這樣的外地人呢？“誰管你啊。”他說。


7月16日，楊箕村所屬的越秀區黨委會議決定，在2010年前完成楊箕村拆遷安置和地塊整理工作。領導人宣稱，要將該區建成“首善之區”典范。建設“首善之區”是今年廣東省對廣州市提出的新要求，并形成了該市相關決定。


孫承飛并不清楚“首善之區”到底是什么東西，他只知道，像他這樣的外地人在廣州似乎越來越“居大不易”了。


統計顯示，廣州中心城區流動人口正逐年減少，向郊區轉移。“廣州流動人口數量已經處于頂峰，現在要讓高素質人員進來，普通勞動力隨產業轉移出去。”廣州市政府副祕書長趙南先說。


官方統計數字顯示，截至去年底，廣州現有常住人口1005萬人，其中登記流動人口466萬人。2006年，廣州人均GDP按戶籍人口計算超過10000美元，這已經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按常住人口計算則降為7800美元。


在李小菊看來，貧富差距是實實在在的。在離她的出租屋不遠的珠江新城或二沙島，數百平方米大小的豪宅比比皆是，價值動輒數百上千萬元。即使在楊箕村，富有與貧窮也在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埋下深深的鴻溝。按照楊箕村村委會網站資料，楊箕村去年全村擁有固定資產9億多元，總收入5.7億元，純收入1.3億元，據稱當地村民每人每年分紅即有數萬元。


這是一個李小菊無法跨越的鴻溝。盡管在廣州打工10多年，盡管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但李小菊從來都識趣地將自己與本地人區別開來。在她看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分別很明顯，“一看就看出來了”。


同廣州一樣，楊箕村可謂是一個包容的地方。在楊箕村，哪怕是向一位老奶奶問路，她也會吃力地吐出含混不清的普通話。


但也是在楊箕村，隔閡似乎無法消弭。在村里的多間祠堂兼村民活動中心門口，常會見到這樣的告示：非本村人員未經同意不得入內。


入住楊箕村多年，李小菊對楊箕村即將面臨的改造命運似乎并不關心。“搬家咯，又不是第一次了，或者干脆回家種地。”她說。


在湖南衡陽農村，她的兩個孩子跟著奶奶過，大的今年中考，小的才上小學四年級。“男孩子調皮，大人不在身邊，他奶奶管不住。”她說，“要不是為了孩子誰愿意出來啊！”


閑暇時候，孫承飛一邊照看店面，一邊逗2歲多的女兒玩。孩子一天天長大，卻不可能在當地上戶口，也就不能正常地讀書，所以他也早就想好了，不管楊箕村拆不拆，他遲早還是要帶著老婆孩子回家鄉去。


晚飯后，小馬也會陪著妻子到處走走。楊箕村并不大，沿著一條巷子彎彎繞繞地走上10來分鐘，總能走出去。而走出楊箕村的那一刻，好像進入了另一番天地：珠江新城已是遍地霓虹，五羊新村車來車往，地鐵在地底下呼嘯奔馳。

西部網　

新疆恐怖分子多女性，仿效車臣黑寡婦 2008/08/11

新疆恐怖分子多女性，仿效車臣黑寡婦 明報/在這次大規模恐襲中，傳出有不少恐怖分子是年輕女性，這不禁令人想起，在今年3月新疆至北京一宗劫機未遂案件中，企圖點燃汽油炸飛機的疑犯就是一名年僅19歲的女子。有分析指出，利用女性進行恐怖活動，情形如同車臣的“黑寡婦”群體。 車臣“黑寡婦”是由當地分裂分子的寡婦、妻子或姐妹組成，其中，大部分成員的丈夫在與俄羅斯政府軍的戰斗中死亡﹔因此，她們都誓言要為親人報仇。 2002年10月23日，莫斯科一個劇院發生劫持人質劫持事件，800多人被扣為人質，最后造成上百人死亡，該起震驚世界的案件就是“黑寡婦”所為。2003年7月5日，兩名“黑寡婦”又在莫斯科郊外一場搖滾音樂會上再次發動自殺式襲擊。 新華社報道內外有別 庫車縣發生恐襲后，官方新華社在報道中則“內外有別”，雖然在凌晨爆炸案發生僅一個多小時(凌晨4時許)就發出200多字的中文報道，但至昨晚深夜為止，共四篇報道均未超300字，但其英文報道稿卻有相當大的篇幅，詳細透露案件發生過程、爆炸地點及傷亡情況。 新華社報道，新疆南部重鎮庫車縣城內10日凌晨發生大規模連環爆炸，包括公安局在內共有12處地點發生爆炸，總共造成11人死亡，包括8名疑犯被擊斃、2疑犯引爆炸彈自盡，1名保安員殉職﹔另外2名警察、2名市民及1名保安員受傷。警方活捉2名疑犯，3人在逃。 新華社稱，被捕者供認有15人參與這次恐襲。暫時沒有組織對恐襲案負責，北京奧組委表示，爆炸事件不會對奧運產生任何影響，但當局會加強有關地區的安全措施。 消息人士向本報透露，爆炸地點包括政府大樓、商場、銀行等，事件中逾20人死亡。目前外地通往庫車的公路要道都由荷槍實彈警察把守，沿線的加油站也被令暫停營業，解放軍、武警及公安已封鎖全城搜索漏網疑犯，下令所有企業店鋪關門，的士乘客都須接受檢查。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表示，爆炸后，1萬多名官兵封鎖進出庫車道路。該中心并指當地目前有2名港人、2名英國以及1名澳洲游客被困，但都沒有受傷。 3人引爆自殺17歲少女被捕 據《大公報》駐新疆記者引述當地知情人士透露，發動襲擊者中有多名年約20歲女性。庫車縣人民醫院醫生則稱，被捕的其中一名17歲女子正在醫院搶救。新華社則稱，爆炸發生后，公安昨晨8時在一個市集發現5名疑犯，對方向公安投擲自制炸彈，公安當場擊斃2人，另3人引爆爆炸品自殺，其中2人當場死亡，但新華社并無交代另一疑犯去向。 新華社報道，昨日凌晨2時30分，一批駕車的襲擊者，向庫車公安局、工商管理所等政府設施，投擲用喉管、氣體噴霧罐及汽油罐制成的土制炸彈，炸死1名保安人員、4人受傷，2架公安車輛被炸眦。目擊者表示，當時聽到多響爆炸聲，之后出現強烈火光，還聽到零星槍聲。 炸毀2警車1保安殉職 新疆喀什市公安邊防支隊在本月4日曾受恐怖襲擊，造成16死16傷，當局表示拘捕了兩名疑犯。疆獨組織突厥斯坦伊斯蘭黨，早前在網上呼吁伊斯蘭教徒遠離北京奧運會，不要與漢人一起乘坐交通工具，不要逗留在有漢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