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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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著名旅美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的一首七绝，是其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而写的两首诗之一。时为1999年7月31日。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转引自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77页）
    
     胡适的话可信吗？我们不妨按照他所倡导的做法，“小心地求证”一下。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这点无疑不会有多少争议。用李慎之先生的话，就是“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同上，72页）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便是其“要求个性解放”的代表作，尽管他“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不像“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同上，71页）
    
     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方面，从他与左联的关系亦可见一斑。出于对国民党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的痛恨，鲁迅同意列名左联的发起人。但许多问题上他保持了个人的独立见解。例如，夏衍回忆参加筹组左联的情况说：
    
     “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据我记忆，一共十二个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村、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和我。十二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我记得我参加党召集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参加的人共有十一个，即筹备小组的十个党员和潘汉年。这次会，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3-44页）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停止文艺界‘内战’”，主要是指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论战”。而“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也是告诫这些党员作家，消除与鲁迅以及胡风、茅盾、巴金等人的隔阂。
    
     夏衍的回忆还提到：
    
     潘汉年说，中央负责同志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会都参加。潘要我们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经常向鲁迅报告。据我的回忆，鲁迅参加。。前期筹备会，大概只有一、二次，至于郑伯奇，则参加过多次，他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我们没有什么距离。
    
     夏衍还谈到，筹备小组把“左联”纲领草稿和发起人名单拟好后，他和冯乃超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对于纲领，鲁迅当场表示同意；对名单提出增加郁达夫。（同上，44-45页）
    
    可是在1930年3月2日举行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话时实际上批评了该纲领。冯乃超听出来了，他思想上倒没有太大的抵触，事实上，鲁迅除跟冯雪峰特别投契外，和“左联”其他领导人始终不合拍。所以，1936年所谓“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可谓其来由自。
    
    至于说“鲁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连毛也承认，“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国民党的高压固然不能改变他的信念；中共的某些人如周扬“拉大旗作虎皮”，他也从不买账。
    
    因此，50年代中期，“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
    
    对此，李慎之先生的解读是：“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同上）
    
    所以，胡适所言“鲁迅是我们的人”，符合鲁迅的基本品格。或者换句话说，虽然毛把鲁迅封为圣人，捧到吓人的高度，“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同上），但那只是利用鲁迅罢了。证据之一是，鲁迅的知己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冯雪峰，弟子如胡风、黄源、萧军，在大陆死者被鞭尸，生者遭厄运。
    
    毛对鲁迅的真正看法，在57年反右高潮中曾直言不讳。当时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吟片刻答称：“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318-319页）
    
    这段对话过去长期不为人知，是近几年透露的。在此之前，李慎之先生就曾写道：“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乔、胡的说法，正好和罗稷南以及当时在旁听到对话的黄宗英的回忆相印证。
    
    （08-3-22）/博讯

 

黨史揭祕：“魯迅茅盾致紅軍信”的真相 2008/09/10

事實的真相是，魯迅和茅盾這兩位“作者”對這封“意義重大”的聯名信，根本毫不知情。而根據行文習慣分析，這封信的作者其實恰在被祝賀的紅軍中間。 　　“魯迅茅盾致紅軍信”（以下簡稱“魯茅聯名信”）的歷史真相怎樣？是黨史研究和魯迅研究的重要課題，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一、最初扑朔迷離的說法 　　共和國建立之初，最早談到這封信的是馮雪峰同志。他在1951年發表的《黨給魯迅以力量》一文中說:“當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轉轉折折地送去過一個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祝勝利的電報。”他在1952年出版的《回憶魯迅》中還說:“我在一九三六年四月間從陝北瓦窯堡，通過封鎖線輾轉到上海﹔記得到達上海是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賀長征勝利的電報，也正在我動身的前几天才轉到瓦窯堡的。” 　　在1956年《文藝報》第19期上，樊宇先生的一篇短文介紹，在1947年7月太行版《新華日報》連載的《大事記》中說:“一九三六、二、二十:紅軍東渡黃河抗日討逆。這一行動得到全國廣大群眾的擁護，魯迅先生曾寫信慶賀紅軍，說‘ 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 　　馮雪峰和《大事記》的說法雖然都很簡要，卻多處互相矛盾:1、到底是電報還是信？2、收信人是紅軍還是毛主席朱總司令？3、內容是慶賀長征勝利還是慶賀紅軍東渡黃河勝利？4、是魯迅茅盾共同打電報還是魯迅一個人寫信？這些問題使得馮雪峰和《大事記》的說法扑朔迷離，但“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這句話，卻像經典似地傳播開來。 　　二、終于見到“廬山真面目” 　　人們希望能發現此電報或信的原件，但經長期戰爭年代，此愿恐很難實現。人們就又期待能發現它的最初發表件。不少研究者為此作出了艱辛的努力。 　　1995年末，西北大學閻愈新教授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油印機關報《斗爭》上，發現了《中國文化界領袖XXXX來信》（以下簡稱《來信》），使大家終于見到魯迅茅盾聯名信的“廬山真面目”。1996年《魯迅研究月刊》7月號，以及《新文學史料》等報刊，先后重新刊出《來信》和閻教授發現經過的說明，轟動一時。《來信》全文如下: 　　中國文化界領袖XXXX來信 　　讀了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國共產黨《告全國民眾各黨派及一切軍隊宣言》、中國紅軍為抗日救國的快郵代電，我們鄭重宣言: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號召，我們認為只有實現中共、中蘇的抗日救國大計，中華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紅軍在山西的勝利已經証明了賣國軍下的士兵是擁護中共、中蘇此項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漢口、廣州的民眾，在軍閥鐵蹄下再接再厲發動反日反法西斯的偉大運動，証明全國的民眾又是如何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的救國大計！ 　　英勇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 　　全國同胞和全國軍隊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 　　中華蘇維埃政府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XX XX 一九三六、三、廿九 　　與這封《來信》在《斗爭》同時發表的，還有:《全國XXX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來信》、《全國民族武裝XXX來信》、《上海XX抗日救國聯盟來信》、《滿洲三千萬同胞的代表來信》。這些信似乎都是從上海來的。 　　三、不可能由魯迅執筆或過目 　　此信的發現給大家帶來了驚喜。但驚喜之余，客觀地冷靜地琢磨，發現此信不可能由魯迅執筆: 　　1、從這封信的文風、文體、風格、用詞習慣看，它不可能出諸魯迅手筆。把“中國蘇維埃政府”簡稱“中蘇”，會出現在魯迅筆下，簡直不可思議！信尾呼上几句“萬歲”，魯迅決無這種文體習慣。 　　2、當時，魯迅已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系。在他周圍還有一個中共中央特科的吳奚如，但吳奚如也與中央失去了聯系。中共江蘇省委被破壞后，還沒有重新建立。魯迅從哪里能看到信中所說的這么多黨的文件？ 　　不少人油然想到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在法租界的信箱，能免受國民黨特務的檢查，可收到法國寄來的中共在巴黎辦的《救國報》。中共中央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就曾刊載在《救國報》上。據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他“大約在十月下旬”，在史沫特萊那里的一張1935年10月1日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才讀到《八一宣言》，沒有讀到其他文件。 　　而且，據夏衍說:史沫特萊是實行“內外有別”的，她那里即使有某些黨內文件，也不給平時關系密切的茅盾看，因茅盾那時停止了黨的組織生活。魯迅也是黨外的，她當然也不會向魯迅供應黨內文件。何況，那時她自己也得不到中共的文件。 　　信中所舉的文件，筆者在厚厚16開兩大冊的《六大以來》（黨內祕密文件）、中央黨校編的三大冊的《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978年重新整理版，以及四卷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中，都只能找到《八一宣言》，而無其他文件。魯迅在白色恐怖下，在沒有任何黨組織聯系的情況下，怎能讀到周揚、夏衍都讀不到的文件？特別是那個“中國紅軍為抗日救國的快郵代電”是指的什么文件，筆者請教了几位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教授，都說不知道。魯迅倒知道，而且還“讀了”，這可能嗎？從信中提到的三個文件，也可証明此信不可能是魯迅執筆的。 　　3、魯迅雖然天天看報，但也不過一二份報，怎么可能像信中所寫那樣了解各地民眾運動的情況和紅軍動向？魯、茅都是文化人，怎么信中一字不涉及全國文化界的動向，特別是上海文化界的動向？這也使人疑慮:此信怎么會出自魯迅之手？ 　　那么，會不會是別人代筆、魯迅過目呢？也不可能。筆者以為根本不應考慮“別人代筆 ”的設想:第一、1936年3月，魯迅沒有臥床生病，茅盾沒有離滬去外地，何以要請別人代筆？第二、這是極機密的事，在白色恐怖下，走漏消息會遭殺身之禍，因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為什么魯、茅不寫要找人代筆？第三、萬一出于某種需要（如時間緊急），必須別人代筆，魯迅過目，魯迅一定也會要茅盾過目，至少事后也得把內容告訴茅盾，而且他們又是經常見面的，但茅盾堅持說從無這樣的事。 四、茅盾談到此事堅持兩條底線 　　茅盾是這封信的兩位署名者之一。那么他是怎樣談這封信的呢？ 　　茅盾在《我和魯迅的接觸》（1976年《魯迅研究資料》第一輯）中說:“關于毛主席率領紅軍長征的勝利，國民黨是封鎖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魯迅那里談別的事，臨告別時，魯迅說史沫特萊昨來告知，紅軍長征勝利，并建議拍一個電報到陝北祝賀。我當時說這很好，卻因為還有約會，只問電報如何發出。魯迅說，我交給史沫特萊，讓她去辦就是了﹔又說電文只要短短几句話。當時我實未見電文原稿，因為魯迅還沒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沒有再問過魯迅，也沒有問過史沫特萊。不知史沫特萊如何把這個電報拍出去的，現在相傳是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的，這只是猜想而已。” 　　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過的道路（中）》中說:“一九三六年春節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魯迅家中。告辭時，魯迅送我下樓。走到樓梯中央，魯迅忽然站住對我說:‘史沫特萊告訴我，紅軍長征已抵達陝北，她建議我們給中共中央拍一份賀電，祝賀勝利。’我也停住腳步道:‘好呀！’魯迅繼續往下走，又說:‘電文不用長，簡短的几句就行了。’我點著頭，轉念又問道:‘可是電報怎樣發出去呢？’魯迅說:‘交由史沫特萊，她總有辦法發出去的。’這時我們已走到樓下，見廚房里有人，就沒有繼續談。我因為還要到別人家去‘拜年’，就告辭了。后來因為別的事，見到魯迅也沒有再問起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馮雪峰從陝北到了上海，才告訴我:‘你們那份電報，黨中央已經收到了，在我離開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萊一定是把電報寄往巴黎，再轉莫斯科，才發電報到陝北的，所以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 　　茅盾在一些文章、書信、談話中，也涉及到這封信，內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兩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認有過此事，但情節大都根據馮雪峰所言和《大事記》所載編成，而和已發現的這封信的情況出入很大: 　　1、馮雪峰說是電報，茅盾也一直說是電報，現在明擺著是一封信﹔2、馮雪峰說是“慶賀長征勝利”，茅盾就借魯迅之口說是“慶賀長征勝利”，而此信卻明明寫的是“紅軍在山西的勝利”﹔3、《大事記》中所記祝詞只一句話，這句話傳之久遠，茅盾就借魯迅之口說“電文不用長，簡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卻是一封不長不短的信﹔4、因為馮雪峰說過“是史沫特萊搞的”，茅盾就說成是史沫特萊策划和拍發電報﹔由于馮雪峰說電報是“轉轉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電報“是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的”，但還趕緊加上一句“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記》中把魯迅祝賀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項下，不少人誤記把日期理解為祝賀電報發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魯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節后的某一天”，現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節了，怎么還“拜年”呢？ 　　從以上几點看來，茅盾的這兩段回憶文不是出諸他原始的記憶，而是參照馮雪峰和《大事記》的說法虛構的。那么，茅盾為什么要這么做呢？這不外乎兩個原因:第一、要是魯迅、史沫特萊確曾發過這么一個電報，只是忘記告訴他了吧，他怎么能毫無根據地就否認此事呢？第二、新中國成立后，他是這封信的唯一存世的當事人，為了顧全大局，他也不能對此事“一問三不知 ”。他認為順著權威的馮雪峰的說法和權威的《大事記》的記載去說，總不會錯的，也就這么說了。 　　然而，在盛傳魯迅、茅盾打電報或寫信祝賀紅軍長征勝利的情況下，每當他談起此事時，他都堅持兩條底線:一、電報是魯迅起草的。他把這份光榮，這份功勞，歸之于魯迅，決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沒有過目，“我實在未見過電文原稿”，也從未有人告訴過他電報的內容。直到他晚年寫回憶錄的時候，他仍堅持這兩條底線。 　　五、許廣平的說法是重要旁証 　　許廣平說過:魯迅從事的涉及機密的事，她注意紀律，從不過問。但實際上，她是魯迅的助手和伴侶，魯迅所參與的每一件機密大事，她都知情，如會見成仿吾、會見陳賡等等。只有魯、茅聯名信的事，她卻全然不知。在《魯迅回憶錄》中，她這樣寫及此事:“正當日寇步步深入，國民黨反動派節節敗退，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候，幸虧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以后立即興師抗日討敵，因此使魯迅如釋重負，以無限感激的心情，與朋友一起向延安的黨中央拍去電報表示祝賀，說‘在你們的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希望’。”打電報祝賀紅軍勝利是一件大事，許廣平竟只寫了這么簡單的几句。而這簡單的几句，還是參考馮雪峰的說法和《大事記》的口徑寫成的。除了把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錯寫成“延安”和那句“電文”的文字略有變動外，可說沒有她自己的東西，是人云亦云。如果真有史沫特萊的策划，如果真有魯、茅的“樓梯中央”商討，如果真有什么“別人代寫魯迅過目”，她總會有所見有所聞而能提供一些線索吧？如果策划、商討、過目都在外面進行，魯迅回家總要和她談起吧？像和蘇區來的成仿吾在咖啡店相見，不就一回家即告訴許廣平了嗎？然而從許廣平所寫的關于聯名信的這段文字看，她真的全然不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沒進過魯迅家門，根本沒碰到魯迅身上。 　　六、馮雪峰還有補充回憶 　　在看到《斗爭》上發表的《中國文化界領袖XXXX來信》的全文后，可以肯定地說，馮雪峰和《大事記》編者都沒有見到過《來信》，他們都是根據傳聞而寫而編的，所以才會相互矛盾，以致扑朔迷離。而曾經被經典似地傳播了大半個世紀的那句“ 電文”，現在也已查明，是《斗爭》上同期發表的另一封信中的句子，是被張冠李戴而來的。 　　馮雪峰對人說過:黨中央派他到上海來，和“魯茅聯名信”有關。馮雪峰還在文章中寫道，張聞天對他說:“派你先去上海，就因為同魯迅等熟悉。”他到上海后，先在魯迅家里“住了二個多星期”，以后住在以周建人名義租來的房子里，仍經常和魯迅見面。按照常情，馮雪峰必然會問到“聯名信”的來龍去脈:誰組織此事的？誰執筆的？是電報還是信？是怎么發往陝北的？但我估計魯迅完全不知此事，因而所有細節無可奉告。馮雪峰同樣無法從茅盾那里了解到關于此信的任何細節。我為什么這樣估計呢？因為，如果能從魯、茅那里了解到關于此信的一些細節，馮雪峰在日后寫《黨給魯迅以力量》、《回憶魯迅》時，就不會只有“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送過一個慶祝長征勝利的電報”這樣簡單的一句話了。而這句話是根據他在陝北時聽到的傳聞寫的。在這樣的情況下，馮雪峰不免設想:此信很可能是史沫特萊搞的。當時史沫特萊在上海，但馮雪峰無法去詢問她這件事。她是直屬第三國際的黨員，并非中共黨員，馮雪峰雖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特派員，也不能去詢問她所做的事。這不但是地下工作的紀律，也是黨的紀律。直到“文革”中，他才說出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想法:“紅軍長征勝利，史沫特萊搞了個東西”，“由史帶到華北，再交給交通送去的。電報是信的形式”。 　　從馮雪峰在“文革”中的補充回憶可見，對于“魯茅聯名信”，他除了在陝北聽到一點傳聞外，知之不詳。這從側面也反映了魯迅茅盾并沒有起草或過目此信，而且事先也并不知情。而馮的設想，也僅是設想而已。 　　七、史沫特萊不知此事 　　史沫特萊后來寫了長篇回憶錄《中國的戰歌》及其他單篇回憶文，寫到了和魯迅的相見與交往，寫到了魯迅參加的民權保障同盟的一場又一場很具體的斗爭，寫到了1936年在魯迅家里見到了馮雪峰并作了長談。她寫道:“一九三六年春季的一個夜晚，我在我的朋友魯迅家里遇見一個以紅軍代表身份剛從西北來到上海的作家。他完成了富有史詩色彩的長征，經歷了那次由整整一支大軍跋涉一萬二千英里平原、河流、山嶺的艱苦旅程。有几個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們坐在一起，記錄他的談話，盡管是平鋪直敘的事實羅列，卻充滿了一幅幅難以置信的艱苦卓絕、堅韌不拔的生動畫面。”但史沫特萊就是沒有寫到“魯迅茅盾聯名信”。在這部譯成漢字達37萬余字的回憶錄中，記錄了很多事件的年月日，寫下了不少數據，引用了不少文件和記載。可以想見，她這部回憶錄不是拍腦袋寫出來的，而是事前准備了很多史料的。她在回憶錄中沒有寫到“魯茅聯名信”，就是她沒有參與此事，也沒有人告訴過她此事，決不是她“忘記”了，更不會是她“謙虛”才不寫的。 八、何人發起組織寫五封信 　　前面已經說過，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爭》上，與“魯茅聯名信”同時發表的，還有其他四封信。這五封信所署日期表明，它們寫于1936年3月24日至29日五天內。有的專家估計:“這可能是黨的地下組織提供中央文件給他們的。”當時中共江蘇省委、上海市委的組織被破壞了，黨的基層組織黨團、黨支部、黨小組還在，但是沒有上一級的“地下組織”會“提供中央文件給他們”。這五封信所反映的黨的文件和各地民眾擁護中共抗日主張的信息，是從哪里得到的呢？這是一個找不到答案的疑問。 　　還有一個問題:是誰發動、組織、領導寫五封信這件事的？也找不到答案。即使是黨員自發組織起來從事這項工作，要和五個方面聯系，要集中在五天內寫好這些信，要收集起來再找人送出去，這得花相當的人力﹔如果把五個方面的群眾組織的工作人員、執筆寫信的人員算在內，那人數就更多了。這件事離新中國成立不過十四五年，參與的人應該絕大部分都還健在。這是一件在黨內軍內有影響的事，是一件光榮的事，是一件值得紀念魯迅的事，怎么會沒有一個當事人或知情人出來談談這件事的實情呢？這能不使人疑慮:這五封信是否是在上海產生的呢？ 　　九、是誰把信送到陝北 　　寫于3月24日至29日之間的五封信，都發表在4月17日瓦窯堡油印報《斗爭》上。除去信寫好后找人送出、信收到后交編輯部編輯、刻鋼板油印的時間，有人提出疑問:地下交通能在十天內從上海到陝北黨中央所在地嗎？有位黨史研究專家說:“通過董健吾──劉鼎（或東北軍方面的關系）這條線路帶給黨中央”，“有十天時間也就足夠了”。他還舉了兩個例子:1936年3月初，“董健吾受宋慶齡委托，同張子華一起到瓦窯堡傳遞國民黨方面欲與共產黨方面談判的信件”，很順利地完成任務。但筆者認為這例子實在太特殊了。有國民黨的臨時委任狀，國民黨方面又必然事先關照沿途軍警放行，這哪里還是“地下交通”，簡直是堂而皇之的“專使送信”了。又一例子是:斯諾與馬德海要進陝北蘇區，董健吾把他們帶到西安，但因等不到劉鼎（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斯、馬只好折回。這例子倒反而說明“地下交通”之難。上海的五封信是哪個組織或個人搞的都還不清楚，他們能找到董健吾嗎？董健吾就為這五封信跑一次陝北嗎？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本主要根據董健吾回憶寫成的《紅色牧師董健吾》，筆者沒有能夠購藏，但從《名人傳奇》1993年第4期上讀到了后來成為該書主要內容的不少片斷，其中也談到宋慶齡委托送信的事和斯諾、馬德海的事，還談到了為張學良送信給黨中央的事，還談到了送毛岸青、毛岸英出國輾轉到了莫斯科的事，但就是沒有送五封信或送“魯茅聯名信”的事。會不會還有別的“地下交通”呢？也毫無線索。 　　筆者很希望能從“遞送”這一方面，找到一點“魯茅聯名信”確是在上海產生的蛛絲馬跡，但還是落了空。 　　十、此信到底由誰起草 　　從各方面都無法找到此信產生于上海的絲毫根據后，筆者改變了思路:是否可以考慮此信不是在上海產生，而是在遠離上海的地方，例如就在瓦窯堡，由紅軍中一位革命同志起草的呢？當筆者這么想時，腦子豁然開朗，原先關于此信的種種疑慮，都一下子冰釋了。 　　其實，此信全文，已勾勒了起草者的特點:1、他在日常生活中已習慣把“中國蘇維埃政府”簡稱為“中蘇”﹔生活在上海的革命同志不可能有這種簡稱的習慣。2、他熟悉黨的各種文件，由于接觸多了，就對種種文件有種不規范的簡便的代號或說法，如“快郵代電”之類﹔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同志，文件都看不到，哪里會有日常不規范的簡便叫法呢？3、他熟悉各地在中共領導下的民眾運動和紅軍動向，這也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同志所無法比擬的。4、他習慣于在文章或書信之末喊几句“中國紅軍萬歲”一類的口號。這文末喊口號的習慣，可能有地域性關系，上海的革命界很少有這樣的習慣。如宋慶齡《為新中國而奮斗》一書中收有長短不一的聲明、宣言、談話、呼吁、書信、演說、評論，沒有一篇文末是喊口號的。又如魯迅署名發表的宣言、聲明、函電、祝詞、演說、抗議書，也不大見文末有一連串口號的。而在蘇區，例如《六大以來》中，很有些宣傳、通信、通告、決議、個人署名文章，文末是口號。5、他在此信中所用詞匯，細細品味，也和當年上海革命者的用語不同，具有蘇區、紅軍中用語的特點。根據這些特點，斷定起草此信的革命同志在瓦窯堡的紅軍中，是有道理的，是可信的。 　　此信既然是在瓦窯堡起草的，也就不存在魯迅茅盾過目的問題。此信是在魯、茅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在瓦窯堡的《斗爭》報上發表的。1936年逝世的魯迅，固然生前未能看到發表此信的油印報﹔1981年3月逝世的茅盾，生前也從未見過、也從未有人告訴過他這張報紙。 　　十一、信產生的影響 　　此信發表后，在黨內和紅軍內，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1936年5月8日延川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下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認為紅軍東征動員了全國，“魯迅茅盾等都公開擁護”，說明中共的新方針新政策人民群眾是接受的。又如，在1936年5月20日，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12人聯名，給正在長征途中的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領導人的長電中，特地提到“紅軍的東征引起華北、華中群眾的狂熱贊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和蘇維埃中央的主張” 等等。這些歷史信息說明:1、當時革命形勢很需要《魯茅聯名信》﹔2、此信發表后，在黨內和軍內發生了重要影響，起了積極的作用﹔3、魯迅茅盾在黨內軍內威望很高，他倆的信足可証明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 　　必須說明的是，此信雖然并非魯迅茅盾起草或過目，事先也無法征得魯、茅的意見，但它是合乎魯、茅的思想感情的，是合乎魯、茅的革命精神的。紅軍東渡黃河東征民族敵人，歷史已經証明，是我黨成功的偉大戰略轉移，魯茅當然是持擁護、贊頌的態度的。 　　毫無疑問，在黨內、國內與民族敵人錯綜復雜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戰爭的年代里，起草此信的同志，是做了一件好事，是有功于革命的。 　　作者：倪墨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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