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6日，上海宣布解放。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逼近上海，黃金榮手下的青幫大弟子杜月笙遠走香港，而黃金榮卻留了下來。

　　上海解放之初，令人不解的是，這里接管，那里接管，黃金榮卻安然住在上海家中，沒有人碰他一根毫毛。為什么呢？

　　□葉永烈

　　1949年5月26日，上海宣布解放。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陳毅任軍管會主任、上海市市長。

　　軍事上的勝利，在一夜之間取得，接踵而來的是紛繁復雜的接管工作……

　　中國共產黨人以驚人的效率接管著大上海。就在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的當天，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開始播音。翌日，上海《解放日報》創刊號出現在上海的街頭巷尾……

　　然而，上海畢竟是大上海，光是文教方面，大專院校就有26所，中小學有503所，大報有20多家，小報有50多家……要進行“接、管、清、改”(即接收、管治、清理、改造)，談何容易！

　　在剛剛回到上海的那些日子里，“接、管、清、改”工作，使接管上海的干部杜宣忙得不可開交。

　　在這千頭萬緒之中，杜宣還有一件工作，便是“接管”黃金榮。

　　黃金榮與蔣介石的微妙關系

　　有著“海上聞人”之稱的黃金榮，乃是上海人人皆知的頭號大流氓、“青幫”大頭目。

　　黃金榮，出生于浙江余姚捕快之家，沒有什么文化。他在上海南市區長大之后，步其父親后塵，在25歲時考上上海法租界的“包打聽”。此后，憑借他的精明，屢破大案要案，逐步升至上海法租界警備處的督察長。

　　黃金榮深知，倘若不跟流氓結幫拉派，很難坐穩“督察長”的交椅。流氓有所謂“許充不許賴”的規矩：如果你并不是某人的門生，卻“充”某人的門生，是允許的﹔然而，你是某人的門生，遇上麻煩時想賴掉，那是不行的。黃金榮依照“許充不許賴”的規矩，冒充青幫“大”字輩張鏡湖的門人，并由此廣收門徒。后來，他給張鏡湖送去兩萬銀元，迫使張鏡湖真的收他為徒。這樣，他弄假成真，成了青幫“通”字輩傳人。后來，隨著他的勢力的發展，竟然成了上海青幫大亨。

　　有了警界和青幫的雙重地位，黃金榮無所顧忌，做起毒品生意，大大地“發”了起來：聞名上海的“大世界”，歸入他的“版圖”﹔桂林公園，成了他的私家花園，稱之為“黃家花園”﹔用他的“三分之二姓名”命名的“黃金大戲院”……

　　在黃金榮的眾多門生之中，鼎鼎大名的要算是蔣介石了。

　　1921年，黃金榮曾收失魂落魄的蔣介石為徒。几年之后，當蔣介石以北伐軍總司令顯赫身份重返上海灘的時候，識時務的黃金榮趕緊悄然把門生帖子送還了蔣介石。

　　1927年4月12日，當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時候，出面屠殺工人糾察隊的，便是黃金榮手下的徒子徒孫們。

　　有了蔣介石作為政治靠山，黃金榮橫行上海，更加飛揚跋扈，毫無顧忌。黃金榮每年都“隆重”地過生日，因為每一回過生日，都是他收受金銀財寶的最好機會。那時，不論是否認識，只要收到黃金榮過生日的請柬，誰都不敢不送禮。

　　1947年12月，黃金榮八十大壽(虛歲)。這當然是黃金榮大慶大賀的日子，就連身為總統的蔣介石得知之后，也親自到上海黃家花園四教廳向黃金榮拜壽。黃金榮連說“不敢當”，蔣介石卻硬把黃金榮扶到紅木椅上坐定，然后向他跪下，磕了一個頭離去。

黃金榮為何沒有逃離上海

　　中國人民解放軍逼近上海，黃金榮手下的青幫大弟子杜月笙遠走香港，而黃金榮卻留了下來。

　　上海解放之初，令人不解的是，這里接管，那里接管，黃金榮卻安然住在上海家中，沒有人碰他一根毫毛。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為什么不去碰黃金榮呢？



　　夏衍清楚地記得，在他南下之前，和潘漢年一起，向主管白區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請示。劉少奇明確指示，對黃金榮那幫人，“先不動他們，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夏衍曾這么回憶道：

　　“我記得他(指劉少奇)問潘漢年，青幫會不會像1927年那樣搗亂，潘回答說，他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有聯系。1948年在香港，漢年和我還去看訪過杜月笙。我們離開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們作了保証，一定要安分守己。又說，據他(指潘漢年)了解，黃金榮那幫人也不會鬧事。少奇同志要潘漢年告訴陳毅、饒漱石，先不動他們，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上海解放之后，對于黃金榮，上海市軍管會果真沒有動他，“觀察一個時期再說”。

　　觀察了一個時期，黃金榮確實沒有搗亂。黃金榮聲稱“不問外事”，靜居家中。他每天只是“早上皮泡水，下午水泡皮”罷了。所謂“皮泡水”就是喝茶，所謂“水泡皮”，就是泡在澡堂里。

　　據說，黃金榮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沒有隨同蔣介石去台灣，原因有四：

　　一是流氓具有極強的地方性。去了台灣，人生地不熟，他也就無勢無力。

　　二是他的財產大都是不動產。他曾向杜月笙商借20萬美元，以便逃亡之后作花費之用，杜月笙居然沒有答應，撇下他去了香港。

　　三是他年已八旬，多病在身，不像杜月笙小他20歲。所以黃金榮當時說：“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拋在外鄉。”

　　四是他知道蔣介石大勢已去，便跟共產黨暗中有所接觸。懾于強大的政治壓力，曾經把自己手下四百多名幫會頭目的名單，交給了上海地下黨。所以，解放后青幫未敢作亂。

　　正因為這樣，潘漢年曾就黃金榮問題，談過以下意見：“黃金榮是反動統治時期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靠山。他的門徒們在上海干了許多壞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說他對祖國還有感情，對我們黨至少不抱敵意。他聲稱不問外事，那很好，我們不必把‘專政對象’加在他的頭上，只要他表示態度就行。”

　　軍管會對黃金榮敲山震虎

　　盡管中共高層從劉少奇到潘漢年，都對黃金榮了如指掌，確定了“不動他”的政策，但是廣大群眾并不了解。上海不少市民恨透了黃金榮，紛紛寫信給上海市人民政府，強烈要求逮捕黃金榮，以至槍斃黃金榮。再說，長期讓黃金榮自由自在，不加管教，也不利于對他的改造。

　　于是，杜宣接到上海市軍管會的命令，派他前往黃金榮家，對他進行一次教育性的談話……

　　杜宣記得，那時天氣很熱，已經到了穿短袖襯衫的時節，但是他仍穿一身軍裝，胸前挂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符號，腰束皮帶，佩著短槍。他帶著十几個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乘坐兩輛中吉普，直奔黃金榮的家。

　　黃金榮在上海有許多住處。當時，黃金榮住在上海八仙橋黃金大戲院對面的一條弄堂──“鈞培里”。這條弄堂很多房子是黃金榮的。他自己住一幢大型石庫門房子。

　　由于事先得到上海市軍管會的電話通知，說是軍管會的軍事代表要來，黃金榮連忙做了准備。這樣，當杜宣帶著戰士到達黃宅時，黃金榮已經早早打開黑漆大門迎接。二三十個黃金榮的門徒，一律光頭，上著中式白短褂，下穿黑色燈籠褲，腳蹬圓口黑布鞋，一字兒擺開，分兩廂站立，恭迎“長官”。

　　杜宣一到，馬上有人向里通報，中等個子的黃金榮隨即由兩個徒弟攙扶著，急急迎了出來。他與杜宣在天井相遇。這時的黃金榮，已經81歲，臉色蒼白，虛胖，臉上的肉明顯下垂，牙齒失缺。他穿一身白紡綢中式衣褲。黃金榮見到一身戎裝的杜宣，以為要逮捕他，嚇得雙手顫抖，兩腿哆嗦，竟然小便失禁，濕了褲子。

　　杜宣問：“你就是黃金榮？”

　　黃金榮連忙答道：“報告長官，在下便是。”

　　杜宣說：“進屋談吧！”

　　黃金榮一聽不是馬上要逮捕他，趕緊說：“長官，請進！請進！”

　　黃金榮請杜宣步入客廳上坐，而他自己仍垂手低頭而立。杜宣請黃金榮也坐下，他這才坐下。

　　杜宣剛坐定，黃金榮馬上請人送上一只金表。這只金表，配著一根金鏈，金光奪目。黃金榮打開金表，指著底蓋上的一行字，讓杜宣細看：金榮夫子大人惠存弟子蔣中正敬贈。黃金榮說：“長官，這是我的罪証。人民公敵蔣介石拜我為師的時候送的。現在交給貴軍。”

黃金榮保証不在上海鬧事

　　杜宣收下金表，開始對黃金榮進行訓話。他代表上海市軍管會，要求黃金榮必須老老實實，服從人民政府管教，不許亂說亂動﹔要求黃金榮必須對所有門徒嚴加管束，不得進行破壞活動。黃金榮連聲諾諾。

　　杜宣問黃金榮，最近是否有不軌行為？



　　黃金榮年歲已大，加上牙齒脫落，說話含混不清，說什么生了個“名義上是孫子，實際上是兒子”！

　　杜宣不明白黃金榮說的意思。

　　這時，黃金榮手下一個鼠頭獐目的人物上前，替他解釋道：黃金榮與兒媳不軌，生了個孩子。這孩子“名義上是孫子，實際上是兒子”。

　　經過這么一番解釋，杜宣算是明白了怎么回事。

　　那人接著替黃金榮向杜宣匯報。他報告說，黃金榮手下還有几十個門人，他們打算把黃金榮的一個戲院、兩個澡堂、三條弄堂的收入，用來實行“供給制”──他們青幫也要像解放軍一樣，實行“供給制”，每個門生每月兩石半米。

　　杜宣一聽，十分惱火，流氓集團怎么可能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相提并論？青幫怎么可以不倫不類也實行“供給制”？他當場對那人進行了訓斥。

　　杜宣警告黃金榮，必須老老實實待在家中。如果發現他的門生在上海滋事，唯他是問！黃金榮知道軍管會沒有逮捕他的意思，又連聲諾諾。他感動地說，他販過人口，販過鴉片，綁過票，殺過人，各種壞事都干過，解放軍對他竟是如此寬大，不關不殺。他非常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他網開一面，不予逮捕。他保証不在上海鬧事。

　　杜宣起身，黃金榮和他的徒子徒孫們趕緊列隊相送，一直送到大門外，杜宣帶著戰士們上車，車子已經開遠，黃金榮和他的徒子徒孫們仍畢恭畢敬地站在那里。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1951 年5月20日，黃金榮請人代筆，在上海《文匯報》和《新聞報》上發表《黃金榮自白書》，檢討了自己的罪行。這份自白書對上海的流氓起了震懾作用。

　　1953年6月20日，黃金榮在上海病故，終年86歲。上海灘上另一個流氓大頭目、比他小20歲的杜月笙，倒是先于他離世──1951年8月16日病故于香港。

　　杜宣回憶當年上海灘流氓總頭目黃金榮在他面前唯唯諾諾的情景，深刻地說：“當年的流氓，其實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流氓能夠橫行霸道，依賴于反動統治階級的支持。所以，解放之后，流氓的后台倒了，流氓也就隨之土崩瓦解，一點力量也沒有了。”

　　(據《文史博覽》2008年第9期）

千古之迷： 鴉片戰爭竟是由林則徐誤判引起？ 2008/10/13

清政府禁煙公所發銷煙執照“禁煙呼，銷煙也”黃爵滋的奏折里說洋人嚴禁其本國國民吸食鴉片，卻專誘他國，禍害別國百姓。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經在2001年《書屋》第三期發表過《天朝的崩潰與意識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個被國內學界一直有意或無意忽視的問題，即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樊先生在查閱了大量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檔案后發現，英國政府承認清政府完全有權制止鴉片走私，對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煙措施，也并不企圖干預。1838年6月15日，當時的英國外務大臣巴麥尊給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訓令中寫道： 　　 “關于鴉片走私貿易，英國臣民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夠為此進行干預。因此，這些人由于中國關于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來承擔。”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們教科書認為是“鴉片販子保護人”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卻是一個堅定的鴉片貿易反對者，在被林則徐驅逐到海上后寫給巴麥尊的信里還說，他對英國臣民進行鴉片走私貿易“感到恥辱和罪惡感，并懷有深刻的厭惡態度”。 　　 戰爭爆發之前，義律甚至想主動承擔起制止鴉片走私貿易的責任。也許他認識到，從長期來看，鴉片走私將危害到英國擴大其在華的合法貿易。義律顯然知道，英國鴉片販子并不把中國緝私官員放在眼里，這些人已經熟知了那些中國官場的潛規則。義律天真地認為，他的出現將使得英國鴉片販子有所收斂。 　　 在林則徐發起嚴厲的禁煙行動后，義律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大量措辭嚴厲的通告：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發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擁有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裝配的小船在虎門以內從事該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如果中國政府認為適于捕獲并沒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將決不進行干涉。” 　　 筆者無意否認鴉片貿易的罪惡性和清政府打擊鴉片貿易的正義性，但這里引發一個問題就是，既然英國政府并不支持鴉片走私貿易，那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何以引發一場戰爭？ 　　 對于鴉片貿易的爭論，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從來就沒有平息過。早在18世紀80年代，英國許多有識之士就一直在譴責并呼吁取締鴉片貿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說過：“這個國家慫恿這種罪惡的交易是極壞的，也許比慫恿奴隸貿易更歹毒。”就連東印度公司鴉片代理處經理賽蒙也深有感觸地說：“鴉片產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淪喪。” 　　 英國以貿易立國，很多英國人更加看中資本的逐利性，既然鴉片能帶來這么巨大的利益，且鴉片在英國本土又沒有市場，看不到鴉片的危害，英國議會長期通不過禁止鴉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于受害國的中國來說，鴉片走私貿易可能沒有英國議會里紳士們辯論的那么輕松了。御使袁玉麟說過，百姓要是仍舊沉湎于鴉片的話，那么“夫無以訓妻，主無以使仆，師無以教學子”，民心將毀于一旦。面對越來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內部也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黃爵滋主張制定新的法律，對吸食鴉片者限期一年戒煙，爾后查獲再吸食就殺頭。但當時大多數督撫都不同意這個辦法──由于牽涉到當時復雜的死刑上報程序，扑殺癮君子只能給各地督撫帶來無盡的麻煩。他們大都贊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里指出的，“禁煙責任推給海口，內地官員即可擺脫干系﹔能夠推到廣東最妙，禁煙成了廣東一省官員的事務，其余省份當然樂得輕松”。 　　 林則徐支持黃爵滋的建議，他說：“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須開設戒煙院。” 　　 后來，他給道光帝上奏說，倘若朝廷對鴉片走私貿易視而不見，“數十年后，中原几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這句話深深觸動了道光帝，于是下定決心禁止鴉片。 1839年，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南下廣東發動了一場規模浩大的禁煙運動。讓林則徐感到驚訝的是，當他下令收繳鴉片時，義律未請示倫敦，也沒有討價還價，就命令英國商人交出所有存貨兩萬多箱鴉片，此舉讓林則徐感到滿意，卻引起了英國朝野一片嘩然。　 一個意外事件 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國水手來到九龍尖沙咀的小酒館酗酒鬧事，引發斗毆，結果導致村民林維喜傷重死亡。林則徐毫不遲疑地要求英國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來償命。但義律只同意賠償死者家屬并懲辦所有參與此事的水手，而拒絕交出一人來殺頭頂罪。這時，大清律與英國法律發生了國際法意義上的沖突，中國人認為殺人償命是理所當然，而英國人卻無法認同自己的同胞遭受他們認為的“野蠻肉刑”。這種沖突正是后來租界內治外法權的由來。 　　 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林則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貿易，并封鎖了外國在廣州的全部外貿企業。義律見勢不妙，趕緊命令英國商人及家屬登船上海。林則徐則進一步采取措施，嚴禁村民供應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戰船封鎖英船，如果發現上岸的外國人，一律就地正法。無奈之下，義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則徐解除封鎖，恢復正常貿易關系。林則徐見未達到目的，拒絕了義律的要求。當天下午，英國軍艦向封鎖他們的中國戰船開炮。 　　 大英帝國終于露出了它猙獰和強權的一面！ 　　 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只能導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即使現在的國際社會相對文明，但這個法則顯然同樣適用。英國在忍耐了近半個世紀后，終于決定要采用炮艦政策把中國納入到其利益范圍了。 　　 此時的倫敦，聽到中國焚燒鴉片的消息后，從事東方貿易的院外活動集團立刻動員起來了。這些利益集團向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要求政府采取堅決行動。19世紀大英帝國的政治巨頭帕默斯頓甚至叫嚷著說：“給中國一頓痛打，然后我們再解釋！” 　　 但發動對中國戰爭的議案也不是一邊倒。帕默斯頓同時期的政治對手格萊斯頓，嚴厲譴責說：“在人類歷史中，我從未見過如此不正義，并故意要使國家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高傲地飄揚在廣州城頭的英國國旗，只是為保護一樁可恥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無數的歷史事實証明，道德常常讓位于利益。 　　 1840年4月7日，托馬斯﹒斯當東爵士，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斯當東，他來到下議院闡述了他的論點。他說，“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了解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的話很起作用，議案通過了。雖然在最后表決中，議案僅以271票對262票的微弱優勢得到通過，但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邊的中國人。 林則徐和英國議會顯然沒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問題。林則徐認為他的問題是進行一場反毒品的斗爭﹔而英國卻認為這是涉及貿易自由這一神聖權利的問題。英國議會辯論的時候，把政府的戰爭議案說成是發動一場“鴉片戰爭”──據說這是“鴉片戰爭”一說的最早原始出處。 　　 林則徐算是當時最了解英國情況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個翻譯，終日為他翻譯英文書報，整理成冊，以供參考。想必林則徐已經了解了英國的地理環境、人口、軍隊等實力情況。但從簡單的數字來看，英國顯然不如天朝。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仍居世界首位，甚至超過整個西歐加起來的總數。但正如張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國興衰史上，被打敗并由此衰敗的，多是富國！”由此看來，落后就會挨打并不見得就一定是什么真理。(《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 　　 林則徐斷定英國不可能會為了鴉片而與天朝開戰，理由很簡單：英國路途遙遠，補給困難，怎有實力冒犯天朝？何況中英貿易近兩百年，茶葉生絲等貿易利益重大，斷不可能為了一些鴉片走私商人而大動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對這些糾纏不清的夷務早已厭煩不已，在虎門銷煙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絕通商，并下令將英國艦船驅逐干淨。 　　 鴉片只是一個導火線。就像日本封鎖了馬關海峽的長州藩一樣，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英國駐日公使阿爾托克1864年提議，與法國、荷蘭及美國組成“四國聯軍”很快就打開日本的國門。可見關鍵問題其實還是馬戛爾尼半個世紀前的老問題：打開天朝的大門，開放通商貿易。此時的大英帝國，較馬戛爾尼時期可謂更加突飛猛進，工業革命業已取得重大突破，大量廉價的工業品正在世界范圍內四處尋找市場，而英國的蒸汽戰艦和長槍大炮，已經足以敲開天朝的大門。 戰爭，使天朝的無知和衰落徹底暴露。　　 歷史的轉彎處，禁煙無疑是正確的，但若要禁絕通商，林則徐怎么可能意識到，在這樣一個加速發展的全球化時代，閉關鎖國早已淪為歷史塵埃，在這樣一個時代，早加入這個全球化進程早受益，但歷史的慣性已超越了林則徐等人的思考范圍，后人也只能發些“事后諸葛亮”的議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