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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煤礦瞞報礦難

真假記者排隊領“封口費”

2008/10/27

中國青年報

　　回顧整個過程，就像看一部驚險大片。

　　閃光燈亮起，“咔嚓咔嚓”兩響，迅即退出房間，跑到樓道里，又是“咔嚓咔嚓咔嚓”三響，然后箭步下樓，跑到一樓大廳，未等保安緩過神來，又是一頓連拍。隨即沖出大門，鑽入早已發動的汽車，一踩油門，車子馬上消失在瀟瀟夜雨中。

　　這是42歲的戴驍軍在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的一次拍攝，前后歷時19分鐘。

　　“拍完以后，自己后背都發涼”，戴驍軍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也許還沒等礦方人員打你，那些記者都會打你。”

　　這次拍攝留下了中國新聞界恥辱的一幕：一場礦難發生之后，真假記者爭先恐后地趕到出事煤礦──不是為了采訪報道，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

　　9月25日晚，西部時報駐山西記者戴驍軍完成了職業生涯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次拍攝。

　　事情的緣起是，他接到干河煤礦礦工舉報，41歲的礦工吉新紅在礦內悶死，吉系洪洞縣曲亭鎮北柏村二組人，9月22日下葬。事故發生后，煤礦未向上級報告，反而為聞風而來的各地的所謂“記者”發放“封口費”，多則上萬元，少則几千元。

　　10月25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太原輾轉找到戴驍軍采訪，并隨即趕赴干河煤礦展開調查。

　　礦工們說，煤礦塌了，把人埋了

　　黃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第一大河汾河從這里靜靜流過。即使在山西這個產煤大省，臨汾的煤炭資源也令人羨慕。

　　霍州向西，跨過汾河，南下進入洪洞縣，公路沿途遍布礦山和煤礦指示牌。山西霍寶干河煤礦有限公司就在其中。

　　這家煤礦不在霍州境內，而是位于洪洞縣北部的堤村鄉干河村。站在煤礦公司大院放眼望去，山上仍有窯洞。當地村民說，干河地底深處很“肥”，出產優質焦煤。

　　顧名思義，霍寶干河煤礦有限公司的出資方就是“霍”、“寶”兩大集團──山西焦煤集團下屬的霍州煤電集團公司和寶鋼集團下屬的寶鋼貿易公司。該煤礦公司注冊資本金為4億元人民幣。

　　這家煤礦是山西焦煤集團與上海寶鋼集團的戰略合作項目，經省政府常務會議確認為山西“十一五”重點項目。該礦煤炭資源地質儲量3億噸，礦井建設規模為年產煤210萬噸。控股方霍州煤電集團，是原霍州礦務局2000年改制而成的企業。

　　霍寶干河煤礦原定2008年7月1日正式投產，不過拖延至今仍未正式投產。該礦董事會祕書李國良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干河煤礦仍處于基本建設階段，還不是生產礦井。

　　但在礦區，記者見到了煤堆，排隊運煤車。一名30多歲的煤礦工人說，礦上大約有1000名工人，一年多來，既招聘了附近的村民，也有為數眾多的外省人，山東、河南的都有。

　　干河煤礦隱瞞礦工死亡而遭網友曝光之事，已經流傳到礦工群體中。“死人的事兒？聽說了，你上網看吧。”“你去找辦公室？他們能說什么真話？”

　　几名礦工証實，9月20日，一名正在作業的洪洞縣工友被他們所挖出的“黑色黃金”吞噬，窒息而亡。“煤礦塌了，礦上肯定有責任。”見記者聽不明白，一名礦工解釋：“煤礦塌了就是漏了，把人埋了。”

　　董事長証實事故遲報與“封口費”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國務院《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規定：“事故發生后，事故現場有關人員應當立即向本單位負責人報告﹔單位負責人接到報告后，應當于1小時內向事故發生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和負有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的有關部門報告。”

　　“事故報告應當及時、准確、完整，任何單位和個人對事故不得遲報、漏報、謊報或者瞞報。”

　　10月26日中午，霍州煤電集團董事長楊根貴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直到9月底，集團公司才接到了干河煤礦的事故報告。

　　他直言不諱地對煤礦負責人提出批評并告訴記者，10月21日，霍州煤電集團召開干部大會，對此事通報全局(即“集團”)，要求大家引以為戒。

　　“我們已經加大處罰(力度)，嚴肅處理了。”

　　記者向楊根貴提起網上的有關傳言，他証實說，對于這起事故，安監部門已經介入調查。霍州煤電集團向干河煤礦追查此事后，9月底，煤礦提交了事故報告。

　　“不是瞞報，他是報得遲了。”楊根貴說。

　　楊根貴還向本報証實了“封口費”的事，他說：“剛開始有這種情況，后來我們知道這種情況以后，我們嚴肅處理，沒人來了。”

　　記者詢問煤礦礦長李天智等負責人是否受到處分，楊根貴說，事故處理工作根據集團公司1月6日安全會議上出台的有關規定“對號”，“對到哪兒就到哪兒，沒什么爭議，都按這個走”。他透露說，這一處罰無疑會影響到煤礦的全年效益。此外，要求礦長李天智向安監局寫出書面檢查，并罰款 8000元。

　　根據國務院上述條例，事故發生單位主要負責人“遲報或者漏報事故的”，“處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罰款﹔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并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如果存在“謊報或者瞞報事故的”行為，“對事故發生單位處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的罰款﹔對主要負責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罰款﹔屬于國家工作人員的，并依法給予處分”。

　　礦方說“大約有四五十人”

　　與楊根貴董事長的坦率相比，礦方的態度耐人尋味。10月26日上午，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煤礦的六層辦公大樓，由于當天是周日，絕大多數辦公室都上了鎖。一間虛掩的辦公室內，六七名工作人員在開會，記者推門而入，他們卻對任何事情都表示“不知道”，也不透露值班領導或辦公室、宣傳部門負責人的聯系方式。

　　經過一番努力，記者輾轉獲得干河煤礦內部通訊錄。

　　聽說記者希望采訪李天智礦長，一名工作人員說：“這兩天礦長忙得很，打電話肯定……這兩天，礦長的心情不好。所以給書記打電話就行。”

　　“礦長為什么心情不好？”

　　“這兩天礦上有點事兒。”

　　“是不是跟網上說的那事兒有關？”

　　“對對對，就那個。這兩天做檢查呢，我們礦長──給局里頭報檢查。你們都知道這事兒了？我知道網上有。”

　　“為什么要寫檢查，是因為瞞報嗎？”

　　“你都看了嗎，還要問？就是因為那個──沒往上報。”

　　“那天來的記者多嗎？”

　　“這我就不清楚了。”

　　一名保潔員則說，前一段時間的確聽說來了很多記者，但自己只負責六樓清潔，并不知詳情，不曉得負責人在哪個樓層，也不知負責人如何聯系。

　　但記者很快發現她沒說實情。記者尾隨這名保潔員走到四樓，見她走入樓內唯一一間挂有“祕書”銘牌的辦公室──此前，記者曾試著敲過這間辦公室的門，無人應答。記者繞到窗戶對面，隔著紗窗見到室內辦公桌電腦前有一名男子。保潔員與這名男子交談片刻后出門，恰好被快步趕來的記者迎面撞見，但她并不說話。記者不假思索立即推門，門已經上鎖。記者多次重重地敲門，都無人應答。記者重新繞到窗戶對面，仍可見到那名男子。記者沖他喊話、揮手，他手持煙卷，對著電腦，置若罔聞。

　　記者下至一樓大廳，向保安人員打探情況─從攝于9月25日晚的照片可以看到，前來領取“封口費”的真假記者當晚便在此處的登記簿上留下了姓名，許多人填寫的來訪事由是“找李主任”或“找李國良”。

　　不過，多名保安均以“不知道”、“祕書都不在”為由回答了本報記者關于事故和“封口費”的詢問，并拒絕提供負責人的聯系方式。記者向他們留下電話號碼，表示希望與負責人取得聯系，隨后離開煤礦。

　　駛離干河煤礦大約20公里之后，記者意外接到了自稱該礦“董事會祕書李國良”從辦公室打來的電話。他所告知的電話號碼，確與該礦內部通訊錄上的“李國良”對應。煤礦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李國良上月剛剛調離辦公室主任的崗位。李國良在電話中也証實了他曾是辦公室主任。

　　“聽說你們前一段時間出了點事兒，很多記者去‘敲詐’？”對于這一問題，李國良在電話那端解釋：“不算敲詐。來的媒體多而已。”

　　究竟去了多少記者？李國良回答：“大約有四五十人吧。”這一數字，少于戴驍軍9月25日晚所目測的100多人的規模。

　　而那并非“封口費”發放的唯一一天。干河煤礦門口總有一些出租汽車在等活，據司機回憶，出事后的四五天內，來了不少記者“領‘封口費’”。一名司機還向本報記者多次強調并點出了兩家電視台的名字。這兩家電視台總部分別位于北京和香港，均在世界上具有一定影響。

　　不過，本報記者無法核實這一說法的真偽，因為無法從干河煤礦拿到“封口費”發放名單。

　　同干河煤礦的礦工一樣，這位司機也一再建議“上網看看”。

　　“安全的事兒，要瞞瞞不住，沒有必要！”霍州煤電集團董事長楊根貴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指出：“這是大事，雖然你有責任，何必瞞報呢，沒有必要嘛！你以為瞞過了就不處罰？照罰不誤，不含糊，只能加大不能減小──不合算！”

9月25日傍晚，網名為“天馬行空”的戴驍軍與網名為“直播山西”的同行驅車前往霍寶干河煤礦。

　　眼前的一幕讓在新聞行業干了20年的戴驍軍嘆為觀止：十多間辦公室，坐著一群群正在閑聊的“記者”，過道上擠滿了排隊的人。

　　經現場觀察，戴驍軍發現，前面經過兩道登記程序后，三樓辦公室還有一群人圍著一張辦公桌再次登記，然后拿著紙條到另一間辦公室“辦事”。來訪者依次履行這道程序。在另一間辦公室，他見到了聽聞已久的“封口費”發放現場，“眾人排隊，一人點錢”。

　　這名新聞老兵在三層樓梯口把相機從包中取出，裝上廣角鏡頭與閃光燈，設置自動對焦檔。18時48分，他來到一間六七人圍著登記的辦公室，“咔嚓咔嚓”連拍兩張照片，就迅速退到過道，對著排隊的人群又是咔嚓几聲連拍三張。

　　僅用一分鐘時間，他就跑到辦公樓大廳進門登記處，一只手抓到桌子上的“山西霍寶干河煤礦有限公司辦公樓來客登記薄”猛翻，另一只首握住相機猛摁快門，還未等一旁的保安緩過神來，四張登記名冊已然變成了圖片証據。

　　煤礦辦公大樓前，泊滿了各路“記者”的汽車。戴驍軍先是叮囑“直播山西”發動汽車，自己則在几十秒鐘之內提著相機飛奔至停車位，對著几輛標志顯著的汽車一陣狂拍，就那么一會兒，他又拍下了5張照片。

　　此時，天空正下著小雨，戴驍軍隱藏在暗處仔細觀察，盡管天已黑，卻仍不斷有來訪者在辦公大樓的登記處登記上樓。19時02分，干河煤礦辦公大樓前的照片被拍下。19時07分，戴驍軍最后拍下霍寶干河煤礦有限公司外景，隨即登車絕塵而去。

　　上了公路后，他倆沒有原路返回，而是先往南開，朝臨汾方向跑了一段再拐進一個村庄，躲了一陣子，因為他們擔心煤礦方面進行半路追車或攔截。緊接著，他倆繞道几十公里鄉村道路后，上高速飛奔太原。此段行程共計3個多小時。

　　返回省城，兩人深怕夜長夢多，趁著情緒激動，趕緊整理文字稿件。

　　在霍寶干河煤礦時，現場這么多“記者”，戴驍軍一個都不認識。他仔細查看照片上的登記表，39家登記來訪的媒體大部分是經濟類、科技信息類報刊社，以及法律、安全、財富類周刊。其中山西某日報登記3人，某某消費導報兩人、某財富雜志兩人。還有一些聞所未聞的“經濟電視台”、“社會報”、“科技報”、“網絡報”，等等。此外，辦公樓前還停有一輛北京牌照的某電視台“安全現場”欄目的越野車。

　　戴驍軍甚至在這里見到了一位西部時報的“同事”趙某，不過他說，該報駐山西記者站只有3個人，根本不知道此人是從哪里來的。

　　面對本報記者提供山西某日報的3個姓名時，一名在該報工作10余年的老記者說他從沒聽說過。這名記者說：“礦難發放‘封口費’在山西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出事礦主面對魚目混珠的場面，不管是新聞出版總署頒証的真記者還是拿著媒體內部工作証的來訪者，一律憑証登記”。

　　在多家新聞單位的工作經歷告訴戴驍軍，此類新聞在傳統的紙質媒體沒有辦法刊發。“封口費”盡管大家聽說多年，偶爾有一些只言片語見于報端或網絡，但一直沒有“一圖勝千言”的組合式報道。

　　9月27日晚上，他在“直播客”網站實名注冊，并在當晚23時59分把一張圖片與一篇文字稿發至網絡。起初波瀾不驚，可后來隨著轉帖網站的增多，影響日益放大，“點擊率達2000次，留言150多次。”

　　國慶長假期間，這個實名發帖者不斷被要求追加照片。他把圖片縮小，并對照片上一些面孔以及相關簽名字跡進行處理，只把登記的“找人信息”與進出企業時間公布于世。

　　沒過几天，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直播客”在未通知他的情況下，自行刪除帖子。戴驍軍說，這家網站甚至以作者版權的名義要求轉載網站刪稿。網站向網友解釋是來自“上面”的壓力。

　　戴驍軍回憶說，《霍州霍寶干河煤礦為瞞礦難狂發“封口費”》圖文并茂地出現后，很多網友紛紛留言表達自己的看法。一個自稱是某網站的女工作人員從北京來電與他溝通后，建議上傳更多的資料，儼然十分支持。聽從這名女士的安排后，戴驍軍的博客文章與圖片被網站放到了首頁的曝光台，并與“直播山西”的作品《霍州霍寶干河煤礦，再為礦難瞞報當“楷模”》一起直播。不久，一位自稱是某網總監的男士用手機聯系，核實材料后稱受到上面的壓力，甚至網站有被停的風險。

　　此后，轉載這些作品的網站，打不開網頁的越來越多，戴驍軍意識到，作品被刪除或屏蔽必有隱情。他不斷地在網絡上發言：“在礦難發生后，是抵擋不住利誘，違背良心去排隊領取‘封口費’，還是繼續深入調查取証，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大白于天下？”

　　每天下班一回家，他與“直播山西”就分工合作，分頭在家中電腦前，不斷注冊新網名，在鳳凰網、人民網、民生新聞網、網易新聞論壇、搜狐社區、西祠胡同等地傳播信息。

　　中國青年報記者曾致電首發戴驍軍稿件的網站，被告知沒有此人任何信息。

在山西新聞界，流傳著兩個廣為人知的“封口費”傳奇故事。一個“記者”下午6時進山，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下山就帶下來八九十萬元。還有一個“記者”是打出租車進山，下山便開著一輛奧迪。

　　當地一名記者說：“假記者一般是開著越野車，進山方便。”

　　山西某報一名記者分析說：“一般都是個體、民營煤礦發放‘封口費’。此次霍寶干河煤礦有點例外”。另據透露，大同某礦前不久亦在給假記者發放“封口費”。

　　山西交口縣某鄉鎮負責人說，他們那里“黑口子”每噸煤的“封口費”成本為50元。假記者去了不給錢就叫真記者來，隨便就能卡住“黑口子”礦主的“七寸”。

　　非洲草原上演“分尸”過程是，禿鷲飛得高，看得遠，往往率先發現動物尸體，但禿鷲瓜分的舉措必然招來一群狼與豹子與它爭食物。山西當地一名記者說：“煤礦礦難之后，假記者蜂擁而至的現象與此異曲同工。”

　　發生安全事故，最早獲悉線索與內情的是礦山周邊農民或無業游民。山西某報新聞熱線經常接到報料，“某礦出事故，你們來采訪！能給我分多少錢？”因為單個農民或無業游民根本不被礦主放在眼里，“假記者”成為他們唯一可以用以制衡礦主的力量。

　　由此，在煤礦事故之后形成了一個黑色的利益鏈。線人提供信息給“假記者”，后者得利之后分給前者多少錢，但錢不能白給，“假記者”又把此信息群發給其他同行，從中提成。這樣，一傳二，二傳四，倍數效應立馬放大。據知情者透露，“線人”的回扣在10%~30%之間。

　　山西新聞界一名老記者說，在這里，煤老板送給記者兩個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

　　據知情者透露，煤礦發放“封口費”有巨大的利益訴求。據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山西省非法違法煤礦行政處罰規定》，非法違法煤礦企業發生死亡事故，除按照有關規定對死亡職工給予不低于每人20萬元的賠償外，每死亡1人由縣級以上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處以100萬元的罰款。

　　也就是說，如果某礦一次性死亡5人，那么，煤礦需賠償礦工家屬100萬元，且被國家罰款500萬元。

　　但是，如果私下通過與礦工家屬協商賠付100萬元，即使再花上几十甚至上百萬元“封口費”瞞下此事，于礦主來說還是省了几百萬元，最為重要的是煤礦不用停產整頓，還可以繼續出煤，一天的利潤不可估量。

　　戴驍軍一直在調查思考，他說，他准備給國家有關部門寫一個材料，假若把這個標准倒過來，非法違法煤礦事故每死亡一名礦工，賠付礦工家屬100萬元，國家罰款20萬元，那么，也許就不會存在“假記者”謀取“封口費”的利益鏈。

　　前年，山西大同左云縣某煤礦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后，大批媒體記者云集，礦方發放“封口費”。此事經報道后，紀檢部門介入調查。

　　2007年冬，山西朔州某煤礦發生死亡4人的安全事故，礦主通過山西某晨報、某商報記者來擺平各路來訪“記者”。據知情者透露，煤礦交付現金，叫真記者在城區賓館開房負責接待來礦上采訪的“記者”。不到一周，300多“記者”光顧。但后來沒有得利者把此次安全事故舉報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老板覺得“封口費”成了一個無底洞，一怒之下把“記者”名單交到有關部門。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2007年春節臨汾某局發生一人死亡的安全事故。山西某某導報地方記者站、地方版、輿論監督部、社會新聞部、特稿部，一個上午去了30多號人。對方說，你們既然是一個單位的中午就坐在一起吃飯，但餐桌上大家互不認識。山西某導報一工作人員還冒充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名義舉辦“煤礦安全生產信息員培訓班”，100多人都是來自呂梁的貧困農村，大字不識，培訓結束后就到各煤礦開展業務。去年春節，3個“記者”去了臨汾市堯都區某煤礦查安全生產，礦主報案，公安來人，但對方拿出相關証件，也拿他們也沒辦法。警方施了一個緩兵之計說，你們來調查就寫一個經過材料，3人不會寫字，就這樣露出了馬腳被拘留。

　　兩位山西記者說，“封口費”見怪不怪”。他們私底下“羨慕”假記者。

　　山西某晚報一個記者因考核時處于末位被淘汰，去某某導報干了3個多月，便買了一輛標致307汽車。而在該晚報干了10來年的記者都買不起車。山西某日報一位搞輿論監督的資深記者退休后感言，假如來生從事新聞職業，再也不搞輿論監督，得不償失。自己退休后除了几柜子的資料外，還深怕遭遇他人報復，而那些神通廣大的“記者”卻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

　　據當地媒體有關人士分析，一些主流媒體的真記者，管的部門太多，大家工作戰戰兢兢，深怕踩“紅線”、觸“地雷”，基本放棄了社會輿論監督的使命。例如山西某晚報不讓記者接觸資源性企業的負面報道，除非經過編委會的同意。

　　“真貓”都不抓老鼠了，“假貓”就填補了這個社會角色。何況隨著資源走俏，巨大的利潤空間讓“黑口子”在產煤區屢炸不絕。這為假記者牟取不法利益提供了市場。

　　假記者群體由個別媒體最初的廣告、發行、通聯人員擴散到無業游民。“他們有的人一年不寫稿，不拉廣告，就要媒體一張工作証。”一位知情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假記者都鳥槍換炮了，以前沒有發稿平台，他們無非是向安監部門舉報，與真記者出行，提供吃住行，“狐假虎威”或者網上發發帖子。

　　現在，這個群體發展到自建網站，煤礦不給錢就往網上貼。與一些知名網絡媒體關系深厚的假記者則拿著礦主的錢幫其刪除與封鎖論壇的負面報道，建立QQ群分享經驗與戰績。

　　“假記者經常聯系我們，希望去壯大聲勢，但不希望發稿”。山西某報記者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家心知肚明，我們不能捅穿這層‘窗戶紙’，惟有潔身自好。同時單位有明文規定，嚴禁記者組團采訪，逮住一個開除一個。一般人不會為了一點蠅頭小利丟掉‘飯碗’”。

　　令這名記者不解的是，有些假記者在媒體混几年后都能名正言順地拿到“署証”(新聞出版總署記者証)，而新聞單位一些剛大學畢業入職不到一年的真記者卻拿不到記者証。還有人假冒某媒體記者，証件上的名字、編號是真，但照片是假，若是打電話去某單位查詢，還確有其人，確實讓人難以辨識。

　25日下午，記者就山西霍寶干河煤礦發放“封口費”一事，電話采訪了山西省新聞出版局報刊處處長戎曉峰、掃黃打非辦公室主任馬愛民。戎曉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山西省有關部門已就此展開調查，并將在27日召開會議深入部署調查與整改工作。

　　馬愛民主任則透露，中央有關部門調查組已經抵達山西調查“封口費”之事。

中國山西官場今年人心惶惶

中國經濟周刊 2008-10-26

山西︰當太平官日子一去不返

山西省長三年四任

2008年10月17日，已淡出人們視線的山西省原省長孟學農重回山西，而他此行是為了參加因車禍去世的山西省政協主席金銀煥的遺體送別儀式。

身著藍色茄克的孟學農一臉肅穆、神情凝重。就在一個多月前，因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主政山西377天的孟學農黯然“下課”。截止10月21日，該事故已造成276人死亡。與2003年“SARS事件”引咎辭職同樣的結局，孟學農的政治生涯再次停頓。

有人把2008年稱為中國的“問責年”，在經歷了“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等一系列事件後，有預測稱，隨著中央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進一步深化，官場問責將會更為嚴厲。

歷史的重演是孟學農——一位年近60的官員的悲哀，也成為山西的一省之殤。從2005年開始，山西在三年之中調任四任省長（張寶順、于幼軍、孟學農、王君），安全生產得到非常重視，但形勢依然嚴峻。

山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長董繼斌直言︰“作為煤炭大省，山西的安全問題非一朝一夕、調換幾任官員所能解決。”山西臨汾某縣縣長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在山西為官已屬高危行業，搞不好就要鐺鋃入獄。我們現在是在雞蛋上跳舞，當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記者在山西臨汾古縣采訪時，縣長李菲正要前往當地煤礦進行安全檢查，這位個子高挑、相貌端莊的女縣長面帶倦容，她向記者訴苦︰“壓力大啊！我們的安全工作總體來說不錯，但也不敢掉以輕心，還是要經常到煤礦看看的，要不睡不著覺，心里不踏實。”

臨汾︰煤炭大市頻發安全事故

多位官員先後被問責

10月16日，臨汾市又迎來了一個“二級天”(注︰我國目前采用的空氣污染指數（API）分為五級，按優劣程度依次為︰優、良、輕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從高速公路出口通往市區的迎賓大道上，新穎的道路指示牌矗立在道路中央，花團、綠化帶簇擁兩側，有“天下第一門”之稱的臨汾華門高高聳立在右前方。臨汾坊間曾一度賦予這座華門迷信色彩，稱華門的修築給臨汾帶來了噩運，包括礦難、黑磚窯、官員腐敗以及臨汾前任市長李天太的去職。而在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發生後，坊間更加堅信了這種說法，並新增了“虎落平陽”一說（臨汾古稱平陽，在襄汾尾礦潰壩重大責任事故中辭職的臨汾原市長劉志杰生于1962年，屬虎）。

對于百姓間廣為流傳的迷信說法，臨汾某機關工作人員陳先生一笑置之。他對記者說︰“這幾年臨汾的確是‘多事之秋’，表面上看似乎是某些領導運氣不好，但應該說是某些領導工作失職才導致這種悲劇式結局。”2006年擔任臨汾市長的李天太，為了摘掉臨汾的“黑帽子”曾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大力推行“藍天碧水”工作，逐漸多起來的“二級天”贏得了市民的好評。而洪洞礦難導致李天太去職之後，臨危受命、被山西省領導寄予厚望的臨汾新班子夏振貴、劉志杰，其“三城聯創”的舉措也曾讓臨汾人頗為振奮。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發生後一周，山西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隨後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被停職檢查，市長劉志杰、副市長周杰亦被免職，引發山西官場的一場地震。

面對連續兩任市長都因安全事故被問責的現實，人們開始更多理性思考︰難道煤炭生產與安全事故真的是一對無法拆分的“孿生兄弟”嗎？在眾多“喊冤聲”與“叫好聲”交織中，山西某能源企業領導頗有感言︰“發生這樣的重大事故，官員是難辭其咎的，但這里也有體制、歷史欠帳的諸多問題。”臨汾市煤炭主管部門的一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臨汾的傳統支柱產業是煤、焦、鐵，在礦業秩序混亂時，當地大規模的采掘所留下的隱患非常多，所以出現事故的幾率就要高于其他地方；另外，近年來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過快，暴利刺激下許多老板甘願鋌而走險；當然還有其它如監管等多方面原因。”“山西要保障國家能源戰略安全，要滿足發達地區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發展對煤炭的過度倚賴，所以煤炭產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又決定了事故無法從根本上杜絕，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目前這確實是一對現實矛盾。”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長王宏英表示。

長治︰書記市長公布手機號碼

安全生產走群眾路線

在山西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發生後不久，長治市委書記、市長作出了公布手機號碼的“安全生產聯系卡”舉動，對此，輿論界在叫好的同時，也產生了其是否“作秀”的質疑之聲。在山西，長治算是一個“盛產”新聞的地方。呂日周擔任長治市委書記時，長治就曾廣為全國關注。“中國十大魅力城市”也曾被炒得沸沸揚揚。而時下，一則“長治市委書記市長公開手機號碼，全市發放96萬張名片”的新聞又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這張紅色的“長治市社會穩定安全生產聯系卡”特殊名片上，赫然印上了長治市委書記杜善學、市長張保各自的手機、座機號碼。對于外界的某些疑問，長治市委書記杜善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表示︰長治市抓安全生產從不敢松懈，但在得知襄汾尾礦潰壩事故後自己還是出了一身冷汗，況且該事故發生前曾有村民多次舉報而未得到重視，所以長治要從中吸取教訓，動員全民參與保安全。

在長治市委書記、市長公開了手機號碼後，長治市各縣（市、區）黨政一把手也相繼公開了電話號碼。10月18日中午，《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撥通了長治市委書記杜善學公布的手機號︰15835566100，在經過片刻的佔線後，一名女性接線員接起了電話。短暫的交流中，記者了解到，負責接听電話的是長治移動公司的話務員，每一個舉報電話她們要作詳細記錄，然後市委、市政府辦公廳安排專人來取，並及時呈送書記、市長，等領導批閱後，再由話務員回復舉報人。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長王宏英表示︰“是否作秀並不關鍵，長治的做法在一定時期內值得借鑒，可以發動全民的力量，在安全隱患上不留死角，避免重要信息發生‘腸梗阻’。”山西運城新絳縣縣長王志峰告訴記者︰“群眾路線一直是我黨制勝的法寶。安全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如果單純依靠政府部門，安全還會有漏洞，所以把群眾當成我們的千里眼、順風耳不失為一種良策。”

問責風暴︰地方做官不再舒坦

“新賬舊賬一起算”？

“要深挖重大事故背後的腐敗行為，加大責任追究力度，實現事後追究向事前、事後追究並重轉變。事前追究是對人民生命負責，是對干部隊伍負責，也是對責任者本人負責，對重大安全隱患排查治理不力的，要視同發生事故嚴肅處理。這在山西要成為一個制度。”10月7日，在山西省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動員大會上，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如是陳述。從張寶順講話的語氣中，山西許多地方官員似乎隱隱感到了寒氣逼人的劍鋒。

山西某產煤縣縣長表示︰“現在在地方為官可不像原來舒坦了，問責力度的進一步加大，失職官員弄不好不是掉不掉‘帽子’，而是負法律責任的事。”原在山西一無煤縣任職的縣長王某，一年前調至現在的重點產煤縣，財政收入是之前任職縣的五六倍，曾令其他縣的領導羨慕不已，但現在他回想起原來那份心寬、坦然，是萬分留戀。而他手下分管煤炭的副職、鄉鎮長天天更是擔驚受怕，頭上老像懸著劍一樣。與此同時，令外界高度關注的還有，自今年7月份起，一場火藥味十足的“集中開展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下稱“專項斗爭”)在山西打響。此次“專項斗爭”的範圍主要涉及山西省煤焦領域具有審批、監管、生產、流通、服務等職能的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社會中介組織及其工作人員，重點是領導機關和黨員領導干部。

襄汾縣“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發生後，山西省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領導組已決定把非煤礦山領域反腐敗工作納入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之中，要求對2003年以來非煤礦山領域存在的問題進行清理整治，重點同樣是領導機關和黨員領導干部。

據山西省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領導組辦公室介紹，這次“專項斗爭”從2008年7月開始，到2010年6月基本結束，分自查自糾、集中整治、檢查總結三個階段進行。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長王宏英堅信︰“如果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的高壓態勢能夠長期堅持下去，那麼山西的安全形勢將會有極大改觀。”而現在，襄汾縣“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以及剛剛浮出水面的山西婁煩“8.1”山體滑坡事故已進入相關程序，背後如果存在腐敗問題，有關人員將會受到嚴肅處理。

就在本文截稿時，記者獲悉，就“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檢察機關已立案偵查並刑事拘留瀆職犯罪嫌疑人22名，其中廳級干部1人、處級干部6人、科級以下干部15人。記者同時還獲悉，10月22日，山西呂梁汾陽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及相關負責人因對打擊私挖濫采工作重視不夠，監管不力，措施不到位，存在失職問題，根據有關規定，經山西省紀委、監察廳研究並報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對包括汾陽市市長閻國平在內的5人，作出建議免職、撤職等處理。

“新賬舊賬一起算”，這句話成了山西一些官員對山西當前問責形勢的說法，采訪中記者深深感受到，對于山西一些官員來說，一場提升從政理念和執政能力的“自我革命”已經悄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