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美国《世界周刊》刊发作家李黎的文章《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1949年日记》，解密蒋介石在1949年前后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思所记。

　　文章摘编如下：

　　编按(注：美国《世界周刊》刊发时配发的编者按)：史丹福大学(即“斯坦福大学”，下同)胡佛研究院收藏了蒋介石1917年至1972的55年日记，今年7月公开了1946至1955年的第三批，包括国共内战、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近代史上大事都在里面。作家李黎生长在强人主政、台海紧张、生活困顿年代的台湾，如今机缘巧合，细读强人内心的国仇恩怨，爱恨轇輵，自是别有一番体会，并与读者分享。



　　我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翻阅蒋介石日记。

　　在一个安静明亮寥寥数人的大房间里悄悄翻阅一个人的日记，虽然已非原件，而是浅绿色纸张的复印，依然隐隐有着窥视他人隐私的不安。毛笔手书笔迹历历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动之处在在提醒这还是原貌；同时这是历史，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些关键时刻当时当下的所思所记。

　　这个人我从未真正见过，除了被纠集游行挤在千百人群中遥远一瞥不算，仅有的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远远见他们夫妻，老人红润得出奇的脸色像舞台化妆，那是唯一印象。当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关于他的事凡非光辉灿烂的歌颂、凡是未经公开的耳语，就是禁忌、就是麻烦的可能。他的形象、名讳几乎每天出现在我生命的头20年，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他。但我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的父母亲从南京追随他到台湾；我更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有师友和长辈蒙冤坐监甚至丧生；许许多多我周边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因他而改变。

　　从离开台湾那天起，我从此离开那个他无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怀着难以弥补的遗憾离开这个世间。许多年后，当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亲手写下的私语就在离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决定走进那间存放他的日记的档案室……

　　走进胡佛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共计有55年，由1917至1972年，其中唯缺1924那年(该卷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佛研究院作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逐批开放。第一批1917至1931年已于2006年3月公开；2007年4月公开了第二批1932至1945年；今年7月公开了第三批：1946至1955年，国共内战、二二八、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大事都在里面。至今总共已开放了38年间多达51箱的日记档案，其余的将在今后几年里陆续整理公开。

　　数十年前的陈旧纸张，难免有水渍虫蛀发霉沾黏的种种状况。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进的修复技术，然后作了高清晰度的35毫米微缩胶卷，之后便将原件存放在调控酸度湿度的档案馆保险库里。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的文档都是从微缩胶卷翻印到纸张上的，字迹清晰，应与原件相去无几。

　　档案人员发现原件上有个别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蒋本人或其子之手，但为数不多。还有部分日记内容蒋家家属将留待2035年，也就是蒋氏死后60年，才允许开放。

　　一旦整理开放的档案就完全对外公开，只要出示身分证件，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书，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档案阅读室，向管理员要求调阅某年某月的档案夹。但影印拍照是不许可的，除了个人用的纸笔之外，不能携进任何对象。最特别的是需要填写一份“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签名同意保证不会擅自复印、拍摄、扫描、录音、录像等等，只能以手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而且在未征得蒋家家属许可前不得引述、散布、出版日记中的文句。

　　一切从这里开始：1918年

　　按规定每次只能借阅一个档案夹，也就是一个月份的日记。我的主要兴趣虽是1949兼涉及前后两年，但忍不住好奇想看看最早的日记是何模样，因此也要求调出1918年1月──现存的最早的蒋介石日记。不像后来日理万机每页写得密密麻麻，那时的日记字大行疏，具体记事也不多；前一大半是自我反省，后面几句才约略提及今天上哪里见何人，最后抄一段励志的话作结。

　　年届30的蒋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静坐一小时左右，接下来就开始作严厉的自我批评检讨，用的字眼都非常严重，什么贪、妄、忧、惧、疑、色念、暴躁、机诈、恍惚、琐屑、轻浮、轻率、偷视、窃听、盗念、放肆、淫污、牢骚……一写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然后督促自己要改过，研读曾文正公日记或王阳明理学；第二天又用类似的一大串罪名痛骂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复一日，一个月下来每天日记内容大同小异。

　　我听说过关于蒋氏年轻时日记的坦率无忌，原来果真如此。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就在专访中说道：“他写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事情。蒋介石年轻时候写日记，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做到中国的领袖，因此在日记里非常坦诚地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看到漂亮女孩子，就心动，说自己‘好斗好色’。他喜欢一个叫介眉的妓女，他知道自己不应当与她来往，内心有很多挣扎。介眉写信给他，他又经不住诱惑，跑去找她，那些浮荡行为，在日记里留下不少。”(2008-1-13香港《亚洲周刊》)

　　山雨欲来：1948年

　　翻开他1948年5月的日记，字体有了明显的改变；人，更非当年那个痛骂自己荒唐的青年，他已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了。

　　我看到的三年(1948、1949、1950)的日记都是同一格式：每天一页，每页有框，框外侧有一行印好的“X月X日 星期X 气候 温度 地点 民国XX年”。蒋氏多半会在“气候”之下填晴、阴、雨之类；“温度”很少填；“地点”则从来不填。

　　框里就是写日记内容的地方，有10行纵格子，另在右侧划出两行的空间，顶上横印两字“提要”。蒋氏习惯在“提要”下横写“雪耻”两字，字下还打个横杠，天天如此。通常他都把这两行的空间写满，并不一定是一日之提要，而真发生了重大事件，他会在框外右侧用较大的字体醒目的写出来。

　　每个星期六之后，就会出现“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有时还会出现“上月反省录”、甚至“民国XX年反省录”。他还常在日记中夹进剪报，也与当天日记一并复印出来，所以往往可以从他收录的剪报看出来他的关注焦点。

　　我的重点既是1949年，对于1948年这年我只选择翻阅5、8两个月──5月他就任总统时正处在内外交困之局：东北、华北、西北纷纷告急；物价飞涨、法币狂贬；美国政府从杜鲁门至下都没有人给他好脸色；而他最讨厌的桂系李宗仁竟然选上了副总统﹗在如此难堪的情境之下，虽然即将就任总统职，但心情显然很坏，觉得自己陷在进退维谷的窘境，还没上台就已在日记中提及考虑下野了。

1948年：“五•二○”和金圆券

　　5月20日就职大典那天，“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 (1948-5-20) 。(他的日记都没有标点符号，我的引文皆保持原貌，包括留空、误书、看不清楚的个别字眼等。)

　　在5月的“上月反省录”中，他竟还留意到以色列复国，说美俄都承认了，却遭到阿拉伯各国的围攻；为自己因忙着应付“共匪内乱”而不能相助其立国感到惭愧。



　　恶名昭著的“金圆券”就是从1948年8月取代法币上市的，到1949年7月，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虽说战场上兵败如山倒，但千万百姓毕生积蓄化为废纸的泣血哭号，更加速了“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逃。

　　1948年8月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当时他对金圆券上市信心满满：“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1948-8-9) 。两周后的反省录里还兴奋地记下：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1800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300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热情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其实他当然知道：人民是被强制在9月30日以前将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交出来兑换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圆券，逾期没收。

　　在8月的反省录中，蒋氏再度肯定币制改革：财政和经济专家都曾反对，而且预测必然失败，可是谁也想象不到，实行10天以后已收到2700万元之多的美钞了！得意之情跃于纸上。

　　读到这里，我不禁掩卷叹息。那一年，不计其数的升斗小民，正在往一个不知伊于胡底的深渊跌落；眼前纸上的美元数目升得越高，他们就跌得越深。

　　辞庙：1949年元月

　　1949年元旦，他的日记“提要”栏除了例行的“雪耻”两字之外，还引用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两段话，然后这样写：“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1949-1-1) 。

　　接着在一周反省录里研究分析下野后可能发生的情势和对策；其后几天的日记也多涉及中外各方反应，同时密切注意华北战况，也不忘强调下野是为了“重起炉灶”(1949-1-17)。

　　下野前夕，蒋氏在1月16日到南京中山陵“别陵”。“正午到陵墓谒陵默祷此为离京别陵之纪念也” (1949-1-16) 。结果这次成了“辞庙”─—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看见中山陵了。

　　正式下野之日，飞离南京小游杭州，次日便回老家奉化：“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 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 1949-1-21) 。蒋氏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当此之际，蒋氏获知李宗仁竟然擅自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他觉得这是公然与他为敌了(1949-1-22“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接着次日又闻傅作义已投降“变节”，虽说“不料”，其实三天前日记中已提及傅将家眷由重庆接到北平之举，心存怀疑之际当已有数了。

　　检讨反省自是难免，“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下野他有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达林)又生美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

　　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 (1949-1-31) 。

钟山风雨起苍黄：1949年4月

　　蒋氏身在奉化，其实遥控“中央”，前来拜望请示的军政要员更是络绎不绝于途。1949年4月觉知复出有望，动作渐多。4月8日日记提到为“经儿”写匾祝其40岁生日(蒋经国生日为4月15日) ，自觉脑力记忆日差而且迟钝，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虑策划，并希望“经儿”能代为主持云云。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选的意愿了。

　　蒋氏离开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笕桥空军学校会见了一大票人，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付李宗仁；却是正在此时，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记右边栏外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几天之后，毛泽东写下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情势险急，蒋氏一方面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责怪“桂系” 挑拨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录”) ；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兴与苏州相继失陷；金融混乱，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二百万元以上，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甚为上海经济忧急也”(1949-4-30) ，与8个月前以为币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欢欣判若天渊。

　　告别爱庐：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 (1949-5-4) 。

　　5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当时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1949-5-5) 。

　　(出于好奇，我回头找来1927年12月1日蒋宋结婚那天的日记。果然新婚之日照旧写日记，蒋氏这点坚持确是与众不同。日记里记述先到孔宅换礼服、再到宋宅行教会婚礼，然后到大华饭店礼堂行正式西式婚礼，“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礼成后乘车游行、晚宴，最后进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以后几天他都称新婚夫人为“爱”，又过几天变成“三妹”，两人偶有“欢争”─ ─玩笑的争执，到月底就开始吵架了。)

　　5月7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17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5月25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5月27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1949-6-4 上星期反省录) 。

　　回天乏力：1949年6月

　　最后，他认为抓到问题的症结了，就是以往干部们只当他是“法定总统”而忽视他是“革命领袖”，所以他决心在台湾贯彻他的“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绝不放弃也不容任何人违抗：“以往领导干部之无方不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干部对余之观念与认识有此错误仅视为法定总统之职位而不以革命领袖之身分待之殊为惭怍但余在台决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无论军政必尽我监督与指导之职责任何人亦不能加以违抗也”( 1949-6-12) 。

　　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国民大会”选出来的“法定总统”无足轻重(其实是选给美国人看的) ；真正握有军政最高职责与权力的是“革命领袖”，说白了就是可以施行军事戒严法的独裁者。他相信过去的失败就是由于只被当成前者而后者做得不够，而今汲取教训，在台湾可要好好来真的了！

　　在6月18日的日记里，蒋氏指出英美两国怕他不能固守台湾以致台湾为匪俄所取，欲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从而把台湾交还美国，故他要向美国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

　　同时对岸的敌人在筹备建国，蒋氏闻知后悲喜交集：“共匪已于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且将改国号国徽闻之悲乐交感”(1949-6-18 上星期反省录) 。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陆还要“建国”；喜者，毛泽东竟然要舍中华民国国号另取国名，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就算退居小岛也还是正统。蒋氏简直是大喜过望，而毛氏将会为此极不英明的决定后悔莫及。

　　白皮书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蒋氏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阳明山) 正式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办公。8月5日访韩前夕，日记的边页上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今日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实为我抗战后最大国耻也”(1949-8-5) 。但他强自镇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动心”；次日动身前得知内容，“余阅之并不惊异而且心神安怡异常到韩国后更觉安静光明内心澄清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 。不过，他旋即痛斥白皮书“可痛可叹(本写‘笑’字后划掉改为‘叹’) ”，美国“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这次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1949-8-11) 。

　　这部让蒋氏痛愤不堪的“白皮书”，重点评介1944到1949年期间美国的对华关系。全书约一百多万字，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最长的秋天：1949年10月

　　1949年的10月，大概是蒋氏一生中最痛苦难堪的10月。第一天就是一记重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氏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1949-10-1 上星期反省录) 。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气：“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 (同上) 。

　　10月5日，风雨天，蒋氏在日记里先是指控“共匪与俄谍”到处活动、阴谋挑拨，现在是以孙立人为目标，“将行谗间”。看到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报告立人事其会被共谍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见则误大事矣”(1949-10-5)。估计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得到某些消息，密报给他。孙立人留美出身，美国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蒋氏因而对他颇为疑忌。这下抓到孙“被共谍利用”的把柄当然不会放过，但隐忍不发，直到1955年借孙手下“郭廷亮匪谍案”才把孙一举扳倒。

　　卜问“中华民国”存亡

　　10月10日，蒋氏以基督教圣经卜问“国”运，方式大概是祷告后随手翻开一页、指向某一处，然后查看内容：“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 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1949-10-10) 。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

　　虽然求神问卜得到的启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陆几乎完全“沦陷”，手下颇多众叛亲离，心情愁郁难解的字句常常可见 。10日下午蒋氏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面黄骨瘦不见一个强健之人，他们没有冬衣被服草鞋药品，病兵卧床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

　　次日飞回台北，即接获广州弃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闻广州已于今日放弃之报惊骇之至国政无主中枢无心其何能久若辈只知争权夺利”(1949-10-14) 。

　　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金门战役。蒋氏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提及获知金门岛昨夜有共军登陆，正在激战，后又称大部份“匪军”已被消灭，只剩千余占据碉堡顽抗。26日接陈诚电话，称接汤恩伯电话说登陆匪军已被肃清。蒋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军情报告，直到“经儿”亲自去金门视察回来，报告确已全部肃清，方才安心，“金门胜利后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1949-10-30) 。

　　10月31日生日那天，蒋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1949-10-31) 。蒋氏生于1887年，此处算的是虚岁。

凤凰山的永别：1949年12月

　　1949年最后一个月，蒋氏人在成都。闻知重庆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杨子惠已于下午到铜梁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1949-12-1) 。

　　12月4日，蒋氏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此时蒋氏可能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但迁台的最后决定确是攸关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2月9、10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氏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难怪前几天蒋日记里提及要见卢汉，卢却一直避不见面，推说在戒烟身体不适)，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氏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

　　蒋氏是12月10号由成都飞台北的，但10号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 ，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12-16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梦魇

　　1936年12月12日，蒋氏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故12日的日记不忘提及此事：“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

　　紧接着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愧对大事只顾目前问题之解决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顽不灵粗忽大意竟至一败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点亦即所以功败垂成之由来也”(1949-12-16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

　　对于卢汉、龙云的“叛变“，蒋氏得此结论：“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卢汉是彝族人) …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同上) 。

　　有一晚他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梦，详记在日记中 ：“昨晚冬至夜得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扒上梯顶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则前途虽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1949-12-23 ) 。把梦写到日记里，可见他相信这是一个预兆。

　　年底检讨，这次不得不怪罪爱将胡宗南了：“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因胡宗南逃避琼岛之故澈底失败而绝望矣”(同上) 。

　　圣诞节，官邸布置起圣诞树，孙辈来玩、交换礼物，日记中出现难得的温馨画面，不免提及妻子还滞美不归的落寞心情。

　　彭孟缉与“二二八”

　　局势一日数变、一夕数惊的风云变幻的一年到了终点，蒋氏写下一份长长的“反省录”：“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兹略述其最感苦痛而悔之已晚者数则以志其不可补偿之罪愆耳”，共计九点，观其内容其实反省不多，而更近于一年大事记。其次是“本年最感苦闷而不易处理事”，提到的是军官、军属、军纪的问题，其中第四点最有意思：蒋氏慨叹军纪之坏、官兵之乱，“匪探”夹杂混入其间，以三教九流的行业作为掩饰，以致基隆台北有不可收拾之情况。

　　接下来他表扬陈诚和保安司令彭孟缉两人在如此状况下起的安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回头肯定彭孟缉在“二二八时期”的表现，大为赞赏，认为是难得的将才，当培养他担负重任：“…四、军纪之坏官兵之乱…当时如非辞修负责主政积极清除则比之于卅六年二二八案件更为险恶也而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实非浅鲜孟缉对台湾之安定其一为二二八时期其二即为本月混乱时期其毅然挺起xx(小字不清)扫荡廓清之决心与行动实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实为难得之将才要当培植有方使之不骄不矜堪负第三期国民革命重任之准备也”(民国卅八年反省录) 。

　　对手下如此毫不保留的褒奖之词，在蒋氏日记中，尤其是战败的年代里，委实罕见；可见蒋氏对彭孟缉的表现──包括其对二二八的处理行动之高度肯定了。

　　痛定思痛：1950年元月

　　1950年元旦，蒋氏在日月潭，开年第一篇日记“提要”之下依然是“雪耻”两字，接下去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自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950-1-1) 。

　　“经儿”带了一部平剧(京戏) 电影来家给老父观赏，蒋氏竟然拒看，在日记中解释原委：“余平生爱观平剧以解忧闷彼不知余私自立愿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平剧矣故昨晚彼借平剧之电影来家邀观余以为此虽电影仍系平剧故亦却之但恐彼亦不知其故以耳”(1950-1-10) 。立下志愿不收复北平终生不再看平剧，不知道他后来改变主意没有？

　　1月11日的日记中夹剪报报导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发表“临别广播”，可见宋美龄终于要回来了。果然，1月13日到桃园机场迎接夫人，对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回国共患难”的行动显然很感激(1950-1-14 上星期反省录)。

　　可是他的心情并未好转，对美国务卿艾奇逊尤为感冒， 13日的日记忽然指控艾氏“私通俄国出卖中国”，后又控诉“艾其逊讥刺余为一离弃大陆逃避海岛之难民而已”，“此时内外环境实为最黑暗中之黑暗但此心毫不为所动乃认为黎明前之黑暗也” (1950-1-18) 。

　　1月21日，日记页右框外八个大字：“下野至今正一年矣”。其实一年来他无一日不在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主持军政大局。

　　1月24日的日记是一连串数落手下：陈诚不肯任“国防部长”；阎锡山把政府瘫痪现状的责任推给蒋氏；李宗仁托病滞美不归偏又不肯辞卸“代总统”名义；而他认为该为大陆沦亡负全责的白崇禧，则在台湾向他不断“勒索图赖”；“内讧外侮，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只有相信上帝不致抛弃他了。

永远的蒋“总统”：1950年3月

　　1950年3月一日，蒋氏正式“复职视事”，当天到“总统府”举行复职仪式，摄影、视察。从此蒋氏成为终生“总统”。

　　夹在3月1日日记里的一张剪报报导李宗仁在纽约说：他仍然是中国的“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蒋氏的宣布令他惊异云云。蒋的反击则是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分请李“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蒋李斗法，在蒋氏3月2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叙述：李宗仁闻知蒋氏3月1号要复职，便发了一封电报说正要返“国”，电报上填的日期是2月28日；但蒋氏发现美国电报局的发报时刻是美国时间3月1日3时，即台北时间1日14时，而蒋已于当天10时复职了。蒋指出李是故意倒填电报日期，以示是在蒋复职前已通报即将返“国”，先发制人希图打乱蒋的阵脚，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被蒋奚落为“其心劳日拙不可理喻故决一笑置之”。



　　四年后李宗仁被正式罢免“副总统”职位，1965年从美国回到北京，1969年去世。

　　“使黄种自相残杀”

　　在冷战年代，美国为了围堵苏联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部署防线，北端就是日本，所以不惜将二战敌对的嫌隙抛开，全力扶持日本恢复国力，对付共党势力。照说一生以反共为志业的蒋氏对此政策应该欢迎不迭，但出人意料的，他竟然不以为然：“美国扶助日本反共其用意乃纵日本侵华使黄种自相残杀美国此一政策毒辣无比然其后果徒为自害害人而已可笑可痛” (1950-6-3上星期反省录) 。

　　“纵日本侵华使黄种自相残杀”一句可谓掷地有声。蒋氏一语道破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分化政策，后来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非仅继续扶助日本牵制中国“使黄种人自相残杀”，更是力图维持中国人相互对峙、“自相残杀”的局面。

　　6月14日日记出现“批准陈仪死刑等要务”，18日陈仪即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对陈仪的罪状，蒋氏在日记里以严厉告诫的口吻写道：“昨抵高雄知陈仪已于昨晨伏法枪决据报其态度崛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所迷妄而致于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1950-6-19)。

　　陈仪在1948年8月才被蒋介石委以浙江省主席之重任，次年试图策动汤恩伯一同投共，被汤恩伯告密出卖，蒋氏即免去陈仪“省主席”职务并将之软禁，随后押解至台湾处决。

　　若不是韩战…

　　6月25日，蒋氏得知北韩对南韩宣战，“如预料也”，即致电南韩李承晚总统慰问。26日，蒋氏还在日记中责怪美国不敢指俄为北韩的指使者，只作不关痛痒的停战提案，真是“毫无道义与责任观念”。显然他当时尚未意识到：若不是韩战爆发、美国作出保护台海的重大决定，他其后的命运将完全改写。

　　美国派出第七舰队防止共军犯台，但同时亦命台湾“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这使得蒋氏极为不高兴，反复认为美国是把台湾当征服地、殖民地，是美国国务院对他的惩罚侮辱。

　　“接杜鲁门电称已派其海军阻止共党台湾任何之企图但要求我亦停止对陆上与沿海领水内之军事行动也”(1950-6-27) 。

　　6月29日的日记字体异常潦草，可见蒋氏心情的激动。日记里痛斥美国对华“毒辣仇恨、毁蒋卖华”，国务院的文告是故意侮辱他。更不巧的是这天还发生了一桩意外：一架美国海军飞机被发现在基隆东北方，美方飞机飞到台湾领海领空竟未知会，蒋氏认为这种态度不仅是“视我为征服地”，而且是“视为敌人矣”﹗他不禁哀叹：“为何上帝必须生此坏蛋而苦我中国一至于此耶 ”。

　　结语

　　英语里有个成语“and the rest is history ”意思是：故事说到这里，以下的，其后，便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了。虽然蒋介石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只是我读到这里就决定是暂停的时候了。

　　蒋介石与美国的恩怨轇輵爱恨情仇，及至身后仍难消未了。他那受美国教育的“小留学生”妻子宋美龄，在他死后终老美国可能还在他意料之内，而他的后人在美国成家立业或许也并不意外；但最后日记存放在美国的图书馆任人取阅，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文／李黎)

毛澤東談“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 2008/09/24

魯迅之子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話：“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么是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尋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任何人讀到這段對話，都會出一身冷汗。 　　當時，《魯迅與我七十年》一出，這段對話就成為議論的焦點。我曾好長時間回味這段話，想想毛澤東生前那么熱愛、敬重、頌揚魯迅，怎會說出這樣的話？毛澤東一向熱愛魯迅。開始在馮雪峰的影響下讀魯迅，什么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革命家，沒有媚骨……這都出自他的口。建國后毛澤東在書房的一張照片，靠在書架翻書，這書就是新出版的《魯迅全集》，毛澤東讀過多少書，可見對魯迅的熱愛。毛澤東曾有言，假若他要選擇職業的話，要當一個雜文家，這是否因為魯迅的影響？我們如果了解魯迅，會發現毛澤東和魯迅有很大的共同之處，這就是叛逆精神、斗爭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們“心是相通的”，應當成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這樣的話和這樣的情節的。魯迅死于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這不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國人擔心的一個戰戰兢兢的問題。魯迅確實沒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擔心。于是這一假設成了國人的“情結”，定要設法証實它！《魯迅與我七十年》，這一懸念終于得到了左証，于是我們都可以放心了，因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証實的話。 　　但証實這個對話的是黃宗英女士，后來我才讀到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撰文証實，她就是現場見証人，“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對話’給我的震顫，提起這件事，我血液循環也要失常”。黃文摘錄如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寫到，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這段“羅毛對話”，我是現場見証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還活著的人也聽到這段對話。我打電話給我熟悉的律師，簡要地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后，問他：“如果我寫出自己聽到這段對話，將與海嬰所說的份量不同，因為我在現場﹔如果沒有第二個人說他也當場聽到，那我豈非成了孤証？若有人提出異議，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証，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師說：“正因為當時在場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責任寫出來，留下來。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聽到的事實寫出來再說。”于是我就到處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數據校正我的遠記憶，以期盡可能准確地表述這場短暫又撼人心魄的“對話”。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么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彷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傾聽： 　　“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我讀到黃宗英的証實后，對這個對話就徹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沒有理由不信。這話讓我想到了魯迅的意義。這就讓我們明白，魯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個政治團體就可以隨便占有的。表面上贊揚，骨子里照樣仇視。魯迅因他的雜文，在當時就有殺身之禍。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從前的農民朱元璋了，洪秀全當了天王也不是從前的農民領袖洪秀全了，而一個思想家是永遠不會背叛他自己的。誰在那個位子上，誰就會對著魯迅這枝筆不舒服，由一個對魯迅的贊美者變成仇視者，這并沒有不好理解的。 　　文章摘錄自香港《文匯報》 作者：山海夫

魯迅在日本部分資料首次披露 含成績單及照片等 2008/09/23

光明日報　 　　包括入學通知、課程表、考勤表、成績單、作業、同學照片等在內的一批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期間珍貴資料圖片今天在西北大學展出,這些資料是日本東北大學贈送給西北大學的,其中有些資料是第一次在國內公開披露。 　　1904年到1906年,魯迅曾經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是現在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的前身。這次日本東北大學贈送給西北大學的資料圖片包括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同意魯迅入學復函、魯迅的入學志愿書、履歷表、課程表、考勤表、學籍表(學籍表上注明魯迅于1906年3月15日退學)、1905年7月的考試成績單、醫學筆記、脈管學筆記、人體下肢肌肉素描、面部肌肉素描等珍貴圖片,其中還有藤野先生用紅筆修改的魯迅醫學作業、魯迅學習期間的住所、同一公寓同學照片、學習期間與同學的照片等,其中有些資料是第一次在國內公開披露。資料基本上勾勒出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學習經歷、生活過程和社會關系,為魯迅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