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7事變後7月下旬，日軍從華北撤僑的列車經過通州時被當地軍閥部隊（應該是一支土匪部隊，先被日軍收編為偽軍，後來又出奇不意“反正”抗日，襲擊日本的後勤部隊）攻擊死傷嚴重，上百日軍士兵被殺後肢解，女人被先奸後殺。後被日軍中國駐屯軍的部隊營救出少數幾人。
日本將此消息返回國內，全國“群情激憤”，一致要求“增兵華北，懲罰暴支”在幾本日本人寫的替南京大屠殺翻案的書中，對此事進行報復也是他們進行屠殺的“原因”之一。
通州事件是什麼時候？7月29日，這時候日本早已調兵完畢，北平都要淪陷了，看過時間會倒轉的，冀東保安隊雖是偽軍，出身土匪還真的不多。我看過日本人在戰時寫的關于通州事件的資料，認為責任應當由空軍（陸航）來負，因為引起通州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空軍轟炸了保安隊（日人稱為誤炸），當時通州約有日軍300人（絕非什麼後勤部隊），連同日僑、浪人等約六七百人，一小部突圍成功（也不是什麼駐屯軍救出來的），被殺者約五百人，至于“對此事進行報復也是他們進行屠殺的‘原因’之”雲雲更是胡說八道，日軍人向來是“南京大屠殺之虛構”就我以前看到的英國人的資料，據說在通州事件中被殺的日本人沒有一個是全尸的。
在北京文史資料上查到的︰
通州偽保安隊起義
1937年7月27日，日軍向駐通州附近的中國部隊二十九軍發動突然襲擊。埋伏在通州舊城南門外的偽軍保安隊沒有執行日軍的部署，按兵不動。殘忍的日軍轟炸了保安隊的駐地，激怒了本不甘心事敵，早有起義準備的保安隊，在張慶余等領導下，于 1937年7月29日發動起義。他們搗毀了日偽機關，逮捕了殷汝耕(起義部隊轉移時殷逃跑)等一批，處死了500多個日本顧問、官兵和日韓浪人。下午，起義部隊在指揮部駐地北關呂祖祠集結，向京西轉移。這次起義不僅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也宣告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徹底垮台。
日本人被殺得很慘，士兵被殺後肢解，日本僑民婦女被先奸後殺，有的被肢解。
l937年7月7日，侵華日軍悍然向宛平縣城發動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奮起抵抗，于是爆發了全國抗日民族戰爭。7月27日凌晨三時許，侵華日軍和通縣日軍守備隊突然向駐守在通縣新城南門外（今通州糧食加工廠址）29軍143師的一個營發動進攻，這個營的官兵奮力反擊，殺傷日軍百人，然而，埋伏在舊城南門及東總屯擔任截擊任務的偽政府保安隊，並沒有截擊突圍轉移的29軍部隊，只是對空鳴槍，打炮，佯裝阻擊撤退的29軍，同時在雙方激戰中也沒有給日軍任何支援。狡猾的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對保安隊產生了懷疑。
27日上午9時左右，日軍實施報復行動，派飛機12架狂轟爛炸舊城南門外保安隊營地，致使保安隊10余人傷亡。保安隊廣大官兵憤憤不平，難咽這口屈辱氣，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張慶余立即把第二總隊隊長張硯田及教導總隊沈維干找來密談︰“城南的戰斗和日機轟炸教導總隊營地，已經激起保安隊官兵的義憤，我們怎麼辦”張慶余首先征求二人的意見。沈維干說︰“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依我看，現在就可以動手。”張硯田有些顧慮︰“我們的行動已經暴露了，日本人已有了準備，動手以後再同29軍接應不上，全軍就要覆沒。”沈維干對形勢又進行了分析︰“現在官兵的抗日義憤實難抑制，與其抑制，不如順水推舟就此起義。”張慶余說︰“先觀察一下日本人的動態再定，你們看怎樣“28日下午，張慶余在“自強社”門口遇上了細木繁。細木繁質問道︰“張隊長你怎麼槁的，為什麼沒有把29軍截住？”張慶余覺得一個堂堂的中國人被日本人如此訓斥，是奇恥大辱，他再也忍不住內心的憤怒，說︰“我保安隊是維持治安的，不是打仗的，我管不著！”“我撤了你！”“我是中國人任命的，你細木繁算個什麼東西廠兩個人互不相讓，同時拔出手槍，怒目對視，直到有人上來阻攔勸解，兩人才不歡而散。
事後張慶余，張硯田。沈維干秘密集合，認為事己至此，不能坐以待斃，應該盡快采取行動。于是，決定28日夜12時舉行保安隊武裝起義。起義指揮機關設在縣城北關，規定以午夜進攻日軍兵營的槍聲為起義信號，兵分三路同時行動。午夜，起義的信號槍聲大作。起義部隊迅速佔領了長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機關。殷汝耕听到槍聲，連忙呼喚衛隊長，衛隊長早已被起義部隊架到了指揮部。殷汝耕听無人應聲，便藏身櫃頂。起義部隊官兵迅速撲進殷汝耕的臥室。但見被單。衣服散落在地，不見人。廁所、壁廚、立櫃都搜盡，還是找不到人。從廂房搜出一個僕役，逼迫他交待殷汝耕的去處，僕役不情願地指向櫃頂︰“長官您出來吧！”此時，殷汝耕嚇得屁滾尿流，渾身篩起糠來，哪里還能動彈？幾個保安隊士兵上去就粑殷汝耕拽了下來。隨後，將他押解到北關呂祖詞指揮部監禁起來。
主攻日本守備隊和特務機關的一路起義官兵，以裝備精良。200多人的敢死隊為前導，乘敵不備解決了敵崗哨，然後摸迸了日本特務機關和守備隊住所。細木繁听到動靜，率隊沖了出來。他持短槍高聲喊道︰“你們速回本隊，勿隨好人搗亂，否則皇軍一到，你們休想活命！”起義官兵哪听他的嚎叫，一勾槍板機將他擊斃在地。
激戰進行6小時，直打得東方的太陽火樣紅，共殲滅日軍官兵500余人。第一總隊日本顧問渡邊少佐，教育廳顧問竹騰茂。憲兵隊長何田。通縣顧問申茂及冀東銀行行長等均得到了與細木繁同樣的下場。同時，搗毀日偽組織各機關，燒毀了日軍守備隊火藥庫。當夜，駐順義保安隊甦連章團根據張慶余指令，舉行起義，殲滅日軍200余人，于29日上午10時開進通縣，與通州起義隊伍匯合。時近中午，日軍派飛機 20余架輪番對通州城轟炸，起義部隊傷亡甚重。張慶余得知形勢危急，當機立斷，命令部隊分成兩路向平西方向轉移與29軍匯合。當起義部隊行至北平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時，突然遭到日軍截擊，押解漢好殷汝耕的士兵被日軍沖散，殷汝耕乘機脫逃，被日軍劫走。隨後，有裝甲車20余輛掩護日軍截擊起義部隊，保安隊教導總隊長沈維干、區隊長張會明困帶隊突圍相繼陣亡。危難中張慶余下令化整為零，分頭突圍，經門頭溝奔保定集合。
“當行至中途，竟被孫殿英部（國民黨軍）截擊繳械……待余剩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時，仍請求向孫殿英索還武器，仍要開赴前線，力國殺敵。”
8月10日，因通州保安隊起義，殷汝耕被迫“引咎辭職”，經他一手策劃成立的賣國政府也被迫遷往唐山。注︰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陽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1927年即代表蔣介石與日本官方往來勾結。1931年後參加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及《塘沽協定》，1935年12月 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政務長官，墮為徹底民族敗類，1947年12月1日因漢好罪被處決于南京。
張慶余（1895---1963），字賀軒，河北滄縣申家莊人，1916年畢業于北京陸軍模範團步兵科。厲任直隸軍連、營、團、旅長等職，1933年任冀東特種警察隊第一總隊隊長。1935年11月改任偽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1937年 7月率部起義，轉保定、洛陽、西安，于1938年隱居四川金堂縣什坊鎮。後被委任為國民黨軍委會中將參議。1946年夏，退役與家人定居天津，直到病逝。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惹毛了，一橫心，下狠，下心計，團結，組織嚴密，部署得當，出擊果斷，敵人就是強大，也讓它吃不了兜著走，也會怕你，軟的欺，硬的怕，古今中外通例，一支保安部隊尚如此……有何懼哉
色情、貪腐與殺戮：
揭開洪秀全曆史真面目（圖）
洪秀全像
央視國際: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絕望中自殺。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國荃攻陷，太平軍根本失敗。太平軍爲何失敗？我們隻須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現給讀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其父洪鏡揚，是官祿及鄰近諸村的保正，家裏“薄有田産”，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在當地是好的。洪仁坤有兩個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讀書求功名的，在家裏有受寵而優越的地位。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爲童生。此後連續4次，一共經曆17年，未能進學，也就是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一次“做館”當私塾師，教小孩識字和文化基礎知識，這是當時相當多老童生所從事的不固定職業。一般說來，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隻是身份不同。此外，當時有3個廣西人說他“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爲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赀”。如果是事實，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與馮雲山“出遊天下”之後所爲。經常賭博，雖不光彩，但算不了什麽大問題。組織他人爲商戶護送煙土、洋貨，以獲得“抽頭”，作爲活動經費，也并非絕無可能。當洪仁坤成了氣候，自己及極少數同夥決不會說起這些不光榮的經曆，拜上帝會和太平軍中就不會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辭》沒有說洪秀全造反前幹過些什麽，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隻當塾師，隻是不願說罷了。所以，這3個廣西人提供的材料，後來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這個一向自視極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擊很大。回到家裏，随即大病一場，“死去七日”（一說兩日）還魂後，“俱講天話”。對這次生病，尤其是“魂遊高天”，人們照他自己和馮雲山、洪仁所說的，做了許多文章。我認爲，有幾點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極其複雜的煎熬中掙紮，三是強烈刺激造成的輕度精神病變，四是清醒夾雜狂想、夢幻的心理活動，五是考慮如何利用迷信造反。這樣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後，性格自然會有明顯變化，但并沒有成爲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藥而，生活也毋需别人呵護。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一起落榜的書友（一說又是表弟）馮雲山出于對考試的極端不滿，又從星相術角度看出洪仁坤“多異相”、“有王者風”，極力鼓動他爲首造反。馮的勸說，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夢幻，于是斷了科舉仕進的念頭。洪仁坤決心造反之後，就說什麽上帝封他爲“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全，時或稱洪秀全”。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爲洪秀全。這改名是很費一番心思的，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進不了學———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爲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實現“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還能夠“手握乾坤殺伐權”，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當然不止是造反、報複，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的了”。這些早期直言不諱的言志，說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爲教主的拜上帝會的創立，其主要思想理論來源是梁阿發編寫的通俗布道書《勸世良言》。它并沒有全面、系統地介紹基督教教義，而又不時援引中國傳統觀點來印證《聖經》。不過，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學知識，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贖，獨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等，卻被洪秀全及馮雲山借用而且不斷發酵。從後來天王府前的不倫不類的世界地圖，可見洪秀全此時對西方、世界仍然幾乎一無所知。他“向西方尋找（的）真理”，就是《勸世良言》中的若幹神學知識。以此爲基礎，不斷按他的需要揚棄和注入一些内容，來創立以他爲教主的拜上帝會。從制造迷信開始，進而逐步加緊控制信從者，接着就發動造反，奪取政權，建立地上的“天國”。從這一過程看來，洪秀全所創造的拜上帝會類似于一個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揚救世主下凡，統治全國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頭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過，大多沒有或沒來得及以奪取政權、統治全國全世界作爲直接内容來宣傳。洪秀全則十分明确地将這一點作爲核心内容。他宣稱，“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歸我了，世間萬寶皆歸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萬國獨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論與造反做官論相結合。爲什麽要救世主呢？因爲世界末日到了。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論調。1850年5月，他将末日論具體化，說他得到上帝啓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災降世，凡信仰堅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信的人則“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到1851年永安突圍時，則進一步大開支票、封官許願，凡踴躍作戰的，“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将軍、侍衛，至少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師化，要求軍民無保留地信從。洪秀全從宣傳什麽上帝賜他寶劍、印绶這一套開始，繼而在玉玺上自稱 “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紅日，要求跟從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楊秀清、蕭朝貴從他的迷信宣傳得到啓發，先後創造了十足巫師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兩人死後，洪秀全沒了制約，更随心所欲大講特講“天話”，甚至說“有天不有人”。還經常将他傳達“天意”的歪詩，寫在鵝黃緞上，張旗放炮挂出來。此類行徑，是不斷自我造神，以加強對太平軍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對參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過迷信宣傳對會徒進行精神控制之外，還有一整套條規、措施，進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會者“賤售家産”，将“田産房屋變賣，易爲現款，交給公庫”，賣不掉的舊房屋則放火燒掉。于是，一人參加就要全家參加，互爲人質，沒有退路，都成爲過河卒子。不久之後，每占領一地，就以鳴鑼集中“講道理”的辦法，将活着而又沒有逃跑的百姓，不論願不願意，悉數收編爲太平軍，也就是實行徹底的裹脅。收編之後，凡是财産沒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銀子五兩以上的，“即是邪心，即爲妖魔，其罪極大”；超過21日背不出天條，兩次無故不聽“講道理”的，都是嚴重違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無條件服從，不願做馴服工具的，發牢騷說怪話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裏開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違反天條、命令的，叫做“變妖”，對以上種種罪名的處治，都是斬首。其它許多天條、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檢點、指揮以上官轎不跪道旁，聚會喧嚣，私議軍事，聚集飲酒，剪發剃胡刮面……都是“斬首不留”。對于“反叛通妖”的，更是處以“點天燈”、“五馬分屍”極刑。全面而嚴厲的控制，使人成爲沒有家庭财物，沒有思想感情，沒有人身自由，更沒有人的尊嚴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婦女作爲個人的性工具。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領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進南京後，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爲他獻上美女6 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13道城門口爲洪秀全選美女。甚至幹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到太平軍敗亡時，天王有妻妾88人（一說108人）。宮中有橫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幹什麽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幹脆一概編号；而且寫了幾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詩》叫她們背誦，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縱欲的性工具。從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對婦女的占有發展到極緻。
《天朝田畝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原來那些主要爲鼓動造反，宣傳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條規不夠用了，于是頒布了由洪秀全撰寫或主持寫成的《天朝田畝制度》。20世紀贊美它的專家，總是在“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這26個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稱之爲“偉大的反封建綱領”。其實呢，且不說它根本沒有實行，單從這個文件全文來看，那26個字不過是些門面話。實際内容綜合起來，就是要将占領區農村改造成兵、農、教合一的社會。以洪氏的歪理來統一思想，以太平軍的小頭目做領導，讓農民成爲戰時打仗、平時勞動的工具。農民除了連口糧都不夠的“接新谷”外，其它收獲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讓 “功勳等臣，世食天祿”。這是對底層百姓勞動成果的剝奪。
同時，太平軍明确規定“舊時一切歪例盡除”，破除一切社會風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須在軍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這一套的灌輸，徹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鞏固洪氏的寶塔式統治和剝奪。
這裏，還要談談被專家作爲金字招牌的《資政新篇》。這是洪仁1859年所作。他爲“聊托恩蔭，以終天年”，來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級火箭似的升爲幹王、軍師、搖身而成第二把手。這引起太平軍中有功将領的強烈不滿，有的故意“具禀請教用兵之法”，将他一軍。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裝聾作啞。洪秀全也亟盼他趕緊露一手，以平物議，以服諸将。于是，他寫了這篇一萬多字的奏章。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紹外國情況，特别贊揚英、美，對法、德、俄、日等國有所描述；并借鑒外國，提出關于經濟、政治、社會的建議28條。雖然，《資政新篇》在介紹外國情況這一點上，遠不如林則徐請人翻譯編輯的《四洲志》全面準确，亦遠不如魏源在此書基礎上編成的《海國圖志》豐富充實，時間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從明确提出建議這個角度看，仍應給予較高評價。
然而，正如前面所說，這并不是洪秀全主動“向西方尋找真理”的産物，而是出于壓服諸将領的現實需要。從書中羅列一些外國人名字，稱“與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說明這一點。洪秀全看過後批準刻印，直接原因是爲洪仁樹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還有一個深層原因是，奏章開頭及貫串全文的“權歸于一”、“強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權，以及防止各地将領叛亂的辦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盡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幾處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僅僅将這個“以廣聖聞”的奏章批準印發給将官做參閱資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級将領都對《資政新篇》不屑一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以這個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爲參閱資料的《資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們不能因《資政新篇》具有進步内容，就給洪秀全獻上動聽的贊歌。
上帝的代言人，卻毫無仁愛信義
洪秀全爲人暴虐。他還未當天王時，就經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進了南京後，他在所作的《天父詩》中，反反複複地說，惹他發火就是死罪，他發火就要殺人，衆人要一齊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連天”。洪秀全對妻妾、宮女尚且如此，對他所敵視所不滿的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從決心造反開始，作詩言志，訂條規下诏書，動不動就是殺、誅、斬首不留、一同皆斬、該誅該滅、放膽殺妖，可以說是念念不忘，殺聲連天。由于他不斷号召、明确規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戰鬥場合，随便殺人也如同割草。隻須看太平軍打進南京是怎樣清除“妖人”的，便可見洪秀全殘忍之一斑。清朝官員、滿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醫生、店員、藝人，皆被視爲妖人，擄掠屠殺不在話下。“凡擄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爲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或不勝刑掠自承爲妖殺，或競捶楚以死。”對于滿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殺光。不少漢族大小官員、紳士、讀書人，逃不掉又不願死在太平軍手裏的，全家便一同自殺。洪秀全就在這種血腥恐怖中，在太平軍的跪迎之下，無限風光地進入“天京”。
洪秀全對于太平軍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軟。平時違反天條、禁令的太平軍将士，大多數被殺掉。1856年他與楊秀清内讧，不但将楊全家殺盡，還與韋昌輝唱雙簧，将楊的部下兩萬多人統統殺掉。接着又讓韋昌輝殺了石達開所有家屬。随後，懾于石達開靖難大軍，又殺了韋昌輝和秦日綱、陳承。而這個韋昌輝，一向被他稱爲“愛兄心誠”，又是奉旨從江西趕回南京殺楊秀清的。秦日綱和陳承一向是他親信，幫助韋昌輝殺楊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許，帶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達開的兩員幹将。由此可見洪秀全隻講自己的現實需要而毫無仁愛信義。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後，更是任人唯親。首先是他哥哥洪仁發、洪仁達，分别封爲安王、福王，讓兩個老哥掌權，壓制、監視石達開。之後洪秀全迫于滿朝反對，不得已取消兩個昏庸兄長的王爵，還是對他們言聽計從，後來又再改封爲信王、勇王，一直幹預朝政。此兩人都極其自私、貪婪、愚蠢、橫蠻，專出歪主意，卻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時，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達執掌。前面說過的洪仁，是洪秀全堂弟。因爲本家人可靠，又不像兩個老哥那樣粗鄙，就立馬三級飛升。洪仁雖然隻會紙上談兵，而且戰敗犯罪，還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無功勞和戰敗犯罪，換個官做，後又封恤王。親侄族侄十餘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蕭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歡，洪臨死前不久，封他爲前台發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鍾萬信、黃棟梁、黃文勝，同樣受寵信，個個封王。這些皇親國戚，廣義上的“洪氏諸王”，都不會打仗，不會辦事，幾乎個個貪暴兇橫，胡作非爲。在南京城裏，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軍中也廣被厭惡、鄙視，卻又都無可奈何。
皇親國戚之外，最重要的親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營和天王府事務，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選美，深得洪歡心。内讧後被任命爲正掌率、中軍主将，總理朝綱。可是蒙得恩既不會指揮作戰，又無駕馭全局能力，隻會迎合洪氏兄弟，壓制後起将領，弄得“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當洪秀全讓洪仁取代蒙得恩爲第二把手後，仍對他恩寵很深，封爲贊王，退居爲第三把手，讓他過極度奢侈糜爛的生活；并且愛屋及烏，在他死後，讓他兒子蒙時雍襲爵爲幼贊王，與另一人協助洪仁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無章，言而無信，随心所欲，恣意妄爲。前面所說的任人唯親，其實就是立政無章的一個方面。又如，逼走石達開之後，他宣稱“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軍政長官。但他隻是善講“天話”、大話，沒有軍事、行政能力，也不願多爲實際事務費心費時，所以到1859年就變卦了。再如， 1861年2月，他徑自宣布改“國号”爲“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受到諸将領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賢的抵制。但危害最嚴重的，是封号紊亂，甩賣王爵。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軍本來也有一定規矩。但1856年以後，就開始混亂，直至成爲一潭污泥。本來，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變成義、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滿朝之内，皆義皆安”，福、燕、豫、侯都沒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隻過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爲幹王。爲了消除諸将領的不滿，就給陳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領封王。沒過多久，他出于削弱諸主要将領尤其是李秀成兵權的考慮，又想趁機大撈一把财寶，讓他哥哥代爲接受犯了罪而懼怕李秀成懲處的陳坤書賄賂，封陳爲護王。他自以爲一箭雙雕，是極好的買賣。此門一開，許多人紛紛仿效。同時，爲消除有功而不行賄的老兄弟怨恨，給他們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給某人，不久竟再封給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賣，幹脆取消區别，一律稱列王。再後，削價賤賣，封了不少人爲，就是小王的合寫。據昭王黃文英說，共封了2700多個王，以至占領區不多的城鎮，有王爵的人“多如過江之鲫”。2700多個，是否包括，已難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賣王爵，使想晉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賄，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進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敗。同時，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買賬而難以互相指揮、協調；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産生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惡性腐敗，諸王隻圖享樂而沒有鬥志，各立山頭，近似散沙；下層軍民則不堪搜括之苦，不勝負擔之重，腹诽山積。所以，洪秀全自以甩賣王爵爲得計，其實是造成毒的全面擴散。
洪秀全要“安樂坐天朝”，窮奢極欲。這裏隻簡單說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兩江總督府基礎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燒毀。他不顧清軍大兵圍困天京，不顧北伐太平軍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凍，1854年初擴大重建。周圍十餘裏，比現存北京的明、清故宮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築也華麗得多。他在後林苑，讓宮女拉着車遊覽，他照例作歪詩一首：“拉車對面向路行，有阻回頭看兜平。苑内遊行真快活，百鳥作樂和車聲。”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馬桶、夜壺都用黃金制成，以至聖庫曾經黃金告急。他在宮中享樂，很少有時間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裏隻因“天父下凡”出宮一次。當時南京城裏盛傳，宮中金銀财寶“如山如海”，所以曾國荃部下打進南京後，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搶奪。因怕清廷追究，搶後幹脆放火燒了，結果連洪秀全屍首也無法尋找。當然，湘軍縱火焚燒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諒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來掃蕩中華傳統文化
洪秀全敵視中華傳統文化，除了極少數他所需要的，其餘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掃蕩。寺廟、書院、古迹、文物，或者燒掉毀掉，或者改作兵營、倉庫、屠場。尤其是洪秀全傾全城之力營造天王府的過程，幾乎将六朝以來的古建築拆光，如舉世聞名的南京大報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宮被拆毀得隻剩一座破城門。這不過是其中兩項特别重大者，其它毀壞的文物古迹，不勝枚舉。對于圖書，“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揚州文彙閣和鎮江文宗閣珍藏的《四庫全書》，都被太平軍燒掉了。楊秀清不贊成這種瘋狂行爲，用“天父下凡”的辦法，說“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洪秀全沒辦法違抗，便成立由他親自抓的删書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敗亡，隻删成出版很少幾部。對于活的文化載體———非太平軍的讀書人，前已說過，均視爲“妖人”，殺之唯恐不盡。即使早先參加太平軍的極少數讀過書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氣候下和權力鬥争中，多受歧視、淩辱、打擊，除一兩個“不知所終”———可能是逃離的，結局都很慘。
秀全掃蕩中華傳統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來取代。比如，他頒布《天命诏旨書》、《天條書》、《天父詩》、《太平天日》等等，還有不斷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發布的歪詩。又如，廢除陰曆而代之以不顧科學的“天曆”；廢除傳統節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極節”之類的欽定新節日。再如，他新造了幾十個字，新造一大批詞語，采用了大量隐語、方言，改變了不少詞語的含意，印在官書、寫在各種文件上向占領區普遍推行；光是爲避諱，就要出版《欽定敬避字樣》，将漢語言文字弄得傷痕累累，難以讀解。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來考别人的心願，但并不是爲了選拔官員，而是要爲他及幾個王———1857年以後就隻爲他祝壽，叫參加考試者寫歌功頌德的文字。凡此種種，不但引起讀書人強烈反對，而且連廣大不識字的民衆都極爲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華傳統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結果以他失敗而告終。
洪秀全爲首的太平軍造反，也造成了中華民族一次曆史性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過量死亡就多達七千萬。中國當時最富庶的地區，經濟受到極慘重的打擊。太平軍所到之處，文化受到無法彌補的破壞。同時，導緻沙皇俄國趁清朝政府與太平軍作你死我活的搏鬥，東北與華北兵力空虛，侵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又導緻英、法聯軍輕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搶掠，火燒圓明園。
通過如實認識洪秀全及太平軍，我個人認爲談論曆史與曆史人物，前提條件是，必須尊重事實，必須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會文明進步爲準則。其二，爲現實功利而寫作曆史論著，是曆史學的一大隐患。每一個寫曆史論著的人，其實同時也在寫自己的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