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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周報/顯赫江青是如何被捧紅的?/1945年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前的祕密情報戰
發佈時間: 10/7/2008 1:33:07 PM 被閲覽數: 15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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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周報
 

 

絕對內幕:顯赫江青是如何被捧紅的?

2008/10/07 

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系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么“你們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

  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職務,地位確實非常顯赫

  1967年,我給江青當祕書(第一任祕書)的時候,正是江青如“眾星捧月”大紅大紫的時候。那時,江青連中央委員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負責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從當時輿論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澤東、林彪,恐怕就屬江青了。在“文革”十年里,對江青的宣傳,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這次以宣傳江青關于京劇改革和“文藝革命”為標志,大講江青在文藝和文化方面的貢獻﹔第二次,從1968年3月“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開始,大講江青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號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的口號﹔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幫”利用公開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廣泛組織學習討論,大肆宣傳江青和毛澤東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關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對江青的宣傳一直還有,但說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眾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義上擔任毛澤東的祕書(所謂“五大祕書”之一)外,并沒有其他什么實際職務。“文革”開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設立“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江青被任命為副組長,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員、中南局書記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宣布:“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改革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到這時,江青在黨內、軍內都有了實際職務,而且不是一般的職務。當時,陳伯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并且在陳伯達缺位時她可以代理﹔在全軍文革小組,江青和元帥徐向前齊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不可謂不重。在政府內,江青還沒擔任什么職務。據曾志說,陶鑄(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總理商量,說:江青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建議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以便有個名義聯系工作。誰知江青聽了此議氣得要命,竟說什么“你們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這種事情”!在當時,江青對文化部副部長的職務不屑一顧,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認為,這是陶鑄對她的貶損,因而種下了對陶鑄的不滿和仇恨(當然,原因不止這一點)。江青當時的地位確實非常顯赫。

  林彪、陳伯達等公開吹捧,江青成了“藝朮上的內行”

  1966年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于1月22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朮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并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后部隊關于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么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一例:
  1966年7月24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后參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后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在1966-1967年的公開場合,我沒聽到康生對江青有什么贊揚和吹捧,我注意尋找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當時中央負責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澤東外,大概只有康生了。這可能是從延安以來形成的習慣。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表明康生對江青不尊重(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不是不怕),實際上他們的關系是很密切的,遠遠超過和陳伯達的關系。康生對江青的稱呼的確有一個變化,后來不僅稱江青同志,甚至有時在他給江青的信上,竟寫:“呈江青同志親啟”。這個現象和變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對江青的吹捧和贊揚,我們就不去抄錄了。我們再舉例看看中央報刊對江青的宣傳。

  《人民日報》、《紅旗》的宣傳,使江青成為舉國上下令人矚目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翌日,《人民日報》所載“新華社十八日訊”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簡直高于總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訊中說:“有1500名學生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同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大會。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同他們談了話,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著是這樣寫的:“慶祝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同志主持。”最后是:“參加群眾大會的各方面的負責人還有:陶鑄、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在這篇通訊中,江青不僅被置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無意的,還是按當時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陶鑄的指示做的?還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這在當時看報沒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謎。但這至少反映了一點,即當時江青的地位───實際地位───是很顯赫的。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大會是江青主持的。主持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對江青來說是第一次。大會情況,除了次日公開見報外,還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和八一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在全國上映。這樣,江青就進一步名聞九州,聲震寰宇了。她成為舉國上下令人矚目的人物。就拿群眾給她來信一事說,不僅每天都有,而且雪片似地飛來,有時達兩千多封,用麻袋裝,并成立了專門組織───江青辦信組替她處理。這個辦信組由我負責,這是我親身經歷的。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刊載的“熱烈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首都文藝舞台將隆重公演革命文藝節目”的“新華社二十日訊”中,也特別突出了江青。此訊寫道:“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親自關懷和支持樹立起來的第一批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紅燈記》、《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等,將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輝的姿態同觀眾見面。”

  還說:“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節日里,再度公演這批無產階級文藝舞台上的優秀劇目,將大鼓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革命干勁,大煞國內外階級敵人的威風。”

  還有一件事,似也應提一下,那就是1964年7月江青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后以《談京劇革命》為題,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第六期和5月10日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上同時發表。《紅旗》還配發了《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又說:“江青同志1964年7月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的講話,用毛澤東思想闡述了京劇革命的偉大意義,發揮了毛主席的京劇革命的指導方針。這篇講話,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解決京劇革命問題的一個重要文件。”

  可以看到,當時對江青的宣傳和贊揚,僅限于中央負責人和中央的報刊───《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一部分材料,至于其他人、其他報刊都沒有涉及,因為那樣做不僅不勝其煩,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

  摘自《黨史博覽》2005年第1期閻長貴/文

1945年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前的祕密情報戰


2008/10/06 


談判前的較量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給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復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蔣介石這個電報不外出于兩個目的:一個是借口毛澤東不去重慶,好將內戰責任嫁禍于共產黨﹔如果毛澤東去談判就給予共產黨几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掩蓋他調兵遣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8月16日,毛澤東電復蔣介石:“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同日,毛澤東派人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准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復朱德電報后,再做考慮。”

蔣介石得電后便估計毛澤東不敢赴重慶。因為十年內戰時期他就在江西懸賞毛澤東的人頭,現在毛澤東肯定不敢上門送頭!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

毛澤東于8月22日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

周勵武、羅伯倫這几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于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准備,而是忙于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發出兩封復電之后,8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毛澤東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毛澤東還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這表明毛澤東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第二天,中共大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備戰。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准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台反復播發,各報紛紛轉載,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吁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說:“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准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幕后的情報戰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

重慶的蔣介石倒弄了個手忙腳亂。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的“假戲”,因而沒有准備“台詞”。而中共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毛澤東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這封電報也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才給了蔣介石一個出乎意料。

這次政治斗爭的巨大成功,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一個杰出范例。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聯絡參謀。駐一二□師的陳宏謨是個比較老實的人,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賀龍部隊送了20挺機槍,后來被國民黨撤回。駐一一五師的李克定是個職業特務,收買師部譯電員,被驅逐回去。還有一個周勵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

這三個參謀都由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直接指揮,主要任務是搞共產黨的情報,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于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著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師聯絡參謀郭仲容。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孔祥熙貪污,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戴笠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駐扎在生活儉朴的延安,對于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實在是個苦差使。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周勵武一心搞情報,以期早日調回重慶升官。見交際處服務員王榮棠年紀小,就設計引誘。外出時,周勵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想等小王撿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小王是我方邊保布置的人員,哪會貪圖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撿起來放在桌上,第二次見他又“丟”,就向組織匯報。這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際處的客人很多,有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學英國籍教授林邁可,朝鮮人士金斗奉等人。延安師范的女生關淑珍到交際處照顧胡仁奎的孩子,也順便照顧兩個聯絡參謀。周勵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蕩的場所,就盯上年輕的關淑珍,多次挑逗。關淑珍將這個情況向領導做了匯報。一天,周勵武趁屋里沒人,動手動腳,被關淑珍打了兩個耳光。眾人圍觀之中,關淑珍當場揭露,周勵武只得低頭道歉。還是金城出面幫他勸說了關淑珍。這以后,周勵武的態度就軟多了。

這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么辦?

駐扎延安,對于過慣享樂日子的聯絡參謀。確實是個苦差使。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伙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晒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還揣著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再觀察,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布置,再找鑰匙。

服務員在晒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面。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


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聯絡參謀一出門,我方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里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復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只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邊保的祕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布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復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面,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

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復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于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祕密情報,真是知己知彼。

本想假戲真唱,不承想反被對方導演。國民黨派駐延安的兩個職業特務,卻讓蔣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動回避,突然間登台亮相。共產黨情報人員不動聲色,助了毛澤東的“大膽”出演。

國共談判,由于國民黨缺乏事先准備,只能按照共產黨的方案討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通報中共中央代表團。毛澤東贊道:“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寶!”于是看透對手底牌的周恩來,就這樣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

(摘自《鐵軍》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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