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二戰時期上海有多少猶太難民？

2008/10/19

何惜薇

　　為更准確地掌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滬上究竟有多少猶太人，“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不久前啟動了猶太“上海登陸者”數據庫。數據庫列出已收集到的二戰在滬猶太難民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別、來源地、職業、去向，以及聯系其后人的方式。參觀紀念館的公眾都可查詢和登記有關信息。

　　“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館長陳儉告訴本報，專家學者對二戰時期滬上猶太難民數目的看法不一﹔有些說是2萬多人，有些則認為超過3萬人。“既然這段歷史就發生在紀念館周邊，我們就應該是解釋這段歷史的權威機構。”

　　陳儉說，從6月6日配合以色列建國60周年啟動數據庫以來，至今收集到的名字已從原先的600個增加到2000個。除了透過現有記載，紀念館還向上海檔案館、以色列領事館、國外猶太社團和政府渠道等獲得資料。此外，前往紀念館參觀的游客也是它收集資料的對象。

　　“有些猶太難民的家屬在數據庫上找不到先輩的名字，感到很失望，我們就讓他們把資料填上去，再向相關領館甄別。這么一來，我們也與在滬猶太難民的后人取得聯系。”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認為，數據庫所收集的資料固然有限、起不了研究作用，但貴在有聯絡作用。他說：“近十年，相信還有猶太人的后裔要尋找親人﹔他們聽說先輩曾在上海呆過，就想到這里尋根。”

　　潘光指出，由于許多猶太難民或其后裔不想提起在滬的辛酸往事，數據庫的建設困難重重，“能收集到四五千個數據就很不錯了”。

二戰期間大批猶太人逃往上海

二戰期間之所以有大批猶太人逃往上海，主要是因為上海當時是猶太人無須入境簽証就能登岸定居的世界唯一城市，它也不要求猶太人有任何經濟擔保或健康驗証，更沒有制定入境限額。
　　猶太難民抵達上海時，獲得在當地經商多年的猶太商人塞法迪(Sephardi）在金錢和房屋方面的援助。他為難民設立了診所、食堂、學校和收容中心等。很快的，這些難民也憑著學識，開始在上海虹口區經營商店和餐廳，并且主辦文化節目，發行自己的報章。

　　不過，到了1943年，日本在虹口區建立了“無國籍難民隔離居住區”，強令所有歐洲猶太難民遷入。納粹德國的不斷施壓以及日本對猶政策的反復無常，使上海的猶太難民在整整四年中都深感前途未卜。

　　兼任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陳儉指出：“當時物質缺乏，猶太人來與上海人爭公共廁所、爭工作，始終沒有發生過一起中國人欺負猶太人的案例﹔猶太人能在此間平靜地生活，沒中國人幫助是不可能的。這不就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體現嗎？”

紀念館年均游客達1萬人次

　　據記載，早在1902年，上海就已經有25戶俄羅斯猶太人，他們組織了教會，建造了摩西會堂（synagogue）。隨著在滬俄羅斯猶太人日漸增多，摩西會堂于1927年遷往提籃橋地區（虹口區），但仍稱摩西會堂，也就是今天的“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去年底，摩西會堂經過一番價值約四千萬元（人民幣，約860萬新元）的修繕工作后重現舊貌，開放了長期展館，其臨時館則在今年5月完成重建工作。

　　陳儉對長期展館內一幅名為《除夕夜》的油畫尤為鐘愛﹔這幅畫反映了在滬猶太難民接受中國鄰居邀請，一同歡度大年夜的情況。他說，油畫是根據真人真事創作。由于難覓實物，紀念館中根據書籍和猶太人回憶錄等記載，創造出情景雕塑和人物雕塑等。

　　踏入總面積不過80多平方公尺的微型展館，還可看到七枝燭台、以色列前總理拉賓1993年參觀紀念館時親筆題詞的千斤重石碑、猶太人赴上海的出境簽証，以及展現猶太難民在隔離區生活、后來與鄰居在上海虹口區重聚等照片。

　　展館也通過多媒體闡述二戰在滬猶太難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因遭納粹迫害，大舉涌向無須簽証的上海的經過。

　　紀念館目前平均每年吸引1萬名游客人次，陳儉希望參觀人次每年可達10萬。“這可不是天方夜譚。我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它面積都沒我們大，卻每年成功吸引了50萬人次。”

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坐落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二戰納粹占領荷蘭時，猶太小女孩和家人藏身之地，安妮法蘭克就是在這里寫出聞名于世的《安妮日記》。
　　“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目前尚缺的，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和能與周遭環境產生互動的旅游線路。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

猶太人曾參與中國革命

　　有關猶太人的研究一般側重于他們在歐洲和美國等地的歷史，猶太人在中國的研究相對貧乏。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認為，研究中國二戰時期的猶太難民，對研究中國的猶太人有重大的推進作用，也可同時丰富猶太學研究。

　　他說，目前市場上充斥著猶太人如何賺大錢的書，它們都不是嚴肅的研究，一部分還盜用了他和其他著名學者的名字。“這類書籍的內容不外包含了談判技巧等。如把猶太人換成溫州人，說是溫州人致富的祕訣，又何嘗不可？”

　　他強調，猶太民族與中國的密切關系可追溯到唐朝，當時猶太人沿著絲綢之路先到長安，再到當時的首都開封，并在那里落地生根、異族通婚、說漢語，慢慢“中國化”。

　　這名從事猶太研究30年的學者說：“中國歷史歷來是中國人民和其他地方人民交往的歷史，研究猶太歷史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同樣有促進作用。”

近代三批猶太人到中國

　　據潘光研究，近代到中國的猶太人分三批，一批是成為英國公民的猶太人，經伊朗、印度和新加坡前往上海﹔第二批是俄國猶太人，因為當地內戰前往中國，多數到哈爾濱和天津去。第三批則是被希特勒迫害的猶太人，主要到上海這個當時出入相對自由的地方。

安妮之家（Anne Frank House）坐落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是二戰納粹占領荷蘭時，猶太小女孩和家人藏身之地，安妮法蘭克就是在這里寫出聞名于世的《安妮日記》。
　　“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目前尚缺的，就是一個動人的故事和能與周遭環境產生互動的旅游線路。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

猶太人曾參與中國革命

　　有關猶太人的研究一般側重于他們在歐洲和美國等地的歷史，猶太人在中國的研究相對貧乏。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認為，研究中國二戰時期的猶太難民，對研究中國的猶太人有重大的推進作用，也可同時丰富猶太學研究。

　　他說，目前市場上充斥著猶太人如何賺大錢的書，它們都不是嚴肅的研究，一部分還盜用了他和其他著名學者的名字。“這類書籍的內容不外包含了談判技巧等。如把猶太人換成溫州人，說是溫州人致富的祕訣，又何嘗不可？”

　　他強調，猶太民族與中國的密切關系可追溯到唐朝，當時猶太人沿著絲綢之路先到長安，再到當時的首都開封，并在那里落地生根、異族通婚、說漢語，慢慢“中國化”。

　　這名從事猶太研究30年的學者說：“中國歷史歷來是中國人民和其他地方人民交往的歷史，研究猶太歷史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同樣有促進作用。”

近代三批猶太人到中國

　　據潘光研究，近代到中國的猶太人分三批，一批是成為英國公民的猶太人，經伊朗、印度和新加坡前往上海﹔第二批是俄國猶太人，因為當地內戰前往中國，多數到哈爾濱和天津去。第三批則是被希特勒迫害的猶太人，主要到上海這個當時出入相對自由的地方。

●宋慶齡與蔡元培、魯迅和林語堂……
1933年5月13日上午，宋慶齡與蔡元培、魯迅和林語堂等人，一起到德國駐上海領事館向副領事貝連遞交《譴責對德國進步人士與猶太人民的迫害》抗議書。

●加拿大猶太人莫里斯﹒科亨

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在孫中山去世后繼續在華工作，成為中國軍隊中的猶太裔將軍，曾積極支持并直接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

● 雅各布﹒羅森菲爾德醫生

1939年從奧地利前往上海的猶太難民，1941年離滬參加抗日戰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工作長達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軍縱隊衛生部長，被稱為奧地利的“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