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午報　　

毛澤民1939年至1940年間，曾在蘇聯學習、治病8個月，同時，他還肩負著怎樣鮮為人知的特殊使命?毛澤民烈士的外孫曹耘山從俄羅斯已經解密的當年共產國際的檔案中，尋找到一些有關毛澤民的珍貴史料，其中還有一份由毛澤民代毛澤東填寫的長達4頁的《個人履歷表》。這個履歷表里究竟說了些什么?

為什么要毛澤民代填

毛澤東的個人履歷

按理說，這份由共產國際印制的、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個人履歷表》，應由來共產國際工作或學習的同志本人填寫。毛澤東本人沒有來蘇聯，又并非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一級組織，而是由他的同胞弟弟毛澤民代其填寫。乍看起來，似乎不大合常理。

在這份洋洋31項的《個人履歷表》里，除了填表人本人的自然情況外，還要詳細填寫受教育程度、政治態度、參加革命的簡歷，以及家庭和社會關系等等。

在結尾處，毛澤民還寫了一段附識:

因國際需要澤東同志一份較確之履歷，認我是其親生兄弟，了解較詳，命其代填。但是，雖然自認較確，然而總是代填，不盡不確的地方，在所難免。如其妻江清（青）同志，就不知其歷史，只有等待他自己來補充或更正。

當年，共產國際迫切希望更多、更准確地了解毛澤東。1938年8月，中共臨時代表王稼祥准備啟程回國。季米特洛夫約請他和中共代表任弼時在克里姆林宮談話，季米特洛夫鄭重地說:“應該告訴全黨，必須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

共產國際渴望更深入地了解毛澤東，而他的親兄弟毛澤民的到來，無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毛澤民是1921年入黨的老黨員，長期與毛澤東風雨同舟并肩戰斗。共產國際干部部也希望毛澤民能夠提供更多的有關中國黨的真實情況。

1939年6月初，毛澤民抵達莫斯科不久，便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他先后寫了《關于新疆情形的報告》、《關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領導黨和紅軍的錯誤問題》等近10萬字的重要報告，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監委會審查李德問題的會議。毛澤民高度的政治水准和求真務實的作風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于是，便發生了毛澤民代毛澤東填寫《個人履歷表》的事情。

能干的毛澤民與父親一起讓家庭走上富裕之路

過去，人們從埃德加﹒斯諾采訪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一書中得知，毛澤東的家庭成分是“富農”。然而，毛澤東的家庭是何時走向富裕？怎樣一步一步地走向富裕？又是靠誰走向富裕的？卻難以探究。當存放在俄羅斯政治歷史檔案館中的毛澤東《個人履歷表》和毛澤民的《個人簡歷》被找到后，這些問題便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履歷表》第28項“父親”一欄中，毛澤民清晰地填寫著:

毛順生。生于1866年（應為1870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韶山南岸村。卅歲以前，專為耕種，卅歲后，耕種兼農村販賣商業。按中國蘇維埃階級分析，最后三年是富農。原有祖田十五畝，半棟房屋，兩塊柴山，但負債很多，經勤苦努力，于1915年買叔父田七畝，但仍負債，1915～1918年商業順利，得走上富裕的中農，1928年被（國民黨）沒收。1919年去世。

在毛澤民本人的《個人簡歷》中也有同樣的記載:

父親務農兼經鄉村販賣商，是一個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剝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貧農、中農到富農，但達到富農地位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從這些檔案材料不難看出:毛家祖上是貧農﹔在1900年以前，即毛順生30歲以前，完全靠種田來養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種田外，還兼做販賣糧食之類的買賣，家庭條件雖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負債﹔只是在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業順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變得殷實起來。

應該說，毛順生是個聰明、勤勞，潛在“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新型農民。然而，他的“發跡”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大環境。

1887年，17歲的毛順生開始當家理事。他在接過祖上分得的田產和屋產時，也接過了家庭債務和生活重擔。毛順生的父親毛恩普是個老實厚道的種田人，一生勞碌，不僅未能發家致富，反倒欠下不少債務，不得不把祖上分得的一些田產典給別人，家里只剩下六七畝田。毛順生起早貪黑拼命地苦干，家境不但沒有改善，欠賬反倒越來越多。為了躲債，他不得不狠下心來，外出參加了湘軍。

一年多的軍旅生涯，毛順生雖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職，卻因闖蕩世界，開闊了眼界。

與勤勞厚道的祖輩不同的是，毛順生念過几年私塾，善于經營家務。他將自己家剩余的稻谷，以及買進鄉親們的稻谷，碾成米，挑到銀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賣，既賺了加工費，又賺了地域差價。開始，毛順生販運谷米是小批量的，后來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貸款幫助，便成批地購進稻谷，加工銷售。此外，他還做起販豬和販賣耕牛的生意。

隨著手中的資金逐漸增多，毛順生開始尋找新的賺錢方法。他先在銀田寺的“長慶和”米店入了股，又與“祥順和”、“彭厚錫堂”等店鋪建立了商務往來。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還印制了取號“毛義順堂”的紙票作周轉，同時也使用湘鄉大平坳一家大商號“濟春堂”的紙票。

在此期間，1893年12月26日，毛順生的大兒子毛澤東降生了，接著，1896年4月3日，他的二兒子毛澤民也來到人世。孩子們開始懂事時，正是毛順生從耕作轉向販商的過程。在毛順生看來，只有勞動才能致富。他雇了一個長工，還讓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們都到田里去干活兒。

當孩子們剛剛學會几個字，毛順生就讓他們給家里記賬，學習打算盤。他像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孩子們閑著。他又是個很吝嗇的人，給孩子們吃最粗劣的飯食，甚至不給一文零花錢。這無形中培養了孩子們吃苦耐勞的好品格。

1910年，毛澤東要去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東山高等小學堂是戊戌維新前最早興辦的新式學堂之一，在湘鄉、湘潭、瀏陽三縣頗有名氣。在這里讀書的几乎全是富家子弟。后來成為共和國大將的陳賡和譚政也曾在這里就讀。陳賡是將門之后。他的祖父陳益懷曾為湘軍將領。譚政則生于湖南湘鄉縣楠竹山村一個紳商家庭。這使家境“長期是貧農階級”的毛順生，無力同時供養兩個兒子讀書。

東山學堂是毛澤東走出鄉關，走向社會的起點。14歲的毛澤民從此挑起了種田持家的重擔。一個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壯勞力。他和父親一起下地種田，還經常挑著100多斤的擔子走好遠的路去送米。他不僅農活兒做得好，喂牛、養魚、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澤民和湘鄉縣團田區劉家灣與他同歲女子王淑蘭完婚。17歲的他，便從父親手中接過種田理家的重擔。父親外出經商，種田持家就全靠這對小夫妻，只有農忙時才請雇工幫忙。父親自私刻薄，毛澤民寬懷大度。每當家里要請月工，只要毛澤民一招呼，誰都愿意來幫工，一是他給幫工吃得好，不僅有肉，還能吃到他家魚塘里的新鮮魚﹔二是他會當天付工錢，從來不拖欠。毛澤民還從父親那里學會了精打細算的生財之道。他除了自己養豬、養牛，還買來小豬、小牛讓別家喂養。豬、牛養大以后，再由他拿去賣，付給別家“毛義順堂”的紙票。別家拿著他家的紙票，可以在附近的商號換些糧油、食鹽或日用品。

眼見著澤民從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樣辛苦勞作，母親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與鄰居家奶奶聊家常時，就心疼地說:“潤之、潤菊都不在家，潤蓮一個人，要種田，要喂魚，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兒都是他一個人干，他從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親在外面做買賣，就不了解這些事情。”

1915至1918年，由于商業順利，毛順生不僅贖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產，又買進叔父家7畝水田，家里的田產增加到22畝。他手中的資本也逐漸滾到兩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令人羨慕的小財東了。當年分家時，上屋場只有5間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裕錢，毛順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條件。他將老屋的茅草屋頂換上青瓦，又先后為兒子們建造了居室，還擴出農具室、碓屋、牛欄、柴房等，一共13間半房屋。

應該說，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澤民與父親毛順生共同勞作和經營的結果。


母親文素勤的名字將第一次寫進韶山毛澤東紀念館

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份《履歷表》第28項母親一欄里，毛澤民清清楚楚地填寫著他們母親的名字──文素勤。

母親:文素勤。生于1863年（應為1867年──作者注）的湖南省，湘潭縣四都太坪垇。是中農之家的子女，出嫁后，娘家即變為貧農，本人是極勤勞的鄉村勞動婦女。1919年8月去逝。

人們不由得產生疑問:在以往的黨史資料和文學作品中，人們只看到毛澤東的母親叫“文七妹”。在《毛澤東自傳》中，斯諾注釋了毛澤東本人的口述:母親“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即“文七妹”的諧音）。從來沒有人提及“文素勤”這個名字。

為了對“文素勤”這個名字一探究竟，2007年春天，我和傳記作家周燕女士一起到韶山采風時，專門拜訪了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的劉勝生研究員。

時年68歲的劉勝生是湘鄉文氏家族的研究專家。當得知我從莫斯科找回一些珍貴的檔案資料，毛澤民稱母親的名字叫“文素勤”時，劉勝生不假思索地認同道:“如果這個名字是毛澤民自己填寫的，應該沒有錯，應該是准確的，應該相信他。”

我真沒想到，像劉勝生這樣一位長期潛心研究毛澤東外家歷史的儒雅學者，竟一連說了三個“應該”，這樣痛快地認可了“文素勤”這個名字。

我連忙打開筆記本電腦，將毛澤民親筆填寫的《履歷表》展現在他的眼前。毛澤民真真切切的手跡一下子吸引住劉勝生，他從頭到尾仔細地瀏覽著，還習慣地念出聲來:

“毛順生……湖南省湘潭縣西二區韶山南岸村……”

“文素勤……湖南省湘潭縣四都太平■……”

“對的，對的，這兩個地址都是對的！”劉勝生解釋說:“現在，許多地名都變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湘鄉縣唐家坨，當年就是湘潭縣四都太平■。這兩個地址，毛澤民填的一點都沒有錯。”

當我們向他探討“文素勤”的名字時，劉勝生贊許道:“‘素勤’這個名字很好，體現了文家的家風，也體現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我們又向劉勝生請教說:“為什么毛澤東不知道自己母親的名字，而毛澤民則如此鄭重地填寫在共產國際印制的履歷表上呢？”

劉勝生詭祕地笑了。他說:“毛澤東沒有說，但不一定不知道。因為提起‘文七妹’，大家都知道，在家鄉都是這樣稱呼的。在舊社會，女人不出門，不外出做事，也不做生意，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沒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

提起毛澤東的外家，就不能不說到他的曾外祖母賀氏。她比毛澤東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長3歲。德明公去世時，賀氏只有30歲，留下芝蘭、芝儀（毛澤東的外祖父）、芝祥三個幼小的兒子和一個女兒。她雖素不知書，卻治家有道，教子有方。

毛澤東的外祖父文芝儀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歿于光緒十四年（1888年），毛澤東未能親聆他的教誨。但毛澤東一出生便打上了“三芝堂”的印記，先是取名“詠芝”，后改為“潤之”。

毛澤東在8歲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家人丁興旺，孫兒眾多，十分熱鬧。外婆又對毛澤東倍加疼愛。這種溫馨寬松的環境在毛澤東幼小的心靈中萌生了真、善、美的種子。毛澤東與兩位舅父關系頗為密切。七舅文正興曾充房長，監修房譜。他既是毛澤東的舅父，又是毛澤東的干爹。八舅文正瑩在家開設蒙館。年幼的毛澤東時常跟隨旁聽，由此認識了不少字。八舅文正瑩是毛澤東真正的啟蒙老師。

文家都是些知書達理之人，見毛澤東從幼年就悟性非凡，無不希望他多讀書，早成材。所以，當毛澤東想去湘鄉東山學校求學時，兩位舅舅都表示贊成。而父親毛順生卻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當學徒。于是，兩位舅舅親自到韶山沖說服毛順生，從而促成了毛澤東走出鄉關的宏愿。

毛澤民也繼承了文家的家風，繼承了母親的美德，一生清正廉潔。自從參加革命，毛澤民一直為黨開創經濟和金融工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他擔任國家銀行行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他又是國民經濟部部長。他白手起家，為共產黨開創家業，使黨和紅軍在最艱難的時期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毛澤民常年經手成千上萬的資金，而他守著錢袋子，從不亂花一分錢，更不為個人謀利益。

毛澤東曾給同學鄒蘊真寫信說:世界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于第三種人。母親對他的影響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而毛澤民和毛澤覃兄弟為了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披肝瀝膽，奮勇獻身，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說來也巧，我們這次韶山之行正逢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擴建。這些從莫斯科找回的歷史檔案也為重新布展增添了珍貴的內容。毛澤東母親文素勤的名字將第一次鄭重地出現在紀念館的展板上。

上海第一案“四人幫”骨干分子受審細節披露 2008/09/16

新民晚報　 　　1982年的“上海第一案”──市一中院民四庭庭長王犁披露徐景賢王秀珍案細節 　　1982年夏天，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骨干分子原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的“上海第一案”公開審判，一時間成為人們奔走相告、街談巷議的大事。 　　如今是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長的王犁，當時擔任該案書記員，他依然記得此案的几乎每個細節，依然珍藏著當年記錄案件審理過程的工作筆記。 　　當之無愧“上海第一案” 　　“建國以來，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審刑事案件，僅有1982年夏天那次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骨干分子原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案。時至今天，上海也沒有出現其它由高院審理的一審案件。而且，十年動亂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群眾對懲處反革命集團呼聲高漲，將此案稱為‘上海第一案’當之無愧。”王犁表示，自己作為(82)滬高刑字第1號徐景賢案件的書記員，有幸見証了這一段歷史。 　　1979年8月20日，王犁被組織上選派參加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骨干分子審判的准備工作，1980年11月，他被確定擔任徐景賢案的書記員。因“四人幫”在上海的三駕馬車“馬、徐、王”中的馬天水患反應性精神病，公安機關決定中止審理，因此，徐景賢實際上已成了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骨干分子中的第一被告。 　　徐景賢從1966年12月受張春橋指使直接策划、親自參與奪取上海市黨政領導權開始，到1976年10月和王秀珍在上海策動武裝叛亂。而且他喜歡到處批一批，到處圈一圈，整整十年，上海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與徐景賢有關。 　　正如該案判決書最終確認：“他們的犯罪活動長達十年之久，使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危害，使上海的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項事業遭到嚴重破壞，給全市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禍延全國。” 　　知名人士參與審判 　　正是因為他們行為禍國殃民、影響巨大，審判“四人幫”江青反革命集團上海骨干分子，必須慎之又慎。1982年6月，上海高院黨組決定，由原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張增祥擔任審判長，高院法官李海慶、李志輝任審判員，會同市委選派的4位知名社會人士，即時任市教育局副局長的翁曙冠、上海京劇院三團團長的馬科、上海曙光醫院院長李家耿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員張友端組成7人的刑事審判庭，知名人士中包括民主黨派人士，也包括劍橋博士，是社會各階層人民的代表，集中體現出“上海第一案”人民審判的特征。 　　6月26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徐景賢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推翻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案”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6月29日上午9時30分，我和同事前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將起訴書副本送達給徐景賢。徐當即寫了‘要求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委托律師在審理我的案件的過程中進行辯護，我愿意如實交代自己的案件’的書面委托書。” 　　7月1日，市律師協會指定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李樹棠、庄胤森律師為徐景賢的辯護人。 　　5次開庭上百份証據 　　1982年7月13日下午2時30分，在被改成審判法庭的本市虹橋路1665號上海警備區招待所大禮堂內，隨著審判長張增祥一聲“傳被告人徐景賢到庭”，開庭審理徐景賢案件拉開序幕！ 　　由于檢察機關指控徐景賢涉及的犯罪時間長、罪行多、范圍廣，法庭又分別于7月15日上午，7月16日下午，7月17日下午和7月20日上午連續開了4次庭。其中前4次開庭主要進行法庭調查，最后一次開庭則展開法庭辯論和最后陳述。 　　在事實調查階段中，法庭共宣讀了証人証言65份，出示了書証43份、物証10份，并傳喚了張家龍、盛龍濤、沈刻丁3名証人到庭作証。 　　為了准確無誤地將整個庭審過程記錄下來，整個庭審過程全部進行了錄音。“當時還沒有先進的計算機技朮，無法像在庭審后馬上打印出庭審記錄交由當事人過目簽字。于是，在庭后，我根據徐景賢在法庭上的供述夜以繼日地整理庭審筆錄，反復核對，一字不差，確保在下一次開庭前把前一次開庭的記錄交徐景賢閱讀，由其確認無誤后簽字。” 　　在最后陳述階段，徐景賢發表了近半個小時的發言，對自己10年來，為了巴結攀附“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行徑十分后悔。 　　同年8月21日上午9時，法庭對徐景賢案件進行公開宣判。判決書確認，徐景賢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5項罪名。鑑于徐景賢在整個庭審過程中能認罪，為體現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特在判決書中認定“徐景賢尚能坦白交代策動武裝叛亂罪行和在庭審中尚能認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一審宣判后，在法庭旁的一間房間內，我把判決書交徐景賢當場簽收，徐表示：‘我完全認罪服法，不要求上訴。’”王犁回憶。 　　記者手記： 　　上海第一案，不僅因起審判的人物、事件之重要在人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在對王犁的采訪過程中，記者感受到，在當時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歷史時期，這起“第一案”的審理在十年浩劫后，對百廢待興的中國司法制度起到了重要的標杆作用。 　　在文革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整人抓人何需有法？一些造反分子的瘋狂行為可謂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文革結束后，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秩序正是國家社會恢復正常秩序的基本前提。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我國刑事訴訟法，確立了刑事審判的基本原則和程序。在“上海第一案”中，嚴格遵從了刑法的規定，不但要保証實體公正，也要實現程序公正。 　　在此案審理中，即使是罪大惡極的犯罪嫌疑人，也充分保証其回避權、辯護權、上訴權，在審理過程中嚴格按照舉証、認証、質証的程序，并公開宣讀所有定罪証據等，體現出司法的公開、公正、透明，對后來的司法實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記者 宋寧華

 

1955年中共高層工資曝光 2008/09/14

據《星火燎原》刊載的文章介紹：中國在1955年實行軍銜制的同時，在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行政級從1級到24級，月工資從590元到45元不等，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按照第一次擬定的行政級別工資方案，中共高層官員的收入相對是比較高的: 　　一級軍委主席600毛澤東（大元帥） 　　二級副主席550元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 　　三級元帥500陳云、鄧小平和元帥 　　四級大將450元粟裕、徐海東、陳賡等大將 　　五級上將400大軍區、省、部級正職 　　毛澤東在看后說:“你們讓我當大元帥，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一級干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你們都是二級、三級，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太不夠朋友！我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恩格斯，把二級讓給列寧、斯大林，我和你們一樣，都是三級干部。” 　　周恩來和他的助手們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大體如下: 　　從元帥到准尉，從國家元首到辦事員共划分為24個級別，工資從45元到594元不等，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區類別不同（全國划分為4－11類），同級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錢”的原則，軍隊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評級、評銜涉及個人利益，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戰功大，但職務、軍銜較低的人，也對特定的人給予“低職、低銜、高行政級”待遇，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行政級評為五級，相當于上將和正省級。 　　中國在1960年之后連續遭遇了三年自然災難，國內經濟蕭條，民眾生活困難，出現了飢荒。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削減行政級別三級以下的工資:三級降12%，四級降10%，五級降8%，六級降6%，七級降4%，八級降2%，九至十七級降1%。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