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戊戌變法110年 2008/09/20

傅國涌 1898年，光緒帝還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論，他確是一位有抱負的青 年君主，但他手中沒有足夠的權力，至少沒有改寫歷史、扭轉文明航 向的實權。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必敗無疑，如果參與維新變法的大臣志 士運籌好了，穩健地推動漸進的變革，逐漸化劣勢為優勢，雖說成事 在天，畢竟謀事在人。從當時的情況看，論天時，危機感籠罩之下， 為民族謀出路，得人心，許多士大夫都支持變革，至少慈禧太后一開 始并不反對變法，否則，100天都不可能。論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陳 寶箴這樣堅定的維新派，湖北的張之洞、譚繼詢也基本上支持變法， 其他地方在觀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時日，也并非不能跟上來的。論人 和，皇帝站在了變法的中心，有一部分大臣，許許多多有科舉功名的 讀書人站到了這一邊。不能說變法就注定了失敗。歷史沒有命定。現 在有人提出，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謀不臧”，康有為他 們急于求成，鹵莽急進而不是穩健漸進，導致慈禧太后老臉一怒，整 個局面翻盤。這一說法未嘗沒有一點道理。當然把失敗的主要原因歸 到他們身上也不合乎歷史事實。 康有為因身歷戊戌變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16年，“周游大地，遍 四洲，經31國行60萬里”。晚年在他所反對的民國安享富貴尊榮。他 支持張勛復辟，可惜只撈了個弼德院副院長的虛職。他在西湖邊筑 廬，娶得孫女輩的西子姑娘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書》中鼓吹的一 夫一妻從來沒有想過要身體力行，那只是給后人研究的思想罷了。我 曾說，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會發芽的。在百日維新之后，他實 際上已成了個拉倒車的。相比之下，他的學生梁啟超后來的貢獻要在 他之上。 近些年來，研究這段歷史的專家作過許多努力，越來越多有關戊戌變 法的歷史細節被挖出來了。大量可靠的史料可以証實，康有為確是維 新運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者，但并不是象他自己說的那么天花亂 墜，比如所謂衣帶詔是他偽造的，比如所謂1,300多舉人聯名“公車 上書”也與事實多有出入，當然，他起草的那份文稿還是所有上書中 最精彩、最有分量、最激動人心的。諸如此類的史實正逐漸變得清晰 起來。 一、 1888年，康有為30歲，一介書生，沒有官爵，連舉人的身分都還沒 有，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沒有給皇帝上書的資格，也沒有過問 國事的權利。他卻寫下了一生中第一份上光緒帝書，當然他的上書根 本就到不了光緒的手中，這一年光緒帝虛歲只有18，還沒有親政“一 年后大婚才親政”。 此后在1895年，康有為鍥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光緒上書，從 1888年到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的那年6月，他已經給 皇帝四次上書。這些上書無一能上達天聽“康有為本人的說法，第三 封上書皇帝看到了，而且很感動。”要是一般人肯定放棄了，堅持八 年不容易，八年中他完成了科舉的几個台階，先是成了舉人，再是甲 午戰爭那年中了進士。到1898年1月，他又連續三次上書，年輕的光 緒帝終于看到了他的變法主張，并大為感動，要見他。 從1895年到1898年之間，民族危機的壓力日甚一日，和他一樣關心民 族前途與命運的還有大量青年讀書人，包括譚嗣同、陳三立等“翩翩 濁世佳公子”，甚至一些體制內功成名就的官僚也在琢磨著怎樣才能 挽救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鼎立支持他走上這條風云之路的是他 在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弟子，才華卓越、少年中舉的梁啟超就是其中 之一。 從1895年四次上書不成以后，康有為有將近三年沒有上書。這几年， 他其實也沒有閑著，他組織了北京強學會，發展到上海等地，參加或 支持這個強學會的人有不少還是朝廷命官，比如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 式、刑部郎中沈曾植、內閣中書（后來“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等 人，還有一個當時賦閑的溫處道袁世凱。也是1895年，他令得意弟子 梁啟超辦了《萬國公報》（《中外紀聞》），每期發行三千份，隨朝 廷的邸報免費贈送給各級官員，開啟管制。1896年，他令弟子梁啟超 等人和汪康年等人合作在上海創辦了非常有影響的刊物《時務報》。 1987年，又在澳門辦了一張宣傳自己政治主張的《知新報》，以他弟 弟、后來被殺的六君子之一康廣仁是總理，主筆的都是康門弟子。理 論上、組織上、輿論上，這一切都為他在戊戌年的出場提供了前提。 二、 1897年，因為德國要強占山東半島膠州灣，各國列強紛紛提出新的要 求，英國要強租威海衛為軍港、俄國干脆派軍艦占領旅順、大連灣， 法國要強租廣州灣為軍港，還要強租九龍半島、香港附近各島嶼、大 鵬、深圳二灣，租期99年，美國也要了粵漢鐵路的路權。由此引發新 一波的民族危機。呼吁維新變法的聲浪也隨之高漲。康有為的第五次 上書1898年1月寫的，其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 國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下策是“聽任疆臣各自變 法”。 他說這三策，能做到上策，國家可以走上富強之路，能做到中策，則 還可以勉強維持，能做到下策，則國家不至于全完蛋。請皇帝選擇。 至于他自己會不會因言獲罪，已經顧不得了。這封上書中有一番很沉 痛的話： 　　“職恐自爾之后，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 　　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最后還有一句話，康有為說自己不忍心看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煤山 上吊的一幕重演。這次上書也沒能及時到達皇帝手中，但后來終于轉 達上去，那些感人的肺腑之言據說很是打動了年輕的光緒帝。 光緒提出要召見康有為，因為康只是六品，按大清慣例四品以上才能 召見，所以被王公大臣勸阻了。皇帝只好派大臣王公1月24日在總理 衙門接見康有為，又命他們轉呈康有為寫的《日本變政考》、《俄彼 得變政考》等文章或書，前一本是講日本明治維新的，后一本是講俄 國彼得大帝學習西方變革的。 康有為繼續寫他的折子，第六次上書是1月29日寫的，這個折子全名 是《應詔統籌全局折》，實際上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變法綱領，其中 最急的是三條： 　　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壇、太廟，或御乾清門，詔定國是，躬申誓 　　戒，除舊布新，與民更始。第二、一定輿論，設上書處于午門， 　　日輪派御史二人監收，許天下士民，皆得上書……則下情咸通 　　……。第三，設制度局于內廷，選天下通才十數人，入直其中， 　　王公卿士，儀皆平等……皇上每日親臨…… 第一條的意思是，宣布變法，第二條很具體了，就是在午門設立專門 的上書處，每天輪流派兩個御史去值班，允許天下讀書人、老百姓上 書言事，下情可以迅速上達。第三條制度局是制度創新，他說可以仿 造清廷早年几個皇帝設南書房、軍機處的先例，但是他設想的制度局 明顯是近代的產物，他自己有具體的構思，要在制度局下面設立12個 局，包括：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 郵政局、礦務局、游會局、陸軍局、海軍局等。 這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行政機構的規模設置，其中度支局就是財政局 的意思，游歷局是管理全國各政會、學會、教會、游學等團體的，類 似民政的部分功能。其中制度局是要害，如果設立起來，實際上就架 空了原有的軍機處和六部，這在當時是個極為大膽的建議。這個上書 到光緒帝手里，據說皇帝“非常滿意”。 三、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正式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著名的 戊戌變法由此拉開序幕。此前几天，康有為代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 靖、御史楊深秀起草的兩份折子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事實上，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包括康有為在內的許多人已付出長期的 努力，1895年准備參與他起草的那份“公車上書”的就有一千多舉人 啊，僅僅1895年5月2日這一天就有十五起呼吁變法的上書，還有那些 參加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的人們，那些辦報、著書、寫文章的， 是他們、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名的與無名的，共同推動了轟轟烈烈 的悲壯的維新運動。這其中光緒帝自身的決斷非常重要，鼎力支持變 法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貢獻也不會比康有為少。我們更不能忽略下達 這道關鍵的《定國是詔》前，光緒帝到頤和園請示過慈禧太后，得到 許可。 兩天以后，也就是6月13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上了一道有名的 折子《密保維新人才折》，保舉五個人：康有為（工部主事）、張元 濟（刑部主事）、黃遵憲（時為湖南鹽法長寶道兼署湖南按察使）、 譚嗣同（湖北巡撫譚繼詢的兒子、江蘇候補知府）、梁啟超（廣東舉 人）。 折子希望皇帝能重用他們。有人考証這個折子是康有為自己代擬的， 不過這一點并不太重要。光緒帝當天就朱批：“28日預備召見”康有 為和張元濟。這次他再也不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見了，畢竟變法已啟 動。4月28日是農歷，就是公歷6月16日，也就是要在三天后召見康、 張，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時，光緒帝下旨召黃、譚進京，安排梁在 各國總理衙門查看。6月15日，他們倆還和開缺回原籍的協辦大學 士、戶部尚書翁同龢一起吃晚飯。根據翁同龢日記，早在5月26日光 緒帝就向他索要康有為的“所進書”，翁的回答是自己與康不往來， 光緒問為何？他回答說“此人居心叵測”。問他以前為何不說，他說 最近看了《孔子改制考》才知道。 其實康有為和翁不僅認識，有交往，而且康為了取悅翁，獲得他的支 持，專門在一本書法著作《廣藝舟雙楫》中肉麻地吹捧翁同龢父子的 書法成就。翁身為清朝重臣、帝王之師，不貪財，但好名，康有為的 馬屁拍得到位，為什么他還是沒有幫助康有為，而且說了康有為的壞 話，耐人尋味。 6月16日，康有為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了光緒帝，也是唯一的一次。 為了這一天，他等待了足足十年。為了這一天，他將付出全部的后半 生，還有一個親弟弟的生命。這一場君臣際會、百年佳話終于進入了 正戲。康有為就這樣從遙遠的南海邊走來，一步步登上歷史的大舞 台。這一年康有為正好40出頭，離他第一次上書正好是十年。光緒帝 28歲，親政進入第十年，一個正想大有作為的君主。他們一拍即合。 四、 光緒帝在西苑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張元濟兩人。當事人之一張元濟 記得很清楚。光緒帝和康有為談的時間不長，也不能深談，因為隔窗 有耳，什么話都會被匯報到頤和園的慈禧太后那里去。所以，光緒帝 說話時聲音很低，語氣極為溫和，龍椅后面的窗外隱約似有人影。康 有為談的主要一點，是希望皇上能以現有之權，做可變之事，雖然不 能放開手腳大變，只要能抓住扼要的進行變革，也足以救中國了。光 緒到底說了些什么，我們今天知之甚少。我們只知道，在這次會見之 后，光緒帝面諭軍機大臣：“康有為著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品 級沒有提升。皇帝之所以未能給他高的職位，據說是榮祿、剛毅這些 大臣反對。康有為自稱皇帝准予他“專折奏事”，有台灣史學家考 証，這個說法并不可靠。 6月19日，也就是三天后，康有為上了一道折子《敬謝天恩并統籌全 局折》，我猜想這是系統回答皇帝三天前面談時的提問。這個折子強 調的還是在內廷開制度局，選天下通才，由皇帝親臨商決國家大事。 但這個提議阻力太大、難度太大。光緒親政雖已進入第十個年頭，但 名為皇帝，實際上慈禧太后對他授權有限，重要事情都得到頤和園請 示。此次變革也是得到慈禧同意才得以展開的，慈禧在准許他嘗試變 法后，先是決定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仍兼步軍統領，剛毅協 辦大學士調兵部尚書兼軍機大臣，崇禮調刑部尚書仍兼總理衙門大 臣。6月15日，帝師翁同龢開缺的同時，慈禧以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 督，掌握京師安全，下令凡是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都要具折到她那 里謝恩。所以光緒帝的權限內只能提拔四個四品的軍機章京，康有為 也只是從工部主事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實際上慈禧太后已經為這場 變革一開始就設置了許多根本性的禁區，只是康有為不知道，或知道 了也想沖一沖。 毫無疑問，康有為是那個時候最先進的中國人之一。他著書立說，講 學授徒，傳播維新變法思想﹔他組織強學會、保國會，創辦報刊﹔他 在戊戌變法前七上皇帝書，寫的也確實頗有見地，而且慷慨動人，文 采飛揚。即使今天讀來，我們也還能體會到他當年激揚的神采和滿腔 的愛國、救國之情，比他后來寫的那些保皇、衛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 多，因為其中也確乎包含了他的真情。特別是1895年當中國在甲午海 戰中慘敗于日本的消息傳來，他慷慨激昂，痛哭陳辭，連夜命筆作萬 言書，文不加點，一氣呵成，滿紙愛國熱情，是個真正的血性男兒。 但也不能因此就將他估計得太高。整個戊戌變法之所以103天就失敗 告終，與他心大急、籌划太浮躁也不無關系。當然，罪魁禍首是慈禧 太后和她代表的守舊的既得利益勢力，這一點要明確。但在回顧歷史 的時候，我們同樣要對站在歷史正確一面的人物也進行必要的反思， 看看他們身上是否也有缺點，有不足，有毛病，有失誤。 《時務報》總理是汪康年，主筆是梁啟超。汪本是康、梁變法的同 志，《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但他并不聽命于康。康為了 爭奪這家報紙，借別人之手上折子。結果，百日維新第46天光緒帝下 旨將《時務報》改為官辦，派康有為去督辦。當汪康年釜底抽薪，改 辦《昌言報》，給康有為留下一個“時務報”的空名，怒氣沖沖的康 致電兩江總督，試圖再次動用權勢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 一再借助權力來奪取一家民辦報紙，即使在當年也不得人心。 任何歷史都是由無數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種合力的結果，并非 某個人特別偉大、英明，獨自創造了歷史，那恐怕只在電影、戲劇當 中。即使在轟轟烈烈的103天里，康有為的作用也極為有限。變法進 入第37天，在許多官員的建議下，光緒帝下令把康有為書中關于“孔 子改制稱王”的字句全部刪除，同時下令印發另一位改革思想家馮桂 芬的《校邠廬抗議》一千部，張之洞的《勸學篇》也是各省督撫、學 政人手一冊。作為變法的思想家，康有為當時顯然并沒有得到什么特 別重視。作為政治家，他當時的職位只是六品的總理衙門章京，得力 弟子梁啟超只是六品，辦譯書局事務，重要的“軍機四卿”中只有林 旭、譚嗣同與他比較接近，楊銳、劉光第與他有些疏遠。他實際上還 是不得志，不能盡施抱負，所以才一次次提出開制度局，重用通達之 才，他自己當然是不二人選。 康有為最重要的開制度局的提議一直沒有得到光緒帝的積極回應，確 實是阻力太大、難度太大。康有為有點著急，等不住了。和他同一天 受到召見的張元濟回憶，他在百日維新后期，曾勸說康有為乘皇帝詔 令各省廣設學堂之機，出京南下回廣東去，韜光養晦，避開攻擊鋒 芒，專心辦學堂，搜羅才智之士，講求種種學朮。等到風氣大開，再 圖出山。等到那時變法之事也就不難迎刃而解。只爭朝夕的康有為沒 有接受。 既然皇帝無權，制度局開不成，康有為有很急，怎么辦？變法第92天 （9月12日），百日維新已進入倒計時，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來到北 京找好朋友譚嗣同，無意中成了那幕大歷史的重要見証人。他親身經 歷了康有為試圖借助在小站練兵、手里有七千新建陸軍的袁世凱實行 軍事政變的密謀，這一密謀中還包括了由畢永年帶一百人進頤和園的 關鍵細節。拉攏袁世凱，先是通過徐致靖上折子讓皇帝給袁加官進 爵，后來譚嗣同親到法華寺挑明，這些都已眾所周知。有爭議的是進 頤和園抓慈禧太后的事，因為變法失敗以后，康有為、梁啟超一直都 不承認。 五、 9月13日，經譚嗣同介紹，畢永年住到康有為他們落腳的南海會館。 不過當14日，康有為正式與他密議利用袁世凱進行兵變，畢永年覺得 沒有可行性。 15日，康有為、梁啟超和康廣仁又和他密謀兵變事。具體計划是，先 說服袁世凱以兵圍頤和園，由畢永年帶100人“奉詔”去抓慈禧太 后，然后廢掉她。雖然，梁啟超當面恭維他是當世兩大英雄之一（另 一人是湖南的唐才常，也是譚嗣同的朋友），說他“沉毅”，說唐 “深騭”。畢永年沒有答應，只是提議把唐才常叫來，電報當天發 出。17日，他和康廣仁談話，表示擔憂，康罵他書呆子、書生氣、拖 泥帶水。當天晚上聖旨下達，催促康有為出京。他感到大事不妙。北 京已在風雨飄搖之中。19日，康等都沒有露面，他從譚嗣同那里得知 袁世凱沒有承諾，當天搬出了是非中心南海會館。不到兩天，9月21 日，政變發生的那天一早，他就匆忙離開了北京。后來他參加過孫中 山的革命，削發做了和尚，1901年底，在一寺院病故，年僅32歲。在 他倉皇離京的前一天，9月20日康有為已離開北京。 康有為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曾密謀圍頤和園、抓慈禧太后，他不知道畢 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日記。這本日記在85年后被歷史學家湯志鈞從日 本挖掘出來，塵封的歷史開口說話。這本叫做《詭謀直記》的日記逐 日記載了那段驚心動魄的大歷史。 這本日記中透露，譚嗣同其實并不贊同康有為的密謀，但他毅然夜訪 法華寺，主動承擔這個重任。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明 大義的豪杰，聯袁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9月21日政變發生后，他也 完全有機會出走，但他選擇了留下。當時他和梁啟超、徐仁錄一輛騾 車到了日本使館，他與日本參贊筆談：“梁啟超君應避死，留為大 用，托君重義，使之不死”。自己則“義不應避死”，“譚瀏陽侃侃 而談，神態堅定”。譚嗣同被捕前對徐致靖說：“變法維新失敗了， 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館掩護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賊黨追捕康先生甚 急，吉凶未卜。”徐問：“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頭： “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 始。”即使在面臨生命危險時，他仍談笑自如，真正是豪杰之士。 他擔心的是康有為能否逃出。 六、 康有為南下是在天津取道海路，兩次遇險。先是慈禧太后派兵艦飛鷹 號追康有為乘坐的重慶輪，飛鷹號回報，中途油不夠，開回天津，艦 長以辦事不力被監禁。后來才知這位艦長劉冠雄（做過民國海軍總 長）是故意放走康有為的。當時有識之士贊成變法，對康有為抱有同 情。到了上海吳淞口康有為又差一點被抓，因為英國領事館及時救援 而幸免，乘英國船到達香港。梁啟超在日本人幫助下化裝離京到天 津，乘船去日本。康有為也隨后去了日本。從此開始16年的流亡歲 月，他自稱身上帶有光緒帝給他的衣帶詔，內容曾在上海的《新聞 報》、《字林西報》及《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紙上發表過： 　　“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 　　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几諫，太后 　　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 　　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他在日本拒絕見孫中山，理由就是自己負有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人 接觸。事實上，確有一份密詔，但并沒有提到康有為的名字，也不是 寫給他的。1898年9月14日，光緒在變法期間第12次去頤和園請安， 請示開懋勤殿議新政，被慈禧太后嚴厲駁回，這是變法啟動以來前所 未有 的。9月18日，光緒帝已感到岌岌可危，命楊銳帶出衣帶密詔。 當天，康有為就看到了抄件，不是原件。 在海外多年，康有為在海外號召華僑和留學生參加保皇事業的“密 詔”就是他修改過的偽詔。楊銳將密詔原本交給了他兒子，康有為看 到過的只是楊銳的抄本。光緒帝給楊銳等人的密詔原文很長，不象康 有為公布的那份簡練。其主要內容如下：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荒謬昏 　　庸之大臣罷黜……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黜此 　　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 　　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 　　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 　　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 　　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 　　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兩個不同版本的衣帶密詔一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最關鍵的有兩處： 一是康版密詔是說光緒帝交給楊銳的密詔是給他本人的﹔二是康版密 詔是要康等“設法相救”，而后面的這份密詔雖然著急，卻是要他們 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所以要他們把辦法交軍 機大臣。一個是呼救，一個是問計。 康有為還偽造了光緒帝要去辦報的另一道密詔。事有其事，詔有其 詔，不過是9月17日的明發上諭，不是密詔，而且措辭內容都被康有 為改了。 康版衣帶詔是假，當時在日本有一個知情人就是王照，他是那個導致 形勢惡化的那個人之一。他本來是禮部主事，曾上書請光緒帝出洋游 歷，奏折被堂官攔下，最終導致六堂官被光緒帝罷免，成為戊戌政變 的一個導火線之一。平時康有為都讓梁鐵君（精于技擊）看住王照， 在東京，他的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 閱檢查，就是軟禁。王照在犬養毅家親筆寫下出京一切經過以及康有 為所稱衣帶詔是偽造的等，洋洋數千言，與康有為后來所記多有出 入，康有為作偽的真相因此為部分日本人所知。不過，當然大多數人 都蒙在鼓里。而且康有為以為楊銳已死，死無對証，有恃無恐。他不 知楊銳死后，其兒子扶棺出京時，將衣帶詔原本縫在同鄉舉人黃尚毅 的衣領中帶回了四川老家。1909年光緒和慈禧太后死后，楊銳兒子將 這份密詔交給了都察院，轉呈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從此真密詔 的真相大白。但是直到今天，很多人還以為康有為手里拿的是真的衣 帶密詔。 七、 從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光緒帝下的新政詔書就有 一百多件，几乎每天至少都有一件，真的是象雪片一樣飛到全國各 地，涉及經濟、教育、工業、商業、農業、行政等各個方面，令人應 接不暇、眼花繚亂，就是要認真執行也來不及，何況多數地方還在觀 望中。到了9月22日，北京政變已發生，已開缺回原籍江蘇常熟的帝 王之師、前戶部尚書翁同龢還在日記中說：“自明發皆歸電報后，絡 繹紛紜，新政煥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讀到21日的電傳閣抄， 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當時全國的18行省，只有陳寶箴主持的湖 南，才真正推行了新政，盡管不斷遭到守舊勢力的反抗、抵觸。而 且，湖南新政的起步要比百日維新更早一些，到戊戌年已有一定基礎。 湖南新政是整個19世紀末維新運動的重頭戲之一。從某些方面看，要 比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更扎實、更有望推進文明轉型。陳寶箴父 子當時在湖南所開辟的途徑，毫無疑問就是通向現代化之路，而且達 到的一定高度。 南學會、保衛局、武備學堂、算學堂、時務學堂、《湘報》、《湘學 新報》……，這一切都是新生事物。短短兩年間，電線、鐵路、輪 船、電信、銀行、礦務總局、銀圓局、鑄造錢局、官錢局、機器制造 公司、電燈公司、火柴廠、煤油公司，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 利航運。種桑公社等農工商業也都在這個時候出現，從改革書院到改 革幣制，從教育、新聞到實業建設，湖南新政興盛一時，生氣勃勃， 開全國風氣之先。 1897年成立的“南學會”，一方面推動政治參與，一方面普及教育新 知，常常用演講的方式介紹新知識，內容涉及學朮、政教、天文、輿 地等，聽講時可以發問，可以辯論，學會還有圖書館，人人可以借 書。和民眾接觸最深的就是空前的“南學會”，特別是通俗講演，當 時的少年范旭東（以后成為一代實業家）几十年后仍記得：“那時候 年紀很小，住在鄉下讀書，只見到過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 少，都是坐在台上，講演的時候，也不站起來，聲音很小，又是文 言，我一點不懂。我記得我只看見他們坐著搖扇子，仿佛還有一位抽 著水煙，……不要笑他們腐舊，要知道那時候，凡是官府出門，就要 鳴鑼清道，排場十足。他們這樣不同流俗，降格相從，和民眾接近， 的確下了最大決心。如果不是真正讀通了書，而且有為國為民的心， 決做不到。” 在“南學會”的示范、帶動下，湖南各地各種學會如同雨后春筍般冒 出來，除了“南學會”的分會，還有輿地學會、算朮學會、公法學 會、化學會等等。很多年后，史學家張朋園在《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 展》中評價湖南新政運動，“在政治方面提倡參與，以群策群力來發 揮團結一致的力量﹔在經濟方面，力主開發富源，以提高人民生活， 增強社會實力﹔在社會方面，提倡教育，發展人民知識，主張自由平 等，期望人民皆能為國家效力。” 以開民智為宗旨的時務學堂受到光緒帝的關注，曾夜讀時務學堂章 程，并特批以湖南部分鹽稅資助經費。1897年8月28日，第一次招生 考試，錄取學生40人，參加者章士釗、楊樹達等回憶，陳寶箴親自 “監臨收卷”，陳三立親自“校閱文卷”。當年，黃遵憲向陳寶箴建 議請康有為擔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陳三立主張請梁啟超。 陳寶箴欣賞康有為的才，不同意康有為的學，尤其不贊成借孔子托故 改制，這一點康有為也深知。所以他在挽陳寶箴詩中還有“公笑吾經 學，公羊同賣餅”二句。1898年5月27日，對于康有為的爭議鬧得沸 沸揚揚時，陳寶箴上《奏厘正學朮造就人才折》：“臣聞工部主事康 有為之為人，博學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譽之者有人，毀之者尤有 人。譽之者無不俯首服膺，毀之者甚至痛心切齒，誠有非可以常理論 之者。……當此百度維新、力圖自強之際，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他奏請給康有為降旨，自行銷毀《孔子改制考》版本，“既 因以正誤息爭，亦借可知非進德”，對康有為其實含有曲全之意。他 在附片中表示自己與康有為素無一面之雅，只是讀他的論說，認為是 “通達時務，信為有用之才”。可見，陳雖對康的某些思想和冒進主 張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動變法這一點上仍視為同道，其奏折主要還是 保全康。在據說是康代擬請求褒揚陳的奏折中，實際上隱含著康對陳 在應付保守派時不夠強硬的婉轉批評或不滿。 百日維新轉瞬即逝，“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陳氏父 子被革職，永不敘用。湖南新政化為烏有，深受郭嵩燾影響的陳氏父 子對康有為他們急噪冒進，最終導致局面的不可收拾確實不無異議。 和康有為的路線相比，他們的步子要走得更務實、更穩健一些，然而 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感嘆的并不是一己的榮辱進退，他們當時耿耿 于心的是漸進穩健的改革終究被康有為代表的激進冒進而夭折，對康 梁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 黃遵憲在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過：“几百年積下的毛病， 尤其要慢慢來治。這次的失敗就是新派人‘求快’兩個字的失敗。” “如有一般有學問、有辦法、有經驗、有涵養的老輩出來主持，一定 可得相反效果的。”他的話只說對了一半，一般老輩是不肯出來主持 的，陳寶箴是個異數，可惜只居湖南一隅，扭轉不了大局。 當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湖南，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的陳寶箴還致 電榮祿，希望他能“息黨禍，維元氣”，9月24日，張蔭桓、徐致 靖、楊深秀及譚嗣同、楊銳等“軍機四卿”被革職拿辦。28日“六君 子”被殺。接著，張蔭桓被發配新疆。御史黃桂鎏先后兩次上折彈劾 遠在湖南的陳寶箴。10月6日上諭下達：“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封疆 大吏濫保匪人，實屬有負委任，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 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職。” 發生在110年前的戊戌變法，我們以往了解的情況基本上都是從康有 為、梁啟超筆下來的，主要代表了他們這一派的說法。因為變法失 敗，六君子殉難，康、梁亡命海外，繼續舉起維新、保皇的旗幟，贏 得了海外華人和國際輿論一邊倒的同情。他們贏得書寫、解釋那段歷 史的主導權。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多當事人陸續離世，擁有很強宣傳 能力和天生懂權謀的康有為，加上“筆鋒常帶感情”的得意弟子梁啟 超，他們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被逐漸放大。我們從歷史教科書中獲知 的戊戌變法几乎就是以他們為絕對主角的，連主動變法的光緒帝都成 了陪襯、配角。其實，歷史從來都是合力構成的。回望戊戌變法，康 有為固然不可回避，光緒帝和陳寶箴、陳三立夫子等人同樣值得關 注。

經典爆笑語錄100則-笑死你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