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作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不僅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世界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跡，無人不感嘆它的浩大與偉岸，但你是否知道修築長城的最真實原因呢？如果說秦始皇修築長城只因一句荒唐謊言，你信嗎？作者張永廷和張馨文在《秦始皇為何要修萬里長城》一文里，告訴我們這看似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是真實的，皆因一句“亡秦者胡也”的謊言而修建。

“亡秦者胡也”，萬里長城因一句謊言而修

　　一提到萬里長城，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盡管秦始皇不是歷史上修築長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但在人們的印象里，長城與秦始皇有著不解的淵源，提到長城就不能不說秦始皇。

　　秦始皇是一個有著強烈危機感和憂患感的帝王。當上皇帝之後，他並沒有因一統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卻一直憂心忡忡。大秦帝國是在暴力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反對的聲浪即使很小，但大規模爆發卻從未間斷。如何謀求大秦帝國的長治久安，是他的心願也是他的心病，這件事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他。

秦長城遺址

　　大秦帝國在將新政推向全國的過程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為了獲得民眾對大秦帝國的認可，安定天下民心，秦始皇在完成統一大業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開始不斷地巡幸天下。他巡游的地點先是選擇在秦國境內，試行一年之後，逐步推廣到秦國以外的領地。始皇二十八年，他從咸陽出發，經齊地也就是今天的山東到達海邊，又轉經江甦、湖南、浙江、湖北返回咸陽，其行程幾乎遍及整個中國。即便是在交通高度發達的今天，他的旅程仍然漫長得令人生畏。

　　巡幸天下使得秦始皇的思想意識受到很大沖擊，思維方式也受到很大影響。秦國在戰國七雄中處于西部邊陲，論武力它可以雄霸天下，但若論發達程度，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與齊國等中原核心地帶相比都有著不小的差距。巡幸之旅雖然辛苦卻也令秦始皇大開眼界，一種流行于齊地的方術吸引了他，使他對求仙問道以及尋求長生不老之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方術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這可能有助于排解他身心的巨大壓力。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位名為盧生的方士逐漸成為秦始皇的寵臣，他就是那位編造謊言引動秦始皇修建長城的主角。盧生原本燕人，雖然僅為一個方士，但對秦始皇的施政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說到秦始皇的殘暴統治，歷史學家都繞不開兩件事，一是修長城，二是坑儒，這兩樁事的始作俑者都是盧生。

 按理說，當時正值壯年的秦始皇不應該對生死問題有那麼緊迫的危機感，但長生不老似乎與長治久安有著天然的關系。為了尋求不死藥，秦始皇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財力物力，求仙、封禪無所不用其極，最為典型的是派徐福帶三千童男童女到東海求仙，規模之大史無前例，但卻一去杳無音信。

秦始皇寄予厚望的方術之道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他所面臨的現實威脅反而越來越大。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他在東巡的過程中遇刺，雖然幸免于難，但受到的打擊非同小可。不過兩年，他在咸陽微服巡行，又一次受到襲擊。這一次的打擊更甚前次，當年遇刺尚在秦地之外，這一次危險發生在首都咸陽。連京城的安全也成了問題，他內心的無奈與恐慌可想而知。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對神秘主義的倚重更為強烈，他急于想找出威脅秦帝國的準確原因和有關自身安危的確切答案。始皇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他派盧生去求仙人指點未來的發展方向。盧生此去沒有任何收獲，回來後，他對秦始皇大肆歌功頌德，吹拍溜須，言辭間沒有實質性的東西。對人們的阿諛奉承，秦始皇已听了很多年。他需要的不是這些，他強烈渴望的是對鞏固政權真正有益的東西。于是他再派盧生入海尋求仙人指點，總是無功而返的方士這次帶回了一本《錄圖書》，這本讖書上記錄著一個驚天秘密︰“亡秦者胡也”。

　　一直渴望對手的秦始皇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打擊的目標，他內心的焦躁與不安便要迅速釋放。盧生一句搪塞責任的話引發了中國一場空前的戰略大震蕩。秦始皇立刻派大將蒙恬率領三十萬大軍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趕到陰山以北。秦始皇仍然不放心，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征用七十萬勞工，歷時多年，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止遼東，綿延萬里大規模修築長城，以絕胡人亡秦之患。

　　胡人究竟有什麼樣的威脅，使得秦始皇如此興師動眾？盧生所傳“亡秦者胡也”中的“胡”為何人？他們對秦帝國的威脅究竟何在？秦始皇為何要下此血本豪賭明天？

　　秦時指的胡人，就是以後的匈奴。追溯歷史淵源，匈奴原本是中華民族的一員。就秦國而言，其早期的建國史堪稱一部與胡人的斗爭史，中間既有失敗的教訓，也有成功的經驗。秦昭襄王時，胡人威脅到秦國的北部邊境，秦國出于東進的考慮，對胡人采取了築城防守的策略。

　　戰國中後期，胡人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他們飄忽不定的作戰方式令中原國家頭疼不已。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革新武裝，在與胡人的斗爭中大獲全勝。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匈奴人逐漸由一盤散沙匯合成一個較為統一的國家，實力又有所增強。匈奴首領稱為“撐犁孤涂單于”，“撐犁孤涂”是天子的意思，“單于”是廣大的意思，中原人習慣上將他們簡稱為單于。

　　當時雙方邊境相對穩定，秦軍與匈奴間沒有大規模的沖突。這一方面是因為秦軍善戰，匈奴人不敢輕易挑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匈奴所處的形勢險惡，他們西臨大月氏，東接東胡，南面強秦，三面都有強敵存在，匈奴不敢輕舉妄動。

　　按照當時的情勢判斷，如果秦帝國不主動挑起事端，匈奴是絕不敢輕易南下的。秦始皇是個有雄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國剛剛完成統一，秦始皇就有意趁熱打鐵，一舉收服匈奴。

他在廟堂之上召集群臣廷議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強烈反對。李斯認為與匈奴交戰有弊而無利，他分析雙方的情勢之後，給出了不可攻擊匈奴的幾條理由︰

　　首先，匈奴居無定所，很難將其制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城池居住，也沒有財富需要保護，根本不怕攻擊。

　　第二，攻擊匈奴，大秦將處于兩難境地。如果派輕騎兵速戰速決，糧草供應問題很難解決；而如果派輜重大兵壓境，則部隊的機動靈活程度受損，很可能追擊不上匈奴。

　　第三，即便取勝匈奴，結果也是無利可圖。匈奴地處蠻荒，經濟文化非常落後，對秦國的發展壯大沒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獲的匈奴民眾也不好駕馭，弄不好還是安全隱患。但若將他們殺掉，那更不是天下蒼生和陛下所願意看到的事。

　　李斯得出的結論是，勞師遠征匈奴只會消耗朝廷的力量而沒有實際收益，不利于秦國的長遠發展。

　　應該說李斯的分析相當有見地，日後形勢的發展也與他的分析有許多吻合之處。李斯是秦始皇最為倚重的大臣，他的觀點在秦始皇那里有相當分量。再加上中原剛剛統一，百廢待興，穩定中原局勢顯然比貿然進攻北方更為妥當，秦始皇只好將北擊匈奴的打算擱置下來。

　　一晃六年過去了，中原的穩定並沒有如期望中的那樣取得很大的進展，秦始皇感受的威脅反而越來越大。這種威脅常常是莫名的，因為不知秦國的未來如何，因為無處發泄內心的恐慌，秦始皇非常焦躁不安。

　　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當燕人盧生向他獻上“亡秦者胡也”的圖讖時，秦始皇的情緒為之一振，他覺得大展身手的時機到了，消除大秦帝國隱患的時機來了。在他看來，如果不立即北擊匈奴，秦帝國很可能會亡于日益壯大的胡人之手。他委派能征善戰的大將軍蒙恬率領三十萬精兵強將向匈奴發起了強悍的沖擊，一舉收復了河南與榆中地區，第二年又收復高闕，直抵陰山及河套地區。匈奴受到沉重打擊，他們不僅抵不過蒙恬的攻擊，還擔心東西兩翼受到襲擊，最後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軍對匈奴此戰，表面上看應該是大獲全勝，但正如李斯當年所指出的那樣，胡人居無定所，沒有不能放棄的地盤，他們隨時可以遷移，秦軍的勝利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可言，反而為自身平添了不少麻煩。

　　匈奴人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戰法令秦軍非常頭疼，為了防止他們的侵擾，秦始皇決定修築長城。一馬平川的地方適合匈奴人騎射行動，修築城池限制他們的特長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辦法。

　　修城御敵並不是秦始皇的首創，早在公元前7世紀前後，各諸侯為了抵御對方的進攻，就開始在自己的領地上修築高大的城牆，這些城牆被稱之為長城。公元前4世紀前後，燕、趙、秦等國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襲擾，也相繼修建長城。

　　修築長城御敵是古已有之的辦法，並不是什麼創舉，但卻被秦始皇發揮到極致，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秦代以後，沒有修過長城的朝代寥寥無幾。

　　秦始皇不僅把趙、秦、燕、韓等國的舊有長城連成一線，又增築擴充了許多部分，形成了長達1.2萬華里的萬里長城。秦始皇不僅築長城，還修建了直道。他的想法是，長城可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保證秦不為“胡”所滅。而直道的修成，可以使秦國的騎兵在三天三夜之內直抵陰山，給“胡人”以致命一擊。

　　在今天看來，長城是一項了不起的奇跡，但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秦代，修築長城對黎民蒼生來說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與劫難，秦始皇修築長城為秦帝國的最終滅亡埋下了禍根。

長城功過萬古評說，秦究竟因何而亡？

　　秦始皇是中國從奴隸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的第一位皇帝，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而他所傾力打造的長城也是爭議不斷。關于長城的功過，或褒或貶，歷來有不同的看法。

孫中山先生對萬里長城評價很高，他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秦始皇這個人雖然不怎麼樣，但修築長城的功勞堪與大禹治水相提並論。如果沒有長城捍衛中原，中國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漢時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談不上漢唐時代的興盛。他繼而把漢民族同化蒙古、滿族的功勞也歸到了長城名下，因為長城的存在使得中華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壯大鞏固，才能夠“雖一亡于蒙古，而蒙古為我所同化；再亡于滿洲，而滿洲亦為我所同化”。

　　孫中山先生雖然對長城青睞有加，但一些有見地的史學家對此卻並不苟同。他們敏銳地指出，秦帝國看似解決了北患，但戰場上的勝利只是暫時的，秦始皇終其一生，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匈奴問題，游牧民族雖然一時被震懾卻絕對沒有屈服，“滅秦者胡”是他內心揮之不去的痛。長城的防御作用也非常有限，漢唐之所以興盛不是因為長城，而是其開放的文化與國力的強大。大明是修建長城最下工夫的朝代，然而終免不了被外族所滅的命運。

 長城從來就沒能擋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鐵騎，明朝兵部尚書劉燾對此的感受非常深切。他說修建長城是自古以來沒有辦法的辦法，修長城抵御外患是一個怪圈，幾乎達到了惡性循環的程度。修長城下的工夫越大，人們對外敵入侵的擔心就越強烈，國家的錢財耗費也就越多，部隊的戰斗力反而更弱。國家沒有哪一年不為修長城耗費巨資，但長城的功效與價值卻並不能體現出來。長城成了消極防御的代名詞，花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修建的長城，因為防線過于漫長，僵化消極的城牆很難抵得住敵人的突然來襲，其弱點顯而易見。
清朝入關以後，決定不再修築長城。康熙時，邊防總兵蔡元向朝廷報告說長城有許多部分倒塌，要求進行補修。康熙很不以為然，他說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歷代經常修繕，但從來都沒有因此而免除邊患。明末清太祖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不在修城而在修民。他指出︰“民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

　　秦始皇死後，其子胡亥設計害死了長子扶甦奪得帝位，稱為二世皇帝。二世胡亥繼位，橫征暴斂，變本加厲，終于引發農民起義。大秦帝國最終亡在二世胡亥手中，這使得人們又想起了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預言。漢朝大儒鄭玄曾對“亡秦者胡”加過注解，稱這里的“胡”指的不是“胡人”而是“胡亥”。這種事後諸葛般的解釋，我們權且一笑听之。但笑過之後不免疑惑，大秦帝國究竟因何而亡？是誰滅亡了大秦帝國？

欧洲导报 

                  “海嘯”醞釀金融新局 

      ● 張躍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新聞週刊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始於去年下半年的美國次貸市場危機，其影響自今年以來逐步擴大，以華爾街為中心，美國成為重災區，歐洲和亞太地區都受到波及，包括中國股市在內的各國金融市場發生劇烈震盪。

    從行業來看，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期貨業都捲入其中，華爾街投資銀行和一批機構投資者成為資產縮水最嚴重的群體。開始時只有個別房貸公司和中小型銀行發生破產清算，而時至今日，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僅餘其二，剩下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也轉型成為銀行控股公司。

    截至發稿時，美國國會已就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畫達成原則一致。從目前各國政府和金融監管機構對危機的態度來看，政府援助金融業的大方向也已基本確定，事態正向好的方面發展。不論結局如何，此次危機留給世界的一大遺產，將是大型存款銀行重新成為金融業核心，美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將為全球金融業競爭帶來新的變數。

    ◆ 次貸危機引致金融業整合

    2008年9月將成為世界金融史上的一個重要月份。當摩根大通在今年3月16日宣佈收購華爾街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之前，國際金融業界還沉浸在次貸危機即將結束的幻象之中。布希總統充滿信心的表態，讓人們誤以為美國經濟只是在經歷長期增長過程中的短時調整。但是貝爾斯登的被收購，揭開了次貸危機程度加深的序幕。美國金融市場經歷了自1987年股災以來最嚴重的地震，更多的大型金融機構捲入危機，這一形勢在本月發展至高潮。

    9月14日，美國銀行與正在經歷資產迅速減值的華爾街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達成協定，以440億美元收購對方，儘管交易主要通過換股方式完成，但是這一價格仍然高於美林當時260億美元的市值。從後來的趨勢看，美林高層的選擇是對的，他們把美林賣了一個相對不錯的價錢。

    與美林的幸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債券業務聞名的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由於沒有找到合適買家，不得不在15日向法庭申請破產保護，危機使這家歷史悠久的投資銀行無力承擔其高達6000億美元的債務。

21日，華爾街最大的兩家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和高盛獲准成為銀行控股公司，這一類公司可接受公眾存款和獲取美聯儲短期貸款，條件是必須接受美聯儲更嚴格的監管。這兩家公司在形勢進一步惡化以前，爭取到維持生存的機會，股東們不至於血本無歸。

    至此，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均已放棄了原有的投資銀行經營模式。在五大投行以外，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AIG也於16日被美國聯邦政府接管，並接受850億美元聯儲緊急貸款以渡過難關。

    這些在美國金融業和國際市場具有支柱性地位的大型機構所面臨的窘境，表明了次貸危機的嚴重程度。它們曾經安然渡過了1987年股災，90年代的歐洲、拉美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經歷了IT泡沫的破裂，但是在次貸危機面前，它們無可奈何。

    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金融創新運動，遍佈全球市場的衍生證券，成為加深危機的直接原因。在沒有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信用違約互換等等衍生品以前，住房信貸違約率的上升被限制在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的範圍內，而且其影響往往是局部可控的。金融衍生品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情況，80年代以來，持有金融衍生品漸漸成為金融業界的時尚，不懂衍生品或者不持有衍生品的銀行經理和基金經理，經常被嘲笑為落伍者。衍生品雖然豐富了金融市場投資品種，增加了投資銀行的業務收入，但它們也使金融機構得以將實體經濟中存在的風險轉移並分散到全世界，使其成為危機的載體。五大投資銀行都曾是金融衍生品的熱情支持者和推銷者，如今它們不得不因此承受更多損失，甚至包括公司品牌和控制權。

    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沒有改變，金融創新動力依然存在，金融衍生品市場不太可能消失，只不過這一次的主導者將是像摩根大通、美國銀行這樣的大型存款銀行。這些銀行有足夠的實力和流動性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美國銀行業將重回1933年以前盛行的混業經營模式。

     ◆ 混業經營輪回重生

    在1929～1933年大危機發生以前，歐美國家的金融市場基本上處於自由放任狀態，國家和監管當局對金融機構的管理相對較松。商業銀行可以自由地經營證券發行、承銷和買賣業務。以美國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為了籌集軍費而大量發行特別國債，國債市場規模的擴大喚起了公眾投資者對於證券市場的興趣。在經濟持續增長的20年代，許多企業進入證券市場融資，隨著股票和債券發行量的增大，商業銀行傳統的信貸業務受到影響，各國金融領域陸續出現了普遍的“金融脫媒”現象。為了彌補信貸業務收縮所造成的收益損失，商業銀行通過不同方式開展證券業務，並逐步發展成為早期的“金融超市”。據統計，1922年，經營證券業務的美國銀行總數為277家，到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出臺前，這一數字上升至379家。隨著經營證券業務的商業銀行增多，20年代美國商業銀行在證券承銷市場上的份額迅速增加。以債券為例，1927年由商業銀行和信託公司發行的各類債券接近13億美元，約占美國全國債券發行量的22.1%。到1929年，這一比重上升到45.4%。

    1929年大危機爆發，由於銀行持有的股票價格下跌，造成銀行資產銳減，一大批銀行因為資不抵債而倒閉或被兼併。美國國會於1993年6月16日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即《1933年銀行法》），該法明確禁止銀行從事證券業務。此後，美國國會又陸續通過了《1933年證券法》《1934年證券交易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1956年銀行控股公司法》和後來的《1970年銀行控股公司修正法》。可以說自1933年以後的幾十年間，美國金融業都是在日益嚴格的分業經營和監管框架下度過的。美國的商業銀行從那時起基本放棄經營證券業務。

    70年代末期，隨著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競爭加劇，金融創新和電子技術的應用，商業銀行對於經營證券業務的動力日益加大。“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限制在80年代有所放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認定該法案並不適用於非成員銀行，因此允許這些銀行經營證券業務。到90年代早期，約有半數的州授權銀行越過聯邦法律法規的限制經營證券業務。1999年，國會通過《金融現代化法》，正式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儘管法律取消了商業銀行經營投資銀行業務的限制，但是在分業經營的70餘年中，後成長起來的投資銀行已經基本控制了美國和世界證券市場業務，證券發行承銷、資產管理和證券經紀業務這些投資銀行的核心盈利業務，基本掌握在以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為代表的證券業手中。商業銀行想奪取上述業務的市場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次貸危機給它們提供了一次機會，危機暴露出投資銀行在市場發生急劇變化時流動性短缺的弱點，沒有外部資金補充和證券資產持續貶值，使投資銀行的資本金被迅速耗盡並走向破產邊緣。但是以公眾存款為支撐的商業銀行卻安然渡過難關，而且先後並購了困境中的貝爾斯登和美林公司，由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業重整開始了。

       ◆ 新格局下的中國選擇

    金融危機中的資產價格迅速下降，為金融業並購重組創造了條件，因此在危機中重新瓜分市場和分配資源，幾乎是發達國家金融業運行的定律。此次危機也不例外，在各家投資銀行資金告急的同時，主要商業銀行就已經開始考慮收購這些金融機構的證券業務了。除美國銀行、摩根大通以外，在此次危機中受影響較輕的非美國銀行也迅速展開了收購行動。英國巴克萊銀行僅用13.5億美元就收購了雷曼兄弟在北美的投資銀行和資本市場業務。野村集團與雷曼兄弟達成協定，支付約4.2億美元收購其亞太地區和歐洲及中東地區業務。日本三菱金融集團也正在尋求購買摩根斯坦利20%股份的交易。大型銀行正在以往日根本不可想像的低價，迅速瓜分美國證券業資產。

    未來一個時期內國際金融業的競爭格局已經初現端倪，主要體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國際金融市場份額面臨重新分配。美國投資銀行的影響力呈下降趨勢。歐洲和日本銀行業以並購方式加快進入美國市場，而美國投資銀行原有的海外市場，也成為本國銀行業和歐洲及日本銀行業爭奪的目標。第二，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混業經營模式將成為金融業主流模式。美國的分業經營模式在很長時間內影響了各國的金融制度安排。鑒於美國銀行業和金融市場的重要地位，以美國大型銀行為主導的混業經營模式確立以後，將進一步與歐洲原有的混業模式相融合，成為引導國際金融業的主流模式。第三，金融業風險管理日趨複雜化。商業銀行同時經營傳統商業信貸業務與證券業務，特別是公眾存款可能被用於金融衍生品業務，使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更加複雜化，監管當局和存款保險機構需要重新評估新模式對於公眾存款安全的影響，並制定新的監管規則。

    次貸危機對於中國金融業的直接影響比較小，除部分銀行持有少數相關證券資產以外，目前尚未見到中國金融機構更多捲入。儘管如此，次貸危機導致的國際金融業重新整合，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金融業在開放條件下的生存和發展。從中國來看，必須及時追蹤次貸危機的發展趨勢，掌握國際金融業整合脈絡，實現在動盪環境中的自我保護和自我發展。

    首先要認真總結金融衍生品交易在此次危機中的作用，結合中國實際，依照審慎原則穩步發展本國衍生品市場。其次，根據國際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變化，適當調整國內金融經營和監管模式，加快混業經營步伐。第三，伴隨國家信用的逐步退出和金融混合經營所導致的風險管理複雜化，應適時建立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破產的相關制度安排，切實保護存款人利益。第四，實施“走出去”戰略，利用有利時機參與國際證券期貨業並購重組，獲取先進金融機構的核心技術資源，實現中國金融業的跨越式發展。□ 
       

                  策論中國全球化治理 

      ● 佟志廣（前外經貿部副部長、第二任中國複關談判團團長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新聞週刊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加入WTO七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被世人稱作“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中國經濟崛起的奇跡”。中國不僅進入了世界經濟的主流，而且成為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國，並有望在2010年躍居世界最大貿易國。

    這些成績取得的最直接原因，源於入世後中國面對的國際客觀環境得到了空前改善。中國在開放市場的時候，一百四十幾個國家同時也向中國開放他們的市場，這就使得我們在這些國家享受充分的國民待遇，一掃過去中國只能遵守慣例而不能享受權利的尷尬局面。

    如果說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在政治上對中國非常重要，那麼，中國參加WTO就是在經濟上參加了“經濟聯合國”，其意義與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同等重要。這也進一步證明，當時中央積極推進入世決策的正確，和作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利多弊少”判斷的準確。

    現在看來，七年的入世實踐完全可以得出一個經驗，中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需要也必須全方位利用WTO這個平臺，加速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

    首先，利用WTO平臺“請進來，走出去”，尤其是要為“走出去”鋪平道路，推進和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整合市場、原材料、能源、資金和技術等資源的能力。目的就是抓住機遇，不失時機地發展經濟，加快進入世界經濟主流的速度。

    同時，利用入世的制度規範，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參加WTO的談判過程，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借鑒市場經濟的機會。下一步在繼續推動WTO規則完善的過程中，中國圍繞著貿易公平和自身利益的原則所積極參與的行動，毫無疑問也將直接地影響國內市場制度的完善。並因此加快中國2020年小康生活目標的實現。

    當然，七年來中國享受寬鬆的國際經貿環境的同時，也在對外經濟貿易交往中遇到了一些過去沒有遇到的新問題。但是，參與全球化，就必須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的競爭；加入了WTO，就必須充分利用WTO的遊戲規則實現全球競爭下國家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中國全球化競爭，下一步需要關注以下領域的治理。

    美國和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把貿易問題政治化，利用貿易問題對中國和平崛起製造困難。對此，必須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鬥而不破。特別在美國大選來臨以前，要有一整套對付辦法。

    近年來，中國成功的貿易活動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警惕，因而貿易摩擦此起彼伏，爭端不斷。一方面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中國成功的表現，但也要看到中國在貿易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提高和改進。比如，近日三鹿奶粉引起的食品安全問題。對類似影響國家利益的“害群之馬”必須嚴懲。

    現在，許多貼上“madeinChina”原產地標記的商品，不少屬於來料加工，卻在海外市場遭到反傾銷。這個現狀必須要改觀。經常講中國人勤勞、勇敢、智慧，為什麼多年來不能夠改弦更張？少一點來料加工，多創造一點名牌；少一點偽、劣、假、冒，多創造一些高品質的出口產品呢？

    中國服務貿易滯後的局面也要改變。西方國家的商品走到哪里，銀行、保險、物流等服務貿易就跟到哪里。近年在華開業的外資銀行有70多家，中國在國外開業的卻寥寥無幾。固然有自己力量不夠和對方不接納、不批准的問題，但為什麼不利用WTO的非歧視、平等、最惠國的原則與對方展開交涉呢？為什麼不利用通行的國際互惠準則展開合理訴訟呢？

    行業協會等民間組織的作用需要大力加強。這些年，原本不少貿易爭端可以避免，卻因為行業無組織狀態，引發了不少不必要的所謂傾銷事件。所以，除了政府部門外，應該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作用，賦予一定管理權力，將這些發生在基層的問題解決在基層，使得那些不應該發生的貿易摩擦消滅在生產、出口階段。

對待貿易摩擦，首先要有平常心，這是貿易當中必然要發生的事情；其次要認真對待，儘量避免這些事情的發生；再者，出現問題要從內部找原因、從外部找導火線。內部的原因應該立即改善，不要給別人留下製造貿易爭端的藉口。對於外部的導火線，要敢於據理力爭，根據WTO規則討公道，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問題。要習慣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打官司，通過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正當利益。

    市場對外完全開放要注意經濟安全。認真履行WTO所承擔的義務，不等於說就沒有權力根據中國的情況來維護中國的經濟安全。實際上每個WTO成員，在按照WTO規則展開經濟貿易的同時，也通過自己國內的立法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哪怕由此遭到指責，也會千方百計地維護國內立法，比如美國。儘管中國不能照抄美國立法，但是根據WTO的原則，為了中國的經濟安全和利益，該立的法一定要立，該設的規矩一定要設。特別是在反壟斷、保護幼稚行業等方面，即使WTO也有這方面的保護根據。所以，應該從這個意義上理解WTO條件下的“趨利避害”。

    特別對外國資本在我國進行的帶有惡意的並購，不能不當心。在資本市場運作方面，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間不長、知識不夠、手段還不具備，因此在此問題上應當以我為主，不要一味地開放，更不要提前開放，資本帳戶尤其不能輕言開放，股票交易所也不能輕易讓國外資金來炒賣。□ 

 厘清“官員複出”機制 

    官員問責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讓有能力的“問題官員”複出，則更多地體現出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 李 松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進入9月，多位中高級官員在襄汾潰壩和“問題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問責而辭職或被免職；人們在肯定果斷問責的同時，對這些官員被問責後涉及“複出”的程式也比較關心。

    此前的8月28日，一篇題為《掌控當前經濟形勢的政策建議》的文章在網上引起公眾的關注，文章署名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現中海油高級研究員”。本刊記者瞭解到，該文之所以能夠引起公眾的關注，並非文章的內容，而在於文章的作者——邱曉華。這是邱曉華被“雙開”消失後首次露面。

    2007年1月23日，新華社發佈消息稱：“經查，邱曉華在任國家統計局領導職務期間，收受不法企業主所送現金；生活腐化墮落，涉嫌重婚犯罪。”邱曉華被開除黨籍，並給予行政開除處分，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在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有關邱曉華的情況卻未見有下文，也無正式的消息披露。直到這次看到他時，這名前高官已陡然“變身”為大型國企“高級研究員”了。

    邱曉華的複出過程，使公眾在“雲山霧海”中留下不少的懸疑。事實上，在邱曉華之前，類似的高官複出現象不斷。

    “隨著我國官員問責制不斷規範和完善，而與之相對的官員複出機制卻並不健全，相關規定十分模糊、籠統，缺少操作性和程式性，彈性和隨意性很大，需要儘快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問責官員複出機制。”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龔維斌教授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只有通過制度化程式賦予權力的複出官員，才會讓公眾心服口服，而官員在重新履職中也才會更有底氣。如果沒有科學的制度支撐，官員複出缺乏嚴格的程式性，會令官員問責制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損害。”

                              ◆ “問題官員”悄然複出

    9月14日上午，“複出”剛滿一年的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因為襄汾潰壩事故再次請辭，成為公眾視野中第一個兩次請辭的省部級官員。

    2003年“非典”時期，包括孟學農、張文康在內的千余名各級官員，因隱瞞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問責”。隨後，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慶開縣特大井噴事故、北京密雲踩踏事故、山西“黑磚窯”事件等重大事故中，高層一次次“鐵腕問責”，讓一個個行政不作為、亂作為者丟掉“烏紗帽”。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力度不斷加大，官員非正常“下馬”現象也不斷增多。但本刊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有些官員被問責後又很快複出，而複出的程式又不公開透明，致使社會上議論紛紛。

    2003年因處理SARS疫情不力，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其後張文康轉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任，並當選全國政協科文體委員會副主任，而孟學農則獲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委辦公室副主任，後任山西省省長。國家環保總局原局長解振華因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辭職。2007年1月5日下午，解振華的名字出現在國家發改委網站新領導名單中。2003年12月23日，重慶開縣井噴特大事故奪去了243條人命；2004年4月，中石油老總馬富才提出引咎辭職，後複出任國家能源辦副主任……

    從上述可見，有些官員因各種原因丟了“烏紗帽”，但在“風暴”過後又被委以重任的情況成了政壇新“慣例”。

    “目前很多官員都是悄然複出，對公眾欠缺一個應有的說明。因此，往往令公眾對之前的問責產生質疑。”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無論是本著‘治病救人’，還是‘發揮餘熱’的精神，有些官員複出本身並沒有錯，這表明了政府在幹部任用上的突破，對於違法違紀官員，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視其具體情節，安排合適的職位，讓其繼續發揮有益的作用。這體現出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 憑什麼“東山再起”

    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政府官員都有明確的任期目標。受訪專家認為，如果在任期內發生重大責任事故，政府官員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即使事故不是行政一把手直接造成的，也應為此承擔道義和政治上的責任。

    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對引咎辭職有明確規定。但對這些被問責去職的官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複出、相關程式應該如何履行等關鍵性和敏感性問題上，公務員法卻隻字未提。

    “幹部任用條例第六十二條有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降職的幹部，在新的崗位工作一年以上，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重新擔任或者提拔擔任領導職務”，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認為，“這在制度上依然需要具體的實施細則。對官員複出，有必要建立起更加嚴格的規則加以執行。”

    “官員能否複出，這關鍵取決於他犯的是什麼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成福認為，“如果官員僅是道義上負有責任，那麼引咎辭職後可能被重新任用。比如，在某個龐大的組織體系中出了事情，主要責任不在於一把手，官員引咎辭職更多的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中央看到他的政治素質過硬、工作能力突出，這個人還是可能被重新任用。”

    多數受訪者也認為，對於曾經犯過錯誤，負有責任而降職、免職、引咎辭職的官員，今後就一定不能再起用，這倒未必，但整個過程應當公開透明，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交代。

    “官員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犯錯誤的可能。”北京東城區燈市口一位姓張的市民對記者發表了他的看法，“對敢於在道義上承擔責任或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應給他一個複出的機會。關鍵是複出這個過程要讓老百姓能夠看明白。”

    “對一個本身頗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永不重用，這無論對本人還是社會都是一種浪費。更何況引咎辭職屬道義擔責，和事故的直接責任人受到黨紀國法處理是兩回事。”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認為，“讓德才表現突出卻因突發事故引咎辭職的官員適時、以適當方式複出，用人之長、給人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視為一種政治理性。問責官員體現的是官員任免機制上的完善性和科學性，而讓有能力的被問責官員合理複出，也是一種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

                              ◆ 官員複出存在制度軟肋

    “官員複出容易引起人們的爭議，主要是人們對官員複出的原因、條件和程式不清楚。”龔維斌教授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幹部選拔任用體制尚待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著官官相護現象，對於失職的領導幹部象徵性進行責任追究，為了平息群眾的不滿情緒，要麼讓其‘冷卻’一段時間，然後官復原職，要麼異地做官或者平調到其他重要崗位。群眾對這些做法十分不滿。”

    張鳴教授認為，“在缺乏民眾有效監督的情形下，官員問責有原因，而複出如果不能保證程式的透明與公正，那麼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會遭到公眾的質疑。這樣操作甚至會讓人懷疑是一種變相的調動。也不利於維護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

    “官員複出意味著曾經犯過錯誤的官員又重回領導崗位，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權力、金錢等社會資源。因此官員複出的社會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大於官員下馬，所以建立官員複出制度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對官員的問罪與定罰應該循法，量才與起用更應當循法，官員複出制度就為官員的量才和起用提供了可循之法。如果官員複出沒有制度的規制和約束，那麼‘法治政府’、‘陽光政府’在民眾心裏就成了口號。”

    “官員在引咎辭職後，如在短時間內迅速複職，實際上這是對其另外一種形式的補償。”齊善鴻教授認為，“如果官員複出過程不公開、不透明，這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也在形式和過程上，破壞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問責，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符合條件複出的官員，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式，也可以重新開始工作和生活，不必時時面對質疑和處處解釋。因此，公開和透明地複出，對政府、公眾和複出個人才算是負責任的做法。”

                              ◆ 呼喚“官員複出機制”

    不少受訪者認為，提高政府執行力的關鍵，在於加強對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的監督與問責。目前我國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官員問責制度，應該儘快建立官員複出機制，使官員複出更加制度化、規範化，否則，難脫“人治”色彩。

    “問責官員重新起用必須符合程式，必須尊重現有制度。”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李明偉教授認為，“應該加強對於被免職官員的跟蹤監督措施。經過嚴格符合程式的考核，並置於公眾監督之下，達到條件，應該重新起用。實質上，對於被免職官員‘去向’的追問，對於那些官員表現的追問，就是對相關制度的追問。”

    “在官員複出制度的建立上，要重視公正和公平，特別要重視公開，因為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透明本身就是一種監督。”杜立元律師建議，“首先，在官員的處分上，應當保持審慎的態度，嚴格依據法律規範和黨紀黨規執行，在尚未確定事實、分清責任的情況下，不能被媒體輿論所左右，更不能為了息事寧人就隨意免除官員的職務或強迫官員‘引咎辭職’。其次，在官員的複出上，對下馬的官員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對待，不能蓋棺定論。應當建立健全跟蹤、考核、評選機制，對其辭職後的工作保持關注，確實優秀的人才，在符合考核標準的情況下，還應允許其恢復公職或就任其他領導職務。再有，在複出制度的設立、實施過程中應充分重視群眾的智慧、尊重群眾的權利。在廣泛吸納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將合理內容制訂到制度中去；在制度的實施上，應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公開官員複出任職的事由、依據、程式，對官員複出的決定由群眾行使一部分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官員複出制度的實施應當接受群眾的監督，及時公開解答群眾的質詢。”

    “應該把官員的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區分開來。官員要勇於承擔政治責任，當其執政能力或者工作方式受到質疑時，應當主動辭職。”李成言教授認為，“對於敢於承擔政治責任的官員，要給複出的機會。但是，在任用的程式上，整個過程要公開、透明，最終應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的程式批准後再任命。”

    “官員被問責，不應成為‘避風頭’或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而應該是實質性地責任追究。”齊善鴻教授認為，“官員複出的程式，應該公開化和透明化。應該遵循一定的制度，什麼情況的人可以複出，複出的原因是什麼，都應明明白白地公之於眾。因為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那麼，在他們複出的時候，也同樣需要有個對公眾告知的程式。□ 
       

           行政問責期待制度化 

      ● 楊金志 俞麗虹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由三鹿嬰幼兒配方奶粉引發的“問題奶粉風波”中，有的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暴露出日常監管虛化，應急反應遲緩，資訊公開不徹底，責任倒查不充分等問題。與此同時，隨著李長江、吳顯國等黨政官員相繼去職，以及山西襄汾潰壩事故後孟學農、張建民的去職，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當從建設責任政府的高度出發，實現行政問責制度化、常態化。

    中國奶業協會乳品工業委員會副主任、高級工程師顧佳升表示，國家質檢總局公佈的檢查結果顯示，在原料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提高蛋白含量的做法，並不是個案，在行業內已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此，監管部門是沒有去查，還是發現機制出了問題，根本沒有察覺？”他認為，流通領域抽查檢測固然重要，但源頭監管更加需要引起重視。相關部門應當儘快形成一支能夠真正深入田間地頭、到達種養殖第一線的隊伍。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指出，三鹿奶粉事件反映了有的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遲緩，管理能力低下。事實上，在食物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情況，此前已經有一些苗頭，監管部門為何沒有警覺，既不及時更新標準，也不展開調查和檢查。“如果只是個別企業在做這個事情，監管部門失察還情有可原，但是已經發展到全行業，監管部門為什麼如此後知後覺？”他說，“在一個失控的行業裏，誰不摻假誰就吃虧，已經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湯嘯天表示，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政府應當負全責。“三鹿奶粉曾是所謂‘免檢’產品，問題奶粉事件充分說明，對食品藥品賦予免檢，就是放棄政府監管責任！”他說，“對食品藥品的監督檢查，應該要像反興奮劑一樣嚴格，建立飛行檢查機制。”質檢部門一直以來有所謂“送檢”制度，企業肯定會把最好的、不會有問題的樣品送來檢驗，根本達不到檢查的目的。檢查應該到市場上去，到商店櫃檯、農村小店去檢，查出來就是鐵打的證據。

    本次事件涉及生產企業、流通企業、質檢部門、工商部門、農業部門以及地方政府，湯嘯天指出，這其中有社會道德問題，還有部門職責問題，還有違法違規問題。有關部門不能以人手不足、沒有檢測設備、分工不歸我們等理由推脫責任，他們在行使權力如收取管理費、檢查費、評選名牌費的時候可並不手軟，如今輪到問責自然不能紛紛推卸責任。

    華東政法大學行政法學教授鄒榮表示，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辭職，石家莊市市委書記、市長以及相關幹部被免職，體現了“有權必有責”、“權力和責任對等”的行政法精神。結合最近的山西襄汾潰壩事故中，省長孟學農引咎辭職、副省長張建民被免職，以及河南登封市“921”煤礦事故中登封市市長被建議免職等事件，這些問責舉措反映了民心所向，說明我們的行政問責制度正在深入貫徹落實，為今後相關事件的行政問責樹立了良好範例。

    鄒榮同時指出，這幾次責任事故的行政問責處理也是一個契機，我們現在有必要乘勢明確、細化我國有關行政問責的法律規定，實現行政問責的規範化、制度化、常態化。我國《憲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實行省長、市長、縣長、區長、鄉長、鎮長負責制。但是到目前為止，除憲法外，基本沒有相關法律對這一法條進行具體化規定，導致在具體行政責任事件中，如何追究責任、追究誰的責任，什麼情況下什麼人應當免職或辭職，都無法可依。他說：“勉強地看，目前只有公務員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公務員因違法違紀應當承擔紀律責任的，依照本法給予處分。’但是，這只涉及到公務員違法違紀的問題，面比較窄，尚未涉及行政責任這一中心問題。”

    在“無法可依”的局面下，鄒榮說，官員的免職、撤職、引咎辭職都顯得隨意性較大。即使對相關官員作出了嚴肅處理，也容易被群眾理解成“找替罪羊”，社會效果不見得好。行政問責，並不是簡單地說官員撤得越大越好、越多越好，而是要明確責任分工，處理起來令群眾信服。他建議，在將有關行政問責的法律規定具體化的同時，還應加強人大的法律監督和媒體的輿論監督，重視對瀆職官員的刑事責任追究。□

         強化高級幹部理論武裝 

    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的背景下，此次省部級重要領導幹部的集中學習研討，將起到重要的前後銜接、彼此呼應的作用 

      ● 楊 琳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歐洲導報社供《瞭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9月19日至23日，100多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參加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舉辦。

    開班式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適應新形勢，完成新任務，實現新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深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工作，把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擺在突出位置，把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力量。

    受訪專家表示，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剛剛開始的階段，組織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進行集中學習，表明中央希望通過強化領導班子的理論武裝，統一認識，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進一步加大力度，同時也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做好準備。

                        ◆ 集中學習的特殊背景

    自1999年1月中共中央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金融研究班在中央黨校舉辦以來，中央每年都會舉辦一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研究）班。學習內容針對的都是當時國家和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比如2000年的財稅問題，2002年的國際形勢與WTO問題，2005年的和諧社會問題，2006年的新農村建設問題。

    在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以及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的背景下，此次省部級重要領導幹部的集中學習研討，將起到重要的前後銜接、彼此呼應的作用。

作為各部門、各地的主要領導幹部，全面、準確地把握中央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精神內涵，並結合各自工作的實際情況，解決阻礙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推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進一步加大力度，無疑是此次專題研討班的一個重要目的。

    在9月19日舉行的開班式上，中央黨校禮堂裏人坐得滿滿當當。這裏面除了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還包括一些副部級幹部，而真正參加專題研討班的學員不過100多名。

    “這種情況在以前的歷次活動中非常少見，就連‘先進性教育活動’都沒有這樣的場面”，中央黨校党建研究專家葉篤初教授對《瞭望》新聞週刊說。

    中央決定，從今年9月起用一年半的時間內，在全國分三批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作為活動的第一批，省部級黨政機關、中管金融機構等是非常關鍵的一環。據瞭解，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地正在籌備召開全委會，結束了為期5天集中學習研討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勢必要將中央的精神帶到各地，在即將召開的各地全委會上作出具體的工作部署。

    “與以往的歷次活動相比，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一個鮮明特徵，就是著眼於解決實際問題”，葉篤初教授說，“對各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來說，如果不能結合此次活動解決工作領域中的幾個具體的實際問題，是‘交不了卷’的”。

此外，此次專題研討班的另一個目的在於，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在一年一度的中央全會召開之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集中起來學習研討，可以起到統一思想、減少阻力的作用”，葉篤初認為，“這種阻力主要來自于對已經談過很多次的問題的‘淡漠感’。一些過去長期存在的問題如農村問題，都要在科學發展觀的視角下，重新審視，做出部署”。

    近期，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潰壩事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生產安全事故，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此前，貴州甕安事件和雲南孟連事件等一些影響較大的群體性事件，也對黨的執政能力敲響了警鐘。

    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言，當前“管黨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飄浮、管理鬆弛、工作不扎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

    “這些事件的發生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提供了難得的‘反面教員’，可以更深刻地觸動黨員幹部，使人覺醒”，葉篤初教授說。

據瞭解，研討班的學員們反映說，一段時期以來，在“以經濟資料和經濟指標論英雄”的驅使下，一些地方脫離實際，為追求一時的增長速度盲目上項目、辦企業、引投資，給地方發展造成了長期的包袱和隱患。“如果不儘快改變，將影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阻礙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為了推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與各地各部門現實緊密結合，中央強調要將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領導幹部學習的首要任務，將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作為學習的根本目的，在學習中堅持學習理論和指導實踐相結合、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相結合、運用理論和發展理論相結合。

                        ◆ 深入學習理論體系

    科學發展觀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學習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領導幹部學習的首要任務。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所說，“只有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準確地而不是模糊地、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學懂弄通，自覺地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工作。”

    為此，在領導幹部學習中，中央特別強調了幾個方面的重點內容。

    其一就是精心研讀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鄧小平著作、江澤民著作，以及胡錦濤同志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此，曾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的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劉海濤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最集中地反映在鄧小平、江澤民的著作中。但是，這些思想並不是無源之水，而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學習任何一種學說，用恩格斯的話說“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因此精讀馬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著作和胡錦濤同志的重要論述十分必要。

    其二是學習黨章和黨內各項規章。中央黨校党建部教授張希賢說，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建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黨在近90年的發展中，是靠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章和黨內各項紀律和規章，不斷克服和糾正自身的缺點錯誤而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党的幹部培養造就工作中，深入學習黨章和黨內各項規章，不斷加強黨員幹部的黨性修養、黨紀素養和黨風涵養，是中國共產黨幹部隊伍建設的一項常規性工作。

    其三是學習黨的歷史、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和社會主義發展歷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目的，在於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進一步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提高運用科學理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劉海濤說，“三大規律”實際就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世界歷史的高度抽象。所以，沒有深厚的歷史知識不可能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其四是學習經濟、政治、科技、法律、文化、軍事、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新知識，完善知識結構。張希賢說，科學發展的根本標誌是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和過去相比，科技含量、科技水準、科技文化素質普遍提高。為領導科學發展的偉大事業，全黨幹部必須不斷地進行知識更新，不斷地學習研究和運用方方面面的新知識、新方法、新理論。

    而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習黨章和黨內規章制度、學習歷史、學習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的新知識，並使幾方面有機結合，目的正是在於不斷增強中國共產黨自身的“軟實力”，以適應領導國家科學發展的需要。

                        ◆ 強調學以致用的能力

    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是領導幹部學習的根本目的。中央強調要善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觀察世界、分析問題、指導工作。也就是說，要求領導幹部要提高將馬克思主義學以致用的能力。

    劉海濤教授表示，鄧小平強調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意義在於它為人們“解釋”世界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當年馬克思用這個方法分析西歐社會得出的結論則不一定適用於中國社會。所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主要是要掌握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學以致用”。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乃至人們的思想觀念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未來的30年，中國面臨著按照科學發展的要求，重新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嚴峻挑戰，其艱難程度並不亞於前30年。

    張希賢教授說，在從“粗放型發展”轉向科學發展的革命中，有人習慣於過去“粗放型發展”的發展方式、領導方式和工作方式；有的在國內國際各種矛盾和利益較量中，認識不清、方向不明；有的理論上是科學的，實際工作中是非科學和偽科學的；有的不堅持以人為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其中不僅有能力的問題，也有意識的問題。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了黨員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中央高層也一再指出，目前一些幹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強調要始終同黨中央保持一致。

    葉篤初教授說，中央關於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的強調，實際上就是針對目前一些幹部乃至高級領導幹部中仍然存在的“官氣十足”的問題。“‘官氣’也是一種腐敗，其思想根源其實就是意識問題”。

    劉海濤指出，強調這四大意識以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實質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黨的最高理想和現階段的任務的有機統一，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實現國家統一富強，社會安定和諧。

    張希賢說，馬克思主義政黨是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論者，在充滿無數艱難險阻，並與各種社會制度、主要是與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反復較量的漫漫征途中，惟有持之以恆地學習研究和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才能堅持社會主義本色，堅持共產黨本色，並一步步達到理想的彼岸。

具體到中國的現實來說，領導幹部需要努力提高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堅持以人為本，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牢固樹立黨的群眾觀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增強工作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 要求堅持“三結合”

    在中央對領導幹部學習的要求中，還有十分重要的一條，即必須堅持理論學習和指導實踐相結合、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相結合、運用理論和發展理論相結合。這實際上針對著目前存在的學用脫節、腐敗、思想解放不足等現實問題。

    張希賢教授指出，中央第一次綜合提出的這一學習“三個結合”原則，不但深刻地總結了党的優良學風，而且適應當代中國發展的需要，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觀，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設學習型政黨的基本原則，對於科學推進党的建設和科學發展國家事業，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

    堅持學習理論和指導實踐相結合，目標直指領導幹部學用脫節的問題。此次活動的23個試點單位，無不是在學習中結合著本部門、本地區的突出問題而進行的。習近平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指出，實踐性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特徵。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必須突出實踐特色，在學習中推動實踐，在實踐中深化認識。

    葉篤初教授說，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最根本的。目前，一些幹部甚至領導幹部中，學歸學，用歸用的現象是嚴重存在的。“有那麼一些人，甚至還有真學、真信、真用的問題。這些人言行不一、表裏不一，嘴上一套、實際一套，不但貽誤了工作，而且使我們党的理論蒙羞”。

    張希賢教授表示，科學發展觀在字面上好懂，但內涵博大精深。因此在實踐中，既有理論信仰的堅定性問題，也有如何實踐理論的科學作業系統問題，還有發展中的科技含量和領導與群眾的科技文化素質如何提高以適應發展的問題。“像過去那樣硬拼硬幹、苦幹大幹根本行不通，必須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操作技術，以及科學的發展方式、領導方式”。

    堅持改造主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相結合的要求，也是針對黨員幹部中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政績觀、榮辱觀等方面存在的現實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黨員幹部的作風建設一直是党的建設的重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執政黨的幹部經受著日益嚴峻的“金錢的侵蝕”；長期執政的環境，使幹部們經受著日益深入的“權力的侵蝕”；在對外開放、東西方思潮的碰撞下，幹部們又在經受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的侵蝕”。

    面對這些挑戰，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政績觀、榮辱觀等“八觀”建設，不斷遇到新挑戰，不斷發生方方面面的新問題，每年都有大量的黨風政風問題發生，一定數量的黨員領導幹部走進腐敗的深淵。

    葉篤初教授說：“這些年來，許多幹部致力於經濟社會發展，也就是說改造客觀世界，但是忽略了改造主觀世界，誤入歧途，既害了自己也害了黨和國家，侵害了人民的福祉。”

    張希賢教授指出，我們應該從根本上追求共產黨人“八觀”的科學建設，卓有成效地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響，日益增強抵禦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中央提出的共產黨人的“八觀”建設及如何科學建設，是到目前為止對中國共產黨思想建設最為系統、完整、科學的表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追求自身的科學建設。

    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習近平指出，“解放思想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先導，改革創新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而堅持運用理論和發展理論相結合，正是要求領導幹部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自覺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真正做到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

    張希賢教授說，運用理論和發展理論相結合的原則，就是要求党的幹部既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總結實踐的新經驗。新時期新階段，需要黨的領導幹部善於在解放思想中統一思想，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發展的新實踐，努力使黨和國家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這一要求，深刻揭示了“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問題和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