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牢餘生記

陸 鏗

自投羅網回昆明，不要收條坐大牢

● 時来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唐·羅隱<籌筆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東京新聞街外國記者俱樂部看晚報，得見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聲明脫離國民黨、靠攏共產黨，宣佈「起義」易幟的消息。也就是說已把原來雲南掛的國民黨制定的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換下來，改掛共產黨制定的國旗——「五星紅旗」。使雲南從中華民國的一個省，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一夜之間變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我馬上聯想到我的老婆孩子都在雲南昆明，我必須把他們接出來。當晚給在昆明開業行牙醫的妻子楊惜珍發了一個電報，告訴她我要回昆明接她和孩子出來。

    我決定在東京辦報後，除向麥克阿瑟總部申請到《天地新聞》日報出版的許可證之外，還向麥帥總部申請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可望、可信、南達）的東京長期居留證。當我決定離日返昆時，東京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勸我不要冒險的。因爲那時大家對共產黨都不了解。記得名作家謝冰心和她的先生吳文藻就問過我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如何，當時我也說不清。

    記得一件比較有趣的事，就是在東京有一次和朱世明將軍、董顯光先生三人作竟夜之談。朱說，聽代表團的人講我會看相。請我當晚就替他和Hollington看看。董先生大樂，鼓掌贊成。我告訴他們是一九四五年在維也納等候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採訪簽證，閒居無聊，跟一個奧國入學的，沒有甚麼道理，只是一種經驗的積累和統計。而且中國有句話「相隨心轉」，說明人的心理和精神狀態，影響一個人的相。我說，根據我看，朱將軍的運氣可能會走下坡，因爲他即使歡笑中也帶有憂思。而董先生卻會走上坡，因爲他充滿了喜樂與信心。朱問我你自己呢？我說：「所有看我相的人都說我會坐牢，而且是爲女人坐牢。」他們哈哈大笑。

    一九八六年李嘉和胡菊人及我三人在香港聊天，李嘉告訴菊人說：「大聲從東京回昆明被老共關起來以後，在東京的朋友都說：『陸大聲看相看準了他會爲女人坐牢，但他忘了他的老婆也是女人。』結果回去接家眷就被抓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和趙浩生一起到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東京辦事處去買飛香港的飛機票，我是經香港返昆明，趙浩生則是想到香港會友。但當時機票很緊，只有一張十五號飛港的，我請浩生讓我先走。票買好後，電話告訴朱世明將軍，他說他有一封重要的信託我帶到台灣面交給王雪艇（世杰）先生。我預定的行程是到昆明停一晚，接了家眷，就返回香港轉飛台灣。當夜朱世明到外籍記者俱樂部看我，他透露了他對整個局勢的悲觀，認爲國府的局面越來越困難，而派系人事的傾軋卻越來越厲害，他深爲憂慮。我說在東京大概不會有什麼問題，不過，國府的圈子越來越小，東京代表團團長這個位子可能很多人都會感興趣。尤其是原來有過留日經歷的軍人。他告訴我，湯恩伯退出上海轉到香港後，就想來日本，結果麥克阿瑟很妙，他說湯恩伯是常敗將軍，不准來。

牢獄之災似已命中注定

    朱世明告辭時已凌晨三時，正因爲睡得太晚了，竟誤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五點鐘派來接我赴機場的班車。也是牢獄之災命中注定擺脫不了，偏偏在近六點時我會從夢中驚醒，一看錶不得了，已接近飛機起飛的時間了。打電話問接線生航空公司的班車來接我沒有？她說來過快一小時了，打電話給我，鈴響了好幾分鐘沒有人接，她以爲我提前走了。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叫趙浩生起來送我，他把他的道奇車開到每小時一百英哩的速度，天還未大亮，在東京街頭疾馳。等趕到機場上飛機的門已快關上了。差一分鐘我十二月十五號就到不了香港，而下班機是廿二日才開。而我是廿一日趕到昆明坐牢的，事情巧不巧？

    還有更巧的在後面。抵達香港後，到航空公司購買飛昆明機票，才知香港到昆明的航線已停了好幾天了。我問，現在要去昆明有什麼辦法？答覆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預繳五十萬港元的保證金；二是要有當地政府首長批准飛機可自由來去的電報。當時的情況是，由於昆明是突變，使很多做生意的商人措手不及，他們都急於回昆一行，包機的錢倒有，不過如能有盧漢同意的電報更爲妥貼，但找不出一個人出面聯繫。

    第一個辦法我是沒門。不要說五十萬港元，五萬甚至五千我也拿不出。第二個辦法我倒可以試試。說來我和盧漢這位原來的雲南省政府主席、當時的臨時軍政委員會主任，多少有點交情。

    一九四六年，李公樸、聞一多兩位民主教授在昆明先後被刺案發生，盧漢被蔣老先生召到廬山，不知是禍是福。他本是被派赴越南接受日軍投降，駐守那裡的。到牯嶺後知道我任南京中央日報廬山版主任，正在山上，便以同鄉的身份把我找去，和他談談，想摸摸政治行情。我告訴他李聞案蔣已知道不是地方勢力做的，而是陳誠系統的昆明警備總司令霍揆章下面的特務頭子張振國（八十年代台灣歌星張俐敏之父）指揮人幹的。原來傳說是曾任龍雲副官長的楊立德指使，目的不過是想嫁禍。但還不好明白宣佈案情已明，故特派顧祝同以陸軍總司令的身份去昆明徹查一番。這一查，只會對盧漢有利，爲了安定地方民心，至少表面上對盧要重用。我這一分析，後來被事實證實，盧漢印象很深。加上一九四九年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他對閻的個性、作風、政治主張完全不知，所以乘我九月回昆之便在他翠湖青蓮街公館設宴歡迎，我爲主客，好友丁中江和昆明各新聞單位負責人作陪。晚宴自始至終都是談閻錫山。記得我和盧漢道別時，他特別拍著我的肩膀說：「老弟，我們是同鄉人，今後要多聯繫，彼此心照！」這一照，就讓我頗有把握地發了一通電報給他，告訴他我已自東京飛抵香港，即將乘機回昆接眷，請他批准。

    我給盧漢的電報是十二月十七日自香港發出的，十八日就接到他的覆電，原文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香港（電報代號）陸大聲先生：來電敬悉。匪廿六軍、第八軍奉蔣匪命，正在宜良呈貢集結，向昆明進攻。我九十三、七十四、八十九三軍匯合地方革命武力，正聚殲中，一二日内即可肅清，屆時再告來機日期。盧永衡。

拜望張群看其禾稈藏珠

    我接到這個電報後，就通知幾天來和我聯繫的雲南商人，大家都額手稱慶。決定他們出錢我出名，包一架飛機回昆明。其原因，事起倉卒，很多商人在昆的貨包括礦產、鴉片極待運出。

    回昆明前我特別看候了在香港當寓公的原總統府政務局長陳芷町先生，由於同時創辦《新聞天地》的邱楠是他的小舅子，我們一班朋友都跟著邱楠叫他姐夫，告訴他我要回昆明接家眷。他說：「張岳公剛剛從昆明出來，沒有幾天，我們去看看他吧！」於是和陳芷町一起到了銅鑼灣。

    張群先生和他夫人及家裡人正在吃晚飯。一張方桌三面放的椅子，一面是利用一張床。對於張府上這種因陋就簡的情況，我感到驚異：心想，他到底做過行政院長又擔任過方面大員呵！爲什麼情況如此寒傖，可見國民黨也有清官。

    我們的談話主題集中在昆明之變上。他說他是十二月九日自成都與第八軍軍長李彌、廿六軍軍長余程萬，和盧漢的小舅子新編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匯等一起飛到昆明的。盧漢派裴存藩、楊適生等到飛機場迎接，仍和過去到昆明一樣招待在盧漢的新公館。到了晚上八點多鐘，沈延世（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來到張下榻之處，說是接到盧主席通知因張長官來昆，所以今天晚上開會，而張完全不知此事，但並未認爲是多大的問題。他讓沈按著開會通知到盧漢的老公館去等開會。過了約一小時進來一個軍官（後來證實是盧漢的警衛營長龍雲青）向他敬禮報告，說是奉命來保護長官的安全，請不要隨便走動。他才曉得出問題了。他提出要去見盧漢，龍營長說：「盧主席已上五華山，雲南已經起義了。」張通過思考，當夜寫一信給盧漢，提出要乘原機離開。第二天，楊文清、楊適生代表盧漢來看他，通知說，軍機已經不能啟動了，安排了環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客機送他飛越南轉香港。

    陳芷町插了幾句話，他說：「盧漢因爲岳公保了他的命，所以到要緊關頭還能表現一點黃天霸竇爾敦的江湖義氣。」我說：「香港報紙上對岳公脫險議論紛紛，聽說北京早已宣佈岳公是戰犯，故對盧漢此舉非常不滿，認爲他耍兩面派。（後來還有一傳說即中共曾有意以張群換張學良）另外盛傳岳公眉毛裡有顆紅痣，根據相法，這是大貴之相，叫做「禾稈藏珠」，主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我今天來也是想看看這顆痣的。張岳軍很幽默，一面摸摸他的右眉，一面說：「小小的一顆痣會有這麼大的作用？！」引得滿屋子的人都笑了。

    我告訴張岳公我準備回昆明接家眷，以他看，可會發生危險？張群知道我和盧漢也比較熟，加之我是雲南人，此行只是接家眷，第一天到第二天走，他說照他想來，不會有什麼問題。陳芷町聽了張群的判斷後，開了一個頗有風趣的玩笑，他說：「大聲呀！你不要照搬岳公的經驗呵！你的眉毛裡並沒有岳公那樣的痣。」又引起一陣歡笑。

    看了張群先生的第二天，我去看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由於《大公報》已左轉，老費在港被目爲「左派」代表人物。不過因爲我們已是很熟的朋友，幾乎做到無話不談，因此他很誠懇地勸我不要冒險。他說：「老弟，你不要自視藝高人膽大，但現將面對的是共產黨，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根本不同的。你如果冒險前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的好友、蔣介石專機駕駛長衣復恩當時在港，也勸我不要冒險。

    但我過於自信，認爲回去是接家眷，有什麼可怕的。況且，盧漢給了同意飛昆的覆電，更有所恃而無恐。決定聯合同鄉商人集體包機，到處打聽哪些同鄉願意參加。

極爲偶然專機飛往昆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預定當天到航空公司去簽約包機回昆。一大早我還躺在床上看報，《星島日報》送到了。頭條消息是「昆明城郊混戰」。根據外電報導，蔣介石派出的中央軍已逼近昆明城，且佔領了飛機場，盧漢的地方部隊拼力抵抗，雙方正在大廝殺。

一個保山的小老鄉做鴉片生意的張維和興沖沖地跑來找我說：「老鄉，老鄉，今天就有一架飛機飛昆明。你要走，可以馬上走。」我問他是那裡的飛機，他說是龍澤匯（盧漢的內弟，新編第九十三軍軍長）等爲了把雲南的鴉片煙運出來而包的。共產黨的軍隊一接管就運不出來了。於是我毫不考慮地喊著跟我住在一起的丁中江的三弟丁燕石（懋先）說：「走，你陪我去趕飛機。」當時，中江尚未逃出昆明，他太太劉蕙如和他弟弟燕石還帶著一個十一歲的小弟弟、後來已是台灣大大有名的替中華民國打官司的丁懋松律師，住在我們共同的一位商人朋友孫子順的公司裡。我拎著一個皮包、燕石爲我抱著一件呢大衣，就這樣直奔飛機場。記得在天星碼頭趕輪渡時，我們趕到時輪渡已離開躉船，我打開一扇小門，猛地跳上輪渡，燕石也跟著跳了上來。到達九龍尖沙咀時，爲了搶乘出租汽車，我們又演出了短跑，就這樣不顧一切地像發瘋一樣地要搶搭這班前路不明的飛機。到了啟德機場，像東京一樣，飛機馬上要發動了。我再晚一班輪渡，可能就會錯開。但見飛機上有兩個商人模樣的人，後來才知道一個叫蔡文翔，一個叫喻君匋，是貴州籍的鴉片煙商。環亞航空公司的英籍經理因爲我連一封介紹信都沒有，不同意我上機。我拿出《星島日報》駐東京特派員的名片和他交涉，而當時星島是香港最權威的中文報紙，一聽我解釋是回昆明接家眷，保證家眷接出後，即行付款給他，又拿出盧漢給我的回電證明，他也就勉強同意了。當時，我還向燕石誇耀說：「你看，陸大哥的本事大不大？」燕石連說：「大、大、大！」這一大，就換來了先後長達廿二年的牢獄之災。

    飛機從香港開出，風和日麗，沒有一點顛簸。整個飛機只有八個人，計英國籍經理、美國籍正副駕駛、菲律賓籍機械士和無線電員，再就是兩個鴉片煙商和我這個新聞記者。到了昆明上空時，我聽英國籍經理向駕駛員問：“Have you got any connection？”回說：“No！”飛機只好降低高度在昆明上空轉了一圈，在飛機上已模糊看到五華山頂的五星紅旗了。我再一次聽到「與地面聯絡上了嗎？」「沒有！」的對話。英國籍經理和我並排坐在一起，問我：「陸先生，你看怎麼辦，與機場的電台聯絡不上。」我很自信告訴他：「不怕，降落吧！如果下面是蔣介石派來的部隊，他們的司令，我認識。如果下面是已投降共產黨的原省長的部隊，我這裡有他的電報。」英國籍經理說：「好吧，那我們試試運氣。」就這樣稀里糊塗地降落了。

    降落到跑道上以後，才看到有軍人拿著小紅旗指揮飛機滑行，並引導飛機沿著一條兩邊排滿汽油桶的通道行進，直到停機坪爲止。事後我才知道是因爲盧漢易幟後，空軍一部分飛行員在昆明航空站站長蔣紹禹帶頭用計下，幾十人一下開著飛機逃跑了。龍澤匯才下令用汽油桶欄成一條彎彎曲曲的跑道，任何飛機如不順從指揮滑動，再也跑不走了。

機門打開方知大事不好

    機門打開，十幾個武裝士兵手提輕機關槍高叫「不許動！」兩個商人一下嚇得癱在座椅上，英國籍經理連問兩句：“What’s the matter？”機組的美國人和菲律賓人一臉惶惑的樣子，用英語罵了一句粗話。我一看手提機槍對著自己，也慌了，還故示鎮靜問：「你們是那個部隊的？」對方回答「廿六軍的！」我再定睛一看，所有兵士的帽子上的帽徽全沒有了，既然投降了共產黨，怎麼還允許戴青天白日帽徽呢？於是恍然大悟，便故作神氣地高聲說：「請你們報告盧主席，就說『陸鏗來了！』」

    大約二十分鐘不到，原來任盧漢隨從參謀的楊肇驤（後來才得知他在「起義」後已被任命爲昆明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開著一輛吉普車到了機場。他一見我就說：「老兄，怎麼選這個時候來？主席給你電報不是說另告來機日期嗎？」我說：「今天有飛機我今天就來了。」在楊肇驤跟負責機場守衛鄒副師長低聲講話時，我想到朱世明託我帶給王世杰的信，免得落到別人手中對不起朋友，便臨時把它連同我在飛機上爲日本《每日新聞》寫的一篇半成品文章一起撕碎，把信放進嘴裡嚼碎。接著鄒副師長就命令我們一行八人下機，叫我們坐進一個中型吉普車中去，特別交代一聲：「陸先生，你坐駕駛室。」我問：「我的皮包呢？」他說：「放心，到山上會還給你的！」沒有料到這個皮包四年多以後才再見，只有一隻手錶，一個美國銀行存摺，一小包洗面用具還在。而它裡面所有的文件、照片，都作爲「罪證」放進了我的檔案。直到這時才知道我們將被押解到五華山盧漢大本營去。但我仍自信十足。

    到了五華山上，第一個遇到的竟是我的堂姐夫、原來做過龍雲近衛團團長、後出任十八師師長到東北打過內戰的許義濬，他表現得很緊張：「你、你、你怎麼這個時候會來？」我知道他一貫膽子小，就說：「我是來接惜珍的，你不要管了。」後來我被投入監獄，才知他已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被盧漢任命爲昆明警備副司令。原來他在國民黨時期的最後職務是雲南保安司令部人事處長。盧漢利用他熟悉保安團主要幹部的人事背景，在對抗國軍反撲進行所謂「昆明保衛戰」時指揮起來靈便一些，便發表他擔任這一職位。

    在我堂姐夫倉惶退避以後出現的是龍澤匯，他的職務是九十三軍軍長。由於他是盧漢的小舅子，所以從頭到尾參與易幟的活動，扮演著除盧漢以外最重要的角色。我搭來的包機在香港起程前，雲南人就說是他包來運鴉片煙土的。盧漢的「起義」投共採取的是政治上靠攏、而經濟上逃避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起義」前，昆明就盛傳盧漢已將外匯轉到美國，而把古玩珠寶運到香港。龍澤匯企圖運定鴉片煙，在人們看來也是題中應有之議。這從他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爲了防備紅衛兵抄家，把大量黃金於黑夜丟進翠湖，而被自己的女兒檢舉，有一貫的脈絡。他見到我時，手裡拿著一份《星島日報》，我一看就是我帶來在飛機上看的，原來他的部隊搜到後馬上獻給了他，他一面舉著報紙，一面向我說：「陸大聲，陸大聲，你的膽子真夠大，報紙上明明印著昆明城郊混戰，你居然飛來了。」他當時流露的那種得意忘形的神情，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十七年以後的一個月黑風高夜，會把自己嚴密收藏的黃金偷偷丟進水中，結果被自己的女兒檢舉，成爲昆明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覽的突出的壞典型，由於刺激過度，得了精神分裂症；最後帶著民革雲南省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死去。

盲目樂觀，一心要見盧漢

    話說回來，進入雲南省政府辦公大樓後，我們一行八人被指定坐在會客室裡，第一個正式出面跟我們打招呼的，是原省政府財政廳長林南園。我和他是保山小同鄉，又是政校同學，平日就有來往，因此，一見面就毫不客氣地告訴他：「南園，趕緊拿點東西來吃，我們從早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哩！」他很快叫人拿來了餅乾、糖果。於是我招待同行者，還誇誇其談地說，今晚你們如果沒有地方睡，我招待你們到我太太牙科診所去睡地毯。她的候診室很大。說明我在實際上已經被捕的情況下還盲目樂觀。正當我們吃餅乾時，原雲南省政府民政廳長安恩溥到了，一見面，他就諷刺我說：「陸先生，你恐怕是聽說廿六軍打進來了才來的吧？」我反唇相譏地說：「呵！你的膽子也不小，現在還留在這裡，我原來想你可能早就嚇得逃離昆明了。」他碰了一個釘子後怏怏而去。

    接著傳喚我們一行到一間會議室。由以臨時軍政委員會委員吳少默爲代表的一小群人問話（實際就是審訊）。先問隨機前來的英國籍經理，第一個問題：這架飛機是誰包來的？他說是一個叫James Yang的昆明商人，楊是經常向他們包機的。旁邊有人插話：就是匯利公司的楊永昌。等一下打個電話一問就清楚了。再問第二個問題：陸鏗先生怎麼會同來的？英國籍經理陳述了我臨時要求搭機的經過，他強調看到我的名片是《星島日報》駐東京特派員，「星島」是香港最大的中文報，而我說是接太太隨機來去，他就同意了。第三個問題：另外兩個商人是怎麼會同來的？據答是根據James Yang的通知。姓蔡和姓喻的商人馬上聲明，他們是到昆明提貨的。第四個問題：飛機沒有與地面取得聯繫，爲什麼敢降落？英國籍經理對我望了一眼，似乎道歉似地說他們持有通航證，又說出了我和他在機上的對話。主問者才以諷刺的口吻向我說：「陸先生當然是得到廿六軍、第八軍反撲昆明成功才來的。至於給盧主席的電報那不過是個手法。」看來，他們對於我此行，已有成見。而我卻把希望寄托在盧漢身上，盧漢既然給我回了電報，說明他還是講交情的。跟其他的人扯，反正扯不清，認爲一切問題，只要見到盧漢，就可迎刀而解。錯誤地估計當晚就會恢復自由。因此在吃餅乾時，我還那麼輕鬆跟同機來的一伙人重複說，如今晚沒處住，可以到我太太的候診室去休息那段話。

    問訊的結果，出乎我的意外，機組人員被一個會講英語穿制服的人領去休息；兩個商人被一個警官帶走。剩下我一個人被通知說：「主席馬上就見陸先生。」我心想：「盧漢到底還是夠朋友。」自然地聯想起三個月前在他家裡爲我舉行的盛宴。

   那怕天仙也不值得冒險

    一個副官來通知了：主席請陸先生到他的辦公室去。我被引導到二樓一間屋子裡，走進一看，這那裡是辦公室，明明是間會客室。迎接我的，不是盧漢，而是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陌生人。開門見山地說：「盧主席太忙，不能見陸先生，叫我代見。」我一面坐下，一面打量他。五十多歲的年紀，和我差不多高的身材，黑色中山裝，襯著白冷的面孔，露出一副奸笑。眼光緊盯著我，似乎要發掘什麼秘密。我說請教尊姓，他說姓宋。我馬上想到在香港雲南同鄉處聽說的，盧漢領頭的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有兩個共產黨員參加，而且都是一九二四年大革命時代入黨的，後來脫黨，四七、四八年看到共產黨成氣候了，又參加了地下工作。其中一個叫吳少默，一個叫宋一痕，都是雲南人。我馬上判斷，現在跟我打交道的就是宋一痕。我說：「其實，見不見盧主席也沒有關係。我這次是回來接家眷，承盧主席覆電同意很感謝他。」宋說：「陸先生，我們知道你是負著重大的政治任務來的，接家眷不過是個幌子。」我說：「我回來確實是爲了接家眷，沒有任何任務。」宋說：「我們知道，楊醫生生得很漂亮，據說是成都中大牙科的校花。但是，在炮火連天中，誰都知道是非常危險的，那怕是天仙，也值不得冒生命的危險呀！」我說：「我們記者對危險的看法與一般不同。既然飛機能來，我爲什麼不能來。」宋說：「那就請陸先生介紹一下這架飛機的來歷吧！」我說：「我是臨時搭機的，具體由什麼人出面包機不清楚，在飛機中跟同來的英國籍經理聊天，才知道這架飛機就是十天前張岳軍先生坐走的。」宋說：「妙！妙！張岳軍先生坐走，陸鏗先生又把它坐回來了。」我說：「我希望明天能坐這架飛機走。」末說：「陸先生，既來之則安之。馬上就走，你想得太簡單了。事情是複雜的。」我說：「有什麼複雜。唯一不同的是，我和盧主席沒有張岳軍先生和盧主席的交情。但張岳軍先生是個大人物，共產黨點名的戰犯，我是一個普通的記者。」宋說：「你太客氣了，鼎鼎大名的陸鏗，怎麼是個普通的記者呢？有那一個普通的記者可以在炮火連天聲中乘坐專機翩然下降。陸先生，我看爲了使事情簡單化，你乾脆談清楚，你是負有什麼政治使命來的。反正大家都是雲南人，好商量。」我重申我是回來接家眷的。宋冷笑一聲說：「看來今天晚上是扯下清了，你先休息一下，想一想，明天再談也不遲。」於是他按了茶几上的鈴，一個全身警官制服的人走了進來，我定睛一看，正是我的另一個小同鄉、原任昆明市警察總局副總局長李志正。宋起身對他附耳說了兩句，李回過身對我行了一個禮。我馬上站起來，伸出手準備和他握手，他卻不伸手，只說：「老鄉，請把你身上的東西全部掏出來放在桌上。」我問：「爲什麼？」宋說：「我代表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向你宣佈：你被捕了。」

宣佈被捕，想吃雞蛋炒飯

    我原來和宋談話時：心情非常平靜，一點也不緊張，中間一度還用手彈著我繫的一條非常富有彈性的領帶，自己爲自己的滿不在乎而感到驕傲。因此，一直是理直氣壯的。到宋一痕宣佈：「你被捕了」以後，才感到心頭一震，好像心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似的，接著我發覺當我把身上的所有東西掏出來用手帕包好時，我的手已經冰涼。

    幸而李志正是老熟人，他陪我從二樓走下大廳，再走上大廳外等著的軍用吉普車。上車時我發覺後座已有兩個武裝警察持槍以待。李志正讓我先上，坐在駕駛員旁邊，然後他上來坐在我旁邊。一聲：「到總局！」我知道我要被押解到警察總局去了。但我的新聞記者職業衝動，仍驅使我情不自禁地想看看易幟後的昆明，究竟有無變化。可惜眼前是一片漆黑，伴著幾點燈火，有一種死寂之感。到達以後，我說：「志正，一天沒有吃飯，炒一碗雞蛋炒飯吃，怎麼樣？」他說：「可以。先喝杯茶吧！」說著及時遞上一杯茶。坐定後，我問他：「跟我談話的是不是宋一痕？」他大驚：「你怎麼知道？」大概因爲熱茶下肚，恢復了鎮定，所以我又由不得自我陶醉了：「你難道忘記了我是新聞記者。」說罷兩人都笑了起來。

    雞蛋炒飯配了一碟豆腐乳，吃得特別香。絕不誇張，這碗飯的餘香，一直維持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我第一次釋放回家。

    當夜十二時，李以副總局長身份叫來了警察總局看守所金所長，至少帶有幾分歉意地向我說：「老鄉，你該去休息了！」金所長把我領進看守所裡最裡層一個小院、兩問監房中的一間，介紹說：「這是待質所，是看守所裡最好的房子，委屈你了，陸先生！有什麼事可以叫看守員。」說罷把門拉上，只聽到一把鎖「鏘」地一聲鎖了起來。

    回頭一看，在地板上鋪了一張席子，席子上一個墊被，再就是一張被子，白色的裡子，已經發黑，尤其是被頭髒得無法形容。我還未躺下就有一股酸臭氣味襲鼻而來，我想，這怎麼睡得下去，於是對著門洞大叫「看守員！」一個年約六十歲的老看守施施然來到我的門前，問：「什麼事？」我說：「被子太髒了，能不能換一條？」他說：「這已經是看守所裡最好的了。你是局長交代過要特別照顧的人。」我說：「沒有乾淨被子，請你給一本書看好吧？」他說：「我們這裡沒有什麼書。好吧，我去替你找一找。」又過了一會兒，他又拖著脚步來了，把書從門洞裡遞進時，口中唸唸有詞：「好不容易找到這一本。」我接過一看，原來是竹紙直排石印的一本發黃的書，翻開第一頁是四個大字「洞冥寶鑑」，講的是十八層地獄的故事。我自己問自己：難道真的跳進了十八層地獄?

春城看守所生涯

●「萬事互相效力，讓信主的人得益處」——《聖經》·羅馬書

    一夜未眠，萬念俱集。首先，想到命運的問題，看來坐牢已是命中注定。

    我從十八歲起，在昆明看相算命，相師就說此生有牢獄之災，而且有生命危險，叫我小心。但我從不把這放在心上。就以這次自投羅網說，硬是千方百計掙來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已經在東京誤了飛機，又鬼使神差地從睡夢中醒來，竟而趕上了飛機。同月廿一日，在香港要不是臨時有人通知，通知後要不是拚命趕輪渡，趕計程車，搶搭飛機；搶搭飛機時要不是會說幾句英語得以與環亞航空公司的英國籍經理溝通，就不會坐牢。而現在居然坐牢了。我常常自詔記者生活是「海闊隨魚躍，天空任鳥飛」。這一下好了，看你怎麼躍和飛吧！

妻子埋怨爲什麼還要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設法通知我妻子楊惜珍到省看守所看我，並請她送被子、墊褥來。經過試探，終於說服一個看守員小徐，爲我送一張字條到昆明護國路公生大藥房樓上我妻子的牙醫診所去。直到傍晚，惜珍抱著一包行李來了，她說接到我要回來接她和孩子的電報後，已回一電叫我千萬不要來。她以埋怨的口吻問：「你爲什麼還要來呢?」我說，我認爲來了第二天就可以帶全家走，誰知道一下飛機就被捕了。我叫她馬上到青蓮街找盧漢，要盧放我出去。

    當時，中共的部隊尚未到達，昆明除了換了一面旗幟，改了一塊招牌，原來的雲南省政府爲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所代替，各方面一仍舊貫。看守所中還可以接見家屬，住在關押要犯的待質所裡的人更受優待。就在我關入十天後的下午，雲南大學教授納忠也關進來了，他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學者，中國派到埃及愛茲哈爾大學的第一個留學生，爲阿拉伯文史權威，在雲南大學教授中近東歷史。而我曾到過埃及，所以兩個人交談不愁話題。他本是一位不參與政治的學者，抗戰後期受蔣經國延攬，擔任重慶中央幹部學校的教授，因而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有了關係，後且被任爲雲南支團部負責人之一。盧漢「起義」後，大捕國民黨黨團骨幹，並沒有碰他。到國民黨廿六軍、第八軍奉蔣命聯合向昆明反攻時，盧漢爲了減少「裡應外合」的威脅，把原來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捕了起來，納忠教授才變成我的「同窗之友」。他感嘆國民黨的氣數大概是該盡了，所以昆明連三歲兒童都在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整個社會瀰漫著反國民黨的氣氛。盧漢隨時會翻牌，幾乎是衆人皆知的事，而國民黨的特務居然麻木不仁到什麼情報都不能掌握，最後被一網打盡。

說到特務，大特務就來了

   「說到特務，特務就到」。在一個深夜，我因睡不著覺正在沉思，忽然聽到待質所的大鐵鎖「鐺」的一聲開了，接著一陣脚步聲，我趕快坐起來順著鐵窗的鐵欄栅向外望去，只見幾個武裝警察押解幾個頭戴黑布頭罩的人抱著行李定了進來。第二天，從看守員處打聽到原來是送來幾個大特務。軍統西南區區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軍統西南區副區長、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周養浩，軍統總部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陳希超。這些大特務不僅人被捕，他們攜帶的大批黃金、美鈔也被搜查出來。他們原都是十二月八日從成都到達昆明，準備十日飛海南島轉台灣的。怎麼會想到一夜之間情勢大變，九日就宣佈「雲南起義」了。盧漢聞徐遠舉到昆，原來在通知李彌、余程萬、沈醉、李楚藩、沈延世、童鶴年、石補天等開會的名單中也曾列了徐的名字。通知送達給徐，徐心有疑惑，決定缺席，但仍插翅難飛。周養浩九日夜宿機場，次晨得悉盧漢投共，想到自己在重慶撤退前奉蔣介石之命曾親自把楊虎臣父子從貴州押解到重慶，交給軍統局本部殺害，光這一樁事，都自付必死，故躲了起來，不料被徐遠舉供出，後同被列爲戰犯，未被鎮壓。

    沈醉原來是軟禁在五華山上的。昆明爭奪戰結束後，他也被移送到警察總局看守所內的待質所與其他四個軍統大特務關押在一起。

    沈醉後來告訴我，共產黨明確地告訴他，光是昆明一地，他們就抓了國民黨大大小小的特務五千多人，數量之所以這麼多，當然與盧漢一夜之間「翻牌」有關，很多特務都是退到昆明候機飛海南島轉台灣的。包括「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和國防部二廳、憲兵特高組及其他不屬於以上四個組織的所謂「雜特」。其中以「軍統」的勢力最大、人數最多。共產黨之所以要把沈醉留下來不殺，後來還提名他做全國政協委員，主要是將他作爲一本「活字典」。沈不僅長期在軍統局本部工作，又曾在軍統各訓練班任教，了解軍統人事。爲了要弄清其他特務的背景，就向沈醉查證，由沈提供較詳盡的材料。所以沈醉照他自己說的「雙手沾滿人民的鲜血」，仍然得以活命。而且成了知名的統戰對象。中國大陸還準備把他女兒美娟寫的《沈醉的故事》拍成電影，後來由於意識形態向左轉被擱置下來。

    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起到一九五○年一月，看守所的人越關越多。最初我和納忠教授兩個人住一間囚室，至少有十五平方公尺面積。到一九五○年一月底，我被編到一個不到五平方的監房裡，結果關了十個人。大家只能頭脚顛倒睡，也就是五個人的頭旁邊掃進另外五個人的脚。有時候實在睡得太難受了，只好靠牆坐著，第二天打瞌睡混日子。後來關進一位中央銀行湖南衡陽分行的經理陶天爵，他向大家提議，不妨自得其樂，想辦法使日子好過一點，輪流講故事，並且帶頭講《基度山恩仇記》，果然把大家帶入另外一個境界。本來，整個看守所生涯，就是一個「關」字。像雞鴨樣地關在籠子裡。這一來，以我說，思想就跟著基度山開小差了。

看守所得悉妻子亦被捕

    一九五○年一月底，在看守所得到消息，我妻子楊惜珍也被捕了。這對我來說，一如晴天霹靂。被捕的原因後來知道，主要是她爲我的事去找到盧漢的太太龍澤清向她訴苦。並找我原來認識的朋友如昆明市市長、中共接管後因參加「起義」有功改任副市長的曾恕懷等。共產黨地下黨爲了制止她到處呼冤叫屈，同時想從她身上打開我案情的缺口，就把她抓了。

    最初是在一個秘密的高樓中審訊，幾個審訊員對她進行疲勞轟炸，輪班逼她交代我的問題，也同時交代她的問題。她是一個單純的牙科醫生，大學出來就做醫生，沒有做過別的事，我的事情她並不清楚。因爲她是一個技術本位者，用共產黨的話叫「白專道路」，對於政治根本不感興趣。突出的例子是我在南京做記者，在廣州辦報紙，她連看報紙的興趣都沒有。審訊者實在審訊不出名堂，因爲她是牙科醫生，就一個一個的牙齒進行考問。三十二顆牙齒都問完了，最後還是一無所獲。

    她後來告訴我，審訊中，小便急了，審訊員竟不准她上廁所，她一氣一急一出汗，小便》也忍住了。後來，中共大軍入城，鑒於關押的人實在太多，監獄和看守所統統人滿爲患，以昆明監獄爲例，雲南易幟前不過關了一兩百人，而易幟後一下增加到兩千多人。十倍還多。隨著中共軍隊的入城，有些人還需要抓了關起來。在不得已情況下，只好把監獄略加清理，亦如商店之「清倉」。將沒有任何政治背景，只是某種牽連而被捕，也就是並無關押價值的人清放一批，楊惜珍因而出獄。

偶然歸主，出現神蹟奇事

    但就這麼一關，把她關成了一個基督徒。直至今日，近半世紀，一直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誠的基督徒。而且把我們的家庭帶動成爲基督徒家庭。

    據惜珍說，事情發生在她抓進看守所半個月後，我知道她關在我對面建築的監房中，便說動了一個年輕的看守員名叫徐文煥的送了一張便條給她，主要是些安慰的話。有一天女看守員劉勁秋突然把她叫到辦公室去，板起臉孔問她：「楊惜珍，你爲什麼害我，你爲什麼說我爲你和你先生陸鏗傳遞紙條？」我太太申辯絕無此事，她沒有向任何人提到劉勁秋，也沒有任何人向她問過劉看守的事。但對方不相信她的話，厲聲叫她：「下去！」

她回到監房後，同房另外兩個被監禁的人，一個是黃埔第一期畢業、官拜八十九軍軍長馬勵武的太太鄢靜芝，一個是龍雲的外侄女方玉桃，看她面帶愁容，問她什麼事，她不敢說。只有悶在心裡左思右想，忽然想起鄢靜芝曾在勸她信耶穌時敦她的話，你信了耶穌後，遇到任何困難都可向主求，不過，禱告結束之前要說：「這個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才有效。她於目正在入睡前跪下向主禱告，說明自己被看守員劉勁秋誤會，非常害怕，如果誤會繼續下去，她是受劉看守員管的，日子就沒法過。請求主幫助化解。化解了以後，還要讓她知道主在看守員心裡作了工。奇妙的是，第二天這個前一天表現得凶神惡煞的看守員對她不但恢復了過去平易的態度，而且表現得比過去還要親切，稱她：「楊醫生」，甚至問寒問暖。從此，她看到了主的大能，一心歸主。以後還有一些神跡奇事，發生在我們家中。

接管前掌握在押者情況

    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昆明市舉行歡迎陳賡、宋任窮率領解放軍第四兵團的入城儀式，我們關在警察局的看守所裡，都聽到鑼鼓鞭炮聲和扭秧歌的歌聲。據事後進看守所的「同犯」說，三十萬人傾城出動，報上講是自清朝到民國以來從未有的盛況。

    就在共軍入城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一日，一個腰繫皮帶、身著解放軍裝、面孔白皙、年紀四十左右、操著北方口音的軍官，由看守所長陪同巡視監房。到了我所住的監房門口，第一句問：「那一個是蘇子鵠？」頭髮銀白的蘇子鵠站起來說：「我是！」「呵！你就是蘇子鵠，軍統的元老。」蘇：「不敢！」「好，請坐下。」

   「那一個是李家杰？」身軀肥胖的李家杰站起來說：「我是！」「你擔任監視楊虎城將軍的警衛隊長好多年。」李：「是！是！」「請坐下。」

   「那一個是陸鏗？」第三個輪到我了。在蘇子鵠、李家杰先後站起來答問時，我就想，如果喊到我，站不站起來？心想我是個記者，沒有必要像特務樣地畢恭畢敬。於是，坐在原地把頭一揚說：「我是！」對方見我沒有起立，先「呵！」了一聲，接著帶有諷刺意味地說：「到底不愧是鼎鼎大名的記者。你有反蔣的紀錄，但不要忘了，你跟國民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和閻錫山。」我一時竟想不出一句恰當的對話來。覺得自己第一個回合就輸了。這說明共軍未進昆明接管前，就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掌握了在押者情況。

    這位突如其來的視察者走後不久，我們就從看守們嘴裡打聽到，他是昨天剛隨解放軍進駐昆明的軍管會公安部政治保衛處處長閻村。

    很快地，我們得到了通知，三月一日一早把鋪蓋行李收拾好，準備集體轉移到昆明監獄去。

戴鐐長街行，氣宇更軒昂

    三月一日傍晚，在太陽快落山時，昆明市警察總局看守所關押的囚犯，各人背負著各人的行李，兩人共銬一副手銬，由武裝士兵押解著向錢局街雲南最大的監獄走去。事先規定了幾條紀律，諸如不准掉隊，不准說話，不准東張西望，如果看到自己的家屬親戚朋友，絕對不准打招呼，違者嚴懲。沿途百姓駐足而觀，指指點點。小孩子發現我們兩人共銬一副手銬，驚異地叫了起來：「咦！看哪！這些人的手鎖在一起。」由於人數多，隊伍拉得很長，雖然路旁有不少市民駐足而觀，但並沒有自慚形穢的感覺，我反而想起了一個年輕人在被國民黨逮捕後寫的：「戴鐐長街行，氣宇更軒昂」的詩句。

    這時，大街上已張貼出由陳賡、宋任窮帶頭的軍管會的佈告。我永遠不能忘記昆明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長劉子毅對我的第一次審訊。

    劉不是在看守所提訊我，也不是在監獄提訊我，而是叫人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去。他中等身材，身著軍服，顯得很有精神，一副精明的眼睛，似乎要看穿對方的肺腑。他原來是靠在一張單人沙發上，我進去以後，他站起來招呼，然後擺手讓我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跟著他也坐了過來。打開他的大重九牌香煙請我抽，我說：「謝謝，我不會！」他馬上放聲大笑說：「哈哈，那兒的話，堂堂大記者，那有不會抽煙的道理？」我重申真的不會，他突地站起身來一隻脚翹在雙人沙發前的一張長茶几對我仔細打量說：「你別見怪，我是想從你的牙齒縫中找一找有沒有香煙的痕跡。」接著說：「雲南的大重九真不錯，你不會抽，太可惜了。」

    他「如數家珍」地說了我的經歷：「你是天子門生，蔣介石的學生，曾跟美國的艾森豪威爾進軍柏林，參加中國新聞界訪日代表團做過麥克阿瑟的客人，又跟馬歇爾八上八下廬山，美國的三個五星上將你都打過交道，好傢伙，所以別人稱你是十五星記者。對吧？！」

    我趕緊聲明：「這是關在監房裡沒事聊天、吹牛，別人亂封的。」

    劉子毅笑瞇瞇地說：「不是亂封，有道理。臨時軍政委員會轉來了有關你的材料，他們說你是『接收大員』。我就鬧不懂，一個新聞記者怎麼會變成接收大員？直到知道你的全部經歷後，我懂了。

第一次受審，面臨兩條路

    現在，擺在你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把你接受政治任務的情況作一交代。沒有關係，『接收大員』你並沒有接收嘛！怕什麼？說清楚就行了。另一條路是，拒絕交代，咬定沒有政治任務，這是你的一面之詞。共產黨是走群衆路線的，我們相信群衆的檢舉揭發，你公事皮包裡帶的文件、照片，與群衆的檢舉是符合的。你堅持的那一套，回雲南是爲了接家眷，準備把老婆孩子接到東京去。我們總得派人到日本去調查了解呀！老實說，我們現在不但不可能派人到東京去查證，連派人到香港也無可能。因此，希望你很好地跟咱們合作，政府對你一定寬大處理。假若你堅持不合作，那只有無限期地等待下去。注意，無限期！那你就別怪人民政府了。」

    他的話，很明顯，一條路是「合作」，承認自己是負有政治任務來的。他們再酌于量刑，給予處理；一條是堅持自己的實際。其結果就是無期，雖然對方加了一個「限」字，避免了法律名詞。但我想起做記者的大原則——尊重事實。如果我順竿爬，承認了別人強加給我的東西，即使得到所謂「寬大處理」，也違背自己的良知。反覆思索，最後還是拒絕撒謊，事實的演變證明，這一拒絕，無異拒絕死亡。我告訴劉子毅：

   「你們共產黨一向強調『實事求是』。如果編造一套謊言，應付過關，對我本人說，違背了良知，對你們也是一種欺騙。謝謝你對我交底。」

    劉子毅微笑著吐出了下面的話：

   「看來，你對咱們共產黨還是有一點認識，你就安心學習吧！」

    我了解，「安心」意味著什麼。借用白居易的詩句即：「此恨綿綿無絕期。」但與共軍政治保衛人員這一回合的交鋒，而且是更高層次的交鋒（閻村是處長，劉子毅是部長），因事先早有心理準備，所以對成一個平手。

打下十八層地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级的暴烈行動。——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到一九五○年二月底，關押在雲南省看守所。一九五○年三月開始了昆明監獄的生活，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釋放。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九日「二進宮」，直到一九七六年初才告別昆明監獄。

    昆明監獄是雲南最大的監獄，也是最有規模的監獄。民國初年在雲南督軍唐繼堯主政時建蓋。唐繼堯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昆明監獄就參考日本巢鴨監獄的設計，監獄本體建築爲中間一座鐘樓，鐘樓下面兩排房屋分列東、西兩側，有如兩臂伸展出去，稱爲「中排」。其盡頭各有一間大廳，大廳好像扇子的扇柄，面對以扇形展開的兩組房屋。每組十二列，由六個排道隔開。每一排道有十二間房，相對而立。編號是從一排到六排，每一排從一號到十二號，東西分立，稱爲東監、西監，完全對稱。其特點是值班人員坐在東監或西監的監視崗位上，可以清楚地監視到本監每一個監房的門。任何一間監房有異動，崗位上的監視者都可及時查覺，做到「一目瞭然」。

十八道門象徵十八層地獄

    由於日本人信佛教，相信輪迴之說，有地獄觀念。習俗相傳十八層地獄，監獄的設計，也緊扣住這一種傳說。由監獄大門進入，兩旁爲管理人員的辦公室，輔以花圃，別有洞天。然後過一石橋，名「奈何橋」。過了「奈何橋」就是一道大門。從這道門數起，到達任何一監房，必須經過十八道門，象徵十八層地獄。自然地給被投入監獄的人一種暗示，已經打入十八層地獄了。

    初聞這個監獄是民國八年建成的，一九一九，與「五四」同庚，下由產生一種反應：我恰恰出生於一九一九，難道這一監獄就是爲我造的？很多人認爲命相之學，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我從切身的遭遇感覺到，世界上，人和事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歷史因果與現實機遇，對於一個人的命運往往產生非常奇妙的影響。

    國民黨爲什麼會被共產黨打敗？我接觸的人多半從國民黨本身找原因，我自被中共逮捕坐牢後，學會了從共產黨方面找原因，就拿管理監獄說，共產黨確有國民黨所不及的地方，充分發揮其善於組織之長。中國歷史上有「以夷制夷」之說，中國民間也有「以毒攻毒」這個詞兒。共產黨的監獄管理，就是利用犯人管犯人，把毛澤東的《矛盾論》在實踐中落實。

    以昆明監獄說，那麼大一個單位，兩千多囚犯，政治犯關押於東、西兩監，刑事犯關押於北監，中共只派了一連解放軍，守衛重點放在東西南北四向四個碉堡及大門和巡視圍牆。解放軍一般不進入監舍，只是遇到槍斃人時才會看見他們。另外派了兩個解放軍幹部，一個叫任勤生，爲駐監獄軍代表，一個叫林××任省看守所長。原來管犯人的牢頭禁子，也就是獄卒，一變而由被捕的軍統特務擔任。帶班的稱管理員，一般跑腿的稱服務員。

用囚犯管囚犯以毒攻毒

    這班人有的曾在湖南貴州看守過張學良、楊虎城，有的曾在重慶磁器口渣滓洞白公館看守過葉挺、黃顯聲。他們在林所長的指揮下工作，三個管理員分別在東監、西監和中樓崗位負責。管理員下是服務員，服務員多到十幾個，要日夜輪班，平日主要的工作是當審訊員要審訊囚犯時，由服務員來帶領送到監舍外面的審訊室，當被囚者夜間要解大小便時，由服務員開監房的鎖放出來，然後再關進去；當每天兩頓飯開飯時，由服務員負責分發飯菜，每人每餐一糖瓷口缸飯，大約四兩，一點點青菜，另外一口缸開水。遇到每月一次的家屬送物日，由服務員到監獄大門口把物品（限於牙刷、牙膏、草紙、肥皂和生病時監獄醫生批准開的藥）接過來然後送到被囚者手中。除此之外，服務員就三三五五地圍在一起聊天。在中共接管之初，管理幾乎和國民黨時期一樣鬆懈，後來逐漸加緊。被囚者關押的重點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叫交代問題。第一步是叫每個人寫「自傳」，從八歲寫起，包括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出生時間地點、原籍、父母親情況、本人學歷、經歷、宗教信仰、政治、親屬關係、社會關係，然後就是罪惡言行。寫了以後由審訊員提審。審訊員由公安部門派來，有的是連續審訊，有的是一審就擺下，下再聞問，還有的一審也沒有審。最可笑的是有一次監獄實行大清理，把犯人分監集合在大操場點名，點到最後竟有被囚者，名冊上沒有名字，監獄當局反而問他：「你是那個單位抓進來的？」回答是「不知道！」引起一陣哄笑。我心裡想，這種人該放掉了吧？！結果，過了幾個月，照樣在監獄集合兩千多犯人一起「上大課」時見到這位仁兄，大家戲稱之謂「無名氏」。昆明監獄中，管理人員除了任、林兩個共產黨員，就是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派在昆明監獄實習的工作人員，他們在任、林的統率下分管各項事務。這些人是國民黨一手訓練出來的，他們也像某些國民黨的官員，一夜之間就轉變了立場。不過轉變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應付環境，看風駛舵；有的是甘爲鷹犬，盛氣凌人。作風比較平實的有黎興華、童衍礽作風惡劣、表現得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的則爲郭佑棠、李襄化。還有一個姓田的管採購，爲人隨和，有時當著我們這些犯人的面來一點自我嘲弄。雖然他們只是五個人，但反映了在毛澤東對國民黨人員留用的政策下，小人物面臨改朝換代所表現出的衆生相。

留用人員以極左向上爬

    黎興華擔任管教組長，雖然界限劃得很清，但比較實事求是，並沒有爲了向新主表功而故意對被管押者作威作福的情況。而李襄化則一副小人得志的樣于，從他對湯堯說的話，就可見其靈魂的醜惡：「你不要認爲你是陸軍副總司令，我現在叫你站住，你就不敢坐下。」郭佑棠擔任生產組長，在組織、指揮勞動生產時，不僅要求超體力的幹活，而且惡形惡狀，動不動施行體罰，名曰：「兩腿半分彎」，命令受罚者在太陽下兩腿彎曲、兩臂上舉半小時或一小時，使受罰者人的尊嚴完全喪失，更不要說汗流浹背了。我本人因絎棉衣質量未能過關，就被他罰過一次。最初，還可以忍受，後來彎的時間長了，全身發抖、淌汗：只好學阿Q，暗暗咒詛國民黨，怎麼會訓練出這樣的混蛋，來做共產黨的鷹犬，不失敗才怪！對比起來，在他們上面的共產黨員，對待犯人至少在形式上沒有他們那麼左。從一九五○年來看，共產黨對我們這班政治犯的管理還是比較鬆的。除了偶爾「上大課」，由軍代表對全體犯人交代政策，宣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外，強調毛澤東說的：「只許規規炬炬，不許亂說亂動」。他們採取的方式，不僅是犯人管犯人，而且是犯人教犯人。由於共產黨強調「改造」，故監獄內牆上刷的大標語是：「改惡從善，重新做人」；「懲罰與管制相結合，強迫勞動與思想教育相結合。」原來犯人彼此互稱「同犯」，監獄當局宣佈可以互稱「同學」，但後來又規定回歸「同犯」。當時，監獄當局正式成立了「學習委員會」，我被指定爲「主任委員」，另外指定了七名學習委員，包括兩名有少將軍銜的國民黨政工幹部，一個來自雲南編練司令部的政工處長劉善述，一個來自中央軍某軍的政工處長賀良汴。前者廣西人，後者湖北人，都能說會道。三個特務，一個屬軍統，在日本人佔領武漢後基於「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的哲學，在日本憲兵隊對面設立了秘密電台與重慶通報的王文蔚。一個屬中統，昆明師範學院的職業學生蕭亦兵。另有一個軍統訓練班出身姓任的女特務，雖然後來脫離了，共產黨仍要算老賬抓起來。還有一個蔣經國戡建大隊秘書彭樹勛。最後一個就是北伐時加入過中共、早年學過「共產主義ABC」，後來投降國民黨，曾出任雲南玉溪縣長的宋家晉。

    監獄當局在學委會成立會上說，選拔我們幾個搞學習工作，主要是考慮到我們的教育程度。指定我爲主委，是因爲我在南京和國民黨鬧翻、在廣州曾被國民黨逮捕，勉強可以算有一點覺悟。不過警告我說：「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是最危險的思想，必須好好改造。」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地認爲「是金子，埋在沙堆裡也會發光」。殊不知自己在精神上已做了共產黨的「走狗」（Running Dog）。

精神上做走狗還很得意

    擔任學習委員會後，表面上看與當管理員、服務員似乎有所不同，因爲前者是進行自我教育，而後者則是管理生活，是赤裸裸的做鷹犬；但從實質上看，二者都是一樣的東西。骨頭都是軟的，都是在共產黨的專政強力下苟且偷生。不過，做「委員」在心理上聊以自我解嘲而已。

    學委會在監獄管教組長指導下每周開會一次，擬訂學習計劃。共產黨強調要抓「活思想」，而「活思想」是根據每個學習小組每晚學習暴露出來的思想匯攏起來，加以綜合而成的。五十年代初政治犯最突出的也是最普遍的「活思想」，就是「變天思想」，把唯一的希望寄托於第三次世界大戰。認爲第三次世界大戰一發生，美國爲首的民主陣營必然戰勝以蘇聯爲首的共產主義陣營，這樣一來，所有被關押的政治犯都可以獲得自由了。當時包括我本人在內，絕大多數都生活在幻想中。針對這一思想狀況，討論出了兩個辦法，一是進行《社會發展史》教育，由本來參加過共產黨的宋家晉主講，他自稱大革命時代的一九二四年，在廣州聽過惲代英、蕭楚女這方面的演講。另外由原來國民黨的兩位少將政工處長和我助講，每周三次。我們從「猴子變人」講起，沿著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到社會主義社會，說明「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是個歷史的必然」。最初，多數聽講的人，包括國民黨省黨部委員、省政府廳局長和一些國民黨的將軍，過去從沒有聽過這些說法，還有一點新鮮感；講到後來，轉入資本主義剝削的論述，由於中國長期受封建束縛，根本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聽來格格不入，特別是搬出馬克思《資本論》的教條，更是越聽越糊塗。對於解除變天思想，大家推我作一次報告，我根據歐洲戰地所見，說明戰爭之殘酷，所有經歷戰爭災害的人，除了少數野心家，都對戰爭深惡痛絕。而且，從世界形勢看，蘇聯已打得很疲了，美、英也沒有打三次大戰的準備。加上原子彈、氫彈的產生，誰都怕毀滅。結論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能打得起來。當時引用了中國駐柏林軍事代表團團長黃琪翔將軍（在三十年代，曾與汪精衛、顧維鈞、梅蘭芳並稱爲「中國四大美男子」），一九四七年在南京接受我的採訪時所說的一個故事。他奉蔣老先生之命，由西柏林回國述職，蔣老先生在黃埔路官邸接見他，第一句話就問：「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下打得起來？」黃琪翔的答覆竟是：「打不起來。」接著陳述了柏林所見所聞。冷戰幾乎是無日無之，但熱戰，從兩個陣營看，都沒有可能發動。蔣老先生聽後失望之餘，就告訴他：「你休息休息吧！」黃原來認爲是在南京休息幾天就可以返回柏林。後來得到通知，根本不必回任了。

    報告後收集反應，只有湯堯比較幽默，他說：「我們的思想問題倒是解決了，恐怕蔣介石在台灣的思想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多數政治犯都犯軟骨病

    回憶當時參加講社會發展史，自己對把五種社會制度：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按階段截然劃分，在思想上是不能接受的。在學委會討論時，大家把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給我講，而我在理論上也是一竅不通的，連馬克思《資本論》都沒有讀過，只是知道列寧有一個論點：「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已走到末路，根據毛澤東所說的資本主義已經是「日落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話，誇大資本主義社會腐朽的一面，特別強調貧富兩極分化嚴重。記得我當時講了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在他的女兒十七歲那年，花費一百萬美元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園遊會，把他女兒介紹給社交界。不要說各種美酒要從歐洲運來，連很多花也是分別從法國、荷蘭、義大利訂來的。我的目的是要臭資本主義，不料很多人聽了我對於資本主義的揭露，反而羨慕起資本主義來，並在小組討論時，以暴露思想的方式說：「原來聽說美國富，但富到什麼程度不清楚，現在聽了福特的故事知道了，福特真應抓來改造。」

    而從我自己來說是否真的認爲列寧、毛澤東開於資本主義的論斷就正確呢？天曉得！我口裡講資本主義已到了垂死掙扎的階段，而心裡卻認爲資本主義仍有其極爲強大的生命力。仔細觀察監獄裡關的絕大多數政治犯，都是像我這樣的口是心非的「兩面人」。比兩面人更糟的是國民黨的一些黨棍、特務和軍官，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但毫無氣節，張口一個「蔣匪」，閉口一個「蔣匪」，有的竟幻想通過大罵國民黨，向共產黨表示效忠而獲得寬大釋放。具體的例子是國民黨黨校一期畢業、身任國民黨昆明鐵路黨部書記長兼雲南省黨部委員的蕭棣華，頭一天被抓進昆明監獄，第二天就上報告要求對台灣廣播向國民黨勸降，不僅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充分說明了其人的無知。像這樣的貨色居然長期作國民黨的骨幹，國民黨焉得不糟？焉得不垮？無獨有偶，出身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十二期、身任蔣總統特別警衛組組長的趙秉鈺，作爲總統近身侍衛，至少在對「領袖效忠」上應該比一般黨政官員要稍微堅定一些吧？殊不知，他也和蕭棣華一樣要求對台廣播。如果不是共產黨幹部在對全體囚犯上大課時，表揚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迅速轉變，我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超出常識範圍的事。當然，從我自己來說，在「轉變」上和他們比較起來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實質上都是在「活命哲學」的思想指導下搞政治投機。總之，大家都好像得了軟骨病。爲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出現呢？主要是怕死的活命思想主導。加上傳統的「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逆來順受」；「明哲保身」種種「軟骨哲學」、「投機意識」作怪，把中國人民族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完全暴露了。

坐牢廿二年兩根硬骨頭

    我在中共監獄裡坐了廿二年。遇著不少國民黨的黨政軍特人員。特別是因爲雲南是所謂「起義」的省份，一夜之間天翻地覆，很多國民黨官員原來是從成都飛昆明轉海南島再轉台灣的，豈料在昆明候機時做了階下囚。因此，中共所捕獲的國民黨文武官員，除四川因是國民黨最後一個據點，其人數爲全國之冠外，其次就數雲南。這從一九七五年底的事例也可得到證明。當時，周恩來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下令在全國範圍內釋放文官縣長以上、武官團長以上的所有在押的國民黨官員。按當時統計，四川最多，一千八百多人，其次即雲南一千五百多。在此之前還處理了一批戰犯，雲南方面也提供了好幾十人。到一九六一年，雲南省公安廳又將雲南省範圍內關押的頭面人物四十餘人集中起來成立學習隊（中共內部稱爲要犯隊）加以優待。我回顧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七六年一月止，兩度坐共產黨的牢與國民黨中上級文武官員接觸總有幾百人，中國的傳統說法是「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文官是否愛財，監獄裡無法證明，而武官從上將到少將的將軍就有幾十，但沒有見到一個能夠拒不投降慷慨赴死的。而從我的朋友沈醉應我之請爲《百姓》半月刊寫的戰犯改造所見聞錄所記，全部戰犯中敢於表現出不合作的，也只有一個黃維，但黃維最後還是被軟化了。

    我在長期的監獄生活中，只見到兩根硬骨頭，一人名李憲隆，被中共宣佈抗拒改造於五一年被槍斃。死得相當悲壯。在昆明監獄兩千多犯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他雖全身繩綑索綁，但當雲南高等法院院長宣判他死刑立即執行時，他本面向宣判台，突然轉過身來，面向大衆，雖被上綁，仍挺胸瞪眼，傲視全場，然後高呼：「打倒萬惡的共產黨！」「三民民主義萬歲！」弄得全場都呆住了。

    另一個是一位姓張的年輕人，罪名是「反毛澤東思想」，進監後又被把上「反改造」帽子，因而罰戴大镣。但他毫不在乎，拒絕參加生產勞動。獄方組織其他犯人批鬥，他卻嗤之以鼻，頗有「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神態。後來雖被打傷，仍昂首闊步而行。不久，這個年輕人不知被送到何處了，犯人中則傳說已被秘密處決。

坐牢誠受難家屬更堪憐

    一九五○年中共建政之初，問題如山，特別是如何穩定經濟，制止黑市，迫在眉睫，尚來不及發動政治運動。監獄裡的犯人雖失去自由，但互相還可以談話，「同病相憐」一番。最慘的是犯人家屬，不僅丈夫、兒子或兄弟被捕，精神和生活同時受到打擊，還要設法爲關在牢裡的親人送飯。

    當時，中共初接管監獄，獄中的伙食實在太差，爲了表示寬大，同時藉而減輕壓力，准許家屬送飯。一些國民黨軍政大員的家屬，有的是軍長、師長的太太，有的是廳長、委員的小姐，也不得不屈尊提著飯盒在監獄門口排隊。軍代表任勤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藉與犯人家屬談話的機會，在某些家屬身上打怪主意。他常常就像一隻狼犬似地在大門口等待著他的獵物。他看上了一位很有姿色的國民黨將軍的太太，便討好地搭訕，問七問八，並故作正經地告訴這位太太說，要好好幫助自己的丈夫爭取人民政府寬大處理，並宣傳毛澤東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自我介紹他就是監獄軍代表。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有什麼要求，都可以找他反映，保證給予解決。這位將軍的太大，聽到此人和顏悅色的談話，又看到監獄裡的工作人員對他畢恭畢敬，誤認此人真的掌握了自己丈夫的生殺大權，每當任來搭訕時，不但不嚴肅拒絕，反而有點受寵若驚。當時連被選拔爲獄中管理員、服務員的軍統特務們，當他們受命在監獄大門口接管並傳遞犯人家屬送來的食物、藥物和日用必須品時，都已查覺任代表對這位太太的特殊青睞是懷著鬼胎的。不久就傳出這位將軍太太被姦污之事。

    我直到一九五三年十月第一次被關將獲釋放，釋放前進行隔離審查，發現任勤生跟我一起被審查，才證實了他確實犯了誘姦「犯屬」的罪行。到與妻子楊借珍見面，她回顧在我初入獄時送飯的那一段歲月的委屈時才得知梗概。原來，這位將軍太太是在送飯時和我妻子認識的，彼此產生了相互同情的友誼。我妻子原來也是任眼中的獵物之一，她以上帝給她的智慧和作牙科醫生取得的社會經驗，使任在她的嚴肅態度和婉言警告前知難而退。

    惜珍不勝感慨地告訴我：「我真同情那班國民黨高官的太太們，他們當中有的人，除了做太太，什麼也不懂。遇到天翻地覆的變局，除了受人擺佈，毫無應對的辦法。」

政治運動起獄中氣氛變

    時間推到一九五○年底，共產黨開始搞政治運動了。第一個運動是「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共產黨的一貫作法是，全國一盤棋，要動全面動，連監獄也不例外。所請「社會上颳什麼風，監獄裡就下什麼雨」。

    爲了配合全國範圍的第一個政治運動，監獄裡改變了過去幾個月來的管教方式，取消了所有文娛活動，如節日自演節目；平日晚飯後學習前打球或看打球；學委會也變相取消，宣佈不准像過去樣地成天蹲在鐘樓上；犯人對犯人上課結束。決定全獄開展「坦白交代與控訴舊社會」運動。找出三個典型，一個是馬鍈，盧漢的第二把手，官任陸軍中將，經蔣介石任命爲雲南警備副總司令，引起了盧的疑嫉。後警總撤銷，馬改任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盧漢宣佈「起義」的第二天，以馬態度消極，配合工作下力，拍桌大罵，並將他關了三天才放回家。不料共軍入城後，他又遭逮捕，顯然是盧漢同意的。

    馬在坦白大會上檢討說：「由於階級本質的關係，對共產黨的政策，人民的革命意志和人民無窮偉大的力量，認識不夠，估計不足，顧慮重重，搖擺惶恐，到了解放大軍逼近雲南，蔣介石將對雲南有所行動的時候才被迫起義。」另一個是原雲南外交公署秘書陳公獻，揭發法帝國主義者對雲南人民的掠奪罪行，以及龍雲向法國購買軍火的內幕。一個是名叫魯殿光的二十多歲女大學生，揭發美帝國主義者利用基督教會進行文化侵略，販賣「精神鴉片」（馬克思曾有「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之說），毒害中國人民。她控訴來自美國阿克拉哈馬城、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在昆明傳教的莫瑞斯（Morris）牧師，利用傳教，姦污了不少中國婦女。並舉出實例，說有一位馬縣長的兩位太太，莫瑞斯分別給她們取名馬泰（Mathew）和馬麗亞（Maria），雙雙都被莫瑞斯姦污了。更令人感到吃驚的是，魯殿光本人坦陳她也被莫瑞斯誘姦，並敍述了第一次上床的經過。

    按照獄方規定，是要全獄兩千多犯人聽講後分小組學習，還要由大組綜合匯報。也許是人性使然，大家對馬的交代毫無興趣；對法帝國主義經濟掠奪罪行聽過也就算了。有一個犯人發言說，什麼「隆東公司」（法國在越南所設專門與雲南進行軍火交易的公司）弄西公司搞不清，倒是對美國牧師「弄洞」的事有一點想法。這種事，硬性強迫不來的，既然不止一次，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不能說是姦污，更不能說是侵略。

    不料，小組將這段話反映給獄方以後，引起了管教幹部的大大不滿，指爲放毒，嚴令「消毒」，連續由小組批判一周，鬧了一場小小風波。

強迫勞改，目的創造財富

    共產黨初初進城時，幹部是很少的，正如我一開始提到的，最初接管昆明監獄時，只兩個幹部。到後來，從游擊隊即滇桂黔邊區縱隊轉來了一批，從江南來了「南下工作團」，「公安學校」又加速培養了一批，就多起來了。幹部素質一般不高。以文化水準看，職務較高的，低於職務較低的。昆明監獄長給犯人上大課，常唸別字，如將鬼鬼祟祟唸成鬼鬼崇崇。下過，監獄幹部對於執行政策，一般都比較認真。比如我在參加製「泡花板」（木料鋸末壓製成板）時，右手掌被機器壓斷，及時被送往昆明市立醫院手術治療，倖免殘廢。經過長期實際體驗，認識到毛澤東的一套所謂「強迫勞動改造」政策，實質還是把囚犯看作勞動生產力；讓犯人活下去是爲了創造財富。絕不是像他們標榜的所謂「革命人道主義」。

    由於雲南是所謂「和平解放」，政權轉換是一夜之間的事，很多有工業技術的人要出走都沒有走成。經過幾個運動，因爲多多少少有些歷史問題，所以大都進了監獄。恰逢監獄奉命辦工廠，技術力量沒有問題，什麼人才都有。因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不僅辦成了被服廠、鞋工廠、彈棉廠、印刷廠、磚瓦廠、元釘廠、木工廠，還辦了機械廠、農業藥械廠（製造噴霧器、噴粉器等），最後竟製造出了吉普車，簡直不可思議。其中有些產品，還出口到國外。對於參加生產這些產品犯人，不少因爲在技術革新上的貢獻，獲得減刑或獎勵。對照國際上基於人權反對中共勞改產品出口，這當中的認知差距，該有多大。

強力專政提高勞動效率

    昆明市的雲南省第二監獄對外名稱爲「金馬綜合加工廠」，與保定市的河北省第二監獄是中國大陸的兩大模範監獄。它之所以稱爲模範，用共產黨的標準來看，第一，爲國家創造的財富大，勞動生產率高，平均生產值不僅高於其他勞改單位，而且遠超越國營廠礦。第二，產品質量過關，不少是出國產品，如二監生產的農業藥械、噴霧器、噴粉器即遠銷國外。第三，沒有出「安全」事故。以二監論，監獄長向犯人做報告就公開說：「二監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二十年間沒有一個勞改犯逃跑得逞的。跑了幾個人，全部抓回來。在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戶口遷移要公安局批准，吃飯要糧票，你跑到那裡去。結果必然是淹死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可以告訴你們，跑出去的沒有不捉回來的。只有一個沒回來，原來是拒捕，被當場擊斃。因此，你們最好是死了這條心，好好接受改造吧！」

    我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兩度在昆明監獄坐牢，曾被派到鞋工廠製鞋，到被服廠桁棉，到機械廠噴漆，到印刷廠校對，到山坡開荒，最長的一段是到菜園裡挑肥、挑水、種菜。主要是種小白菜，這種菜生長期快，產量高，成爲犯人的主要副食。在中國大陸一切實行配給，城市裡的犯人因爲「替社會創造財富」，得與公民一樣，每月配給二兩五錢油。這一點油，要分五十餐食用。可以想見，小白菜有什麼味道。吃了二十多年小白菜（三年大災時連小白菜都沒得吃），所以，一旦獲釋，自己向家裡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不要再吃小白菜。

    勞動不僅是強烈的，而且有定額，有時逼到你非完成不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規定挑糞水到山坡地澆菜，到最後，實在挑不動了，只好咬住牙拚命掙，自己給自己打招呼：「退無死所」。當我剛剛掙上坡，只見旁邊一位年紀看來比我稍大的犯人，連著糞水擔子，連人帶桶一起滾下山去。

校對犯錯誤成政治事件

    在監獄裡幹體力勞動固然夠受的，幹腦力勞動也决不輕鬆。

    記得第一次安排我校對的書，是格斯的《反杜林論》，並派了一個國立藝專畢業的畫家，也是一個留隊人員嚴浚，和我兩人共同工作。

    我心想：「殺鷄焉用牛刀。」自己做過大報的副總編輯，校對自然是易如反掌之事。當負責印刷廠的一個姓者的共幹，犯人稱之謂「者隊長」的，問我：「能不能完成任務」時，我毫不猶豫地誇下海口說：「保證百分之百！」

    當時，爲了慎重起見，採取一人唸原文，一人對校樣的辦法，輪流作業，眼、腦、口、手齊動，校對了兩遍，認爲萬無一失了，才按規定簽字付印。

    那知道，一百多頁的書，印出來後，竟被發現有四十九處錯誤。由於這是毛澤東指定共幹必讀之書，一下造成這麼多錯誤，便被視爲嚴重的「政治事件」。共幹指出，我是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又是辦過報的，即使校對有錯，也不應該錯得這麼厲害。因此，一口咬定是存心破壞，叫我在小組內交代，並接受批鬥。

    批鬥會開了一個星期，由那位者隊長親自掌握，直到我承認是心懷不滿，思想牴觸，仇視馬恩理論，企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顛覆人民民主政權，批鬥才算告一段落。

    過了一週，姓者的找我個別談話，我就老實告訴他，所謂「牴觸」「仇視」「破壞」「顛覆」，都是提高原則，上綱上線，爲了小組過關說的話。真正的關鍵是對於校對工作的艱鉅性，認識不足，太大意了。過去幹報館都是高高在上，不僅沒有參加過校對工作，而且把校對看得既簡單又輕易，殊不知其中有大學問。由於習慣勢力的影響，比如「陸鏗」，明明錯排成「陸鑑」，看起來仍是陸鏗，所以不知不覺就錯了，有鬼使神差之感。加上中國文字千變萬化，常常造成陰錯陽差。

    姓者的聽了我這段話後，大不以爲然。他說：「你把校對工作說得這麼神祕，我才不相信呢！哪天，我自己來校一校給你們看。一個字對一個字，有什麼了不起的？你們知識份子的毛病，就是把很簡單的事，說得神乎其神。」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共幹之間也常常進行大批判。所有的批判稿，事先都要由印刷廠翻印。有一天，剛好我手上有一份待校的大批判稿。我說，這份稿是否請者隊長校一校。

於是，他把袖子一捋，說：「好吧！讓我來！」他把校稿與原稿都摺起來，併在一起成平行的兩條線，然後一列一列地紅筆比對下去，但見他緊張得頭上直冒汗。校完以後，封面還有三個大字，即「大批判」，我說，這張封面也請校一下，簽個字才好付印。

    他用紅筆點著，口頭唸著「大……批……判」，就簽字。洋洋自得地說：「你們把校對說得難得不得了，我就不信邪，今天當面校給你看看。」這時，我已發現他造成的錯誤，但爲了使他親身體驗一下「存心破壞」的味道，所以順便奉送他一頂高帽子：「者隊長以對革命事業負責的精神來校對，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等到第二天，成品印出了，裝訂好了，封面上「大批判」三個字，赫然變成了「大判批」，者隊長才慌了手腳。他馬上調自己簽過字的校稿來查對。認爲這裏面說不定有陰謀破壞。等到他看到「大判批」三個頭號字下面，正是他恭恭正正的簽名「者炳華」時，才不由得一面苦笑，一面搖頭說：

   「咦！天下真有這樣的怪事！」

學習最痛苦創三通過關

    監獄裡，最痛苦的倒不是生活苦、勞動重，最痛苦的是學習。獄方規定每晚兩小時小組學習，學習內容主要是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及監規紀律。強調暴露活思想，並結合檢查自己在監內的一切言行。因爲學習是固定天天必行的，而監內的言行有毛澤東規定的「只許他們規規炬炬，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大原則，所以極少越軌的人和事。因此，學來學去，就是那麼幾句話，味同嚼蠟，卻非嚼不可。如不发言，就被視爲思想抵觸，得檢查思想，痛苦更大。不過，這樣一來，倒對其他人是個解救，因有了鬥爭對象，不愁無話說了，而被指定檢查的人則變成十個人的痛苦由一個承擔。有的擔得起，有的擔不起，擔不起，甚至發生自殺或把憤怒轉到提意見的人身上，來一個同歸於盡的慘劇。在獄中就發生過一個犯人把對他提意見的小組長用門槓打死的事。

    時間一長，經驗教訓一多，有心人終於總結出「三通過關」的應對學習之法，即先臭罵自己一通：「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社會的渣滓，人民的罪人」，「除了剝削寄生，什麼都不會，該死！」然後讚美共產黨一通：「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是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武器」。最後表態一通：「決定以感恩的心，加強自己的改造，改惡從善，重新做人」；「老實改造，認真學習，積極勞動，報答人民政府的再造之恩」。

    總之，翻來復去就是這一套。學習給人的折磨，對人格的扭曲，真是刻骨銘心。事隔近二十年，現在回憶起來，猶有餘悸。

    在毛澤東封建法西斯個人獨裁統治下，全中國只有一個人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講話。那怕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二把手如劉少奇者，到頭來也不免冤死在獨裁制度下。何況被共產黨視爲階級敵人的囚犯呢！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這樣寫道：

   「你們獨裁。」可爱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

    在這種強力專政下，作爲犯人，無可選擇。除了每天超額完成勞動生產任務，只盼望著能吃兩頓飽飯；周末能夠「打牙祭」，吃兩塊肉；每月能看一次電影；也就心滿意足了。

    有些更「積極」爭取立功贖罪的犯人，常常像獵犬一樣聞聞周圍的氣氛，聽聽有什麼反動的語言，及時向幹部報告，在獄中稱之謂「打小報告」。有的人專門幹這種事。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兩個幹部邊走邊說：「有些犯人真傷腦筋，屁大一點的事都要來反映，又不能告訴他說，以後不要反映了。」

    我因爲爲人大而化之，說話隨便，而且有一個基本觀點，反正我的問題，不決定於監獄，甚至不決定於雲南，而決定於整個形勢，所以隨便別人打什麼小報告，對我來說都無所謂。

    中國民間有句俗話：「死豬不怕開水燙」。只要發揚「死豬精神」，再大的災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直到後來一九七六年雲南方面奉中共中央指示把我的檔案調北京審查，一位勞改局長和一位科長兩人帶著我的兩箱檔案上京，我才知道光是廿二年獄內外對我的檢舉揭發報告，就有一箱。而這些東西對最後處理我的案子，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當在獄中時，對我起碼起到威懾作用。這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奧妙。

背銬五二天·吃飯如豬狗

    共產黨監獄，一般很少搞刑訊逼供。但五十年代建政之初，承襲了蘇聯格伯烏的那一套，用刑是家常便飯。最通常的是把人的大拇指拴上電話線，通上電流，然後攪動電話機以逼供。昆明監獄的老犯人不少嚐過那個味道。

    我本人第一次入紅牢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一九五三年底當局因所有控罪都不成立，準備「教育釋放」。但國民黨警官學校出身的李襄化爲了立功心切，在得知我即將釋放時，突然利用監內關押的保山陸家一個年輕人向我要了一雙襪子以備冬天禦寒，便以我嚴重違犯監規罪名，罰我戴背銬。也就是兩手反背銬起來，不但無法睡覺，吃飯也只能像狗一樣，用下巴將碗中的飯粒拱倒在床板上，然後用舌頭舔食。狼狽像真正一如豬狗，甚至豬狗下如。

    這樣的折磨足足五十二天。後來，我才知道是釋放前的最後壓榨，看看能不能壓榨得出一點他們所想像的材料來。還美其名日「榨甘蔗」。因爲左手腕銬傷，最初出獄三年不能戴錶。現在事隔四十四年，天陰下雨左腕還會疼痛。

    後來跟我在要犯隊一起學習的原昆明中央銀行經理趙康節情況更慘。他以劃爲「右派分子應聲蟲」而挨鬥，戴著脚鐐被其他犯人猛踢，結果鐵鐐嵌入足踝，造成終生殘廢。不要說身受其痛，一旁得見都感到毛骨悚然！

毛把大陸弄成一個大監獄

    在中國大陸坐牢要看運氣。一等牢當然是在首都北京。尤其是秦城監獄生活設備，如臥具、如厠所，可以保持一定的清潔度；有自來水用。伙食方面，也保持基本營養。

    二等牢即直轄市，如上海、天津及各省省會。像濟南、西安、成都、昆明。牢房的清潔衛生有一定的制度。吃飯除一九五九至六一這三年，全大陸飢荒，大量餓死人，其他時間一般可以吃飽。

    三等牢遍及各地區，有如國民黨時期的專區和縣屬的監獄。不僅物質條件差，更嚴重的是幹部政策水平低。有很多監獄，動不動用刑。

    以雲南爲例，五十年代初，搞過大量刑訊逼供，最常用的是把犯人的大姆指拴上電話線，通上電流，攪動電話機以逼供。八十年代初，通過勞改工作檢查，查出對犯人的刑罰有三十多種。這是我在留隊生產以後，因爲同幹部的界限不像當犯人時那麼嚴格，加之我一九五八年是因劃爲「右派」「二進宮」，不少幹部了解我的情況，故爾另眼相看，對我說話也就比較隨便，無意中會談出一些內情。

    三十多種刑罰中最常見的有扣飯，不准吃飽；罰站，兩腿半分彎；夏天罰烤太陽，冬天罰穿短褲，立在寒風中挨凍；捆綁、吊打；帶鐐運石頭；超過力所能及的揹石頭，關禁閉；利用山洞挖掘小禁閉室，關進去的人根本無法伸腰，一直把人整成殘廢爲止。有的幹部借提訊、談話爲名，誘姦甚至強姦女犯。

    昆明附近的光明農場，犯人在大飢荒中餓極了，偷偷跑到水塘撈苦菜葉子吃，水塘有糞有蛆，犯人用水把糞、蛆冲掉，被幹部發現，竟不准冲水，迫使犯人吃帶糞蛆的菜葉。

    更殘酷的事例發生在鶴慶造紙廠，這是曾擔任雲南省代主席的李宗黃先生的故鄉。一九五九年，全國大飢荒，有一個犯人實在餓得不得了了，便公開叫肚餓。勞改幹部便弄來一盆糙米飯，追著這個犯人當衆吃下去。最後實在吃不動了，哀求道：報告隊長，我不敢了，下次再不敢叫肚子餓了，不行，非逼這個犯人把這盆糙米飯吃光不可，到了半夜，出了人命，這個犯人腸子爆炸而死。

    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共大搞寃、假、錯案，相應地大肆擴充監獄和勞改隊及勞教隊。以雲南爲例，一九五八年所謂「大躍進年」，全省人口一千八百萬，監獄竟達九十多個，犯人在二十萬人以上。到了「文化大革命」，犯人和監獄大增，更不必說了。

    毛澤東時代，從思想禁錮的角度看整個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大監獄，打入十八層地獄的感受，豈僅限於監獄裡的囚犯。

大特務才子沈醉談殺人

● 新詩御製競相傳，日向君王誦百遍，堪笑杜鵑空泣血，衰顏何事博人憐。

——沈醉在昆明監獄諷刺思想改造詩

    沈醉十八歲就參加軍統，是戴笠一手培養的大特務。五十年代起，經共產黨戰犯管理所改造十餘年特赦，一九八一年被特邀爲「全國政協委員」。

    在他出版的《我這三十年》回憶錄中，寫昆明監獄生活一段時，提到當時唯一能夠與之暢所欲言、說心裡話的人，只有同獄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

    其實，我和沈醉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才經好友丁中江介紹在昆明認識的。由於我們共同具有喜交朋友的性格，可以說是「臭味相投」，所以很快就談得很深。比如，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國民黨已經敗象畢露，蔣介石眼看大陸不保，決定向台灣撤退時，我們在昆明談起爲什麼國民黨在大陸的江山僅僅三年內戰就被送掉。我認爲主要是蔣介石的格局、心胸、識見都不夠大，到已經以全國領袖自居了，軍隊還分正統和雜牌。在中共處於劣勢，希望參加聯合政府時竟拒絕和解，執著於武力解決，錯估了形勢，違背了民心。而沈醉則強調要不是戴笠在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就撞機喪生，使蔣介石失去了耳目，國民黨不會垮得這麼快。

    當時，我批評他誇大了戴笠的作用，但中共建政以後，暴露的資訊和材料證明，國共內戰共軍之所以能轉敗爲勝，確實得力於共產黨員已普遍打入國民黨心臟。國軍作戰方案中共中央往往比國軍部隊長先看到。負責作戰計劃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竟是長期潜伏在國府軍中高層的共產黨員，這不是開玩笑？從這個角度看，沈醉的看法，也可說不無道理。

沈醉是讀過舊書的特務

    沈醉號滄海，據他說這個號還是他母親取的，意在勉勵他做人要心胸寬廣，見事要豁達通明。幼承母教，讀書不少，受益甚多。他連詩的平仄都是母親教的。當在昆明監獄面臨生死抉擇時，還做了一首念母詩：

    终宵坐立聽更殘，今日方知一死難。險訊频傳心欲裂，危害不信膽能寒。夜焚積稿詩同劫，曉看遗書血未乾。含淚臨窗遥拜母，長憐老幼倍難安。

    就在一九五○年底中共決定在全國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前夕，沈醉以戰犯之身被送往重慶與雲南區提到的其他戰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等集中管訓。臨行前，公安當局叫昆明監獄的被服廠專門給他製作了一個黑布頭套，在眼部留兩個洞以便保持視線行走。偏巧，就在他戴著頭套和腳鐐離開監獄時，我被從監房裡叫出來提訊，碰個正著。他見到我時故意將頭部對著我，把腳上的鐐弄得特別響，而且把兩隻手加大擺動的幅度，我馬上就看出了這不是沈醉嗎？我也情不自禁地跟他點點頭，只差沒有說再見。押解我從審訊室回監房的警衛問：你爲什麼向他點頭？我急中生智，乾脆把問題說穿：「他吃我家送來的飯好幾個月，他要走了，點點頭也是很自然的。」再問：「你知道他是什麼人？」答：「沈醉。」警衛一聽「呵！」了一聲。接著以溫和地聲調說：「知道了就算了，回到號子裡千萬不要講。」我了解，我把問題說穿，反而變成主動，因爲如果追究我的錯誤，押解的警衛先有錯誤：爲什麼會讓陸鏗碰上？監獄裡也是條條道路通監房的。狹路相逢，咎不在我。

爲沈醉而組織起來吃飯

    一九五○年春末夏初，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公安部政治保衛處處長閻村，突然提我問話：「陸鏗，你認不認識沈醉？」「當然認識，而且說來還是朋友。」「那好極了！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我們剛接管不久，一切還沒有上軌道，尤其是伙食供應。你們都是家裡送飯，每人每家每天送兩頓。我想把柏天民（陸軍中將，雲南省保安副司令）、唐宇縱（陸軍中將，原第七軍軍長，昆明鐵路局局長）、羅春波（雲南綏靖公署中將政工處長）和你組織起來。四家人輪流送飯，每家每兩天送一頓，每一頓要送夠五個人吃的。沈醉參加你們一起吃，吃白食；他在解放前跟你們四人都認識，你不會不同意吧！」

   「組織起來！」這四個字給我印象很深。共產黨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組織起來」，打敗國民黨也是靠「組織起來」。我答覆閻村說：「這個安排很好。問題是柏、唐、羅三位是不是同意？」閻說：「都同意了。」我問：「那天開始？」他答：「明天。你今天就寫好一個條子。告訴你家裡，從明天起，你們四家輪流送飯，次序是陸、柏、唐、羅。每兩天輪一次，分上下午，每次送的要夠五個人吃。沈醉跟你們吃，就不必提了。今天下午送飯來時，就把條子帶出去。」

    組織起來的吃飯地點，按閻村指定在沈醉住的中排單間裡，記得我家裡是用一個大竹蔑編的提籃，內置三菜一湯，外帶一樣鹹菜送了進來。沈醉擺好碗筷，致詞，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的成語表達對我們四人和四人家屬的感謝。並主動承擔洗碗的責任。他還風趣地給「組織起來」的五人會餐取了一個名字叫「將王餐」。根據是他們四人皆是將官，我做記者，有「無冕之王」稱請故名，這也反映了沈醉的幽默與才氣。最令人難忘的，他講自己奉命殺人的故事，作爲飯後的甜點（dessert）。

    沈醉多次說：「我才是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在我手下死的人，各種各樣都有。」沈醉一九三二年入軍統，先後擔任過情報、行動、訓練、總務以及獨當一面的站長，官至少將。殺人最多的時候是一九三三、三四年的上海。殺的名人包括史量才、楊杏佛、唐有壬。

    當時，蔣介石、汪精衛在南京搞權力鬥爭，汪出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唐有壬被任爲外次，汪倚爲心腹，權重一時。唐的女友湖南才女黃碧雲（蘊之），博通古今，兼工詩詞，乃被金屋藏嬌於上海。南京政要每周赴滬度周末，已成慣例，碧雲上海法租界居處遂成汪系人馬聚會中心，飲酒、打牌、唱戲、跳舞，乃至議政，隨心所欲。

    一九三四年沈奉軍統殺唐命令。照他在五人共餐時對我們講的：「很簡單，不費吹灰之力即進入黃的住所，將唐一槍斃命。」

    無巧不成書。一九四五年我和毛樹清、樂恕人在巴黎任戰地記者時，得識黃碧雲女士，已經是「徐娘半老」了。原來，她是中央社記者黃印文的姑姑。唐有壬死後，汪精衛給了她一筆錢，讓她到海外散散心，一散就散居巴黎十二年。提起唐公子仍默默含情。

    沈醉講起殺楊杏佛和史量才，則比講殺唐有壬具體得多。他說，蔣介石之所以要殺楊銓、杏佛先生，不單是他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更重要的是他和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的親密關係。而楊當時的正式職務是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楊帶著兒子小佛登車駛出住處時，就被沈醉和他的同事，四支手槍同時射擊，楊因愛子心切，用身子袒護小佛，結果自己和司機中彈而亡，小佛僅腿部受傷。宋慶齡爲此公開譴責了卑鄙的政治暗殺。沈醉後來在戴笠的指使下，還設計了一套對宋慶齡製造汽車車禍讓她弄得不死不活的計畫，蔣介石迫於輿論的壓力，最後取消了這個計畫。

    至於蔣介石要殺上海《申報》、也是當時中國最權威報紙的老闆史量才，主要是史堅持言論自由，不時批評國府施政之不當，社會上並有其同情共產黨的傳說。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史量才、史詠賡父子以及詠賡的朋友鄧祖詢乘私家汽車沿京杭國道自杭州返上海，特務們就選定海寧縣博愛鎮附近的國道上，橫停一部車，偽裝損壞待修而阻攔；及史車開至，首先對準輪胎開槍，先將坐在車前被誤會爲保鑣的鄧祖詢擊斃。史氏父子棄車奔逃。結果父被射死，子得倖免於難。

    血案發生後，舉國震動。蔣介石、汪精衛還懸賞緝兇。但很多人都估計到是出於蔣的授意。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由沈醉正式證實。只是後來沈寫《軍統內幕》，關於楊、史被暗殺經過，和沈在獄中飯後和我們四人聊天時所述有出入。沈當時以談經歷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講他如何奉命殺人，事後還得到獎勵，如殺史量才全組就得了一萬元銀元獎金。但到八十年代，距離五人漫談三十多年之後，則寫成他「對這兩件血案是間接參加的人」。祇是在敍述殺兇手時，說是六人，卻只列出五個名字，那個沒有列名的，可能就是沈醉自己了。

    原來口說是直接行動，後來書面寫成間接參加，這一矛盾怎麼解釋，這裡不存在畏罪、卸罪的問題，因爲命令出自蔣介石。以我對沈醉的了解，可能是五○年初一時興起，誇誇其談，口沫橫飛，毫無遮攔；到經過三十多年「改造」：心靈上多少產生自責，文字上打了一點折扣，也是思想門爭激蕩的一種反應。

沈醉才情横溢是特務異數

    沈醉是個才子型的人，詩書皆通。加之，大半生做高級特務，見多識廣，性格比較開朗，分析判斷事物，也比較敏銳。比如，中共在監裡大量利用軍統特務擔任管理員和服務員，沈醉就開玩笑說：「這叫以毒攻毒。」而且判斷說，用犯人管犯人，事半功倍。特別是像軍統這些人，以共產黨的話來說，「手沾滿人民的鮮血」，自認必死無疑。爲了求活，他們對共產黨交給的任務，一定完成得非常好。因此，他向我們四個打招呼，在送飯籃子交出時，千萬不要夾帶任何紙條在任何自認爲萬無一失的地方，如果被負責傳遞的服務員搜查出來，將會遭到很大麻煩。果然，沈醉對我們的警告發出下久，監獄當局就宣佈一個國民黨官員，在其家中送飯菜盒子的底部用飯粒粘住小紙條，與家人秘密通信被查出，嚴重違犯監視，給予戴鐐處分。

    沈醉的判斷力也是值得佩服的。比如在他和孫渡、馬鍈、湯堯、曹天戈、徐遠舉、周養浩等押送重慶前，他就判斷，這幾個人一定會轉移，雖然轉到何處不知，但絕不可能長留昆明。我們一同吃飯的三中將問他們三個的下落呢？他說：「你們會在昆明。」果然，到一九五一年開展大鎮壓運動、簡稱「鎮反」時，三中將第一批在昆明槍決斃命。

沈醉訪港與台特務鬥法

    一九八○年底，沈醉帶著他的小女兒美娟來到了香港。到後第二天，我陪他到裕華國貨公司買了一套國產西裝，稍微打扮一下。我當時的經濟情況還不容許找裁縫替他量身定做，好在他對於物質的東西看得很淡，此來主要是看看已辦了離婚手續而另外與一位軍隊出身的商人唐如山先生結了婚的原配夫人粟燕萍女士。一九五○年在昆明監獄時我就聽說中共三野的粟裕副司令員，曾以沈醉叔丈人的身份，派了一位姓黃的高級幹部來向沈醉詳細而具體地交代了中共的政策，而沈醉後來的表現，也確實未負叔丈人的期望。難能可貴的是沈滄海見到粟燕萍和唐如山時，不僅彼此互相諒解，而且十分親熱。沈認粟爲妹、唐爲弟，並建議稱他本人爲：「三哥」，圓滿地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一幕。

    比較緊張的一幕，是國民黨對沈醉的爭取回歸。那時，蔣經國還沒有死，國民黨在香港地下活動還很頻繁，他們見沈醉到港，根據他和軍統極深的淵源，認爲他「身在曹營心在漢」，好不容易到了香港，必然會抓住機會，飛向台灣。於是慫恿沈醉留在台灣的女兒，帶了五萬港幣到港歡迎父親「棄暗歸明」。當把五萬港幣呈上時，說明是在台的孩子集體孝敬父親，聊表心意。沈醉最初拒收，表示他生活簡單，不需要錢，後經女兒苦苦哀求，才勉強收下。不料過了一天，竟提出請父親寫張收條以便返台出示給其他兄妹，露出了破綻，反映國民黨特務之愚蠢低能。最後的結果，自然是沈醉將兒女的孝敬原封交還，輕輕說了一句：怎麼經過幾十年的失敗，還沒有一點進步？

    後來，國民黨只好請出香港何東爵士之子曾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的何世禮將軍與沈聯繫，何乃派一女秘書與沈接洽。何到底棋高一著，表示，一切尊重沈的決定，願意留港可提供住所，如有意赴台，當提供交通工具。同時約好設宴歡迎。正在此時，親共的《新晚報》刊出有關沈醉報導，沈醉表示意向甚明，探親會友完畢即返北京。何祇好取消前約。整個過程，他全部告訴了我。正如沈在回憶錄中表明的與我的關係：「我們無話不談，而且相互保密」。我當時的態度是，不替沈出主意，由沈本人確定方向後，再與他共同分析利弊，以期有助其應付突發事件。留港期間空閒時即應我邀約爲即將於一九八一年六月創刊之《百姓》半月刊撰寫《戰犯管理所見聞》。

    國民黨特務對付沈醉的最後一招是摸清沈醉居港生活的規律，於清晨多數港人尚在夢鄉時，利用沈醉晨間散步，採取集體包抄、突然襲擊方式，勸沈赴台與子女團聚。沈乃沙場老將，自然應付裕如。但感覺麻煩日增，於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九日攜愛女美娟匆匆離港。《新晚報》當晚報導是這樣寫的：

   「儘管來到了這個東西方向的十字路口上，他並不徬徨。說要回去，就回去了。說要在春節前回去，果然在春節前回去了。」

提前返京出任政協委員

    在溥儀、杜聿明、宋希濂等均以戰犯改造之身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後一年，中共再度提名沈醉與另外幾名「戰犯」出任同樣職務，名單在形式上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提意見時，不料竟有人提出「沈醉此人雙手沾滿人民鮮血」，表示反對。此次香港行，在中共看來「沈醉經過了具體的考驗」，終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國政協的一次常會上通過了沈醉爲全國政協特邀委員。

    同年聖誕，沈醉自北京寄我新年賀卡時，特別告訴了他的這一喜訊。我知道滄海喜詩好詞，遂在覆卡上把唐孟郊《登科後》詩易一字覆他：

    春風得意馬蹄疾，何（原爲一）日看盡長安花？

    一九八五年，我應約到北京訪胡耀邦，專門抽時間去看望老友。沈滄海熱烈歡迎之餘，還送我一千元人民幣零花，用他的話是「以報解衣推食之義」。理由之一，他的稿費多得用不完，請老朋友分用一點。

    一九八九年，他在北戴河游泳不慎摔傷成骨折。來信說：「《百姓》收不到，也看不到你的《新闻信》了」。附寄<骨折住院有感>詩二首：

一

一失足成股骨折，病床滋味少人知。

教訓深深長受益，耄年學步不爲遲。

二

雄關險道惯邀遊，失足偏偏是坦途。

且喜從今知慎步，禍能轉福最難求。

    從這兩首詩，使我感到原本生龍活虎的沈滄海竞也有了暮氣。

    進入九十年代，知道滄海得了癌症，一直記掛著他，也通过两封信。一九九六年三月底收到了北京於三月廿日寄出的訃告，知道他於三月十八日逝世了，終年八十二歲。

    不管怎樣，沈醉是一位當代歷史的見證者，可以說無愧平生。

獄中性飢餓與色膽包天

●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論語·子罕>

●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監獄裡的性飢餓，已到了恐怖的程度，不是親歷者，不能體會。白居易有詩：「壯者不可耐，飢火燒其腸。」這是指的缺乏食物。監獄裡的犯人對此感受特別深切。而性飢餓，尤甚於燒腸之痛，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男女界限嚴格難得一見

    雲南省二監，因爲是模範監，各方面都要做出模範成績。在男女犯隔離方面，也是做得很認真的。首先，男女犯分別管理，平日根本見不到面。只有全獄的活動如監獄長或政委上大課，才同時集合在大操場上，這時，男女也才能引頸瞭望對方。但因管教人員一旁監視，稍不小心即被呵斥：「看什麼？」搞不好，吃不完兜著走，當晚還得作重點檢查，接受批判。

    其次，所有負責女犯管教工作的隊長、指導員、幹事，都是女幹部。有時也有男性隊長兼領女犯管教工作，但他的助手肯定是女的。他本人爲了避嫌，也很少到女犯勞動場所，更不要說女犯住處了。

    其次，由於同屬被服廠，爲了照應不可避免的生產片料分配、工序銜接、物質交流、技術交流，多半指定年紀較大、案情單純、而且經過考驗的男女犯進行公務接觸，但都有幹部從旁監視，不得逾越各項規定。

    在這種嚴格的管理下，男女犯近距離如一兩公尺內相看，那都是非常難得的。什麼叫做「相看兩不厭」，只在獄中一瞬間。

刑滿留隊接觸機會增多

    一般來說，彼此都當犯人期間，男女接觸的機會微乎其微，微到幾乎類似中六合彩。但刑滿留隊做所謂「生產員」以後，機會就比較多了。因爲你本人已屬半公民性質，不論在法律上、政治上都做了結論。幹部在心理上要負的責任也相應減輕，加上一般每周可以回家或外出一次，見到異性也不會那樣喪魂失魄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爲一個男性生產員，一旦出現在女犯中間，你會感到無數的眼光向你射來。如果你再找機會跟對方說上一兩句話，你可以發現，對方所流露的喜悅，簡直無法形容。如果碰巧傳遞一小件東西，比如一個線□【析世鑒：□字，左爲「糹」部，右爲「它」字。】，一把尺子，兩隻手碰觸那怕祇是幾釐米部位，你都會感到對方的手在發抖，甚至有一股熱流傳出。而眼睛裡放射的語言，比李清照的詞還要幽美，還要纏綿，還要引起豐富的聯想。

春節大檢查·性飢餓暴露

    到了每逢春節大檢查，所有犯人都要分監、分舍把自己的行李物件鉅細靡遺地全部抱到大操場，攤開來由幹部檢查。我在釋放前兩年的春節，從兩個意識形態比較開放的幹部口中，竟聽到了不可想像的情況。

    這次的大檢查先從女犯隊開始，她們來下及作任何事先準備，因爲是突擊，所以竟發現了一些想像不到的陽具，有的還沾著血跡。有橡皮的，有軟木的，更多的是布套塞進棉花的，還有一個鋁皮的，真是匪夷所思。這些女犯從那裡弄來這些東西？其中一位幹部說得妙，這證明人是萬物之靈，可以由無變有。特別是女人，更是靈上加靈。下過，這裡面又包含了多少恐怖、多少殘酷。

    就在這次大檢查的陰霾尚未散盡的時候，突然大廚房的伙食總管犯人李鳳翹被點名檢查了。原來，他利用幹部對他的信任，掌握兩千多人的吃飯事務，在一個負責烹調回教伙食犯人馬培忠的同情下，和有時輪班到大伙房取回教伙食的女犯馬竹英勾搭上了。

月黑風高夜·男女犯偷情

    李鳳翹人高馬大，馬竹英青春年華，乾柴烈火，一點就燃。他們兩個真是色膽包天，事先約好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由李鳳翹在深夜一時，趁馬竹英在女犯宿舍輪值守夜之機，翻牆進入，由馬竹英架梯相迎，成其好事。

    事發後，負責廚房管教工作的幹事李文達，除了向獄部檢討自己的失職外，特別組織一個檢查小組叫李鳳翹交代問題。俗話道：「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雖監獄亦不例外。因此，犯人中很快便流傳了「李馬相會」的故事。甚至說，因爲值夜班都是兩人一組，李鳳翹與馬竹英的幽會第一、二次在另一女犯的憐憫下，放了他們兩馬。好事不過三，在「第三次接觸」時，另外一個女犯就提出要分一杯羹了。只是李鳳翹不中用，那種極爲緊張的偷情，對他來說，一個已應付不了，豈可槍挑兩巾幗？只好哀哀告饒，請求「寬大釋放」。

    事情究竟是怎麼暴露的？原來，馬竹英的肚子大了。懷孕三個月後，終被檢舉揭發出來。

老幹部承擔·小生命降生

    幸而，負責女犯管教工作的指導員嚴素清是一位老幹部，具有較高的政策水平，承擔了責任。除了自己向公安廳勞改局寫了檢討報告之外，還提出建議，由獄方另在監獄附近的林家院鄉下爲馬竹英租屋一間，一切費用監獄負責，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嚴素清的論點是：這是一個錯誤的情況下勞改工作出現的錯誤，但新的生命沒有錯。後來聽說生出來是一個男嬰，交由公家的育嬰組織去扶養。這孩子如果健康成長，現在也該大學畢業了。

女幹部偷情獻身留隊

    犯人固然有性飢餓的問題，幹部中同樣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幹事，就不惜獻身給留隊人員伙食團的管理員董家彥。這件事直到「文革」到臨，在留隊人員中開展政治運動才揭發、交代出來。這個夜鶯的丈夫死得也奇特，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以木工車間主任之尊，在一個沒有月光的黑夜，跑到監獄蘋果園偷摘蘋果，不慎失足跌落糞水池中淹死。

    我常常被朋友問起，國民黨的牢和共產黨的牢哪個牢比較好坐？我的答覆是：從管理制度看，共產黨的牢要好坐一些，因爲它基本上按制度辦事，不像國民黨的牢有黑金之手滲入。但共產黨的牢剝奪人知的權利，實行新聞封鎖，大搞思想控制，更不要說像柏楊在台灣綠島可以著書立說了。而且一般坐的時間太長，人們要活著出來很不容易。特別是遇著一些滿腦子充滿極左思想的幹部，有時候會產生生不如死的念頭。追根溯源，問題出在黨性壓倒人性的列寧主義上。而列寧主義不僅是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也是鄧小平的指導思想，如今還是中南海當局的指導思想。中國人什麼時候擺脫了列寧主義的幽靈，中國這個民族也才能得救！

大殺人時差一點就被送上刑場

●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

● 死是等閑生也得，擬將何事奈吾何。——唐·元稠<放言五首>

    以中共的提法所謂「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中國大陸就解放了。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這一年零四個月時間，主要進行了政治佈局、軍事掃蕩和經濟整頓，從三個方面希圖找到穩定政權之路。

    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爲了進一步鞏固政權，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必須堅決鎮壓反革命」，在二月廿一日正式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共廿一條。由於一九○五年袁世凱當政時日本提出了廿一條，給中國人民的刺激太深，人們看到共產黨提的鎮反廿一條，自然產生一種連鎖反應——怎麼又是廿一條？

    對我個人來說，廿一也是一個敏感的數字，一九四九年自東京經香港回昆明，一下飛機就被捕坐牢，正是十二月廿一日。現在，中共不僅制定了廿一條，而且選在廿一日公佈，天下的事就有這麼巧，你越有忌諱，忌諱的東西就越沖著你來。

準備殺人監獄加強管理

    監獄裡爲迎接全國大鎮反，採取了逐步收緊的措施，當然有些措施囚犯看不到，看得到的是，首先把原來按「以毒攻毒」原則起用軍統特務擔任監舍的管理員、服務員，一律收監。整個監房全部由解放軍管理，規定囚犯有任何事包括解大小便，要請求開監房的門，都要喊「報告大軍」，由值班的軍士開門、關門。

    其次是取消家屬送飯，一律吃牢飯。沈醉和我及三中將戲稱的「將王餐」也同時取消。五人各歸各號，並規定我們，自當日起，即使互相遇見，也不准打招呼。原來准許囚犯晚飯後可以到操場散步、甚至打籃球，也統統取消。

    原來，一大早、甚至天剛亮就有囚犯紛紛跑到大操場一端的大廁所解便，不分排道、監房，先到先蹲；鎮反開始後，也規定要一個排道、一個排道地集體解大便，限制每次四十人蹲四十個茅坑，只准五分鐘就要「完成任務」，一聽哨子響，就得揩揩屁股、拉起褲子，讓第二批人去解。

    這聽起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荒唐事。但實踐證明，人適應環境的能力，真是無窮大，可以創造奇蹟，向一切不可能挑戰。

    最初一兩天，還聽到有人向管理的軍士請求寬限一兩分鐘，因爲時間實在不夠用。幾天之後，但見每四十人排隊一批批地走向茅坑，背對背分兩邊蹲下，不要一兩分鐘就聽到霹靂啪啦一陣糞便入坑聲，不能不佩服「人爲萬物之靈」。

強迫學習鎮壓自己條款

   「鎮反」運動開展前，規定每晚學習監規紀律兩小時，而鎮反運動展開後，則改爲全天學習。除了上午十時、下午五時兩餐飯之外，就是圍著鎮反條例廿一條談認識、談體會。已經談得無話可說了，還得深入再深入。

    中共自認爲革命政黨，把所有反對它的個人和團體一律視爲反革命，根本不承認有政治犯。在他們看來，承認政治犯是資產階級的假民主，而對無產階級說來，「鎮壓反革命是人民民主國家所必須對人民負責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務」（見一九五一年二月廿二日北京《人民日報》社論）。而且用毛澤東的話來強調：「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爲決不施仁政。」因此，在鎮反條例中，從第三條起，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直到第十五條，都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有的祇是提法改變一下，定爲處無期徒刑或死刑。最輕也要處三年或五年徒刑。

    不僅條例突出從重，而且在第十七條中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者，得剝奪其政治權利，並得沒收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

    學習鎮反條例的同時，還要學習中共中央討論書記彭真有關鎮反的報告。最莫名其妙的是彭真引用所謂責備共產黨寬大無邊的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其實這是一句反諷，彭真却把它作爲鎮反的輿論依據，結果就是殺人越多越好。

在安排所有囚徒學習鎮反條例廿一條後，監獄當局毫不隱瞞地向被囚者表示：現在全國開展鎮反，這也是對你們的一種考驗。你們最好放規炬一點。並抓緊時間，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爭取減輕或免予處刑。

    最殘忍的，可能也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就是被殺者在被殺前要根據官方公佈的條例，一一「對號入座」，說明自己該死，有的還加上一句「非殺不足以平民憤」。毫無反抗意圖，而是引頸就戮。這反映無產階級專政它就能憑恐怖造成這種完全違背人性的局面。

    五一年大鎮反，昆明是三月三日開始的，人稱「三·三鎮反」，當時爲了教育群衆，實際上是嚇唬群衆要規規矩矩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除零星槍斃人外，每周六或周日舉行一次鎮反遊街示衆。把要殺的人，五花大綁，背後揮上一紙糊的標子，上寫反革命分子，由軍警押解，平均兩人押一人，站在敞蓬大卡車上，車隊最前一輛車高懸毛澤東語錄：「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還由軍樂隊引導，沿途吹殺人軍號。

    當時，昆明監獄尚在市內錢局街，第二年才遷往西郊，因此，在押的人在監房內都能清晰地聽到：「噠，噠噠底！……噠噠底噠噠！噠噠，……噠底噠，底噠噠噠，噠噠噠！」的號聲，不約而同地說：「殺人號響了！」

    從三月三日起，光是從錢局街監獄拉出去槍斃的人，每周三十六個，幾乎成了規律。而三月三日第一批槍斃的，原來和沈醉及我五人一塊吃飯的國民黨三中將柏天民、唐宇縱、羅春波都無一倖免。通常是槍斃人的早晨才張貼出佈告。群衆圍觀後，如發現自己的親人在佈告上，就要準備到黄土坡刑場收屍。有些家屬和街上的小孩還跟著敞蓬大卡車跑。這些具體情況是我釋放回家以後才得知的。

待決之囚表現從容鎮定

    鎮反期間，特別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待決之囚表現的從容、鎮定，毫無張惶失措的樣子。祇是在監方加強管理，如解便排隊並嚴禁互相交談的規定宣佈後，我發現了一種情況，即大多數人都穿上了各人自己的新衣。

    原來，監方對在押者穿衣並無明確規定，什麼衣服准穿，什麼衣服不准穿，從未提及。而發的囚衣，祇是每人每年一套單衣褲，每兩年一件棉衣，如此而已。平日大家都是補釘蓋補釘地穿。鎮反風暴到來時，忽然之間，各人都把初入監時帶進的衣服不約而同地穿出來了。中山裝、西装、夾克、大衣、毛衣、甚至羅斯福呢的軍裝，都一一出現。這意味著，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遲早是要被槍決的，還愛惜什麼衣服，反正都要充公的。

   「心有靈犀一點通」，本來是李商隱寫男女之情的名句。牢獄生活告訴我，真能體現這句詩的神髓的，祇有彼此都是待決之囚才反映得特別深刻。

    人的眼睛會講話，也是在鎮反高潮時發現的。當頭一天聽到殺人號吹過，第二天在操場排隊等候解便時，但見人們互相用眼睛打招呼、說再見。有的是一睜一閉，流露一種淒涼之情；表示說：來生再見！有的眼露微笑，表示好好保重，不要難過。有的則怒目圓睜，反映胸中充滿憤恨。也有的邪著眼露出鄙視的眼神，表示沒有什麼了不起。曾任中央社總社編輯部主任、昆明《中央日報》社長的錢滄碩先生穿了一件藍布大褂，曾任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及雲南省新聞處長的潘仲魯先生穿了中山裝不約而同地向我打招呼，滄老特別把眼鏡取下來，微微點首，藉示道別，從此未得再見，潘仲魯兄兩眼緊閉，還用手托著下巴。出獄後得知，錢、潘兩位是三月中旬同日受難的。

    當時，槍斃人都是凌晨四點多五點，由值崗的衛兵走進監舍的排道對準每個門洞喊「某某號收行李」。大約十五分廿分鐘開門，讓你自己揹著行李出來，在崗位上集合，然後押上卡車到指定地點聽候宣判；宣判後遊街示衆再槍斃。因此，有的人睡不著就豎起耳朵聽，只要聽到喊「某某號收行李」，就知道又「走」了一個。

殺四○九卻錯喊四○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我在睡夢中突然聽到喊「406」！一翻身爬起來，就向門洞張望，因爲監房是不關燈的，所以模糊看到一個戴軍帽的頭對著我下命令：「406收行李！」

   「五雷轟頂」是舊小說裡的字眼。我當即感覺好像轟的一聲炸雷從天而降，似乎一股特大的氣流當頂壓了下來，一下震昏了。接著，產生了一個意識：難道就這樣完了嗎？自己給自己的答案是不行！不能這樣死掉。於是鼓起勇氣，高聲大叫：「報告大軍！」

    很快地，一個軍士來到監房，衝著門洞問：「叫什麼？」我說：「我是406，報告大軍，恐怕是弄錯了？」他說：「錯什麼，叫你收行李，你就收行李。」我大聲說：「我還沒有結案呢！」意思就是案都沒有結，怎麼就要上刑場？

    我一面收行李，一面想到老婆、孩子，不禁悲從中來。

    所有同房的人全都醒了，有的還乾脆坐起來，看我捲鋪蓋，但一點聲音都沒有。真正做到了死寂。

    大概過了十分多鐘，聽到排道裡又有脚步聲了，脚步聲中止在我的監房門外，原來叫我收行李的那個軍士，重新發出了命令：「406，鋪蓋打開繼續睡覺。409，收行李。」說罷，就離開了。

    但見409一骨碌爬了起來，他的憤怒不是對著監獄執勤軍士，而是對著我，用手指著我說：「你，你，你，……。」

    我向他表示：「我知道我還沒有結案，我祇是說，恐怕是弄錯了。我絕沒有意攀扯你呀！」

    這時，405號開腔了！「409，你也可以報告呀！」過去被稱爲沈胖子的原空軍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爲了打破僵局，提出了他的建議。

    於是，409大聲喊：「報告大軍！」崗位上回應很快，原來給他下命令收行李的軍士又來到門洞外，409說：「報告大軍！我也是搞錯了。」對方很乾脆：「沒錯，你不是叫沈煥章嗎？快收拾你的行李。」話還未講完，但見沈煥章一下就癱在床上，淚如泉湧。整個房裡再度出現一片死寂。

    還是409打破了沈默。他坐起身來跟我說：「老陸！黃泉路是不好走的。我連襪子都沒有一雙。你的襪子能不能給我一雙？」

    我連說：「當然，當然。」一面選一雙長筒襪遞給他。

    沈煥章穿好襪子，揹著行李準備走出監房之前，最後的話是：「我只有一樁心事拜託同房的各位，今後不論哪位有機會到台灣，請設法告訴我太太，我是什麼時候走的。」

    原來，沈煥章隨國府機關撤退，事先把太太、兒子送到了台灣。他原定十二月十日自昆明飛海南島轉飛台灣，那知倒楣偏偏遇到盧漢十二月九日宣佈「起義」。從此變成了階下囚，並冤枉送了性命。本來，監規規定是不准互談案情的。到了鎮反運動開展後，大家巧妙地藉「聯繫實際」暴露了案情。沈煥章是青海人，研究藏傳佛教，認識了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大師，曾護送班禪入藏，任顧問兼無線電總台台長。被捕前最後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昌行轅第二處處長，就因這個身份被劃爲特務。審訊人員所持的理由是，所有軍事部門的G2都是搞情報的，爲什麼獨有沈煥章例外。因而指他堅持反動立場拒不認罪。事實是當時的西昌行轅主任賀國光認爲，西昌地處藏族地區，爲了表示重視民族團結，第一處按例主管人事、總務，第二處就管民族事務。而把主管情報改爲第三處。誰會想到這一番對藏族的好意，竟使沈煥章蒙下白之冤而送命。

新新聞聯繫上了沈太太

    我一九七八年自昆明經北京到了香港，一九八○年訪問台灣，和老友蔣緯國將軍重逢吃第一餐飯時，就拜託他代尋沈煥章夫人的下落，緯國說，沈太太的姓名都不知道，相隔數十年，要想找到她，只有靠上帝了。不過，他願意盡力而爲。當時，受命臨時監視我的安全局沈處長在座，也表示願意盡力。

    一九八二年我因一篇<建議蔣經國先生不要連任總統>上了台灣的黑名單。一九九○年走下黑名單，再度多次來台。一九九二年八月，應邀到《新新聞》和編輯部的編輯記者漫談新聞生涯，談到了406與409的錯號，陳柔縉小姐於該刊二八三期作了報導。萬萬沒有想到，這篇報導被沈煥章太太的朋友看到了，並轉給了在基隆市立醫院養病的沈太大。沈太太在這個醫院當護士數十年，已退休，因癱瘓而住院。她的兒子也不幸得了精神病。她得知四十年無音信的先生的下落後很激動，寫信表示希望和我見見面。我由陳小姐開車到基隆會見了躺在病床上的飽經憂患、一生苦難、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向她詳細講述了沈先生遇害的經過。她當時表示，對丈夫的冤死雖然很難過，但知道了下落，那怕是壞的下落，也比沒有下落好。無論如何心可以放下了。

    翌年，得悉沈太太病逝基隆的消息，我唯一的祈禱就是她能和睽違四十多年的沈先生在天堂見面，像他們這樣善良的人，是應當進天堂的。

奉命譯美國牧師自白書

    回頭再談一下，當我被命令收行李上刑場時，憑什麼說：「我的案還沒有結呢？」這是有根據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鎮反條例公佈後，頭腦特別敏銳的關押在監獄的人馬上就斷言：「共產黨要殺人了。」有的還說：「要大殺特殺。」

    曾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熱河省主席、陸軍上將孫渡，當時也關在昆明監獄。他告訴我，年輕時曾讀過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鎮壓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第一件要做的事。

    孫渡這話說了不久，他因在戰犯之列，被移送重慶集中，後來與沈醉、馬鍈等轉送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

    就在孫、沈、馬等移走不久，雲南省公安廳負責審訊工作的一位科長（後升任處長）胡殿斌找我單獨談了一次話。

    他說：「鎮反條例你們已經開始學了。有的犯人反應說共產黨要殺人了。是要殺人。但不會殺你，因爲你的案子還沒有結，你的案子案情太複雜，需要到國外去調查。你來自東京，起碼要到東京去調查。根據我們現在的情況，還不可能派人到日本去。過去，劉部長已經告訴過你，連派人到香港去調查，暫時都有困難，因此希望你坦白交代。你咬定回雲南是接家眷，和我們掌握的材料差距太大。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等，我們和你都不能急。也就是說，短期內對你還不能作出結論。現在，給你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我們有一個外籍犯人，他叫莫瑞斯，是美國牧師，作惡很多，我們讓他寫了一個坦白書，一時找不到人翻譯，就由你來翻吧！」

    我當即表示，我的英文程度差，如果翻譯不準確，會影響案情的處理，是不是另找高手。胡當即說，就是你了，有困難我們給你一本字典。另外派兩個犯人做你的助手，查查字典，抄抄寫寫，三人集體行動。原來是爲了互相監督，我當時只能幽默地想，共產黨也懂「三人行，必有吾師焉」。

    所幸派來的原來是彼此已有接觸的「窗友」（鐵窗之友也）。一個是空軍上校徐應鵬，一個是陸軍少校董坤維。坤維是雲大前身東陸大學創校校長董澤、雨蒼先生的長公子、雲南都督唐繼堯的外甥。軍校畢業後，在軍隊工作一段就棄武就文，在昆明一家美術社搞設計，也被天翻地覆的大風暴捲進了監獸。

監獄交下翻譯的莫瑞斯的《自白書》（Morris，My Confession），寫了厚厚一本，可惜他的名字已忘，只記得姓氏，是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人。他先被派到雲南麗江一帶傳教，深入納西族人社會，除傳播基督教義外，在幫助發展納西族文化、特別是對納西語文拼音化作了一些貢獻。在醫療衛生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他的問題，據他自己交代，主要是男女問題。在一九五○年監獄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時，就發動一個名叫魯殿光的女大學生，在犯人大會上揭發了被莫瑞斯誘姦的經過，而且繪聲繪影。莫瑞斯在《自白書》裡也坦陳了這件事，並交代了和一位馬縣長的兩個太太發生了男女關係的經過。馬縣長是國民黨的官，共產黨接管大陸後被捕勞改，兩個太太生活無著，依靠教會，並替教會工作，結果爲莫瑞斯所乘。莫瑞斯作爲一個牧師，起碼是背叛了耶穌基督，違犯了十誡。他大概在鎮反高潮過後，就釋放回美國了。

    八十年代初，我有一次由美西飛美東中途在奧克拉荷馬小停，還一度泛起打聽莫瑞斯下落的念頭。

空軍英雄的受難

● 天有不测風雲，人有旦夕祸福。——元·《合同文字》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剑嚴相逼。——曹雪芹

    一九五○年的春天，監獄裡忽然來了中國空軍的四條漢子。其中三個都釘了脚錮，沈延世，是杭州筧橋航空官校第一期畢業的，被捕前任空軍第五路副司令，他戴的鐐最粗，總有十多公斤重；張俊位和徐應鵬分別是航空官校二期和四期畢業，分任空軍第五路司令部補給處中校處長和作戰處上校處長。徐應鵬在抗日戰爭中「八一四」與日本空軍空戰中立功，後來在一次空戰中全身被燒傷，跳傘得救，是一位空軍英雄。他和張俊位戴的鐮比沈延世要細一些。另一個是空軍機械學校出身的王秉立，被捕前任空軍昆明航空總庫庫長。

    由於他們身穿的空軍軍官制服比較講究，氣宇也比較軒昂，再加上三副鐵鍊在脚上，走起路來鐺鐺鏘鏘，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按監獄規定是不准談各自的案情的，而我因爲與空軍有段特殊的淵源：妻子楊惜珍曾在空軍醫院任牙科醫生，我和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也認識，特別是與蔣老先生的專機駕駛長兼空運大隊長衣復恩是好友，對空軍有一種特殊感情。加上新聞記者職業本能的反應，很快就和他們有了溝通，了解到他們的情況。

    原來，沈延世是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決定投向共產黨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的當晚就與其他六名國民黨要員李彌、余程萬、李楚藩、沈醉、童鶴年、石補天，一齊在盧漢客廳中被捕的。共產黨接管雲南政權後，把他送到共產黨處理國民黨被俘官兵的一個組織「解放大隊」去審查。徐應鵬也和他同在一處，他們知道今後的日子不會好過，而且家眷都已去到台灣，因此非常盼望能與家人團聚。當時尚未被捕仍在昆明機場爲盧漢工作的張俊位、王秉立去探望他們時，四人便商量逃走。後來由張俊位聯繫上一個神秘客，而這個神秘客是一個軍校出身的鴉片煙商，也要逃出昆明，他得悉住在江川的保安團長王耀雲決定率部叛變，脫離中共的控制，便與王約好帶著這四位空軍一起衝到邊境，然後由這四位空軍出面與在台灣的國民黨空軍總部取得無線電聯繫，要求台灣作空中支援，然後把這支隊伍拉到越南去，向已抵越南的國民黨黃杰部靠攏，聽候蔣委員長的調遣。

    這個計劃按當時大陸混亂的情況是可行的。沈延世等四人於一九五○年五月廿八日按雙方約好的時間，坐馬車由昆明市到了市郊的大板橋與神秘客會合，那知神秘客抽鴉片煙誤了事，竟晚到兩小時，不要說兩小時了，兩分鐘對於要逃跑的人都是夠受的，總算盼星星盼月亮把這神秘客大煙鬼盼到了。四人搭上的旅行車經晉寧向江川方向奔去。那知車行不到兩小時，車子就出了故障，怎麼辦？除了走路沒有選擇。對於幾位空軍來說，因爲曾受軍事訓練，問題不大。但對一個大煙鬼來說，問題可大了。他由兩個人架住向前奔，等到趕到與叛變的保安團約定的江川縣城，部隊早已等得不耐煩先一日開拔了。因爲王耀雲這一團是按計劃在一夜之間把共產黨派出的軍代表統統殺掉起事的，必須爭分奪秒地向邊境挺進。爲等候這四位空軍推遲了半日出發，空等了幾個小時，仍不見人影，只好拖著隊伍狂奔。失掉與叛亂部隊的聯繫後，四空軍和神秘客決定追趕，不料追到玉溪時，神秘客的鴉片煙癮又發了，他們一夥人住進一個馬店裡去歇脚，不料被人密報，當他們前進到峨山時，投宿的馬店被共產黨部隊包圍，空軍英雄變成了狗熊被捕了。原來，中共佔領大陸初期，打著「解放」的旗號比較得人心，加之，老百姓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一心歸向共產黨，因此，到處是義務情報員。從此，在監獄和勞改隊裡渡過了二十六年的歲月。廿六年！

    一九五○年夏我們所在的昆明監獄第一次遇著殺人。

    原來的國民黨昆明市衛生局局長到一九四八年出任雲南省參議會副議長的楊青田，在中共建政後出任省人民法院院長，他是中國人所說的「大革命時代」的共產黨員，後來在「白色恐怖」大殺共產黨時脫離了共產黨，在「雲南王」龍雲的寬容政策下，得以保全性命，終於做了國民黨的官。但當國民黨敗象畢露時，他又在雲南地方形成的反蔣政治氣氛下，成爲進步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省參議會以維護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相標榜，處處設法抵制蔣介石的徵兵徵糧政策，而繼龍雲出任雲南省政府主席的盧漢，爲了保持雲南的所謂「邊陲的特殊性」也樂得對親共勢力做順水人情，因此楊青田等的活動一直持續到盧漢在昆明易幟。

    中共接管雲南後，楊就被任爲省人民法院院長。到了中共決定對全省的騷亂和金融市場的黑市予以嚴重打擊後，楊就被派爲「高級劊子手」的角色，由他召集全體在押犯人講話，明確宣佈「爲鞏固革命秩序」，「依法判處朱文高和吳雲□死刑立即執行」【析世鑒：□字，上爲「广」部，下爲「婁」；下文「吳雲□」，均同此。】。

    朱文高是昆明老福源金店的老闆，他因有一個弟弟朱志高在龍雲下面做警衛營長而比一般金商有名。中共入城初期，金融極爲混亂，他便進行黃金和銀元投機成爲黑市的要角。吳雲□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個活躍的鴉片煙商，與國民黨軍政界都有來往。

    犯人的心態本來是變態的，加上昆明市沒有擺脫農業社會的痕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千絲萬縷地交錯著，好像竹籬笆一樣，因此，當吳雲□被殺後，犯人中很快流傳著他的年輕的姓張的太太長得如何漂亮，交際舞跳得如何好的傳說，把議論重心放到女人上，結論是中國的老一套觀念：自古紅顏多薄命。

    可是，四個空軍的心態，卻與其他人不同，沈延世因爲身體比較胖，大家喊他沈胖子，生性樂觀，笑口常開，平日表現得滿不在乎的樣子，有時候走路時還故意把他戴的脚鐐有節奏地弄出「音樂聲」來。吳雲□槍斃以後，他突然變得沉默了，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我暗地向他打聽，他才說出被槍斃的吳雲□就是幫助他們外逃未能成功的神秘客。而今吳雲□既已槍斃了，他耽心下一批要殺的就會輪到他們四個空軍了。如果按中共的政策「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他（沈延世）是最初提出外逃的，可以算是首惡，因此死期恐已不遠。

    我基於一種同情，也是記者的職業病作怪，便主動向沈延世作了一次「新聞分析」。

    我列舉四條理由說明四空軍不會殺：第一，根據法院院長楊青田向我們宣佈的朱吳的罪狀及中共的殺人佈告，所以要殺朱、吳，主要是「鞏固革命秩序，打擊金融投機」；而你們的逃跑目的在回台灣與家人團聚，即使說還想投奔國民黨，也是未遂犯，他們沒有理由殺你們。第二，吳雲□的罪狀中，只提到他煽動王耀雲部叛亂，並未涉及幫助你們逃跑。第三，中共剛剛建政而各地叛亂蠭起，金融市場混亂，爲了殺雞儆猴，必要拿人開刀做典型，你們已關在監獄成了甕中之鱉，把你們殺了，起不到任何典型教育作用，因爲原來的空軍除了少數的機械士，在昆明地區已經逃光了。第四，如果要殺你們，一定事先把你們分別隔離起來，不會跟大伙放在一起。朱、吳被殺前都被停止跟大家一起生活學習，而你們現在卻和大家一樣。所以不會太嚴重。

    沈胖子對我的「新聞分析」表示滿意，果然，在一九五一年的大鎮壓之後他們就被宣佈判刑了，沈判十二年有期徒刑，張俊位判七年，徐應鵬六年，王秉立兩年。在決定把他們送勞改隊強迫勞動以前，解除了沈、張、徐三人的脚鐐。沈幽默地跟我說他生平第一次體會到中國成語「如釋重負」之妙。他初脫脚鐐竟有身輕如燕、飄飄如仙之感，走起路來脚打飄，大概《水滸傳》中神行太保戴宗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戴著脚鍊穿褲子是一大堅肉，這是刑事犯人積多年經驗總結出來的，中共接管後才傳授給政治犯。辦法是：

    先套上一隻褲脚，其餘部分塞進鐐與腿間隙內全部穿過，拉出後再全部寒一進另一鐐與腿間隙內，拉出後再套脚，然後拉上，全部褲子就穿上了。

    三個空軍軍官足足戴了兩年鐐，直到五一年大鎮壓過後判刑，才取下鐐轉到勞改隊。從此和我音訊斷絕。

    一九五四年我獲釋回家，到處打聽沈、徐的下落，五五年採知徐應鵬在昆明市郊的班莊村石場敲（攪拌水泥用的）石子，我和妻子特別買好一些日用品去看他。

    他和別的犯人一起，風雨無阻地坐在露天的石場上，把石塊用鐵鎚敲成直徑一公分左右大的石子，名曰「公分石」。按規定定額每天敲好的公分石要有半公尺見方的一堆，也就是每個人每兩天要敲出長寬高各一公尺的一堆石子來。勞動強度之大，簡直不可想像。手裂腿破都很少完成定額。差不多天微亮就出工，要太陽落山後才收工，尤其在颳風下雨時，淋著雨敲石子簡直苦不堪言。我們夫婦去看徐應鵬時，按勞改隊規定，非直系親屬不能談話，經一再要求，准許我們到他勞動的工地去看一眼，但不准打招呼。我們看到徐應鵬穿著一件補了又補的美軍呢質襯衫，一條藍布的勞改犯人的單褲，腿部纏著一些舊白布條，雙腿分開，兩腿中間放著一塊有面盆大的石塊，他正埋著頭把有如人的拳頭般的石頭敲成碎石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把歲月敲碎，把生命敲碎。我們走過他面前僅僅兩公尺遠，他竟沒有抬起頭來望我們一眼。說明他是把全副精力貫注在碎石上。我們卻注意到他蒼白的臉和極度疲勞的表情，以及一副勉強撑住的骨頭架子，不忍卒睹。一位抗日戰爭中的空軍英雄竟落到如此的慘境！上帝，你在哪裡？

他在班莊石場因勞動強度太大，營養又奇差，實在拖不下去，患了重病，體溫總在40°C左右，陷入昏迷狀態。幸有一個勞改醫生基於同情治好了他的病。後來我與應鵬重逢，問他怎麼過來的？他說這與中國人的生命哲學有關，碰巧昆明西山有一副傳誦人口的對聯：

高山仰止已無路，曲徑通幽別有天。

    這副對聯給了他啟發與鼓勵，雖然抬頭看已無路可走，但只要發揮韌力活下去，總會發現別有天地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五日，正是聖誕節的日子，上帝顯示了他的大能，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建議，宣佈凡是大陸在押的文官縣長以上、武官團長以上的國民黨人員，全部釋放，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

    徐應鵬和我同時在這一天參加了中共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省公安廳、省檢察院召開的「釋放轉業大會」。會後叫每一個被釋放的人填寫志願書，填明恢復公民權後願意做什麼。有的填做小學教師，有的填做中學教員，有的填做圖書館員，有的填做公園管理員，有的填做工人，有的填回到農村務農，也有填家人團聚的。

    徐應鵬來跟我商量，他是非常希望與在台灣的妻兒團聚，又怕共產黨說話不算話，萬一填了到台灣與家人團聚，不獲批准，今後政治運動來了，安上一個通過長期改造仍然懷有二心、企圖歸向國民黨與人民爲敵到底的罪名，豈不慘了？！因此，他經過認真考慮決定要慎重對待這件事，準備選擇一條比較平穩的路，即回到江蘇句容老家跟侄兒去務農，將來有機會再圖與妻兒團聚。

    我告訴應鵬，這個決定萬萬要不得。根據大躍進以來中國農村的情況，年輕力壯的人都不見得有一口飽飯吃，你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指望掙工分是無法養活自己的。如果指望你的侄兒，他還有自己的妻子兒女，自顧不暇，將來，你會弄到走投無路，說不定會因自己做出的這個錯誤決定而自殺的。至於申請回台灣與家人團聚，雖然冒險，但這個險值得冒。因爲這是中共公開申明的政策，他們不好意思自食其言，而且這是一個對台灣統戰的手法，中共並非有愛於國民黨在大陸上的這批文武官員，但他們要做樣子給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看，所以信守諾言即按政策規定辦事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就你本人說，既然有了這個機會而放棄，將終生懊悔。退一萬步說，即使因要求家人團聚今後被批鬥也是值得的，因爲至少無愧於心。總之，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應鵬經我一番分析，他終於把回句容務農的決定取消，回轉頭來考慮我的建議了。就在他考慮申請回台的夜晚，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半夜裡見我起床到後門外去小便（我們睡在一間大房子裡）他也跟了出來。我問他考慮好了沒有？他搖搖頭，這時，明月如鏡，大地一片銀白色，映著我們兩個黑影，我非常嚴肅地跟他說：「應鵬，我送你一句話——過了此山無鳥叫。你好好躺在床上想想吧！」

    第二天清晨，大夥都起床，在洗臉漱口的時候，應鵬告訴我：「大聲，我想通了！今天就填表申請回台灣。」

    不久，他的申請得到批准，在雲南全省一千多釋放的人中引起轟動。而他本人幾乎是在申請批准的同日，接獲他的女兒徐南屏從美國德克薩斯州阿靈頓市寫來的信，告知他的妻子張樂民已到了美國，希望他也能到美國團聚。他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中共有關部門，也很快得到同意。先赴北京再轉香港。臨行前他特到我家辭行，表示對我們的友誼終生不忘。

    也就在徐應鵬與家人團聚的喜劇上演的同時，發生了沈延世抱恨終天的悲劇。沈比徐年長資深，生活閱歷比較豐富，考慮問題比較複雜，更加上他在小龍潭煤礦勞改時遇到了一次「詐監」，在一個深夜，所有監房的犯人，同時驚叫起來，似乎要一起衝出監房的樣子。有如舊時軍營裡的「詐營」（台灣叫鬧營），也就是睡在一個軍營的士兵半夜三更同時驚起，衝出營房，到操場怪叫，遇有富有帶兵經驗的軍官，高聲叫一聲「立正！向右看齊。」就可促使大家肅靜下來，恢復理智，然後依照命令回營睡覺。

    小龍潭煤礦勞改犯的「詐監」，弄得管理人員非常狼狽，他們驚惶失措之餘，以「階級鬥爭爲綱」對待這一事件，由於沈延世身爲國軍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爲全煤礦幾千勞改犯中官階最高者。加之他平常爲人比較隨和，犯人之間相處，表現比較輕鬆，有時還講一兩句笑話，於是，共產黨幹部以階級分析方法，便認定「詐監」事件爲沈策動，且曾將他解往雲南開遠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判處死刑。後經上級法院調查了解，確係一種莫名其妙的群體自發的下意識反應，才不了了之。

    但是，這一下，不僅是沈胖子被折磨得變成了沈瘦子，而且嚇破了膽。因此，在勞改後期，處處小心謹慎。

    當沈延世聽到煤礦政委向在押的國民黨高中級人員宣佈一律釋放轉業，願意去台灣的可以去台灣時，他第一個反應是：此中莫非有詐？根據以往勞改二十六年的經驗，不敢相信共產黨會容許像他這樣的人有自由選擇。甚至認爲很可能是再一次的一如五七年「反右」、「引蛇出洞」的陽謀。因此，他來個將計就計，在小龍潭煤礦舉行的釋放大會上，慷慨激昂地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寬大處理，讓他恢復公民權，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他表示，受了共產黨這麼多年的教育，已認識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光明前途。他願留在大陸，貢獻自己的餘生。云云。

    沈延世的這一表態，得到共產黨幹部的大會表揚，於是抓住他作爲典型，向大家宣佈這是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和黨的勞改政策的教育感召下，真正改造好了的表現。

    就在沈延世得到表揚後的一個星期，他獲知徐應鵬申請到台灣與家人團聚已得批准的消息，在極爲震動之餘，槌胸頓足，大罵自己該死！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只好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擲，向共產黨幹部坦陳過去表態願意留在大陸，是假的，是不相信政策的表現。實際上他的心是在台灣，連作夢也夢見台灣。他所以隱瞞真意，編造假話，主要是錯誤地吸取了過去的教訓，特別是「詐監」那次嚇破了膽。請求人民政府體諒他全家在台灣已盼望團聚二十多年，准援徐應鵬例，批准他去台灣與家人團聚。

    結果，不但沒有批准，而且，在大會上被批判了一通。共產黨的幹部指出，像沈延世這樣的假改造，不老實，是反動本質的表現。證明他是國民黨的孤臣孽子。證明毛主席的教導的正確，也就是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沈延世必須留在國內繼續改造。根據政策，遣送他回浙江紹興原籍，希望他能好好向貧下中農學習。

    老沈抵達杭州後，寫信到昆明給我，說這是他一生遭到的最大的打擊，比五一年在昆監被宣判爲有期徒刑十一年的打擊還要大。他之所以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除了歷次政治運動已經使他變成「驚弓之鳥」外，再就是缺乏一個可以說知心話互相商量的朋友。而徐應鷗因有我就近商量，得以如願以償。

    根據他的情況，少年時期就離開了紹興農村，而且，自從離開就沒有回去過，如今這麼大的年紀，要他回農村去自食其力，無異死路一條。他考慮到他的問題是雲南方面處理的，現在唯一的盼望就是雲南能夠通知浙江，請浙江方面從統戰角度考慮，准他留在杭州，像曹天戈（最後一任國軍第八軍軍長，曾關押於昆明監獄）一樣，在浙江省政協作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知道我已回到雲南政協，請我就近代他反映一下他的困難。

    就在這封信發出不久，曹天戈以「同窗之友」的情分給我來了信，告知沈延世以心臟病突發而。我了解他是急死的。他的死，使我對命運有了更深一層的感嘆。命運之捉弄人，有時實在太殘酷了。

    張俊位和徐應鵬一樣，填的志願是回台灣和家人團聚，中共批准經香港轉台灣。但在他之前申請回台的十個戰犯，都遭到碰壁，台灣當局拒絕入境，導致一位叫張鐵石的在香港富都酒店自殺。原來，張的兒子在華航工作多年，爲其父申請入境，有關方面已經同意，張乃對中共方面不告而別，由九龍的蘭芬酒店轉到與台灣關係深厚的徐亨開的富都酒店，準備入台。那知台灣方面因無人敢在批文上簽字，造成誰也不願負責。而香港方面的居留期已到，張鐵石又不能回頭跟其他仍和中共方面保持聯繫的釋放戰犯一起到香港移民局去辦延長居留簽證；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有自殺。自殺後，香港輿論大譁，台灣方面由於感受壓力，才派張的兒子到香港認屍，且舉行記者會；形成與大陸方面爭奪一具屍體，落得「活人不要、要死人」的批評。

    張俊位本人，幸虧他的女婿也是蔣家孝字輩的，在總統府工作，通過走後門算是得准回到了台灣。但因勞改期中身心受到摧殘，而到港後申請入台，遲遲不獲批准，心急如焚，坐臥不寧，他跟我說，比坐牢還難受。實在不能理解，一生爲黨國拚命，只是偶然的事件，盧漢叛了國民黨，自己落到共產黨手裡，長期坐牢，好不容易從監獄裡出來，要求回台灣與家人團聚，台灣當局居然不准，怎麼能使人不生氣？他毫不含糊地說，他的病主要是氣出來的。後來，依靠女婿和女兒的努力，得進台灣，臨行在香港和我握別時，他非常傷心地表示：「看來，我也活不了幾天了！」我祝福他和家人團聚後逐步恢復健康。事實上，回台不久就辭別人世了。

    徐應鵬在經港赴美時，向台灣申請過境台北探望一下兒孫，台灣當局不但不批准，相反地還延緩了應鵬大兒子一家人赴美的時間一年多。應鵬夫人張樂民幽默地說，大概是要給我們一點懲罰。應隴本人脾氣極好，從不動怒，爲此也忍不住罵一聲：「毫無人性！」

    政治這玩意兒，究竟有多少人性，本來就很難說。

    更悲慘的是，所有要求從大陸回台灣的人，到達金門以後，全被國民黨方面集中在外島施行秘密的管訓，勒令「交代問題」。共產黨是規定任何一個政治犯，他們稱爲「反革命犯」，都要從八歲起作詳盡的書面交代。而被釋放返台的國民黨官員則被國民黨當局勒令交代被囚禁的全過程，而且要經過無數次的名爲談話、實爲審訊的拷問。其實，兩邊都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依照列寧的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所以，我稱他們爲「難兄難弟」。這一套專政的把戲，說「一丘之貉」也好，說「難兄難弟」也好，總之，中國人同時經歷了「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考驗，也許正是上帝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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