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創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上的發言
　　　　　　　　　　　　　　　　　　　黎 鳴

剛才大軍講得很不錯，他的中心點就是對于獨尊儒朮的批判。在中國先秦，思想資源其實非常丰富，而且這種丰富不是一般的丰富。剛才他講到了很多家，可惜有几家他沒有仔細講。墨家其實他很推崇，但是墨子剛才他沒講，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老子沒講。
　　說實在的，諸子百家，那么多家，現在看起來，真正可以稱作非常偉大的，我只推崇兩個人。一個老子，一個墨子。墨子是一個完全被我們中華民族忘卻了的偉大的人。到現在為止，先秦諸子的典籍，真正最有思想深度的就是老子和墨子，而墨經里面所包括的內容，剛才胡星斗教授也談到，非常廣泛，有自然科學、有社會科學、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有宗教，各方面都有。更重要的一點，墨子的經典里面，有一個東西恰恰代表了整個中國在古代思想的成就上，唯一可以與其他民族鼎足而立的東西，是什么？是中國人自己的邏輯。世界上有三大邏輯流派，第一大流派是西方的古希臘人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流派，第二大邏輯流派是古代印度人的因明學邏輯流派，因明學邏輯曾經由唐代玄奘和尚翻譯介紹到中國﹔第三大邏輯流派，就是我們中國的邏輯流派，而中國的邏輯流派就只有墨家可以充其大任，就只有墨家創立了中國的邏輯系統，這就是《墨經》中的六篇文章，經上、經上說、經下、經下說、小取、大取，它們才是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也有邏輯”這么一句話，如果沒有墨子，我們中國人敢說這句話嗎？世界的三大邏輯流派，就靠了墨家獨樹一幟，偏偏就是這個墨子，我們中國人卻那么對不起他，把他忘得一干二淨。連撰寫《史記》的司馬遷也無視于他。在魏晉的時候，曾經有一個人，叫魯勝，他曾經想到這點，他把《墨經》里面的四篇文章（經上、經下、經上說、經下說）做了總結性的整理，應該是一個巨大的功績，可惜后來又被遺失了，只惟一留下了一個序言。實際上就是中國人自己把這個命根子拋掉了。西方人為什么到今天比我們強大？說到根上，就是人家有邏輯，而我們卻沒有邏輯，或者說我們自己拋掉了邏輯。什么叫邏輯？邏輯就是講話的根據、工具、規律，也就是思考的根據、工具、規律，中國人把這個命根子丟掉了，所以中國人講話、思考喪失了根據、工具、規律，中國人變成了不會正確講話、不會正確思考的民族，說白了，是變成了不會講理，而只會講禮、講情、講等級、講面子，最后是只講傳統習慣勢力的民族。這個傳統習慣勢力就是兩千多年來獨尊儒朮的傳統習慣勢力，就是兩千多年來極權專制的傳統歷史體制的習慣勢力。
　　無論是墨家、道家、法家、名家，等等各家，都有一點點邏輯，偏偏就是儒家絕對的沒有邏輯。中國人自己寫的《中國邏輯思想史》，里面最沒有邏輯的就是儒家。邏輯講什么？邏輯講你怎么講話、怎么思考，你用一種什么方法講話和思考，怎么能夠使你的講話和思考符合真實、真理、有效、可靠。這就是邏輯。
　　所以我剛才講，墨子真的是我們中國人太對不起的人，中國人對不起墨子的結果是害了我們中國人自己，害得我們喪失了邏輯。害得我們中國人自己兩千多年來不會正確地講話和思考。如果說中國人現在真要尊崇一個古代什么人什么家的話，那絕對不是孔子及其儒家，而首先應該是墨子及其墨家，墨子才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思想家，是可以稱作真正哲學家的人物，他是中華民族的亞里士多德。而我們忘記了墨子，就是把中華民族的亞里士多德給忘記了，忘記了整整兩千年，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大家知道，我有兩本書，一本書是《西方哲學死了》，還有一本書就是《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沒有挖掘得這么深？因為寫這本書的時候，是在十五年前，當時我還沒有想得那么多。我所想的問題多數還僅限于表面，只是談面上的問題，還沒有挖掘到更深的歷史方面。現在我要告訴大家，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愚蠢的根源就在于兩千多年來的獨尊儒朮，就在長期以來儒家排斥百家的歷史。而且儒家本身又不講邏輯，不講邏輯就是不講道理，不講道理就沒有文明。一個人有三性，有本性、有理性，有悟性。而我們中國人，說句我心里很不愿意說的話，中國十四億人，多數人都生活在理性之下，而不是生活在理性之上，從而有悟性的人就更少。說白了，中國人中絕大多數都是缺乏邏輯理性的人，這樣的人組成的民族，怎么可能是世界上聰明的民族呢，中國的文化和文明怎么可能不“淺薄”、不“丑陋”呢？
　　說起來，明擺著的，中國人有什么發現？有什么發明？有什么創造呢？一說起來，就是四大發明。說實在的，四大發明與腦子的思考沒有什么關系，那只是一種實踐的歸納。炸藥為什么會爆炸？它就是會爆炸，沒有什么原因，中國人講不出原因，這個原因誰給我們總結出來的呢？西方人。西方人中的化學家，他們發現了氧化還原反應。指南針為什么會指南呢？中國人照樣說不出道理，又是西方人，英國人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爾，他們發明了電和磁的理論，可以解釋為什么指南針能指南、指北。而中國人從不問為什么？這是中國人嚴重的問題。中國人為什么不會問問題呢？因為中國人不講邏輯，要講邏輯的話，就得問為什么。而在諸子百家里面就只有墨子要問為什么。所以墨子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工匠，他會造橋、造房子，他還能講道理。他能講名是什么名，實是什么實，他有几句名言，“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這個名稱和實物、實踐是必須相對應的，要一一對應。還有他的三表法，“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本，要追求歷史之本，原，要從實踐經驗中追溯源頭，用，要在運用和貫徹過程之中進行分析、歸納、綜合。我們應該為有墨子而感到光榮和自豪，中華民族在公元前四百年，就出現了這樣智慧的人物，而亞里士多德比他還晚一百多年。而且亞里士多德也非常偏，根本沒有墨子思考得那么廣泛、全面。如果中華民族在公元前就能以墨子為中華民族思想精神方面的導師，中華民族到了今天，了得嗎？真是了不得。當然這只是“如果”，歷史是沒有如果的。現實的是，歷史中的中國人（實際上是中國的統治者）選擇了謬誤、愚蠢、非常不誠實的孔丘來做中國人永遠的“導師”，所以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就只能有謬誤、愚蠢、不誠實的命運，結果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淒淒慘慘寂寂，貧困愚昧虛弱，永遠地不得善終。
　　但是話說回來，中華民族有兩個偉人。一個是墨子，還有一個就是老子。可惜老子的偉大，大家也照樣沒有弄清楚。老子的《道德經》是什么經？是人生的真理經。他那個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是真正全人類的道德。可是，老子的道德被孔丘的假道德偷了梁換了柱，而孔子的道德根本就不是文明人類的道德。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孔丘的專利，這完全是中國人的愚蠢。天下的人們有誰反對孝敬父母？西方的摩西十戒之中就顯然具有孝敬父母的內容。說到頭來，中國人把孔丘看作是中國人道德的教主，簡直是集體地瞎了眼。我告訴我親愛的同胞，老子才是中國人真正道德的教主，才是中國人真正道德的祖宗。老子的道德，最經典的就十二個字：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什么是“生而不有”？我生下了兒女，創造了我的生產品，我不把他們據為己有，兒女也不是我的私有財產。這跟孔儒宣揚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完全是另一碼事。
　　什么是“為而不恃”？我發明了什么東西，要貢獻給社會，決不依靠（恃）它來欺負別人，壓迫別人。
　　什么是“長而不宰”？我有什么長處，或者我是家長、我是長官，我決不因此而主宰他人的命運，而只是為大家服務。
　　你說有這樣十二個字的道德，社會能夠不和諧嗎？現在誰能有這樣的道德呢？現在都在講私有化，一切都只能私有，權力私有，財產私有，知識私有，什么都私有，所有的人都只是看到了自己。所以人類真正的道德絕對應該是老子的道德。孔子、儒家能有這樣的道德嗎？憑他說“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話就能絕對斷定，他不可能會有如此的道德，他們的仁義也絕對是虛假的，偽裝的，騙人的。
　　我現在跟大家透露一點，老子的偉大決不僅僅是這么一點。
　　大家知道，我在網上極力地批判孔子、儒家、國學，我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國古代的學說。我剛才講了中國古代有好東西，我只是覺得沒有必要用國學去說它，尤其是我們不要忘記，作為世界上一個最多人口的民族，我們應該有義務、有勇氣為全人類提供具有普適價值的思想、學說和知識。現在很多人們的所謂國學，不過是打著幌子在那兒賣儒家，你說現在有几個講國學而不講儒家的，而且主要的是講儒家。又有几個真正懂得老子、墨子，是在那兒講老子、講墨家的？我要告訴大家，老子也是偉大的邏輯學家，甚至是比墨子還更前衛、更偉大的邏輯學家。老子的《道德經》，真正講，是在解釋一個東西。解釋什么？解釋伏羲的“易大象”的卦畫符號，但是我們在《道德經》里面卻看不到任何有關易經的文字。這是因為，老子是反周文王，反周公的，而孔子是尊周文王，尊周公的，這就是他們兩者之間的巨大的反差和區別。由于周文王、周公大肆兜售他們那一套歪曲伏羲的《易經》，又有孔子及其儒家狐假虎威，把歪書《易經》推崇為天下第一經，老子感到了絕望，覺得大勢已去，老子始終不想留下任何東西，等到他已經老了的時候，他想隱居，默默地死去，甚至不想留下任何文字。因為他的學生感覺到老師活了一輩子，他那些東西不留下來，太可惜了，因此苦苦哀求，強烈要求老師留下點什么，他這才寫下了五千言。這五千個字，在我的心里，比兩千多年來，所有的儒家寫的所有的著作加在一起都要更沉重得多。為什么？因為我們中華民族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如果說從古代還真正在思想方面能夠有所發掘的價值的話，那也絕對只能在老子的《道德經》里面。墨子雖然偉大，但是墨子已經過時了，因為西方到目前為止所發展的一切東西，其實都是在墨子的思想方面。換言之，墨子所希望做的事情，基本上西方人几乎全都做到了，而且還大大地進行了擴充。然而要把西方目前已經有的東西，再向前推進的話，墨子的思想資源已經過時了，或者最多也只能與現在西方人的思想相當。我要說的是，老子不然。老子的思想不僅沒有過時，而且現在正當其時。說白了，挽救當今世界頹勢的思想的寶庫，那種具備新思維邏輯的源頭，那種具有新邏輯價值的啟迪，還真就在《道德經》里頭。
　　真正的邏輯不僅僅是語言、思維的規律，不僅僅是數學發生并形成的規律，更主要的，它是一切萬物萬事發生、成長、發展并產生結果的總規律。大家知道我有一本書叫《西方哲學死了》，西方哲學為什么死了？就是因為它的邏輯死了，它的邏輯的發展已經停頓了。別以為它們的邏輯到了現在的數理邏輯，就已經到了頂了，包括弗雷格，包括羅素，包括哥德爾，事實上它已經偏了，偏成了一個根本不講人的情感、意志、情境、心理的完全理性形式化的東西，實際上成了一個太理性，太講利益，太講功利的“真”和“假”的東西。這造成了目前西方邏輯發展的必然結局，這個東西就是它的邏輯死了或停頓了的根本原因。弗雷格整個一輩子都在想，如何從邏輯推出算朮，而老子太偉大了，他只說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實弗雷格所說的全部話語，几乎全都可以包含在老子上述的十几個字里頭。
　　有三個人我希望大家永遠記住他們，他們才是中華民族真正具有創造性思維和智慧的偉大的祖先。一個是伏羲，伏羲沒有文章，他只留下了七十二個符號，包括八卦的符號和六十四卦的符號。但是我告訴大家，我對《易經》完全絕對地否定，《易經》如果有價值的話，就是它為我們完整地留下了這七十二個符號。人類的基因一共有六十四種類型，這六十四種類型就是這六十四個符號，還有宇宙、夸克，整個物質構成的類型也是六十四種類型，甚至牛頓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量子力學，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從未來全新的邏輯之中重新推導出來。伏羲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早的祖先，他為我們發明了捕魚的網罟，又發明了上述的七十二種完全抽象的符號。在湖南馬王堆漢墓里面挖出來的帛畫，其中男的人頭蛇身像，那就是伏羲。
　　第二個是老子，老子的偉大就在他的《道德經》，《道德經》其實是一部邏輯書，是一部到了今天還仍然具有巨大價值的邏輯書。西方的邏輯盡管已經很發達，但是在老子的《道德經》面前，它還是個尚待成熟的孩子。
　　第三個人是墨子，墨子是中華民族的亞里斯多德，是中國人擁有自己的邏輯的象征。
而孔丘，我們要盡量把他忘記，他是歷代極權專制統治者強加給我們中國人的有毒的記憶，他是中國人永遠愚蠢、虛弱、不誠實的象征，他是貽誤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人的永遠的“災星”、“魔鬼”，所以我們應該把他盡可能忘得越早越好，忘得越快、越光，中華民族越有希望。謝謝大家！

對于徐景安先生質詢的回應：

剛才徐先生對我的辯論我很贊賞。實際上，對這個問題必須進行分析，儒家說穿了其實就是四個字，“親親尊尊”。我在網上一直沒有否定“孝悌忠恕”這四個字的價值。但是問題在這兒，先秦的諸子百家，并沒有任何一家反對“孝悌忠恕”。也就是說“孝悌忠恕”，包括孝敬父母并不是儒家一家發明的思想專利，即使在西方《聖經》中的《摩西十誡》里頭也包含了“孝敬父母”這一條。當我在這兒反對儒家的時候，我反對的是兩千多年來儒家運用它的“親親尊尊”始終都在模糊整個中國人的思維，他們用親親掩蓋了尊尊的卑鄙和齷齪。如果要講仁愛，講得最徹底的還是墨家。墨家講兼愛，只有兼愛你才能給整個世界帶來和諧。我為什么從最初的肯定老子、墨子、孔子三聖的立場，轉向了要把孔子抹去，為什么要抹去？抹去的原因就在于孔子兩千多年來對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影響，總的來說是極其負面的。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人的愚昧史，或者說是中國人的智慧發展停滯史，是中國人的血淚史，是中國人中絕大多數人活得根本不像人的歷史。獨尊儒朮和儒家的有害的思想對這漫長的中國歷史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
　　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几乎三分之二的時間，尤其是越來越近代的時間，都被外國侵略甚至亡國。為什么？孔子有一句話簡直就可以說是這全部中國歷史的縮影：“凡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徠之，既來之，則安之。”孔子的這種“修己安人”的思想，加上不講理而只講禮的“文化”，的確就是造成上述歷史的根本原因，也是把中國人改造成綿羊的根本原因。包括我們中國的版圖，也都是少數民族的入侵帶來的。這與世界上其他強國的開疆擴地，例如英國、美國、俄國完全相反，他們是靠自己的武力打來的，而我們的版圖卻是靠少數民族，例如滿族的入侵帶來的，大家想想，明朝的版圖能與大清帝國相比嗎？再說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可以說日本侵略中國，如果不是遇到了整個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遇到了整個西歐、北美，以及全世界，反對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的同盟，中國，說實在話很可能已經被日本人侵吞了。當然，我說的是“如果”，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但我們的確可以看到，最終是誰在那里最有力最有效地抵抗了、消滅了日軍呢？現在有統計數據在那兒，日本在中國的軍隊總共是三百多萬，而由中國人充當的偽軍卻有八百萬。在整個戰爭中，日本全部死亡了三百多萬軍人，真正在中國大陸死亡的卻只有三十几萬人，也就是說將近270萬的日本兵是在其他地方被美國人、其他人消滅的。而我們中國人為了保衛我們自己的中華民族，國共之間卻互相斗來斗去，你打我，我打你，“兄弟鬩牆”，自相殘殺，甚至彼此還偷偷跟日本人，想借助日軍來消滅對方。如此讓人感到惡心的卑鄙的思想是從哪兒來的？孔子及其儒家的兩千多年獨尊一家、別無分店的諄諄“教誨”，能夠逃脫得了干系嗎？謝謝大家。

孫中山元配盧慕貞長啥樣（圖） 2008/08/13

揭祕江青在嫁給毛澤東之前的復雜過去 2008/08/13

揭祕江青在嫁給毛澤東之前的復雜過去 環球時報報導，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云鶴”。徐明清記得，那一天，田沅忽然陪著一位山東姑娘來到工學團。她細高個子，穿一件藍布旗袍，長得俊俏而性情活潑。這姑娘就是李云鶴，即后來的江青，而當時的名字叫李鶴。 徐明清那時的名字叫徐一冰，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政治上卻比江青成熟得多。她不僅領導著“晨更工學團”，而且還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聯盟”的常委。田沅介紹說，李鶴剛從山東來上海，想在工學團謀點事。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能唱歌、演戲，工學團當時正好缺教員，就把她留了下來。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 工學團其實是個很松散的組織，并非正規學校。最初只是借用陳更村几間農舍辦學，非常簡陋，經費也極拮據，靠著一位“交際家”、上海商務印書館交際股的股長黃警頑在外募捐，使“晨更”得以維持。“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當時只有一碗飯吃，并沒有工資。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學員認字外，還和田沅一起，編演一些小節目，諸如田漢編劇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組織學員到附近農村演出，宣傳抗日救亡。 當時晨更工學團里的女教員并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她們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著竹扶梯上去。小閣樓上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三個姑娘在木樓板上鋪了草席就可以睡覺。 三個女教員的關系很融洽。彼此稱呼都很親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喚江青“小李”，而對李素貞，她倆都稱呼“寧波李”，“寧波李”是共青團員，受徐明清領導，江青因為沒有組織關系，只是作為徐明清手下的一名普通教員、進步青年，沒有參加黨組織的活動，因為她會演戲，當時參加了“劇聯”，后來又參加了“教聯”。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發，一身藍布旗袍，從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很活潑，教唱歌、演戲，跟女友們相處得不錯。可是每當一回到小閣樓里，江青往往就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嘆氣，久久凝視著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于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完又收了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了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為何苦悶，她打開了這封信。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 許多年過去了，但徐明清仍記得，那封信開頭的稱呼是“進子”兩字(江青的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雖然時隔七十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記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么苦悶。 當徐明清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里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勸慰了江青一陣，要她不要過于擔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當時徐明清對江青的身世和來“晨更”前的經歷并不清楚，直到后來，才慢慢知曉了這些謎。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云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娶了兩個妻子，李云鶴為庶出。 1926年，李云鶴的母親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罵，帶著12歲的女兒離開了諸城，投奔親戚，又隨親戚從天津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李云鶴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并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里，她結識了當時頗具社會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的趙太侔。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系，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一個物理系的19歲的學生，深刻影響了江青的一生。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并和他墜入了愛河。 當時俞家是名門望族，俞啟威是俞家老三，人稱三少爺，但他卻沒有什么少爺架子，進入大學后，思想更加傾向進步。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國民黨政府請愿，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后不久，俞啟威便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后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啟威被特務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相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著名的劇作家田漢，當時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的創始人和領導，大名鼎鼎，江青想通過這個關系，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田漢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漢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才有了前面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的一幕。俞啟威，也就是給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來改名叫黃敬，新中國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長、中共天津市委書記。 雖說江青來“晨更”前，曾有過這樣一段不平常的經歷，但在“晨更”當教員的日子里，她從未和徐明清談起過自己和小俞加入了共產黨，當然，徐明清也未告之她自己是中共黨員的身份。 那時，徐明清把“晨更工學團”教員中的共青團員組織起來，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團支部認為江青當時的表現還不錯，吸收她入了團。這樣，江青在失去了黨的組織關系之后，又重新入了團。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自上小學時，校長看她長得又高又瘦，雙腿細長，故給她取了學名“李云鶴”。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小俞”俞啟威。他來到上海，并從姐姐俞珊那里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到“晨更”的駐地找江青。江青見到俞啟威后，激動不已，淚水止不住地順面頰流了下來。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他們暫時有個棲身處。后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教課。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紀念“一﹒二八”抗日救亡的游行示威，引起了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于是決定和江青一道迅速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于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后，曾在几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了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借助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小沙度路，即今日的西康路，離靜安寺不太遠，江青在那里教女工們唱歌、演戲、識字，同時還去徐明清那里的浦東女工夜校和其他几所夜校教女工們唱歌和排演話劇。這時，她用的化名是李云古。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阿樂”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在這偌大的上海，這小伙子和江青能在當街相遇，真是個巧合。 此人名叫樂于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他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李云鶴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遭捕時，是阿樂幫助李云鶴逃出青島，送她上船的。 他鄉遇知音。影單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見到阿樂使她非常興奮。她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原來此時阿樂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上海一家郵局的出納員。 從這以后，他們彼此間有了比較多的往來。阿樂擅長拉胡琴，于是，江青常邀他伴奏。她唱戲，阿樂拉琴。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在兆丰公園見面。這時，阿樂自己還不知道，他已被國民黨特工總部的特務跟蹤。因為當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交通員被捕已經叛變，此人負責聯絡團中央交通任務，他供出了阿樂這個聯絡人的情況，因此，國民黨特務一直在暗中跟蹤著阿樂。那天，當阿樂來到兆丰公園時，特務們早已在暗中監視他了。 兆丰公園即今日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時，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頭而走。阿樂熟悉那里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務，這樣，他當時沒有被捕。 江青見阿樂朝那個大門走，她便向另一個大門逃脫。但她沒有阿樂那么幸運，被特務們截住，她被捕了，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們本來要抓的是阿樂，結果卻把江青逮住了，這只是特務們的意外收獲，他們并不知道江青的身份和真實情況。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小沙度路女工夜校的學生，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獲釋。江青便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勞工部總干事鐘紹琴，鐘很快把消息傳給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即無叛徒指証，也沒有任何証據，偽公安局將其關押了兩個月，經數次審訊后，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這時，“教聯”也正在積極想方設法保釋江青，“教聯”找到了著名交際家、晨更工學團的贊助人黃警頑先生，黃先生又委托律師李伯龍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況，証實了江青確實被關在看守所里，案情不重。于是，就著手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將江青保釋出來。 據后來江青本人說，一個月后，特務曾押著她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找勞工部的干事鐘紹琴，証明江青是該會所辦女工夜校的教員，后來她才得以被釋放的。其實，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語言學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入冬，江青才得以釋放。 江青被保釋出獄后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一封俞啟威從上海寄出的信。原來他從北京又回到上海，住在他大媽媽家里，江青也暫住那里。小俞說，江青出獄后，心情一直很沉重，郁郁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他大媽媽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征求了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后，徐明清去了小俞的大媽媽家。她記得她家住在靜安寺路的一條弄堂里，房子頗豪華。在那里，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剛出獄后的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里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她的身體狀態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公安局匯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她得知母親病重，就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徐明清不知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窩窩里，就跟她說了，誰知，江青很樂意地表示愿意去，因為當時江青在“大媽媽”家的日子十分難熬，正巴不得能換一個棲身之處。 江青本來就不受俞家歡迎，這次保釋出獄后，是俞啟威硬磨著才讓她住了下來，但不久俞家人就對江青下了逐客令。此時俞啟威也感覺束手無策，毫無辦法。江青爽快地答應和徐明清一起到浙江臨海，讓俞啟威也覺得是解決目前窘境的好辦法。 于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十六鋪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家鄉，在浙江臨海縣的南坳村。那兒離縣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戶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綠竹叢叢的山坳中，是個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山村。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農民見到了這位講一口標准“國語”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說江青是她的同學，村里的鄉親都對她友好相待。 徐明清的父親是中醫，家中有几畝薄地，几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從小生長在北方，對秀麗的江南山村風光很感興趣，加上這里環境幽靜，無人來打擾她，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很長時間也沒有月經。徐明清就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父親給江青開方用了一些中草藥后，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里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中西醫結合的精心治療，江青的低燒漸退，月經也恢復正常，身體很快康復了。 在南坳村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陽。江青閑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侯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還有在上海的一些人和事，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里，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完全恢復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從上海去了北平，在北京大學旁聽數學。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后顯然很愉悅，她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里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愈，因此徐明清想著，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并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里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干糧，并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對徐明清的照顧關切，江青很是感動，說了不少感激的話。她說：“要不是到你家，有你父親和親友的診治照顧，我的病哪能好呢？”徐明清拍了拍江青的肩膀，囑咐她路上小心，她點了點頭，踏上了開往上海的汽車。 江青走后，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一個多月以后，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如果說，徐明清和早年的江青確實有一段密切關系的話，是因為在徐明清眼里，那時的江青，還是個熱情向往革命的進步青年，當她兩度遭遇挫折和磨難時，徐明清向她伸出了援手，幫她度過了難關，讓她得以休養生息，重振旗鼓，這是徐明清做人的品性，為人的品德。 其實，無論對江青，還是對夜校的女工，徐明清都盡己所能地幫助別人。而對于江青來說，徐明清可以說是有恩于她的人。對于這一點，在“文革”前徐明清從來沒有自己張揚過，而當江青后來自身的地位發生變化后，也很不愿提起她在上海期間的往事，因而她們兩人的交往歷史長期不為人知。 1935年春節后，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當時，她是“教聯”的領導成員之一，不僅與小朋友書店、徐家角工學團、新安小學、無錫新犢橋小學保持著聯系，還主要負責著浦東、兆丰路、楊樹浦三個女工夜校的工作。在夜校，她們不僅教女工識字，還利用組織午間讀書班，搞演講會、故事會、唱歌、排演戲劇等多種形式，向女工們介紹進步書刊，傳播進步思想，在徐明清的主持下，女工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當時的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地下黨組織多次遭到破壞，革命者隨時會有被捕和生命危險。“教聯”就有多名成員先后被捕，有的同志已犧牲在了敵人屠刀下。 盡管黨組織考慮到徐明清的公開身份和對外工作方便，已盡量減少了她的祕密工作，與夜校女工們的良好關系，也對她起到了一定的掩護作用﹔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徐明清還是遭到了特務們跟蹤，并在1935年4月，突然被捕。 那是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系，但他后來自動脫離了“教聯”，回浙江老家了。 為防萬一，警覺起來的徐明清很快采取了行動，她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系做了移交，并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里，准備隨后迅速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親自帶著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員來到徐明清的住處，他說“徐先生，跟我們到公安局走一趟。”就這樣，徐明清被這一伙人押走了。 在被押解的路上，徐明清心里暗想，一定得設法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傳遞給組織。由于她平日里和夜校的女工們打成一片，對這一帶的地形、環境也非常熟悉，當路過吳家弄59號的夜校女工學生何淑君家門口時，她佯裝肚子疼，要上廁所，趁機敲開了何家的門，她悄悄告訴何淑君，由于叛徒老莫告密，自己被特務逮捕，要她趕快轉告黨組織。 被押解到公安局后，面對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并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扑過去與老莫厮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從此徐明清被關進了拘留所，與一批妓女、吸毒犯同押一屋。囚室里面蒼蠅、蚊虫叮咬，馬桶惡臭，一關就是3個月，但敵人始終沒有查出徐明清與上海中共黨組織有什么關系。在此之后，徐明清又被轉押到了杭州。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而來的。徐明清遂讓她先在幼稚園住下。 安頓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細談起來。她問江青，怎么會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為一年多來，徐明清從未與江青聯絡過。 “是王洞若告訴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說。徐明清這才想起，派自己來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來后一直與王洞若保持著通信聯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來信中提起過江青要來西安一事。 沒聊几句，徐明清問起了唐納的情況，“一言難盡呀！”江青嘆了一口氣，接著說：“情況糟得很。我與唐納鬧翻了，他市儈氣十足，簡直令我無法忍受。”其實，那時江青在上海先后與唐納、章泯同居，桃色新聞紛傳，受到了不少社會輿論的議論指摘。 見江青不愿意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她又換了一個話題：“你現在還經常演電影嗎？”“唉……”江青又嘆了一口氣。“七七事變爆發后，上海局勢動蕩不安，大家哪還有心思看電影啊！現在，電影市場一直很蕭條，我呆在上海也沒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現在怎么打算？”徐明清又問。 江青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來意：“一冰，說真的，我來西安是想請你幫個忙。”盡管那時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為徐明，但江青還是習慣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幫什么忙呢？”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系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知道，當時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員和一批進步青年，紛紛沖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千里迢迢，來到延安，尋找光明。可江青當時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還另有原因，但還是把她當作一位心向光明和進步的青年來看待。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可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聽說小俞到過延安？”江青又問徐明清。 “是的。聽說他5月去延安開過會。”徐明清說。 俞啟威這時已改名為黃敬。對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關注。雖說江青在上海演藝界的生活，鬧得滿城風雨，眾說紛紜，但她的內心對黃敬依然懷有別樣的感情。 黃敬當時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領導。1937年2月，當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李大釗之子李葆華調離北平，柯敬史(柯慶施)隨即宣布，由黃敬、林鐵和陳伯達組成“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黃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為蘇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中共蘇區代表會議。會議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系，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夸贊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采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 到達西安后，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么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由于江青拿不出組織証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么証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証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罷，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著急。她會把有關情況反映給上級部門，讓她靜候組織決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匯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庄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后，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里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蘋啊！” 接著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匯報了。我提到了小俞(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著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后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開會。 據毛澤東的祕書葉子龍后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后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后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帶著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里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