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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兵馬俑的神祕主人 并非秦始皇另有其人/ 李力《懷念家父李克農》
發佈時間: 10/15/2008 9:06:18 PM 被閲覽數: 149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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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南方的雨,下得缠绵、温柔、纤细、持久;
北方的雨,下得豪爽、酣畅、粗犷、干脆。

南方的雨,像南方少女的爱,羞羞答答,多情、含蓄;
北方的雨,像北方小伙的情,炽烈如焰,热情、奔放。

南方的雨,使人想起洞萧牧歌、春花秋月,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村舍……
北方的雨,使人想起黄钟大吕、金戈铁马,想起浑厚的高原、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

我曾在南方的雨巷,戴着小斗笠,踩着古老的青石板,领略过那牵丝的长脚雨的恩泽。那份只有雨趣,而无淋漓之感的温馨,令我铭心难忘。

我也曾在北方的阔野,赤着脚,打着一把软弱无力的小花伞,迎接过那如浇如注的倾盆大雨的洗礼。那份彻头彻尾的痛快,那份恨不能连灵魂也一块冲刷了的大愉悦,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常想到,为什么同一块国土上,会有这南方的雨与北方的雨的不同?莫非远在先陶时代和青铜时代,在秦时明月汉时关时,这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就已经泾渭分明,性格各一了吗?

想想可也是,偌大的国家,偌大的土地,倘只有一种雨、一种色调、一个模样,那该多么没劲、单调、乏味啊。

我爱南方的纤纤细雨,也爱北方的滂沱大雨。

南方的雨——像我的姐妹,
北方的雨——像我的兄弟。









音乐: 故乡的原风景

文字来源: 网络 / 制贴: 红裙独舞


 

媒體揭祕兵馬俑的神祕主人 并非秦始皇另有其人?(圖)


2008/10/15 



石鎧甲坑令陳景元產生新的質疑

世界第八大奇跡:秦始皇兵馬俑

1974年,西安臨潼縣西楊村發現了一座舉世罕見的秦代兵馬俑坑。經過專家們的仔細勘探和研究,認定俑坑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而俑坑中這些按照真人大小塑造的陶俑正是當年跟隨秦始皇征戰四方、統一六國的神勇之軍。

  然而,一個叫陳景元的人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兵馬俑根本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兵馬俑的主人另有他人。陳景元是建筑學方面一名普普通通的學者。早在1974年以前,陳景元就完成了一部叫《驪阿集》的著作。在書中,陳景元從建筑學的專業角度闡述了阿房宮并非秦始皇所建的理論,并大膽地提出秦始皇生前并沒有為自己建造過陵墓的驚人觀點。

  那么,在陳景元的心中,誰才是兵馬俑的真正主人呢?



  質疑一:俑坑離秦陵那么遠,是秦始皇的嗎?

  那是 1974年11月初,陳景元到南京博物館辦事,博物館的同志把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告訴了陳景元。一直對秦陵抱有濃厚興趣的陳景元特意跑到西安進行考察。

  陳景元是建筑學方面的一名學者,退休前在江蘇省國土局工作。在兵馬俑發掘現場考古隊員的帳篷里,陳景元幸運地見到了當年兵馬俑考古隊隊長、秦始皇兵馬俑前任館長袁仲一教授,然而,陳景元和袁仲一在學朮觀點上的分歧也正是從這次會面開始的。

  陳景元在這次西安考察當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疑點:從秦始皇陵到俑坑最近也要 1.5公里,如果再加上俑坑本身的寬度,這個距離還要遠一些。從常理上講,誰會把陪葬坑放在這么遠的一個位置上呢?驪山是塊風水寶地,除了秦陵外,周邊經常會發現其他墓葬。既然這一帶墓葬密度相對較大,怎么敢肯定兵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

  他把這些疑問寫出來轉給考古隊,希望得到信服的解釋,然而沒有得到回信。

  那么,為什么袁仲一一直沒有回信呢?其實,在袁仲一看來,他和陳景元初次見面時就已經回答了陳景元的疑問。袁仲一說,秦陵范圍廣闊,除地宮之外,還環繞有內城和外城。兵馬俑雖然在外城之外,與秦陵貌似很遠,但從面積看,它們的距離是合乎比例的。對于這個解釋,陳景元仍不甘心。終于,他又發現了几條有力的証據。

一副兵器戈被發現的照片令秦俑主人歸屬再次成謎

秦始皇兵馬俑。陳景元質疑:秦始皇的軍隊既然是一支能統一六國的強者之師,在裝備上也應該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這些兵俑沒有任何頭盔保護。

質疑二:秦始皇為什么放著鐵兵器不用,而選擇落后的青銅兵器陪葬?

  在兵馬俑1號和 2號坑,大量的步卒圍繞著戰車排成一列列整齊的大小方陣,陳景元由此推斷,戰車是這支部隊的主力。

  然而,自殷周以來直至春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不斷擴大,車戰的弱點逐漸暴露,常常是顧得了左邊顧不了右邊。那么,秦始皇還會在交戰時大量使用落后的戰車嗎?



  陳景元指出,秦始皇當政以后,連年的戰爭迫使他對軍隊結構進行了優化調整,大量采用騎兵和步兵相配合,使之更加輕便,易于作戰。從這點判斷,兵馬俑坑中的那支部隊應該不是秦始皇的軍隊,它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

  對于此,袁仲一認為,不能因為俑坑中出現戰車就否定它屬于秦始皇。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文字記載說秦國取締了戰車。戰車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兩軍交戰時,它在速度和沖擊力上的優勢是步兵和騎兵無法比擬的。兵馬俑坑的軍陣,正是戰車、騎兵和步兵有機組合的典范。

  陳景元顯然并不同意這個解釋,他又指出了另一個疑點:俑坑中發現了很多笨重的青銅兵器,秦始皇這樣一位善于征戰、統一六國的國君,會放著先進的鐵兵器不用而去選擇落后、笨重的青銅兵器陪葬嗎?這顯然有悖于常理。

  對于這一觀點,袁仲一認為,鐵兵器代替銅兵器是有一個過程的,因為冶煉技朮的普及需要一定時間。所以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秦代出土的兵器基本上是銅兵器,鐵兵器極少,整個秦陵也只出土了兩三件,以此認為鐵兵器代替銅兵器與實際情況不符。

  質疑三:秦始皇的強者之師,竟然連頭盔都不戴?

  陳景元的質疑仍沒結束:秦始皇的軍隊既然是一支能統一六國的強者之師,在裝備上也應該是一流的,然而,俑坑里的這些兵俑沒有任何頭盔保護。難以想象,這種簡陋的武裝能在近距離厮殺的戰場上獲取勝利。

  的確,在秦陵附近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石鎧甲坑。從已經拼合起來的石盔石甲,我們似乎看到了秦國軍隊的威武英姿。奇怪的是,既然秦國軍隊配有頭盔,那兵俑為什么沒一個人戴呢?

  袁仲一認為,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間,習性尚武,與游牧民族混居。而且,當時商鞅為秦國制訂了一套任何別的國家都無法忍受的嚴苛法律:秦兵只要斬獲敵人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爵位一級、田宅一處和仆人數個。或許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尚武的秦軍干脆脫掉了笨重的頭盔和重甲,沖上戰場去殺。《 史記》對秦軍的這一行為也有描述:戰場上的秦軍竟然袒胸赤膊,索性連僅有的鎧甲也脫掉了。

  陳景元對兵馬俑的質疑并沒因此而結束。

質疑四:兵俑身上的奇異文字,暗示兵馬俑屬于秦宣太后?

  1975年,《臨潼縣秦俑坑試掘第一號簡報》中一幅圖片引起了陳景元的注意。這張圖片是兵馬俑的局部,上面刻有一個奇怪的文字:這個字是個月字旁加一個脾臟的脾字。雖然陳景元對秦國文字并不陌生,但這樣奇異的文字還是頭次見。

  在秦兵馬俑考古隊撰寫的《試掘簡報》中,專家把這個字解釋成“脾”字。陳景元并不認同。他翻閱了容庚編著的《金文編》和徐文鏡編寫的《古籀匯編》,發現構成“脾”字右半部分的“卑”字有很多形式的寫法。但眾多字形當中,沒有一種寫法符合佣坑中的那個字。



  就是這個字,引出了陳景元對兵馬俑主人的驚人發現。

  1976年,陳景元在得知西安發現兵馬俑的消息后跑到了西安,在西安文管會辦公室里,有關負責人小心地拿出一塊秦代桶瓦給陳景元看。這塊瓦上也刻著一個奇異的文字,左邊的字陳景元不認識,但右邊的月字還是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陳景元帶著拓下來的文字回到住地南京,但之后的兩年,面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字,他一籌莫展。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景元在圖書館結識了南京師大古文字專家段熙仲教授。經過仔細查對,段教授認為,秦代桶瓦上左邊的字為“羋”(畢)的變體字。這應該是兩個獨體字,讀作“ 羋月”。這消除了長久以來陳景元心頭的困惑,“羋”字對他來說并不陌生,秦始皇的祖母、秦惠文王的王妃──秦宣太后就姓“羋”。因此,陳景元斷定,兵馬俑的主人并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祖母秦宣太后。袁仲一卻認為,字不能這樣拆,一個字拆了之后,意思就大為不同了。

  質疑五:秦人尚黑,兵俑衣服為何五顏六色?

  專家的解釋似乎讓陳景元有些失望,但他又提出了一條令人意想不到的証據──秦人以黑為貴,而兵俑的衣服卻五顏六色。

  在發掘時,很多俑的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顏料,并且從顏料的位置和顏色判斷,他們的衣服是五顏六色的。在秦始皇生活的年代,金木水火土五行說十分盛行。當時周朝崇尚火德,秦始皇滅周后認為是自己的水攻克了周的火,因此把水德作為崇拜對象。而在秦代,五行里水相對應的顏色就是黑色。秦始皇還把“尚黑”作為一項法令頒布。既然如此,俑坑中出土的這些衣著五顏六色的兵俑如果放在秦始皇時代就很難解釋得通,但如果放在宣太后的時代,就會得到合理解釋。

  袁仲一卻認為,秦代尚黑,只能說明秦人以黑為貴,要求在重大場合中著黑衣,并不是要求全國人民不能穿其他顏色的衣服。陳景元覺得袁仲一缺乏直接有力的証據。那么,面對陳景元一次又一次的質疑,袁仲一在想什么?

質疑六:陪葬的戈,為什么會在淤泥層發現?

  袁仲一說,1號坑出土了很多秦代兵器,其中在一種被稱做“戈”的兵器表面,明確刻有“五年相邦呂不韋戈”的銘文。

  呂不韋是秦始皇的丞相,職責之一就是負責兵器生產。而陳景元指出,在俑坑的考古報告中一共就提到過5個有“相邦呂不韋”字樣的戈,其他兵器都沒有明確的年代標志。比如,俑坑中還出土了一些被稱做“鈹”的秦代兵器,這些兵器上只注明了“十七年”“十八年”,僅憑這很難判斷它們屬于哪個歷史時期。呂不韋在任不過10年,在秦始皇12年時就死了。所以,標有“十六年”的銅鈹肯定不是指“呂不韋十六年”,由此推斷,除了5個刻有“相邦呂不韋”銘文的戈外,其他沒明確紀年的兵器應該都不是秦始皇時代所造。



  袁仲一則指出,在很多兵器上都能看到刻有“寺工”字樣的銘文。寺工是秦始皇設立的專門負責制造兵器和車馬器的國家機構,這明確說明兵馬俑是秦始皇時期所建,主人是秦始皇。

  陳景元拿出一張照片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張照片泄露了“呂不韋戈”出土時的一個小祕密──它不是在俑坑的地磚上出土,而是在離地磚有一定距離的淤泥層上被發現的。如果“ 戈”和俑坑處于一個年代,為什么它沒出現在俑坑的地磚上,而是跑到距離地磚29厘米到250厘米的淤泥層上了呢?

  對此,兵馬俑研究專家說,銅戈最初是由兵俑拿著,處在一個懸空的位置。近2000年來,俑坑可能因為地面滲水和洪水等自然原因涌入大量的水流而形成淤泥層。有一天,懸空的銅戈因為失去載體,掉到了淤泥層上。專家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釋,有關誰是兵馬俑主人的討論似乎也有了一個明確的結果。

  雖然,兵馬俑坑的考古工作至今還沒結束,但相信,隨著秦始皇陵周邊的考古勘探工作不斷推進,考古專家的深入研究,籠罩在秦始皇陵上面的迷霧將逐漸淡去,呈現在大家眼前的將是一段真實的秦國歷史,一個恢宏的地下王國。


  (中央電視台10 套《 探索﹒發現 》欄目供稿)

 

共產黨的“大特務”──開國上將李克農

李力《懷念家父李克農》


2008/10/15 


 李克農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過炮火硝煙戰斗的開國上將,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毛澤東曾笑著告訴李克農之女李冰:你父親是共產黨的“大特務”,沒有他,我們中央的不少領導成員,包括周恩來都不會存在了。最近,李克農之子李力在新作中回憶了父親在祕密戰線的故事。

  打入國民黨 特務機構內部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開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設四個科:一科是總務科,專為中央機關服務﹔二科是情報科,重點了解敵方情況﹔三科又叫“紅隊”,鎮壓叛徒特務﹔四科主管通訊,設置電台。

  第二年的冬天,國民黨祕密建立了特務組織,對外名稱是“中央俱樂部調查科”,后來改為“中統”(CC)。由國民黨祕書長陳立夫主管此事,他任命其表弟、在美國學電氣工程的徐恩曾擔任調查科主任,同時兼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

  當時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任祕書的錢壯飛,對父親說:“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擴大人員,為建立國民黨特務機構做准備,缺少廣播新聞編輯,要公開招聘”。李克農迅即通過江蘇省委報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議:自己報考無線電管理局,在國民黨特務機構內部建立共產黨組織。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出“你們把它拿過來”的重要指示。通過考試,李克農被錄取在無線電管理局擔任新聞廣播編輯。隨后,錢壯飛幫助胡底也進入了無線電管理局。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決定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特別小組,并歸中央特科直接領導。李克農任組長,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與陳賡單線聯系。這時,李克農用的名字是李澤田,平常和他聯系的地下交通員是歐陽新,外號“大漢”。

  起初,徐恩曾對父親并不放心,經過暗中觀察,逐漸增加了對他的信任,提升他為電務股長,掌握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考核登記的大權。

  1930年初,父親與錢壯飛共同向徐恩曾建議,采用新聞廣播組織的名稱,將特務機關公開挂牌,單立門戶,便于開展活動。總部以“正元實業社”為名,設在南京市中山東路,成立“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等掩護單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錢壯飛負責主持。在天津成立“長城通訊社”,派胡底任社長。上海市則以無線電管理局為基地,由李克農負責。這樣安排,徐恩曾很滿意。由此開始,特別小組運用國民黨特務機關與它的公開情報系統展開活動,獲得了許多重要情報。

  1930年5月,中國各派軍閥掀起中原大戰,蔣介石抽調軍隊忙于應對,后方比較空虛。中共中央決定趁此機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擴大紅軍,發展蘇區,奪取新的勝利。這個消息,不久就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知道了,警備司令熊式輝召見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布置任務,強調此事關系黨國安危,最好開會時一網打盡。如果成功,可獲蔣介石懸賞的現金50萬元。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與熊式輝是同鄉,很受重用。但他是1925年入黨的中共祕密黨員,歸屬中央特科陳賡領導。他立即把熊式輝交代的事項向組織報告。周恩來、陳賡非常重視,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護措施,保証了會議的順利進行。

  由于設計周到,布置嚴謹,這次大會開得極為順利,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全部人員撤離后,宋再生才向警備司令部報告,并帶著軍警特務前往搜捕,這時早已人去樓空,一無所獲。

  舊中國,各地軍閥割據,東北軍實力雄厚。蔣介石千方百計地想了解與拉攏東北軍,几次派人去收集情報都失敗了。1930年上半年,陳立夫、徐恩曾派錢壯飛去完成這項艱巨任務。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慮我們黨在東北地區的情報工作也要加強,便派陳賡扮作隨員與錢壯飛一同去東北。于是,陳賡、錢壯飛拿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証件,花著國民黨提供的經費,一邊調查國民黨想了解的情況,一邊巡視中共中央特科組織在東北與華北地區的工作。同時,在沿途中共地方組織的幫助下,帶回許多重要的情報資料,為黨中央了解東北、華北情況發揮了作用。他們回上海后,錢壯飛與父親連夜加班,把當地報紙上的消息剪貼拼湊,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憑實據的東北軍內部情況,寫了一份四萬多字的詳細報告。錢壯飛帶回南京,徐恩曾看后連聲稱贊。不久,國民黨中常委祕書長陳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還要搜羅其他黨派與地方勢力的情報,准備進一步擴大特務組織。利用這個機會,父親報經中央特科同意,又認真“幫助”國民黨在全國各地建立情報網點,背地里為我們黨的情報工作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巧取密碼本,粉碎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

  盡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許多絕密信息,錢壯飛還是接觸不到。因為特務系統嚴格規定,凡屬絕密電報,只能由負責長官親自翻譯,不能讓第三者插手。這個密碼本裝在徐恩曾的口袋里,為了弄到密碼本,錢壯飛與父親花了不少腦筋,終于想出一條妙計。

  徐恩曾性情放縱,喜愛女色,平時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樂、嫖女人,這已成為慣例。父親投其所好,在上海幫他租了一套房子,讓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錢壯飛陪徐恩曾來上海開會,晚飯時徐又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父親“關心”地說,去那種地方你貴重物品最好不帶,錢也不要多帶,小心為上。徐恩曾覺得有理,正在沉思。錢壯飛指著他身上小聲提醒,那個密碼本千萬收好,萬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擔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覺,猶豫片刻,便將密碼本交給錢壯飛替他暫管。徐恩曾離開后,父親與錢壯飛十分興奮,立即用照相機將這個難得到手的密碼本翻拍一遍。從此,特別小組不僅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祕密,而且掌握了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的重要機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錢壯飛在南京“正元實業社”辦公,收到陳立夫發給徐恩曾的一批絕密文電。內容是蔣介石親自主持“江西剿共會議”,調遣江西省長魯滌平與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領十萬大軍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策略,進攻毛澤東、朱德領導的江西蘇區,企圖六個月內把這里的紅軍一舉殲滅。特別小組將這個情報迅速報到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很快通知江西蘇區做好迎敵准備。1930年11月,國民黨軍隊三路進攻,氣勢洶洶,蘇區軍民早有准備,粉碎了敵軍第一次圍剿,取得重大勝利,消滅敵軍約20000人,繳獲許多武器彈藥。

  1931年4月,蔣介石又策划發動對蘇區紅軍的第二次軍事圍剿,動用兵力20萬,比第一次增加一倍,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指揮,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策略,進犯江西蘇區。這個情報,再一次被特別小組獲得,報告中共中央。結果,從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經過五次大戰,消滅敵人30000多,繳槍20000余支,又獲大勝,鞏固與擴大了江西中央蘇區。

  “龍潭三杰”舍身保衛黨中央

  1931年4月初,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等從上海去武漢,再去鄂豫皖蘇區。護送任務完成后,顧順章沒回上海,在武漢用“化廣奇”的藝名上台表演魔朮。4月24日,顧順章在台上表演時,被一個名叫尤崇新的叛徒發現,尤立即報告國民黨武漢行營偵緝處將顧順章逮捕(尤崇新原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員,1930年叛變后,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他知道“化廣奇”就是顧順章)。顧被捕后,表示愿意戴罪立功,當場說出了中央特科掌握的有關武漢偵緝處等情況,接著,武漢行營派兵捕獲了十多名共產黨員。顧順章為了抬高身價,表示自己還知道共產黨中央的所有機密,必須盡快見到蔣介石才能全盤交代,否則不談。當天,蔣介石接見,顧順章便把所知道的共產黨機密全部供出,包括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秦邦憲、王明、向忠發的住址,及中共中央機關辦公地點等。

  顧順章被捕是件大事,國民黨武漢行營為了邀功,在4月25日晚間,連續拍發几份絕密電報,緊急報告南京特務機關徐恩曾并轉陳立夫。恰巧4月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不上班。晚間辦公室只有錢壯飛值班,他便用復制的密碼本進行翻譯。錢壯飛看到這些電報,一面假裝無事模樣,把這些來電原封不動地放在徐的辦公桌上﹔一面趕緊回家,把女婿劉杞夫叫起床,連夜乘火車趕到上海,并再三叮囑,一定要把這些特急電報親手交給“舅舅”(即李克農)。4月26日清早,劉杞夫到達上海,因為星期天不是接頭的日子,他跑了几個地方才把“舅舅”找到。李克農一看電報立刻感到事態嚴峻,必須馬上報告中央。但偏巧這天不是他與陳賡接頭的日子,不但找不到陳,連地下交通員歐陽新也聯系不上。他冷靜下來,安頓劉杞夫快回南京,保護錢壯飛的安全,并從身上掏出錢來,給劉以防萬一,告訴他此去可能凶多吉少,要做好思想准備。同時苦思良策,決定突破規定的聯絡程序,先找到江蘇省委機關再共同尋找陳賡。所幸于4月27日(星期一)早晨,在汽車出租公司把陳賡找到。一聽報告,陳賡也很著急,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當機立斷,采取緊急措施,迅速安排陳云、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盡快轉移,凡屬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全部切斷。接著,父親一手拉著秦邦憲、一手拉著王明,把他們護送到安全地帶。完成中央機關轉移任務后,他又用“克潮病篤”的暗語,發電報通知天津胡底及早轉移。

  4月27日,徐恩曾親自帶領張沖、顧建中連夜趕到上海,組織大批軍警,會同英、法租界巡捕房,在4月28日(星期二)上午共同行動,組織全市大搜捕,要把共產黨領導機構一網打盡。哪知所到之處,大都人去樓空,除了個別單位未及通知遭受損失外,其他一無所獲,這令蔣介石異常氣憤。由于這次斗爭影響重大,特別小組貢獻突出,周恩來稱贊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為“龍潭三杰”。

  由于顧順章叛變,特別小組完全暴露,上海難以立足,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父親去了江西中央蘇區,擔負了新的諜報任務。(摘自《懷念家父李克農》 李力著 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 辣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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