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中央電視台昨晚播出了國家主席胡錦濤就食品安全問題向一名乳業負責人訓話的畫面,以宣示官方決心解決這輪由奶粉引爆的食品安全危機。 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昨晚報道了胡錦濤昨天專程前往安徽省考察農村改革發展情況的行程,並播出他考察蚌埠市兩家奶制品生產企業的畫面,說他“對當前奶制品行業健康發展高度關注”。 新聞片段顯示,胡錦濤表情嚴肅、語氣沉重地對一名乳業公司負責人說︰“食品安全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也關系企業的生存。一定要深刻吸取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的沉痛教訓,始終把質量安全放在首位,加強管理,嚴格檢測,確保投放市場的奶制品全部是合格產品,真正讓廣大消費者放心滿意。” 還有其他中國官員昨晚也上了電視安撫消費者,加緊為這場危機“滅火”。 石家莊市政府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王建國昨天為該市處理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手法公開道歉。 王建國說︰“作為當地政府,對這次事件的發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深感內疚和痛心,對廣大嬰幼兒患者及其家長表示深深的歉意!” 他承認,市政府“對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沒有上升到事關全局的、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認識,去看待三鹿集團反映的問題。他也說,市政府錯誤地認為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提高了產品質量,就能夠挽回影響,減少損失,以至于在國內外造成了重大不良影響︰“特別是由于信息的遲報,貽誤了上級機關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給群眾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局長周伯華也在節目中保證,當局將確保不合格奶制品100%下架退市,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截至昨日,全國退市不合格奶粉和液態奶已達8256噸。 為了保護奶農的利益,央視說,湖北、四川、江甦、遼寧等省份已經設定收購生乳的最低價格,以免生乳在這個艱難時期被奸商人為壓價收購。其他一些省份也宣布為奶農發出補貼。 北京模式向華盛頓模式叫板? 2008/10/02 | 這些日子來,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參眾兩院、總統及兩黨總統候選人齊集國會山,苦心孤脂地尋找救市之道。初步協議7000億美元注資華爾街,并賦予財長亨利.保爾森廣泛權力,組織政府大規模救市行動。這被認為是1929年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對私有經濟最大規模的干預行動。
目前危機的核心是整個金融系統的資本緊缺。1929年的大蕭條是由于沒有最后的買主引起的。而今,《華爾街日報》調侃說,擁有美國6500億美元債券的共產黨中國,能作為“最后的買主”嗎?看來布什政府動用如此巨額的國庫用于救市,還是想維護一個超級大囯的信譽的。除此,今后政府對華爾街的監管必須加強﹔美國的金融創新太超前了、新金融產品廣泛使用,企業個人都大舉借債,進行高風險交易,但監管沒有跟上,這就使泡沫不斷膨脹,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商務部高級官員達維德.羅特科普夫說,世界正處于一個轉折點。他說:“這是一個分水嶺。這是25年的里根─撒切爾主義的終結,‘把它交給市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已經結束了--畫上了句號。”
中國《參考消息》不失時機地轉載了“華盛頓模式”不靈了文章,很有自信地說“北京模式”將登上世界舞台。這就是吉姆.洛貝撰文認為美國几家知名金融機構的相繼破產和國有化,証實了這種預言。他并提醒人們: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外國領導人對此的反應并非完全都是同情,他們似乎一致認為,美國財政部采取的激烈措施,標志著華盛頓倡導的自由市場和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終結。几十年來,華盛頓一直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熱心地在外國推銷這種模式。不斷敦促中國開放競爭和現代的借貸手段。可華爾街几大投資銀行倒閉標志過度舉債經營時代的結束。多年來,有關方面一直聽任投行冒過度風險,賺取高額利潤:解除管制和金融創新一直在自由企業這面大旗下得到捍衛,而自由企業稱得上美國20年來對世界最大的文化輸出。
又說,現在美國自己正建議祭出總額達7000億美元之巨的大手筆來拯救陷入困境的銀行和保險公司,華盛頓很難再繃著臉孔說,亞洲應當停止干預經濟、把工作交給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完成。
設在華盛頓的智庫新美國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邁克爾﹒林德更為直截了當:“我認為中國模式現在可能更多地會被認為是未來的潮流。拉美、中東以及其他地區的人大概會嘗試與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國模式。”
然而他們不知道布什的救市猛藥,正說明資本主義在不斷發現問題、不斷批判檢討、克服弊端的嗎?動用行政手段和國家干預經濟更不是布什政府的發明。歐洲一些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干預經濟并不希罕。英國等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就比較完善,所以華爾街的這次風暴沖擊并不讓它們手忙腳亂。
經濟學家羅茲說,我們一定要重振信心。我們認為,對于7000億美元的一攬子救援計划,我們把它叫做第二次RTC(金融重建基金),也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采用過的措施。救援計划現在已經浮出了水面,在華盛頓進行爭論,我們認為這一計划需要盡快獲得批准。我們看到對金融機構會有更加嚴格的監管,但我希望這是聰明的監管,而不是扼殺創新的監管。
那末,“北京模式”比“華盛頓模式”得時了嗎?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北京模式”?簡言之,權貴市場經濟加一黨專政。由于政治和經濟壟斷性,可以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不妨稱之為“舉國體制”。
告別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以來,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提出“(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副產品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他并沒著眼于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各個領域的發展。盡管今天胡溫提出全面發展,“和諧社會”,要求各方面的發展相互結合、相互促進、保持良性互動,可持續發展,否定某一地區的突出增長。可持續就是指必須考慮到未來的發展,否定可能帶來環境、能源問題惡化和貧富懸殊的增長模式。然而這些年來并沒有擺脫權貴階層左右政經的局面。以官商官學聯姻的權貴階層繼續與民爭利,更談不上讓利于民。
這些數據很能反映“北京模式”的面貌:
由于法律沒能給農民的土地財產以充分的保護,致使強征和亂用土地的事情時有發生,估計全國有近5000萬農民因此失去了土地。開發房地產出了一批批億萬富豪。
農村中,有1.8億人進入城市和鄉鎮企業打工,從事農業生產之外的勞動,剩下的3.1億人繼續務農。但是從目前的耕地面積計算,所需的勞動力僅為1.7億人,也就是說農村現在擁有1.4億之多的剩余勞動力。農民工每月工資平均不到一千元。東部沿海地區創造的上萬億的經濟成果完全落入官商聯姻與官學勾搭的權貴們手里,他們占盡了城市公共設施、形象工程與行政服務的風光,而無法惠及絕大多數無權勢的人。
中國的出口加工企業作為出口產業中堅力量,一直以來都得益于在惡劣勞動環境下工作且工資成本低廉的打工者。如今支撐中國出口的正是“北京模式”下誕生的成本競爭力。隨著消費大國─美國進口乏力與原材料日益緊缺而漲價,這種競爭優勢已明顯減弱。近十萬家的中小企業已經停產或倒閉。國家在通貨膨脹風險并未消除的情況下,降低了貸款利息,以解救更多中小企業的困境。國家要求它們利用這筆低息貸款調整產業結構、開發新產品,開拓國內市場,擺脫對外貿的依賴。然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缺乏消費能力,至于要求素質普遍平庸的中小企業產業創新,多半也是緣木求魚。何況整個國家的科技創新多半靠引進人才和高價收買。
這種發展模式尤為導致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消耗過度,生態負荷力──土地、水、空氣──達到臨界狀態。只顧一面不顧及其余的舉國體制地發展經濟、大興各地的城市形象工程,正在破壞13億中國人的生存環境,束縛他們消費能力,以至損害他們的健康。中國的環境狀況尤為令人沮喪:全世界空氣污染最嚴重的50座城市有31座在中國。中國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之首。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國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居美國之后。中國已陷入了無可爭議的經濟衰退﹔不改變現有的發展模式,不采取猛藥根治壟斷特權滋生的腐敗與社會不公,讓近年來此起彼伏的群發性事件泛濫,后果不堪設想。
由此可見,舉國體制或集中力量辦經濟與裝璜門面,從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觸目驚心的副作用考慮,該是偃旗息鼓的時候了。
說實在,中國領導人也從未宣揚什么“北京模式”。而“向新加坡學習”倒常有所聞,新加坡的執政黨廉潔、稱職講誠信,就能立于不敗之地。所謂“北京模式”將統領世界舞台,這都是海內外一些淺薄文人廉價的吹喇叭抬橋子。無論是在聯大發言,還是在談論改革開放30年的成果和京奧成功舉辦,溫家寶總理總不忘“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句話。中國領導人希望強調的不是自身發展已形成模式,而是只說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在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方面,可以發揮與主要發達國家不同的作用,能擔當補充性的角色。在監管市場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英美等國借鑑的地方。
國家主席胡錦濤多次告誡干部要有憂患意識,正基于經濟片面發展所引起的社會潛在危機的覺察。人們理解在這樣一個被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糟蹋了30年的國家,改革開放之初他們面臨的是一付爛攤子,不集中力量辦大事,像辦奧運,是不可能有此體面光鮮的。但不能張揚什么“北京模式”。《北京模式》若與壟斷特權難舍難分,便會產生無可挽回的災難。壟斷權力和壟斷真理,正是一個國家的致命傷!蘇聯解體就是前車之鑑。
(章文岳)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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