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

【題記：記述當年粉碎四人幫過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對華、葉是如何走到一起來的，卻都語焉不詳。無他，只因促成這段歷史的那個人，生前從來沒有公布過這個史料。如今，華老已經去世，筆者認為，把這個塵封32年的歷史過程公諸于世，不至于再犯某些人的忌了。同時，這也是筆者對華老這位有大功于歷史的偉人的一種紀念。必須說明，華國鋒和葉劍英從來沒有“盟”。但是，他們能夠心心相印，走到一起，才可能產生最后粉碎四人幫的舉動。采用“結盟”二字，純粹為了標題的簡明。】

促成這段歷史的那個人，是老爹熊向暉。

此外還有葉帥的侄子葉選基和女婿劉詩昆──對，沒錯，就是那位鋼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這段歷史的見証。

在1976年那個非常年代，我們早已走上工作崗位。老爹對我們的政治態度很放心，也知道我們嘴巴比較緊，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我們小時候那樣對我們守口如瓶了。

華國鋒是誰？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

在人們為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位總理去世而悲痛的時候，心中也壓著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誰來接替總理的位置？

本來，這個問題很明了：當時眾望所歸的鄧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從1975年秋開始，鄧小平已經再次地位不穩。他在一些重要場合的講話中毫不隱諱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滿，并招來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黨內極左派頭面人物的批判。這些人前些時候雖然也因毛主席的批評沉寂過，但是周恩來病重辭世以及鄧小平的一些言行，給了他們再次興風作浪的生機。

這次批判的勢頭很猛。宣傳機器本來就掌握在極左派手里，加上他們善于造勢，評《水滸》批宋江的運動很快就矛頭直指“黨內那個最大的走資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資派”升級成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華校園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壓的人喘不過氣來。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小平接任國務院總理，除非是奇跡出現。

鄧既出局，按當時國務院副總理排位的順序，很可能就是張春橋了。

很多人在揪著心，看這個陰沉極左的人會不會登上總理的位置。

那可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來，老百姓怕很難再有好日子過。

在人們的懸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經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這個任命，出乎所有關注此事的人們的意料。這不僅因為華無論在國務院副總理的排序還是黨內的排序中，都在張春橋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為在北京的高層干部几乎沒有人認識他。

老爹們在慶幸大權沒有旁落到張春橋這樣的人手里的同時，心中也升起一個大大的問號：華國鋒是誰？他是什么人？

最關鍵的是，他“是不是他們那一伙的”？

誰也說不上來。

初識華國鋒

從簡歷上，可以知道時年55歲的華國鋒是山西人，1938年參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廬山會議之后從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到中央。1972年謝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長。1975年，升任國務院副總理。

但是，這個簡歷卻無法表明華國鋒的政治態度：他是傾向江青那一伙的，還是反對他們那一伙的？

這在1976年的中國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當時中央領導層形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派別：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來的極左派，和被封為“保守勢力”的務實派。務實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們組成。極左派總是靠沖沖殺殺來謀求并擴大他們的權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務實派比較關心國計民生，希望國家穩定。

周恩來病重不能視事后，鄧小平成為黨內務實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極左派的氣焰就囂張起來。

現在上來了這個大家都不認識的華國鋒。他的政治傾向，自然令人關心。

在老爹們的疑惑中，時間進入了4月。

首都群眾利用清明節，自發去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表達對周總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發泄對極左派們的不滿，驚天動地。最后的結果，是鄧小平的徹底下台，和華國鋒的再度擢升：國務院總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實職，同時成為黨中央的負責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這個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鄧已經公開。中央和國家機關都要批──當然有很多是認認真真做樣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機關大院之內。唯有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率領外交部人員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鄧小平”，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就在這個時候，楊振寧要來北京。

就是那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楊振寧博士。

周總理生前非常重視這些美籍華人科學家的工作。他們來，總理都要盡量安排會見談話。

如今，總理不在了，這個工作如何做？

楊振寧的來訪，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個部門做出了計划，并已請示中央同意。當時華國鋒是主管科學院的副總理，楊振寧來了自然由他見﹔楊還提出見毛主席和鄧穎超，中央當時也同意了──几個月前另一位得過諾獎的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來時，毛主席曾見過他并談了話。

短短兩個多月，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華國鋒已經成為國務院總理。如果按原來的安排見，那楊振寧就成為他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負責人之后所見的第一位客人。而楊既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腦，華第一個見他是否合適？如果華不見他，又該誰來見他？同時，毛主席還能不能見楊？

負責接待楊博士的老爹就這些問題，給華國鋒的祕書打電話請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鄧穎超見了楊振寧及楊母和妹妹。對那次見面，老爹有專文記載，題為《鄧穎超向楊振寧談周恩來》，收入其所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這里不再贅述。

4月16日，華國鋒的祕書打來電話，要老爹當晚10點去匯報楊振寧來訪情況，并提出陪見人員名單以及主席是否見楊的意見。

晚10　時，老爹到了人大會堂。但是政治局還在開會，直等到17日凌晨2時許方才開完，華國鋒才能過來。老爹向他匯報了鄧穎超會見楊振寧的情況，也談到楊來北京前，先到上海，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文革時取消了市長的職務，市政府都為革委會取代）的徐景賢見了他，跟他大談批鄧，并送給他上海復旦大學批鄧大字報選。楊振寧不收，說，我的箱子裝滿了。他對批鄧也不表態。

這時，華國鋒開腔了：何必送那些東西呢，不能強加于人嘛！

關于他見不見楊振寧的問題，他也談了自己的意見：原來安排是我見，如果我不見，誰見呢？──按照新的排位，華國鋒的下面，就是張春橋。顯然華國鋒不傾向讓張春橋來見楊振寧。

關于陪見問題，老爹說他不參加。華問為什么？老爹說，如果他參加，科學院方面勢必就會讓核心組的一個造反派參加，此人在科學家中的名聲很不好，肯定是楊振寧不愿意見的人。老爹不陪見，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華于是問楊振寧跟哪些人熟？

老爹說，科學院的吳有訓、張文裕，北京大學的周培源。

華說：那就是吳有訓、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嘛！

確定了這些科學家陪見之后，老爹參加陪見就沒有障礙了。他和這些科學家也都很有感情。

參加接待的還有外交部。華問楊振寧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說，那就是喬冠華了，1971年喬冠華去聯合國時，請楊振寧吃過飯。華于是確定喬冠華也參加陪見。

華同時決定，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情況和工作情況，這次毛主席就不見楊振寧了。為此，華當即提筆，起草了一個給中央的報告。

當晚9時30分，華國鋒在人大會堂新疆廳會見了楊振寧，談話至11時20分許結束。將近兩個鐘頭的談話，沒有談一個字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只有一處談到了天安門事件，卻完全沒有按當時的主調說鄧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說，抓起來的人里，有一個文革時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兒子，這個人其實是反總理的。　

初次和華國鋒的接觸，給老爹印象極為深刻。雖然兩人并沒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談，但是老爹從這次短短的接觸中已經做出判斷：華國鋒不是極左派一伙的！

葉帥請病假

這之后，又經過几件事，老爹對華國鋒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葉帥的侄子葉選基來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對華的印象告訴了他。

老爹和葉帥的交情，始于1969年。當時他奉周總理之命協助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這四位老帥研究國際形勢。那次研究的結果，成為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帥結下刎頸之交。

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后，鄧小平眼看不保，葉帥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葉帥來電話約老爹到他那里談心。

在談話中，葉帥講到，周總理的追悼會，是他提出讓鄧小平致悼詞，以此再給他一個在全國人民面前亮相的機會，想再扶他一把。現在看來還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鄧，越批越凶。江青已經几次在葉帥不在的場合講，她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四川──指鄧，一個是廣東──指葉。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廣東。現在四川已經不在話下，就剩廣東了。

葉帥感到政治局的批鄧讓他很為難：參加吧，沒話好說，不說話呢，又不好辦。家人建議他到南方，到廣東去休息。葉帥自己想去廣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見。

老爹問葉帥，江青的講話是否確實。

葉帥說，確實，就是在政治局講的。已經有几個在場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問葉帥，如果他去廣西，軍委怎么辦？

葉帥說，軍委他還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說，葉帥你征求我的意見，那我看，他們要整你，你到廣西也逃不掉。他們要的不是你這個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議，你就學三國時劉備的韜晦之計，請病假，但是不要離開北京。這樣，可進可退。

葉帥深以為然，說，這個意見好。

有些記述葉帥在1976年的文章說，葉帥是奉命“休息”。這不符合事實。當然，從當時的宏觀政治形勢來說，葉帥請病假是出于無奈，但是請病假本身，確實是葉帥自己提出的。

2　月8日晚，葉帥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談。他說，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議，跟聶帥商量以后，就打了報告給毛主席，請病假。已經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關于華國鋒為代總理的任命，葉帥說，這個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雖然王洪文告訴他，毛遠新傳達毛主席關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時，說這是暫時的，但是葉帥認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讓江青、張春橋和王洪文他們接班。他雖然不了解華，但是已經給主席寫信，擁護對華的任命。

4月2日晚，葉帥又一次找老爹去談話。葉帥說，他請病假以后，楊成武、王尚榮還經常向他匯報工作，葉帥告訴他們不要來了，恐怕他們不方便。近來，已經很少有人看他了。葉帥說：你現在還信任我，我很感激。說著就流出了眼淚。

老爹說：葉帥，你不能這樣講，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葉帥講了王震的牢騷：關鍵時刻，元老、重臣都不講話了。老爹說，雖然他講得有些片面，但是這說明老同志對葉帥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訴葉帥，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聶帥時，聶帥說：決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場決戰在什么時候發生，以什么形式發生，現在還不知道。不過聶帥也希望葉帥給毛主席寫信。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葉帥為首了。

葉帥說，這些意見都對，但是我擔當不了啊！

老爹說，現在就要用到毛主席當年給隱蔽戰線制定的方針：精干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這兩次見面時，老爹還沒有接觸到華，沒有跟葉帥談到這個方面。葉帥認為在這個非常時期，老爹到他那里會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還是讓他的侄子選基到老爹這里來，溝通消息。

向葉帥挺華

老爹在5月底和葉選基談過他對華國鋒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葉選基和劉詩昆一起再次來找老爹。選基說，華國鋒現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葉帥長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葉帥提出見見華國鋒。

老爹說，這個意見很好，你們是不是向葉帥提過？

選基說，這個話我們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認為可以，請你向我伯伯提。我們說話沒分量。

老爹答應約個時間去跟葉帥談。

6月7日晚，選基來接老爹一起去葉帥在西山的住地。

在談了其他問題之后，老爹把話題扯到華國鋒身上。他對葉帥說，選基和詩昆的意見很好啊！

葉帥說，華國鋒長期在地方工作，調到中央以后，他和華不過是在開會時點個頭，對他不摸底啊！

老爹說話，從來不是僅憑個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據。這次要向葉帥挺華，更是有備而來。他特地帶了兩個材料給葉帥看。

第一個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鄧小平等聽取胡耀邦關于科學院工作的《匯報提綱》的說明。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當年清華的同學、當時在科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李昌要來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鄧小平聽匯報時，都說了些什么──這是匯報的記錄稿，有很多人的插話。老爹那時并沒有注意當時作為主管科學院工作的副總理華國鋒也有一段插話。華國鋒擔任總理后，老爹想起這個茬，把這個記錄稿又找出來看。一看，果然有收獲。

他把這個記錄稿交給葉帥，特別請他注意華國鋒的這段插話。

這段插話中，華國鋒講了三大革命、四個現代化都要靠科學技朮現代化，科學院整頓很有必要，講到依靠工農是對的，可是把專業隊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離開實驗室。他特別對批判基礎理論研究的事表示不滿，說，毛主席對李政道、周培源講了，周培源寫了文章（關于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的文章），《人民日報》不發表，《光明日報》發表，跟著就批。這種批判基礎理論研究的風搞得科學家都不敢搞基礎研究了。科技人員不敢看外國書，思想有顧慮。他還對當時極左派鼓吹的上海經驗提出質疑：他們搞“三突”，學上海的經驗，學那個？！

老爹跟葉帥說：你看，這些話很尖銳啊！

第二個材料，就是4月17日華國鋒和楊振寧的談話記錄稿。這個記錄稿是華自己改定的。

老爹說，華國鋒剛當總理不久，和楊振寧談了近兩個鐘頭，沒有一句批鄧，也沒有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個造反派的兒子。這就不簡單了。

然后老爹給葉帥講了兩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長李震死亡的定案問題。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對他的死因，有兩種意見。公安部門勘察認定是自殺，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負責人卻認為是他殺，是謀殺。當時，很多認為李是自殺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肅。華國鋒主持國務院工作之后，這個事情還沒有結論。老爹參加了華主持討論這個問題的國務院會議。他發現，作為主持人的華，不是坐在那里聽，而是誰發言，他就站在發言人的后邊聽，既不插話，也不問話。有人說自殺，有人說他殺，就這么說了一夜。之后，他問，還有人要說嗎？沒有，散會。第二次再開會時，他把兩邊的意見歸納几點，說他殺的有几點什么理由，說自殺的有几點什么理由。然后，他讓主張是他殺的人再講講他們的理由，接著讓主張是自殺的人反駁這些理由。結果，他殺的理由都被駁倒。最后，華國鋒說：這樣看來，是自殺吧。還有什么意見？誰也說不出什么意見來了。

另一件事，是在關于李震死因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散會之后，大家在往人大會堂外面走時，華國鋒叫住老爹，問：怎么好久不見老羅了？

老羅是指羅青長，周總理時的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他是老爹的老戰友。

老爹說：他病了。──羅叔叔本來心臟就不好，天安門事件后，他在七機部工作的大兒子和大兒媳雙雙被隔離審查，更加重了羅叔叔的病情。

華問羅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說，在阜外醫院。華問：怎么不住北京醫院呢？老爹說，文革調整了他們的醫療關系到阜外醫院，想住北京醫院，可住不進去。

這時，他們已經走到大會堂外面。聽了老爹的話，華國鋒站住，說，要住北京醫院。說著，就在人大會堂外面的台階上坐下來，從公文包中拿出一張紙，寫了個條子：北京醫院并報（衛生部）劉湘屏部長，安排羅青長同志住院。

就這樣，羅叔叔住進了北京醫院──他至今還健在。

老爹對葉帥說，他這個作風也很好啊！

葉帥聽了以后，頷首說，這個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說：我覺得華不錯，不過他立足未穩，所以葉帥是否幫他一下。

葉帥表示，他會去見見華國鋒。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們見了面。

“九億人民的元帥”

轉眼一個月過去。傳來的消息，毛主席的身體時好時壞，反反復復。但是已經不能講話了。黨內的局勢，依然表面上云山霧罩，下面卻暗流洶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當天下午，葉選基來告訴老爹，葉帥已經和華國鋒見過面──具體時間他沒有講，想來是7月間的某一天。

選基說，葉帥見過華后，說老爹“說得對，看得准”。葉帥說，華很穩重，應該支持。

葉帥要約個時間和老爹面談。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葉帥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見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戶戶都搭起防震棚。葉帥那里也沒有例外，院子里一東一西搭了兩個帳篷，葉帥在東邊那個帳篷里辦公會客。

葉帥對老爹說：你對華國鋒看得對。葉帥講了7月1日政治局開會研究毛主席病況的事。當天近夜時分，葉帥接到通知去參加這個會。極左派們，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個下發各省部委關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說，毛主席病情比較穩定，不久就可以康復，主持工作。汪東興反對寫這句話，葉帥也認為不能用這句話。這就和江青他們發生了爭論。爭到凌晨1點，一直沒吭聲的華國鋒說話了：爭得差不多了吧？散會。葉帥有些納悶。可等到葉帥看到那天凌晨兩點鐘發出的電文，樂了。他不同意寫進去的那句話，電文里沒有。

葉帥說，我經過觀察了解，這個同志確實好，應該支持。我已經告訴王震了。

這之后，葉帥決定去見華國鋒。他跟老爹詳細講了見面經過和他們談話的內容。

打電話聯系的時候，葉帥說，我想看看華總理。

華國鋒說，我應該去看葉帥。聽說葉帥患病，我也不好打攪。

葉帥說，你忙，還是我來看你。

爭了半天，最后還是葉帥說服了華，去看他。因為葉帥覺得華出行的目標比他更大，還是他去華那里更為妥當。

華國鋒住的地方，車不能開進院里。葉帥到時，華已經等在門口──那時候可還沒有手機對講機什么的，華只能估計時間提前在門口等。這個舉動，令葉帥很欣慰。華國鋒親自為葉帥打開車門，然后扶著他走進院子，到客廳就坐。

葉帥對華國鋒說：你現在擔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幫不上你什么忙，很慚愧。

華國鋒說：您是九億人民的元帥，怎么能這樣講啊。主席讓我挑這個擔子，我負擔很重，推辭不了，只有兢兢業業。因為怕影響葉帥養病，所以沒有打攪。今后還望葉帥指點。

一句“九億人民的元帥”，頗讓葉帥動容。

寒暄之后，葉帥問了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現在治國的方針是什么？

華說：舉一綱抓兩目。──舉一綱，是階級斗爭為綱，抓兩目，就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安定團結。在那個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提出“階級斗爭為綱”，是勢在必然﹔而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安定團結，卻常常被認為是右傾。

聽華這樣講，葉帥說，好。

第二個問題是：周總理逝世了，董老、朱老總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慮？

華說：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

葉帥說，好。──要知道，當時極左派們正在緊鑼密鼓，要從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領導崗位安插人員，人事問題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華明確提出人事問題一概不動，葉帥說好，是由衷的。

華國鋒向葉帥請教應該注意的問題。葉帥告訴他，要注意民兵。解放軍的傳統是，指揮只能是一個，不能多中心。──當時軍委還在老帥們的掌握之中，四人幫動不了軍隊，正在抓緊搞民兵。

葉帥對他和華國鋒的這次見面和談話，非常滿意。他覺得華說話做事很得體。他對老爹說，毛主席一下子把華國鋒提為中央第一副主席，這是“非常之時，非常之人”，“還是毛主席巨眼識英雄啊”！──葉帥原話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說過這話。

當天晚上，葉帥留老爹在他院中西邊那頂帳篷里共進晚餐，還喝了茅台。

決戰臨近

1976年9月9日0時10分，毛澤東主席逝世。

中央高層領導開始治喪活動，中央各部委和各地黨政軍領導繼天安門事件后，開始又一輪向中央的表態。而中央高層的斗爭，更趨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聽我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表哥講，清華大學負責人遲群在學校講話，說要准備“更尖銳的斗爭”，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隨時聽候調用。

老爹立即打電話給葉帥，報告這個情況。葉帥說，這是一個信號。他們要動手。

9月18日，為全國追悼日。當天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召開了有百萬人參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會。

此時，葉帥連日去政治局開會，也不用銷假了。

9月20日，選基來找老爹，告訴他一些新的情況：一次政治局討論治喪的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開除鄧小平出黨﹔第二，華國鋒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積極，批鄧更不積極，領導中央不得力﹔第三，暫時還團結在華國鋒周圍。葉帥當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點意見，不開除鄧小平黨籍，是主席的意見，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葉帥雖然沒有參加這個會，但是認為主席的意見是正確的。葉帥說，主席說的是保留黨籍，以觀后效。主席剛逝世就翻過來，這不行。但是葉帥贊成江青的第三點意見，就是仍然要團結在華國鋒周圍。葉帥一說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贊成他的意見，只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四個人不表態。

選基說，這也是個信號，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測驗。如果在適當時機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也是這樣的一種結果。

9月22日，選基和劉詩昆再次來找老爹談。老爹問到葉帥究竟什么主張？他們說，葉帥要等主席治喪告一段落，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准備批那四個人。早在1974年，主席與總理和王洪文在長沙談話時，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來指示要批四人幫，但是小平沒有批下去。

在老爹與葉帥和選基的所有談話中，一直都沒有使用過四人幫的提法。提到他們，都是用代號：江青是“三點水”，張春橋是“眼鏡”，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則沒有代號。偶爾也會用“上海幫”來說他們，但多數時候還是用代號。在很多談話中，他們也探討過最后處理四人幫的辦法。大體上，都是設想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把他們選下去，然后把張春橋等調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讓他們沒有實權。但是，具體何時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問號。

正如聶帥所言：一場決戰已不可避免。雖然這場決戰在什么時候發生，以什么形式發生，大家還不知道，但是人們感到，決戰已經臨近。　

一舉除"四害"

在老爹們對決戰的焦急期待中，人們度過了一個沒有歡慶活動的國慶節。

1976年10月6日晚10時許，選基給老爹打來電話，說：四個壞蛋抓起來了，伯伯要你注意動向，現在不要告訴別人。說完就把電話挂了。

老爹心里還有點疑惑，馬上又給葉帥的祕書王守江打電話。他說：選基不是告訴你了嗎？老爹說，他講的四個壞蛋，是誰？王說：就是王、張、江、姚。老爹說，不要叫他們跑了。王說：跑不了啦！葉帥現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過几天才能見你。

雖然還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們全家都興奮得不行，好像長久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頭被搬去了，感覺就是一個字，爽。

10月7日，有駐京部隊機關總部開始傳達四人幫被逮捕的事情。盡管中央和國務院系統還沒有正式傳達，但是這個消息還是迅即在北京不脛而走。

10月8日下午，鄧穎超的祕書趙煒打電話給老爹，說鄧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聞，究竟怎么啦，大姐讓問你。老爹說，大姐還不知道嗎？四人幫被逮捕審查了。趙煒告訴了鄧穎超，又跟老爹說，大姐說，是除了"四害"。老爹說，對，除"四害"，妙極了！

10月11日，選基打電話讓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劉詩昆講了逮捕四人幫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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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于見到李先念來訪，葉帥問：是哪陣風把你吹來啦？

李先念說，是東風。

葉帥問：哪股東風啊？

李答：華總理。

葉帥說，我就知道，你這個人哪，無事不登三寶殿啊！沒有人叫你來，你不會來的。讓你來，什么事呀？

李說，是國家大事。他說，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問華國鋒，是不是開中央全會。開始華不表態，后來說，有他們四個人在開不了，就是開也開不好。李問，那怎么辦？華國鋒開始沒有講，后來就說，有人提議把他們四個人隔離起來。李說，這是好主意啊！華國鋒說，這事太大，要請示葉帥。華要李先念親自去請示葉帥。

葉帥聽了，想了一想，說，只能如此，事不宜遲，要絕對保密。

選基說，這之后，葉帥與華國鋒祕密商量，同時也有汪東興參加，預先布置。首先是軍隊。陳錫聯贊成這個行動。葉帥又親自找軍委三總部和各兵種可靠的負責人，如楊成武，分別交底。部隊完全沒有問題。公安部和警衛中南海的8341部隊由汪東興掌握，也沒有問題。情報部門更沒有問題。對四人幫掌控的廣播電台、報紙，則准備了妥當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緒，采取行動。分別通知四個人來中南海開會，葉帥和華國鋒坐鎮，汪東興負責實施，來一個抓一個。除了江青說有病不能來，其他三人都先后來到，都被抓起來。當晚，汪東興又帶著部隊去江青處把她也抓了起來。

選基說，葉帥認為，這個事情只有華國鋒能這么干。周總理如果在世，干不出來，小平也干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么一下，也不敢想。現在四人幫在北京的爪牙已經關起來了，目前的方針是縮小打擊面，擴大團結面。對各地已經打了招呼。葉帥認為，國不可一日無君，所以，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領袖。

黨內和社會輿論對這次除"四害"之舉，高度一致：果斷、干淨、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詩的劈頭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

葉帥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葉帥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長談。

葉帥說，"英明領袖華主席"，是我提的。他當之無愧。就拿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來說，把他們捉起來，周總理不會，小平他也不會。我就沒有想到！這一招是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

葉帥談到要幫助華國鋒：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華主席需要幫助。誰幫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識英雄。他沒有挑別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說他有工作經驗，忠厚，不蠢。"不蠢"這兩個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穩重。第二是我們這些老家伙，要堅決支持華，特別是軍隊。第三是基層干部群眾。粉碎四人幫，受到全體人民的歡迎。

在這"三個幫"中，葉帥認為，關鍵還是"我們這些老家伙"，要承上啟下。

老爹和當時很多老家伙一樣，希望鄧小平早日出來工作。他跟葉帥講了大家這份心情。

葉帥說，小平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后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另外，葉帥說，小平晚一點出來，也可以顯示華主席的能力。現在粉碎四人幫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樣呢？還要讓群眾看一看嘛。

葉帥希望"我們這些老家伙們"幫助樹立華國鋒的威信。他說，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一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葉帥說，我不說別的，華國鋒五十几歲，我們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選擇這個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過葉帥還是說，小平晚一點出來，總要出來的。他說，你看，（華國鋒主持正在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反原來的編輯方針，原來凡是涉及、講到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好話的地方全刪﹔現在反過來，凡是講鄧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刪，保留。保留了十几處。將來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贊揚過他。這其實都是在為鄧小平復出做鋪墊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

苏联大清洗70周年祭 2008/08/27

今年是苏联大清洗７０周年。大清洗是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的社会实践中，由斯大林个人错误发动的大规模镇压反对派运动。在历时两年的大清洗中，有上百万无辜者遭受迫害，它对苏共、对苏联各族人民乃至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是人类20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悲剧，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和制度背景。 这个新生的国家，长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急于求成的冲动，使它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错误地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所公开宣称的最根本优势和特征之一的民生、福利，被迫作出牺牲。这个时刻面临外来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战时的专政体制，在一种内外高压的环境下，来凝聚这个国家。70年前的大清洗，正是在那样一个后人很难想象的艰难而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发生的。 大清洗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后，斯大林为维护“一言堂”，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极端错误地将党内和国内各种不同意见，上升为威胁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性矛盾，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任何一个政党的领导者，一旦把正常的党内意见和争论视为敌对，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进行消灭，最后都会对国家，对民族，也对政党自身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和不可饶恕的罪行。大清洗发动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以及大清洗发动所依赖的制度性基础，今天已不存在，这正是其留给后人惨痛的教训之一。 70 年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大清洗受害者时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是后人对大清洗悲剧最好的总结，亦是普京作为国家元首，对过往历史中的国家犯罪的道义上的反省。正像他对俄罗斯人民所说的那样：“为了记住这段不幸的历史，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10 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是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人为此已经等了整整70年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在现场感伤得声音颤抖的普京说，大清洗导致几百万人被迫 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1937 －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它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时期，它的灾难原因今天才开始被总结，它留下的历史苦果，全苏联国民都早已品尝，且远未结束。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 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仅有游行和表态是不够的，人民群众必须知道，这将是场残酷的、你死我活斗争。1937年2月，苏共全会发布了斯大林的号召：“抛弃旧方法，即辩论的方法，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坚决斗争。”斯大林乘着成功破获基洛夫遇刺案的东风，及时为运动指明了继续斗争的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 于是，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进入了相互检举揭发阶段，于是，苏联各地都遍布着大大小小骇人听闻的阴谋和犯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更多时候，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楼下，他们战战兢兢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 官方历史上，大清洗被称为“肃反”，当不得不面对惊人的滥杀滥捕无辜问题时，有一个含混暧昧的词被发明出来：肃反扩大化。其意不难理解，肃反是对的，只是具体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刺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1936－1938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斯大林对列宁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的清洗，其实并非始自大清洗。早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就有25万人被开除党籍。 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党的干部不敢多人共乘一辆汽车，因为容易被怀疑为阴谋聚会，他们不敢也不会有真正的私人友谊。除了斯大林，他们不敢邀请同事到自己家吃饭。到斯大林家吃饭也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谁都渴望那个位置，但正如布尔加宁所说：“你永远不知道从那座位离开后你会去哪里？是回家还是监狱。” 到了1939年，苏共党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才加入苏共，他们是通过斯大林修改过的历史和各种宣传物品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他们的心目，除了列宁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是叛徒。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苏共换血后最可怕的质的变化是，党的新成员们，已经习惯于告密和揭发的文化，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习惯于通过出卖灵魂的方式，获取物质和权力上的享受。 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绝对正确历史地位的塑造。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一切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影响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1937 －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数字是，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而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简称）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则不少于1000万人。这意味着，整个斯大林时代，大约有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 大清洗期间，有165000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枪决。作为一个阶级，富农虽然在几年前近乎内战的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KGB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意味着肉体上还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必须肃整。 为应付将来战争中可能出现叛徒民族，必须提前对那些不可靠的民族进行重点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在集体化中疯狂反抗的高加索诸民族和中亚各民族也许最危险。为更高效率地“肃整阶级敌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达指标任务。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镇压35000人，枪毙其中的5000人。 每个苏联人是生还是死，都取决于“仁慈的父亲”斯大林的一支笔。前苏联历史学家伏柯格诺夫发现，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的签字记录。他全部签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见，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被正式审判。 1937 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 “残渣余孽”--神职人员和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一开始，行刑队用铁锹手工掩埋尸体，后来不得不动用挖掘机掩埋尸体。 为纪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为纪念那些在苏联时代的政治受难者，索尔仁尼琴在其伟大著作《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苏联红军内部的大清洗，给后来的卫国战争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公认最天才的将领，也是红军真正的灵魂。他和另外一些将领提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曾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同行。这些人被全数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国安全局领导人海因里希炮制的图哈切夫斯基阴谋案材料，到底是德国人主动使用的反间计，还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苏军将帅不和，给他们一个制造反间计的机会？今天并无确切答案。 由观点不同的旧同志参与审判，是大清洗最常见的情形。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帅，他们分别是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在审判书上签字的人当中，思维停留在内战骑兵时代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柳赫尔、叶戈洛夫则同在1938年被枪决。布柳赫尔死后，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枪决，苏联人一直以为他隐姓埋名在中国作战。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评论说：“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事件就发生在斯大林判断战争即将临近之时。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就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丢尽了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它直接刺激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人几乎流尽了鲜血。战前，苏军兵员和火炮数量都多于德军，作战飞机则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开战1年半的时间里，苏军就损失了 1100万人。战争中，苏联损失了1/7的人口，只有犹太人被灭绝的波兰达到这个比例，其生命代价超过除中国外所有参战大国总和。 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纵深，没有高达4000万可服役后备兵源保障、没有盟国的巨大物质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 今天为大清洗辩护者的一个理由是，它使苏联变得更纯洁，使苏联人万众一心地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如果大清洗果真无意中消灭了许多叛徒，但是，它消灭的叛徒也许远没有它制造的叛徒更多。苏联官方一直不愿正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入侵时，将德军当成了救世主。这一点在很多德军的回忆录中可见。但纳粹德国无情的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这些人的幻想。 对刚刚“主动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居民来说，他们原本就认为苏联是侵略者，但对曾长期生活在社会主义红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只能被理解为大清洗和苏联农业政策的伤害，它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人心向背问题。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1941年8月的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大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 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1988 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1934 年1月召开的苏共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最伟大战略家”等等，他甚至提出 “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托洛茨基，这家伙从来就像蜘蛛一样忙碌地编织着阴谋。仅在被驱逐到中亚后的1928年4～10月，他就在阿拉木图发出政治信件800封，电报550份，收到政治信件1000封和700份电报。把他驱逐到海外后，因为国内的困难，更让他成了各种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极左的反对派领袖在倒台后，一度无人理睬，同志们都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但这几年国家出了困难，原本不赞同他们意见的人现在也开始同情他们，这两个阴谋家现在成了国内一切反对势力的中枢。 人们真正同情并支持的是有“党内经济学家”之称的布哈林，大饥荒和一切经济困难正如他所预料。不过，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更高的党性，为了团结，他们一起求见斯大林，要求和解，斯大林也答应了和解，但是，这个人却在不久前评论教皇的文章中有含沙射影的意味。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 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都在骚动。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斯大林希望通过强调阶级斗争转移一下令人尴尬的饥荒问题，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呛声道：“我们总是喊叫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史、彼得留拉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家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斯大林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了错误，他说：“我们错了。” 是的，的确存在可怕的投资失误、惊人的浪费、恶性事故、大量残次废品、消极怠工，但无疑这都显示出潜藏着的阶级敌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破坏，内务部破获的其中一个恐怖集团成员就高达20万人。17 大果然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据说，召开前几天，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想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生产资料公有制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但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将成为被国家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工，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1929 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为警告其他小游牧民族，哈萨克人的反抗遭到最严厉镇压，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人类在20世纪终于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和平时期大量消灭人口的制度，它在苏联一共制造了三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 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 “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1928年，他还亲自乘火车视察过，那些地方有的是粮食没有收上来。粮食的确有减产，所以粮食出口在减少，1930年出口4800万普特，1931年5100万普特，1932年1800万，1933年1000万普特。 为回击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诋毁，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成千上万的农民跑进城市，但饥饿的城里，所有食物需要凭票供应，迎接他们乞求的是孩子们的白眼和石块。这些人都是万恶的富农！孩子们从课本里刚刚学到少先队员帕夫利克的故事，帕夫利克是个富农的孩子，他响应党的号召举报了亲生父亲，后被富农杀害。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 今天，前苏联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将“十月革命”改为“十月政变”，因为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激烈战斗并不存在，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都掌握在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手中，政府已更迭到大家不以为意的程度。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十月政变”，它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社会革命试验。布尔什维克轻易夺取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权后，没有一个人有过行政和经济管理的经验。 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实验一开始就遭遇全面失败，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1/7。布尔什维克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所有不满和反抗，这是一场暴力保障的社会实验。 1929 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迎来了斯大林50寿辰。这天是全苏联人民的节日，是斯大林画像的海洋，是赞美诗的海洋：“正是你，而不是别人，把深刻的列宁主义理论与敢于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实践它的能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使党以最小的代价和力量，完成了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党保持了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用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很长时间，人们认为若执行列宁遗嘱换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中的任何一人，也许斯大林悲剧就可避免，至少程度会轻得多。其实，遗嘱中提到的6个领导人中，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原本这个相当于秘书处的岗位迅速变得举足轻重，正是斯大林长于事务性工作的证明。 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就政治观点而言，斯大林的反对派一个比一个更极端。与地位高支持率低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不同，斯大林历来就是政治局成员中支持率最高的人。 1929年，斯大林已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成了他选拔的人，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反对派已没有任何翻盘机会。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KGB。 这些年，KGB每年都要粉碎好几个阴谋集团，但是，反对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多，那些政治上的大案要案一点没有震慑住他们。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人类历史上杀同胞最多的杀人恶魔——斯大林： 　　斯大林的罪恶罄竹难书，骇人听闻。据最新估计，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共枪毙了1200万人。 　　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经去世和斯大林本人之外，全部被斯大林处死或自杀；苏共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83人被枪毙；元帅5人中枪毙了3人，集团军司令5人中枪毙了3人，全部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85个军长中的57个、195名师长中的110人被斯大林枪毙；仅1937年、1938年两年共枪决红军军官3.5万人； 　　各部部长（人民委员）、副部长多数被斯大林枪毙；1941年在明斯克附近一次就枪毙10万人，为节约子弹，苏共当局令两人背靠背、脑袋对脑袋，从而一颗子弹打死2人； 　　为消灭肃反的知情者，仅1937年斯大林就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毙；1937年，斯大林、叶若夫还下令将全国所有的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 　　为平息人民的不满，斯大林将副手雅哥达、叶若夫作为替罪羊，先后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处决； 　　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导致饥荒，饿死700万人，起初斯大林不承认发生过饥荒，后来承认了，但嫁祸于农业部长以及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等人，说他们故意捣毁收割机，弄死了马匹3万头，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子和钉子“以割断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结果这些人都死于非命。 50年代初，斯大林发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东欧各国共处决了234.5万人。波兰党员从140万减为110万，捷共从200万减为140万，匈共从120万减为85万，保共从50万减为30万，罗共从100万减为60万。 　　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波共镇压了4万5千名持不同政见者，处死了5000人，还有几万人被关进苏联的集中营，再也没有人活着出来了。 　　匈牙利事件：苏联镇压了人民起义，老百姓死亡2502人，受伤19226人，20万人逃到西方。随后，匈共处死了2000～4000名“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