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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新聞網 作者: 馬戎
蘇聯聯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單元是以民族為基礎建立并以民族命名。
新中國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蘇聯很大影響，“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險并沒有完全消除。
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解體，分裂為十几個新國家。按照斯大林本人和前蘇聯歷屆領導人(直至戈爾巴喬夫)宣稱的觀點，蘇聯的民族理論是完全正確的，已出現了“蘇聯人民”這個共同體，蘇聯的統一和民族融合不可逆轉。
此后發生的系列事變，証明蘇聯的制度和民族關系，沒有其宣稱的那樣美好。蘇聯黨和政府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上究竟出了哪些問題？
根據事后的材料，可提出以下几個命題:
1.蘇聯解體，主要推動力來自國內而不是國外。這說明蘇聯的國家制度設計存在關鍵性的問題，無法承受國內重大政黨紛爭、政治風波和社會沖突。
2.聯盟的解體以加盟共和國為單元，而世界上其他聯邦制國家(美國、德國、瑞士等)沒有出現類似危機，這說明問題在于聯邦制的具體設計原則，而非聯邦制本身。蘇聯聯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單元是以民族為基礎建立并以民族命名，其他聯邦國家則并非按此建立。
3.自1922年蘇聯正式成立至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前，六十多年間聯盟中央行政管理系統的權威未遇挑戰。這說明盡管制度設計存在問題，但客觀上存在一些強有力的紐帶在發揮作用，把各加盟共和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避免了分離。這些紐帶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期間喪失了作用。為什么蘇聯制度的關鍵問題延續數十年而未得解決？
蘇聯為何建成聯盟-聯邦制
列寧早期曾明確反對聯邦制，他是主張“民族自決權”的，但這一主張，是在各族無產階級和貧苦民眾面對沙皇專制統治的形勢下提出，“我們不贊成分裂成許多小國家”。
十月革命后俄國各地的政治形勢非常復雜，當時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爾、立陶宛等地都有強烈的自治甚至獨立要求，在烏克蘭、波蘭、芬蘭等地已經出現了地方政治權力機構。烏克蘭中央拉達宣布成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后，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列寧領導下的人民委員會于1917年12月“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承認它有同俄國完全分離或同俄羅斯共和國締結建立聯邦關系或其他類似的相互關系的條約的權利”。但是到了1918年4月，列寧的觀點便有所轉變，他在不同意西伯利亞“獨立”的信函中指出“所謂西伯利亞獨立只會正式給割取東部領土創造方便條件﹔獨立的烏克蘭、芬蘭就是前車之鑑”。
列寧認為，在當時的客觀形勢下，馬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單一國家在現實中做不到，只能通過承認自決權，在此基礎上通過自愿原則組建一個大國家(聯邦或國家聯盟)。他希望在理論上給予各民族完全的“自決權”后，各國的無產階級會回過頭來支持建立統一的國家。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
在這一思路的引領下，蘇維埃政權在前沙皇俄國的領土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和自治州。1922年12月正式締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條約》時，各民族地區是以加盟共和國加入蘇聯，還是以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取決于當時各地區的政治發展形勢。
蘇聯完成這一過渡的最佳時機
列寧的意思非常明確，聯邦制只是在特殊國情條件下向完全統一(單一國家)的“過渡”形式。列寧逝世后，共產黨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機會帶領蘇聯各族走出這一“過渡”形態，但他和后繼的領導人并沒有這樣做。
二戰結束之后的1940年代后期，斯大林個人威望和蘇聯的國際地位處于鼎盛狀態，是蘇聯修訂憲法、使聯盟-聯邦制轉型為一個統一國家的最佳歷史時機。假如那時他對蘇聯的政治體制進行調整，把蘇聯轉變為單一的共和國，最終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后來當蘇聯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引發重大社會動蕩時，在1991年的政治解體就有可能避免。
斯大林為什么沒有終結這一過渡期？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對蘇聯聯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鞏固太有信心了。
首先，斯大林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聯各地區已經占據絕對的領導地位，通過對少數民族干部隊伍的長期培養和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的領導者都是“受到真正的共產主義教育……真正國際主義的共產黨干部”。其次，蘇聯共產黨中央領導的政治-人事紐帶在全國各地積極有效地運行，而且聯盟中央直接領導的祕密警察組織完全控制了所有共和國的政治變動。第三，各加盟共和國(以及蒙古)在蘇共的領導下已經建設成各有分工合作的統一的經濟體系。斯大林對此十分自豪。
有了這三重保險，斯大林認為蘇聯的聯盟-聯邦體制將會堅如磐石。在二戰勝利后他完全不擔心蘇聯是否會解體，他那時所考慮的主要問題是: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峙的外交斗爭方面，蘇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繼續保持聯盟-聯邦體制所可能得到的好處。
好處可能有兩條:一是這樣的體制使蘇聯除俄羅斯聯邦外，還可以在聯合國多有三張投票權(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這些“獨立國家”甚至可能會在一定任期內出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這對蘇聯的外交斗爭是有利的﹔二是有助于推動那些新近解放并處于蘇軍控制下的東歐國家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的精英及民眾接受蘇聯政府的領導，如果二戰后不久即把蘇聯改變為單一國家，取消各加盟共和國已有的獨立法律地位，無疑會增加東歐各國社會精英集團的疑慮，擔心在未來某個時刻也會失去自己的獨立地位，這顯然不利于斯大林在東歐各國組建親蘇政權、發展東歐各國與蘇聯的正式結盟關系。后來成立的“華沙條約組織”和“經互會”，即是以蘇聯為主導的實質上的政治-軍事聯盟和經濟合作組織。
除以上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在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改變了把聯盟-聯邦制看作是向單一國家“過渡”的基本觀點，把它認作應長久堅持的基本制度，認為它是解決蘇聯民族問題、推動其他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最佳形式。
言論鉗制導致“反思禁區”
蘇聯時期曾涌現出許多優秀的政治家、學者和軍事將領，許多來自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其中有些人對各地的民族關系、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分裂危險是有所了解的，面對各族民眾和社會精英中不斷強化的“民族意識”，他們應當有所察覺并對蘇聯的民族理論、民族政策具有反思能力。為什么沒人就這些問題向斯大林和聯共中央進言，沒有在蘇聯學朮界引發相關的討論？
1920年代設計蘇聯的體制框架、30年代實施的“民族識別”工作，都是在斯大林親身參與下進行的，斯大林曾任職“人民委員會”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一直自認是馬克思民族理論和蘇聯民族問題的權威，蘇聯的體制問題是由他“鐵板釘釘”做了結論的，老年的斯大林潛意識里多少有些“兩個凡是”的心態，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民族理論和蘇聯體制實際上成為“禁區”。如果有什么人公開指出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危險，實際上就是在質疑斯大林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正確性，這在經歷過1930年代“大清洗”后的蘇聯政界和學朮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學朮界也總會有一些“捍衛經典”的人站出來“打棍子”，通過這樣的政治表態來爭取個人的升遷機會。這樣的政治氛圍、禁區划定和學界風氣也就必然導致了蘇聯政界和學朮界几十年在這個問題上的“集體失語”，即使個別人提及這一議題，也無法形成真正學朮討論的氣候。
斯大林去世后，蘇聯在“冷戰”對峙中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超級大國。直至戈爾巴喬夫倡導“改革與新思維”后，許多傳統意識形態“禁區”才開始被打破，但從他上台到蘇聯解體，只有短短不到5年，這時學者們和社會精英所關注的焦點在經濟改革和民主政治方面，民族問題從來沒有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宣布俄羅斯獨立和“蘇聯解體”，也只是葉利欣用來進行政治奪權斗爭的手段。
維系前蘇聯統一局面的三個紐帶
几十年來，有三個重要紐帶把前蘇聯的各組成部分連接起來。而戈爾巴喬夫在對這三個要素的處理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第一個紐帶是蘇聯各地區、各民族共同信奉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共產主義理想和無產階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強調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經濟封鎖和政治顛覆活動，無產階級政黨已經掌握權力的各個國家必須聯合和統一起來。通過在干部和民眾中的思想教育、對各級少數民族干部和知識分子的系統培養，使各族民眾建立起了一個高于“本族”的更重要的核心認同意識，這就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對蘇維埃政權、對斯大林的認同。雖然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批評了斯大林，但是蘇聯各地整個政治氛圍和政治導向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第二個紐帶是在國家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中建立起來的統一的自上而下的共產黨組織。“在黨的機構上不是實行聯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集團，而是把某個地方的各民族的無產者團結起來”(列寧)。而作為惟一執政黨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構，在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主要黨和行政領導人的任命上具有絕對的權力，從而保証了完全擁護聯盟中央的官員在各地區掌握行政權力，避免地方行政首腦利用憲法賦予的分離權來從事分裂獨立活動。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共產黨的書記是這些地區的“第一把手”，而這些書記都是由克里姆林宮直接任命或撤職。由聯盟中央直接領導的“契卡”和后來的“克格勃”組織對各地黨政官員實施著有效的監督與核查，具有特殊的權力。
第三個紐帶是“聯盟中央-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州(邊疆區)”體系的統一行政體制。在統一的計划經濟體制下，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邊疆區的經濟生產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計划部門統一組織的，有著非常具體的分工和合作。各共和國政府實際上并沒有規划和管理本國經濟活動的實際權力。
此外，蘇聯的軍隊是統一組建的，各加盟共和國并沒有軍隊指揮權，外交、政府預算、稅收、資源使用、法律制定等方面的權力都屬于聯盟管理的權限，所以這些“國家”在實際運行中是有名無實的，聯盟政府是真正的權威體系，各加盟共和國等都只不過是蘇聯這架大機器上面的齒輪，聯盟中央機構是控制齒輪轉動的鏈條。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維”之前，蘇聯在實際運行中表現得如同一個政治實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兩個牢固的意識形態和人事任命的紐帶所維系和擴展出來的行政功能。
但是，蘇聯憲法中包括了關于各加盟共和國可以分離和獨立的條款，正是這些條款使聯盟中的各個部分之間缺乏必要的法律紐帶，使聯盟各部分之間的法律聯系變得非常脆弱，并為1990年代的聯盟解體提供了法律依據。
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維”后，首先質疑原有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出了“走民主化的道路”，認為這是“改革及其實質”。在“公開性”的旗幟下開始對列寧、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所犯錯誤進行“清算”。戈爾巴喬夫認為蘇共几十年來是“為專橫的官僚體制服務”，為了推動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民主化”、“公開性”和“不留歷史空白點”等口號，鼓勵對蘇聯歷史進行重新評價。結果波羅的海三國隨即提出了1940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附加議定書合法性問題，“并以此為突破口，提出當年這三個共和國加入蘇聯的合法性問題”。雖然戈爾巴喬夫仍然提倡“現實的社會主義”，但是第一個紐帶在“改革”運動中已經變得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國家色彩的“民主運動”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思潮。
在戈爾巴喬夫推動的改革進程中，1990年2月的蘇共中央全會取消了憲法賦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此后成立的新政黨普遍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戈爾巴喬夫主導的運動造成了一些混亂，但大多數普通民眾仍然表示出對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的支持和維護。
在流產的“8﹒19”政變失敗后，“戈爾巴喬夫……要求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隨后，戈爾巴喬夫下令停止蘇共活動，沒收其財產。各共和國共產黨也隨之解散或自謀出路”(趙常慶)。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的共產黨首腦，看到自己在當地掌權的“合法性來源”開始出現問題，本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就紛紛見風使舵把自己裝扮成本族的“民族領袖”，以此獲得自己繼續掌權的合法性。當這些加盟共和國的高級共產黨領導人紛紛脫黨，共產黨的組織體系已經潰散而不再發揮作用時，第二個紐帶也就隨之被徹底斬斷。
蘇聯的經濟私有化使計划經濟體制下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共有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紐帶被極大地削弱了，這也使一些加盟共和國特別是俄羅斯聯邦的分離主義思潮占據了上風。按大衛﹒科茲的說法，1990年12月，“葉利欽通過俄羅斯共和國(聯邦)議會發布了一項法案，決定俄羅斯只為中央政府1991年的預算提供不到十分之一的稅收來源，這對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構成了威脅。……在這種政權斗爭的影響下，昔日環環相扣的蘇聯經濟機制開始垮台，各共和國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開始被打破”。
為了使自己這個俄羅斯總統之上不再有蘇聯總統這個更高一層的行政權威，葉利欽積極推動了蘇聯解體。而蘇聯憲法中關于“民族自決權”的條文為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活動和蘇聯的合法解體提供了法律依據，各部分之間的行政聯系被葉利欽等領導者通過“蘇聯解體”的行動所終止，第三個紐帶最終斷裂。
全民族的重大悲劇
必須承認，蘇聯的民族理論和制度設計為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寧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指出聯邦制只是邁向統一國家的“過渡”。
令人遺憾的是，蘇聯始終沒有走出這個過渡階段。
自蘇聯解體至今，又是16年過去了。在1991年3月舉行的全蘇公民投票中，除了3個波羅的海共和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之外有1.47億人參加了投票，盡管超過3/4的人贊成保留蘇聯，但是當時掌握政權的少數政治家們還是解散了這個超級大國。這進一步表明前蘇聯的民意表達機制及民意對政客的有效制約機制也存在問題。“2005年底，俄兩個著名的中性輿論調查機構最新調查結果顯示:當今6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76%的人認為蘇聯有許多可以值得驕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葉利欽時期。”普京也認為“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劇”。
新中國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蘇聯很大影響，制度設計上也有相似之處，雖然我國現在的民族關系基本穩定，“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險并沒有完全消除，分析蘇聯近70年的發展經歷和導致解體的因素，吸取蘇聯當年取得成功的經驗與最終失敗的教訓，仍是我國應關注的課題。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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