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2008年北京雜志刊文：要吃糧找紫陽

2008/09/10

文革后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

炎黃春秋

改革難，要想在亂時謀改革更難。身為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在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臨危受命，心系民生，為解決城鄉人民的溫飽，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風險，運用巧妙迂回的方法，謀求農村的經濟改革。以后，“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在中華大地流傳開來。

一

我原本不認識紫陽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華社江蘇分社社長時，在一次江蘇省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最初聽到趙紫陽這個名字。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同志可能是初次見到趙紫陽同志，把趙紫陽看做是一個年輕有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活躍會議的氣氛，饒有興趣地問起趙紫陽的出生地。趙紫陽回答說是河南滑縣人。毛澤東同志當場興致勃勃地說:“滑者水之骨也。”

我見到紫陽同志，純屬巧合。在上世紀70年代初，可能因“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需要在省際之間交流干部，我從新華社江蘇分社調到四川分社任社長，紫陽同志不久也從內蒙古自治區調廣東省委，又從廣東省委調到四川來做省委書記兼成都軍區政委。

由于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中派別爭斗極為嚴重，“文革”成了“武革”，除了飛機以外，大炮、坦克、機槍、步槍、地雷、手榴彈等等各式武器，全都用上了。就連我們四川分社的辦公樓牆壁上，都是彈痕累累。我曾經開玩笑地說，這些武斗留下的彈洞，不要抹掉，可以用做警示后人。我曾在去四川的船上寫詩一首，詩中寫道:“不管翻騰千里浪，唯思處亂寫新聞。”

趙紫陽同志雖在1932年加入共青團，但正式加入中共是1938年初，所以基本上屬于“三八式”干部。就是在20世紀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于1938年底前參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過他開始便任縣委書記，很快連任多地多屆地委書記，接著任省委書記。這在當時省市以上主要領導干部中，還是以紅軍時期出身的干部為主體的年代，趙紫陽便也是后起之秀了。就是這個后起之秀，一方大員，在那動亂年代的四川，也是困難重重！

這時候“文革”武斗的硝煙雖然已經漸漸散去，但是，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機關大院仍舊貼滿了大字報，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和省市主要領導同志。“造反派”仍然隨便關押和批斗省市領導干部，四川省仍是極端無政府狀態，機關、學校、工廠渙散癱瘓。工農業生產日漸下降，人民生活極端困難，連在四川最普通的辣椒粉也要憑票供應。

紫陽同志剛剛來到四川，他的兩位主要助手，省委書記段君毅和趙蒼碧，立刻被“造反派”綁架關押起來。這可以說是對剛到四川的紫陽同志當頭一棒。

“文化大革命”爭斗的核心問題，是謀權奪位。半路來了個趙紫陽，官高位重，出現了一道謀權奪位障礙，自然成了四川各路造反派“英雄”的眾矢之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趙紫陽到四川不滿一個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就出現了反對趙紫陽的巨型橫幅標語:

“趙紫陽是哪路人馬！”

“以生產壓革命，沒有好下場！”

“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就是死路一條！”

面對爭權奪位瘋狂的四川、面對極端無政府狀態的四川、面對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四川，紫陽同志雖然主持工作，實際上也無法運用他手中的權力，想干什么，也干不成。這是他從小參加工作以來，不曾遇到過的難堪局面。

他整天忙于應付“造反派”的糾纏，難得安心開會研究問題，難得安心吃一餐晚飯，難得安心睡一夜好覺。他也不知哪天突然會被“造反派”關押起來。經過戰爭磨練的人，不怕關押，不怕受苦，不怕折磨。怕的是因他而造成更大的混亂，怕的是他在四川一事無成，有負于四川人民！

二

一天傍晚，我剛吃過晚飯，接到省委辦公廳的電話:“今天晚上，紫陽同志請你和他一起出去。”據我所知，全省上下，包括駕駛員在內，都親切地稱呼趙紫陽為紫陽同志。

“有什么事情嗎？”在那個動亂的年代，省委是經常在晚上開會的。

“我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紫陽同志要你准備好洗漱用品晚上十點在家里等他。”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明白了，紫陽是要約我一起住到金牛壩招待所去。當年，紫陽同志曾多次約我住到遠離市區的這個招待所去，目的是為了避開造反派的干擾。

金牛壩招待所是四川省委的一個小招待所。四川人將川西平原稱為川西壩子，作為對平原的愛稱。許多地方，也將本鄉本村的一塊平坦的地方，愛稱為坪壩。金牛壩更不是一般的坪壩，傳說在夜晚時候，有人見過一條金牛，金光閃爍，在這里的田間奔跑。這個故事，反映了當地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于富裕農村的憧憬。

金牛壩招待所是毛主席曾經住過的地方，各路造反派的“英雄”，一時還不敢騷擾。當晚，脫離了“文化大革命”的噪音，紫陽和我都睡了一夜好覺。

第二天中午，當紫陽同志和我步入食堂的時候，只聽見服務員大聲地喊叫:“吃干飯的首長，請坐到右邊，吃面食的首長，請坐到左邊！”

聽到服務員這樣喊叫，我和紫陽同志都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紫陽同志當然也很明白“吃干飯”的意思，他風趣幽默又輕聲地對我說:

“我們都是吃干飯的，走，吃干飯去。”

又是一個深夜，紫陽同志沒有和我預約，就來到了我的家里。他見到了我，拉住我的手說:“到你家來坐坐。”

這時正是全國人民哀悼周恩來總理的時候，竊奪中央領導地位的野心家竟然制造清華大學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新聞，叫嚷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紫陽同志用手擦了一下沾滿霧氣的眼鏡，心情沉重地說:“看樣子還要亂一陣子哩！”“再亂下去，四川受害，全國人民受苦。”“再亂下去，還是什么事情也辦不成。”

紫陽同志搖了搖頭繼續說道:“你還記得嗎，金牛壩招待所的服務員，叫喊我們吃飯的時候，說是吃干飯的首長坐在右邊，我當時就說，我們是吃干飯的首長，坐到右邊去了。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當然就是吃干飯的了。”

他繼續說道:“最近我是反復想過了，困守在成都，整天應付那些麻煩事情，一事無成，還不如到農村去走走，也許可能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做一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

“你這個主意太好了，我也想跟你一起走，行嗎？”

“好啊，就這樣說定了，我們一起走。你就等電話通知吧。”他學著半像半不像的四川腔音，又含有濃厚的他家鄉韻味，高興地對我這樣說。

這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談到十二點以后，才悄悄地離開。紫陽和我的談話內容，在當時是絕對違禁的。要是泄露出去，我們都會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鋃鐺入獄。在“反革命”這三個字之前，還可能要加當時的流行用詞，就是“‘走資派’還在走”，“策划于密室”，妄圖“點火于基層”的罪名。

三

1976年的一天上午，紫陽同志乘了一輛白色小型的面包車，連駕駛員在內可以乘坐七人。我上車以后，看到車上有紫陽同志和他的祕書、駕駛員三人。我和紫陽同志一起出行，但是，我不是他的隨員，紫陽也沒有把我看做是他的隨員。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有我的新聞采訪工作任務。

他每到一地，從來不准地方黨政機關派人迎送，實際上是微服私訪。他常常是到了一個地方，直接插入田間地頭與廣大農民、基層干部交談，了解他們的心聲和想法。紫陽同志的所作所為使我強烈地感覺到他是一個善于聯系群眾的人，處處為群眾著想的優秀領導干部。

紫陽同志這次出行，一共走了十多個縣市，到過綿陽、廣元、綿竹、西充、廣安、南充、郎中等地。他每到一地，就直接訪問當地基層干部和農民，和他們一起走到田間地頭，親切交談，了解情況。

他在成都平原的水田地區，聽到當地農民說:

“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

紫陽參加革命工作以來，長期做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對農村情況相當熟悉，后來擔任中共省委和中央局的領導工作，他仍然經常到基層去，不僅了解農村和農業生產情況，而且對農民懷有深厚的情感。現在他到四川農村，聽到了農民提出的問題，其實他心里早就十分明白農民所提這些問題的內容，但是另一方面有鑑于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在追究他是“哪路人馬”的時候，他不便于明白表示反對學大寨種植雙季稻的意見，這就是領導干部亂時謀改革的難處，他還得徉作饒有興味地問道:

“你們說的是什么意思？”

當地農民告訴他，這几年來，上級號召農業學大寨，要推廣種植雙季稻，再種一季小麥。雙季稻加一季小麥，就是一年種三季。可是，這樣做并不高產，每季平均畝產三百斤，就是說“三三見九”。如果只種兩季，每畝稻子可產五百多斤，每畝小麥也可產到五多百斤，這就是“二五一十”。種兩季比種三季庄稼，多產一百斤，這樣一算，就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了。

紫陽同志繼續親切地問道:

“種三季的工本怎么樣呢？”

當地農民說:“種三季的人力和肥料，至少也要增加五分之一。為了種三季庄稼，必須搶季節，爭時間，起早摸黑，忙得昏頭昏腦，雞飛狗跳。如果能夠多種多收，多花點勞力和肥料，我們農民不在乎，可是，現在是多種多虧多吃苦。”他們看了一眼紫陽同志，繼續說道:“看樣子，你這位同志像是外地人，我們沒有顧慮，說句實在話，要我們學大寨，越學越窮，這種事情，誰愿意干呢！表面上大家天天上工，實際上大家天天磨洋工！”

成都平原是四川主要產糧區，紫陽同志深知成都平原水溫低，日照少，不能因為要學大寨就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他又向農民問道:“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這筆賬，你們自己已經算得清清楚楚了。為什么不改過來呢？”

在場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几乎是異口同聲地說:“不行啊！”

“為什么不行呢？”

基層干部說:

“上級號召我們學大寨，推廣雙季稻，要是改過來，不種雙季稻，上級要批評我們是倒退了。”

“中國農民真好啊，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我們不能濫用人民對我們的信任，不切實際地要求農民種雙季稻，傷害了人民的積極性。一定要實事求是，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我想紫陽同志的內心一定是這樣想的。

紫陽同志堅定而委婉地對大家說:

“學大寨，是學大寨的精神，就是要苦干實干，努力增產糧食。可是大寨并沒有種雙季稻，也沒有種三季庄稼。成都平原多陰雨天氣，日照不足，灌溉用水的溫度較低，可能不適合種植雙季稻。你們已經有了實踐經驗，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我看，不管是種兩季，還是種三季，只要能夠增產糧食就好。糧食增產了，用事實來說話，你們的底氣就足了。”

“請問你貴姓？”生產隊的干部，感到剛才這位領導干部的言談，說到農民心坎上了，但是他們還不知道，這位領導干部是誰，能不能依著他的意思去做，表現出有點不安。

紫陽同志的祕書笑著回答說:

“他是趙紫陽同志，是我們省上任不久的省委書記。”

“紫陽同志，你剛才講的太好了，這樣我們的手腳就放開了，今年就依著你說的來做。”

四

紫陽同志還走訪了几個山區的農村，因為紫陽同志長期關注農村工作，對發展農業生產很有經驗，發現了山區農民學大寨，不講具體條件，不從實際出發，只管深翻土地的情況。他說:

“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在土層厚的地方，可以深翻，也應該深翻，有利于保墒，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但是也不是越深越好，要看種植什么庄稼，水稻和小麥，根須長度差不多，深翻四五寸左右就可以了，翻得太深了，把生土翻上來，也不利于庄稼生長，還浪費了勞動力。”

有的農民問:“種玉米呢？”

“種玉米，就要翻得深一點，因為玉米的根又粗又長，杆子也高，土地就要翻得深一點，玉米才能充分吸收營養和水分，杆子也才能站立得穩，不易倒伏。”

有的農民問:“要是種紅薯呢？”

“種紅薯也要深翻土地，因為紅薯生長在地下，薯塊大，深溝高垅，薯塊在土里才能伸展開來，才能丰收。”

“像我們這個山區，要不要深翻土地呢？”

“這要看土層深淺，土層淺的不能深翻。如果深翻，那就會造成水土流失，糧食反而要減產了。”紫陽同志想了一想又說:“你們提的這些問題，其實你們都懂。你們都是種地的能人里手，哪有不懂這些道理的呢！我剛才說的這些道理，也都是從農民朋友那里學來的。”和他一起蹲在田埂上的干部和農民，聽他這么說，几乎一起轟然笑了起來。

紫陽同志繼續說道:

“從你們的笑聲里，可以聽得出來，我說你們是種地的能人里手，說對了吧！可是你們懂得的問題，為什么又偏要在這里提出來呢？”

生產隊干部壓低了聲音，吞吞吐吐地說:

“上級號召我們學大寨，有一項要求，就是深翻土地，我們能不做嗎！”

紫陽同志嘆了口氣說:

“學大寨，是學大寨的苦干實干精神，可是大寨人并沒有說，在你們這里怎樣深翻土地。從今以后，翻不翻地，怎樣翻地，翻深翻淺，都由你們這些種地的人做主，一定要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努力增產糧食。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行！”

這是在場的基層干部的回答，也是千百萬農民的回答。

走訪中，紫陽同志聽到最多的是自留地的問題。一般地區的農民，由于“共產風”的不良影響，對于耕作集體所有的土地，缺乏積極性，但是，他們把自留地看做是命根子，千方百計沖破極左思潮的障礙，還是要把自留地種好的。紫陽看到當地農民自留地種得不好，其中的原因，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被推到了頂點，把農民的這一點自留地，看做是資本主義尾巴，強迫農民把資本主義尾巴割掉，把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農民流著眼淚，忍痛把自留地也拋荒了。這種情況完全是“人禍”！

紫陽同志說:“中央多次發布的關于農村工作的文件，都說農民要有自留地，這些文件并沒有收回，就說明文件中的有關規定仍然有效。再說自留地，大多是門前地，門前地都是最好的地，也是耕作最方便的地，應該種好。”

“對，對，對！這位同志說得對，既然是門前地，就不是尾巴地，應該種好。”這個農民的話又引起了一陣轟然大笑。

在那個年代，別說是農民，誰也搞不清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都是跟著起哄。紫陽同志不便直說割資本主義尾巴不對，就用了個“門前地”的名字，而農民就把“門前地”與“尾巴地”對立起來說了，雖然不通，卻很生動有趣。

當地的干部農民，見到氣氛活躍，又有人說:

“我們這里還有一戶人家單干，也受到了批判。對是不對呢？”

“你們說說，這戶人家是個什么情況呢？”

“這戶人家單門獨戶，一家孤零零地住在一個山凹里，距離我們生產隊（村庄）三里多路，他不愿意來回走路，不到生產隊來勞動，他就單干了。”

“是呀，那么遠的路，怎么能叫人家到你們這里來，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呢，既耽誤了勞動時間，也浪費了勞動力，人家單干有人家的具體情況。如果人家增產了，生產隊就要派人去調查研究，總結人家的經驗﹔如果人家單干，生產不如你們，他就會自愿跑來，要求參加你們的生產隊﹔他高興，你們也高興。我看你們生產隊，如果人數太多，都擠在一塊地里勞動，也不方便，也可分成若干小組，便于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勞動效率，各組之間還可以開展勞動競賽。你們看這個辦法好不好？”

紫陽同志關于農村工作的意愿已經這樣明白表示出來了。在場的基層干部和農民連連齊聲回應說:

“好，好，好！”

五

1976年8月15日至16日，四川省松潘地區發生三次七級以上的強烈地震，造成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距離地震中心數百公里的成都市，也有明顯的震感。紫陽同志連夜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布置了抗震救災工作。省委緊急布置抗震救災工作的消息，第二天就在成都市傳播開來，可大街上卻貼滿了造反派們刷寫的“反對用抗震救災壓革命”的大字報。紫陽同志心系災區，心系農村，他不顧喧囂的雜音干擾，第二天一大早就奔赴松潘地震災區。

在地震中心地區，紫陽同志深入到一戶農家觀察。四級左右的余震發生了，他立即藏到身邊一個木制的桌子底下，屋頂上殘存的瓦片，叮叮當當地塌落下來，因為有桌子擋著，他才沒有被瓦片砸著。他興奮地對我說:

“剛才我說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在地震災區親身經歷的故事。在地震災區，要告訴廣大人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間，作為應急的藏身之處，是個可以減少傷亡的好辦法。我在地震災區發生的故事，現在還只可對你講講而已，不可對外言傳。否則，不知又要制造出什么流言蜚語來了。”

我理解地說:

“我知道，那天在省委開會，討論抗震救災，突然來了較大的余震，會上有几個一向堅持‘以革命為中心’，而反對在災區以抗震救災為中心的所謂‘英雄’，狼狽逃跑了。現在，要是聽說你在地震災區，藏在桌子底下的故事，猶如撈到了救命稻草，定會攻擊你是貪生怕死。我向你保証，現在絕對不會說出去。不過若干年以后，我要是說出去，可能就是一段膾炙人口的美談哩！”

紫陽說:“后來的事情由后人評說罷。”

六

我真正聽到“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民謠，是我在1980年從四川省調到北京新華通訊總社以后。當我一聽到這個全國人民都盛傳的民謠時，打心眼里為紫陽同志高興。他在“文革”動亂的年代，曾經深入農村，半公開地進行調查研究，為了改善農民生活，直接向農民宣傳他自己關于農業生產的意見。早在“文革”前他與陶鑄在廣東省就試驗過“包產到組”，宣揚過“包產到組”的好處。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終結以后，他自然地也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地執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于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與安徽省一起，在四川省大力推行類似“包產到戶”的政策，使四川省農業生產迅速得到了恢復。

紫陽同志向來反對和厭惡那種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的思想作風，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始終懷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尊重他們的首創精神，從實際出發，敢于改革，在廣大農村改革的早春時節，唱響了廣為流傳的音韻。“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謠，也是人民對紫陽的最為美好的贊譽！

2008年7月26日，寫于北京皇亭子

（作者孫振，1942年16歲時加入中共，曾任新華社黨組成員、攝影部主任）

張玉鳳披露：我所知道的毛澤東的部分真相

2008/09/09

社會科學論壇　

　原編者按：在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會曾委托本校教師，邀請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等到學校，回顧他們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親身經歷的珍貴歷史。當時的受托教師，最近在整理舊稿時發現了1993年12月24日晚張玉鳳女士這次即席演講的錄音整理稿。現在這個稿件，經張玉鳳女士本人審閱，在事隔14年之后，于《社會科學論壇》首次發表。

　　1970年，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從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當然，在這之前，與毛主席也有接觸。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專列上工作，多次見過他。后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不夠，就把我調去了。

　　剛才李連成和田云玉都談到毛主席五、六十年代叫他們學習文化的故事。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毛主席強調要年輕人學外語。1972年基辛格來時，毛主席對他說，我給你們送一批人去學習，不僅有二十几歲的，也有十三、四歲的，每年派一批去，讓你們來培養，過几年我們再收回來。你們敢不敢要？基辛格當時感到非常意外,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員感到十分震驚。可見，毛主席當時就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了學習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先進技朮的重要性，感到這將是一個大趨勢。而現在，學外語、出國留學，都已成了一股風氣了。

　　毛主席晚年身體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難。1971年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汽車時，毛主席几次想踏著車門台階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來還是我扶他上了汽車。他的腿困難到這種程度，令人驚訝。

　　后來，他患了老年性白內障，兩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內障。醫生說，只有等到白內障長成熟的時候，才能動手朮。在他雙眼看不見外界期間，給他請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蘆荻來幫忙。蘆荻在毛主席身邊呆了七、八個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復光明后，蘆荻就回到人民大學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學作品和其它古文書籍時，由蘆荻念給他聽。現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為主席讀。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毛主席就是這樣來讀書和辦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給毛主席做了白內障手朮。那天天氣很好，毛主席也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共睡了六個小時。下午四點鐘他醒來時，我問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樣？”主席說，“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覺。”我接著說，“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們就把那件大事辦了吧。”主席問，“什么事呀？”我說，“不是動白內障手朮的事嗎？你不是已經答應過的嗎？”那段時間，只說要做個手朮，但沒確定哪一天做。我想，這天是個很好的時機，就動員主席做。參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說，根據主席近几天的身體狀況，可以實施手朮。主席點頭表示同意，并說“做！”。于是，醫生為主席量了血壓，聽了心臟，又測了脈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間休息廳里進行了嚴格的消毒，做好了動手朮的准備。（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丰澤園，1966年9月由于丰澤園舊居需要維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間休息廳內，里面放著一張床，兩個沙發，還有几個擺滿了書的書架，擠得滿滿的。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住就是十年。）

　　當時，有一個為毛主席治療的醫療小組，負責人有周恩來、鄧小平、汪東興和王洪文。手朮由廣安門中醫研究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參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當時大家都擔心手朮有沒有把握。事后，我也問過唐醫生有多大把握，他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點多的把握。白內障手朮實際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朮，赤腳醫生就在農村的田間地頭做過多少次。但現在是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別緊張和擔心。我看到過有的護士在給毛主席打針時，手都直發抖，一連几次就是打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總是跟護士談點別的事情，以消除她們的緊張情緒。等到手朮准備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沒有馬上做。毛主席對做手朮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從未做過手朮，一旦這次手朮不成功，那還不如不做的好，雖然眼睛看不見東西，但別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還想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丟下這個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讓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劇的分支）演員蔡瑤詵唱的岳飛《滿江紅》的錄音。──“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陳詞慷慨激昂，曲調摧人奮進。毛主席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踩著昆曲的節拍走上手朮台的。醫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圍打了一針麻醉藥。這個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針扎過后麻醉藥不管用，主席說他眼睛還有感覺。于是又打了第二針麻醉藥，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就關掉了錄放機。手朮時間不長，前后十五分鐘，實際動手朮時間只有八分鐘。手朮過后，周總理、鄧小平、汪東興、王洪文他們怕影響剛做完手朮的主席，沒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臨走時，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的手朮做得很成功，讓我轉告毛主席。我這樣做了，并特意告訴毛主席說總理也是剛從醫院里來的。主席聽后就說：“謝謝他。”手朮后，毛主席的情緒很穩定。一個星期后，醫生給毛主席眼睛上的繃帶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終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們的名字。這時，毛主席激動得流了淚，因為他一年多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了。醫生做手朮時，只做了白內障長成熟的左眼，也沒有切除白內障，而只是把白內障壓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問為什么不切除？唐醫生說，切除的手朮比較復雜，尤其對高齡老人不適宜，而把它壓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証七、八年的視力。毛主席左眼的視力剛恢復時，醫生說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鐘的書。一開始，毛主席還能做到這一點，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因此，他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讀書、看報、批閱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鍛煉身體，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時，他就沒法鍛煉了。只在累了的時候，把頭來回扭一扭，活動一下脖頸。兩臂舒展一下，練習“左右開弓”。他有心臟病、支氣管炎、腿浮腫，等等。支氣管炎主要與吸煙有關，后來在晚年大家動員他把煙戒了。他看書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個很高的枕頭上。毛主席從來不喜歡戴眼鏡，他看書總是用一個放大鏡看。長時間手里拿著放大鏡是很累人的，后來我們給他換了一個輕一點的放大鏡。但手朮后我們為他准備了三副眼鏡。考慮到他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會兒左躺，一會兒右側，手朮后，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就給他做了特殊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左腿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右腿的眼鏡，還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發上看書時用的平常的眼鏡。我們就不停地給主席換眼鏡。當他左躺時，就給他戴沒有左腿的眼鏡，右側時就給他戴沒有右腿的眼鏡。老年人本來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這樣長期從事高強度腦力勞動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經常在服過安眠藥后仍長時間地不能入睡。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對于他老人家來說，睡眠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毛主席雖然身體不好，但他不隱瞞，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坦然。在接待外賓時，他坦率地給他們講自己身體不太好。由于翻譯聽不清主席的話，我每次都參加主席與外賓的談話。我和翻譯坐在沙發的背后。毛主席在談話中，總是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瀟灑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來時，主席對他們說，自己的身體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說，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說，外表是騙人的，不要為假象所迷惑，我剛剛才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其斯坦總理布托，這是他最后一次會見外賓。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們都談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歡和毛主席談。在主席與布托會談期間，我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淨淨的。因為主席身體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談了三十分鐘就告辭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當時中央根據醫療小組的診斷，第一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主席的健康狀況，但保密等級仍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狀況方面，要是早點，比如說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公開告訴人民，也許人民對主席逝世就不會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嘛要嚴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這是自然規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這個問題，研究黨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這次心肌梗塞在醫生的幫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復過來了。雖然說這次恢復了，醫生說人要闖三關。已闖兩關了，下一關主席能闖過去嗎？主席恢復過來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樹賦》找來給他看。他很喜歡詩賦。《枯樹賦》寫得很好，也很長。講的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使人在內心中油然產生出一種悲涼的感覺。毛主席看過后，對守在床邊的我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來。可見，他老人家頭腦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時，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聽到一聲震響，我匆忙地爬了起來，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擺動得很厲害，我感覺走起路來都很費力，東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這時，看到汪東興他們也費力地向主席那里走。來到主席那間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動聲色地平靜地躺在床上。偉人真不愧為偉人，遇到重大事情從不慌張，而是泰然處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時，他是這樣﹔這次地震時他依然是這樣。主席問汪東興出了什么事，汪東興說，還不清楚，可能是發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匯報。當時，我們擔心屋頂上會有什么東西摔下來打著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個人牽起一張床單，懸空擋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種緩沖和掩護的作用。在當時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也只有采取這樣極其簡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東興報告主席說，唐山發生了地震。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見，中央政治局決定讓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說，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決定，我就搬過去吧。但等地震過后，我還要搬回來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間房子里。由于主席心臟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給主席找來了一副擔架。事先還由衛士們演練了一下，盡量做到讓主席安安穩穩地躺在擔架上。這樣，在戰爭年代就坐過擔架長征的毛主席，建國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擔架。在地震期間，毛主席很關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區人民的情況，詢問損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樣，反映了領袖與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彌留之際，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他嘴角在動著，想要什么東西，但護士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護士們就把我叫了去，主席發音太輕，很微弱，我也沒聽懂。這時，主席在他背后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個手指頭。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就問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況，他點了點頭。我就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從未中斷過看書讀報，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蘇醒過來后，還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文件。9月9日凌晨0點10分，他老人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告別了他的祖國，永別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詳，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就像永遠地睡著了一樣。沒給他做新衣服，還是那件洗干淨了的穿過的中山裝。

　　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六年，發現他老人家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錢。他不是沒錢，僅《毛選》的稿費他就有百萬存款，就在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里，必須有他的親筆信，才能取到錢。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給了國家和人民。他經常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如果有誰伸手向他要錢，他就不愿再見到這個人了。他看不起愛錢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裝的口袋里裝有兩件東西，一樣是香煙，但總是只裝半包香煙，不裝整包香煙﹔另一樣是一塊手帕。他身無分文，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也沒什么可撈。因此，不存在犯經濟錯誤的問題。主席不愛錢的品格，對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從來不為錢而活著。

　　主席晚年頭腦很清醒，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醫生每次給他量血壓，他都能算出高壓和低壓之間的差距，他還知道上次血壓和這次血壓之間的變化。他的女兒李敏（賀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間一直在他的身邊。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邊坐下來，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當時的年齡。在他彌留之際，當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來看他時，他能一一叫出他們的名字，并與他們一一握了手。在與葉劍英握手時，他似乎有很多話要說，但他說不出來，他把葉劍英的手握住了好長時間。因此，說他老人家晚年頭腦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們都呼喊“萬歲”、“萬壽無疆”，但他討厭這些。他認為有些人這樣喊，是“屁話”，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后人們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老人家曾多次對我說過，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墳上去看他。后來我知道，他對其他身邊工作人員也說過同樣的話。這么多年來，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遺愿。

　　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親眼看到的毛澤東。我們不應該為政治所左右來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實告訴人民。我作為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的見証人，有責任把真實的毛澤東告訴人民，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今天，當我在這里與老師和同學們一起紀念毛澤東百年誕辰時說出了我內心的話時，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靈應該是會感到安慰的！

　　注：張玉鳳，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工作，1970－1976年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1974－1976年任毛澤東的機要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