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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格瓦拉死亡之謎/上海“三大亨”的結局/曾國藩方略/一生的寻寻觅觅
發佈時間: 11/14/2008 1:13:08 PM 被閲覽數: 13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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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sleeping —— 一生的寻寻觅觅

来源: 楚楚的天空08-11-12
     

**不知从何时开始,更不知到何时结束**

这首歌来自电影《惊情四百年》的故事:讲伯爵受命出征,就在获胜之时,却盛传他已经被打败杀死。他的妻子悲痛欲绝,投河自杀,班师回国的伯爵看到了妻子的尸体,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一生都为主而战,最终却遭到这种结局。于是他用长矛刺穿十字架上的耶稣,最终投靠了魔鬼,以鲜血作为生命,成为一个永生不死的吸血鬼。

演唱这首歌的乐队是来自德国,2000年才组建的Xandria.这个乐队据说被归类为现代歌特风格,就是那种形式华丽,但是充满了悲伤以及人类的阴郁感情的音乐,它可以深深地触及你的心灵,唱出你无法表达的心声。有人说听哥特音乐是“穿过骨头抚摸你”,大部分时候听此类作品会感到相当压抑。

这就是乐队成员,当中的女孩是曾主修古典音乐的主唱LISA:



Eversleeping是Xandria最具有标志性的歌曲之一,注意它美妙优雅,无与伦比的钢琴声,衬托出LISA深情的歌声:即使耗尽一生去追逐也在所不惜。

歌词:
once i travelled 7 seas to find mylove 我曾经旅行了7大洋寻找我的爱情
and once i sang 700 songs 我曾经唱过700首歌
well,maybe i still have to walk 7000 miles 好啊,也许我还要再走7000里
until i find the one that i belong 直到我找到我的归属

i will rest my head side by side我会和我的他在夜里肩并肩
to the one that stays in the night 把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小憩
i will lose my breath in my last words of sorrow 在最后的悲痛中我会泣不成声 i
and whatever comes will coom soon 无论将面对什么
dying i will pray to the moon 即使死去我也会向月亮祈祷
that there once will be a better tomorrow 明天会是更好的一天

once i crossed 7 rivers to find my love 我曾经跨越7条河去寻找我的爱情
and once,for 7 years,i forgot my name 7年中,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well,if i have to i will die 7 deaths just to lie in the arms of myeversleeping aim 好啊,如果必须的话,我会在我永远的臂弯中死7次

i dreamt last night that he came to me ,
he said:"my love,why do you cry?"



for now it won't be long any more until in my cold grave we will lie. 

**从下午一直听到现在,还是不想停,整个人变得有点恍惚。 突然很讨厌自己:太清楚想要些什么,也太清楚想要的东西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于是就让生活在不甘心,等待,最后还是无奈中煎熬。但即便这样,就算要远涉七重洋,跋涉七千里,唱尽七百首悲伤的歌直至终止了呼吸,只求能真实一次,也就无怨无悔了..

**Xandra这首歌凄切的感觉似曾相识,关于穷尽一生的寻寻觅觅,关于生生世世存在的永恒,冰冷但又永远不会落幕。但我深深知道:生活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Eversleeping **

 

悲情英雄:切-格瓦拉死亡之謎


2008/11/13 


1928年6月14日 埃內斯托﹒格瓦拉在阿根廷第三大城市羅薩里奧出生。他的父母都是阿根廷 的名門望族,條件優渥,而且觀念開放,深受民主思想熏陶。

格瓦拉若有所思,目光飄向看不見的遠方。牆上是何塞﹒馬蒂,格瓦拉喜歡的人物。

格瓦拉與他的孩子

1967年8月,切與他的戰友們遭受到了最艱難的一個月。他在日記中記述了這段難忘的日子:“對我來說,這是倒霉的一天。我們出發后爬上山頂時,我的頭暈了,從那時起,我就憑意志力走路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格瓦拉仍然不忘祝福這個年輕的印第安姑娘。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的5個孩子?他一直很忙,忙到無法為他們慶祝生日。

上級用密碼傳來命令:“一個俘虜也不留!”據普拉多分析,政府是害怕夜長夢多,出現第二個德布雷事件,被國際社會干預。由于命令不得向格瓦拉的頭和雙手開槍,因為這些部分要送給美方檢驗。于是,劊子手對著格瓦拉的肚子開了9槍。

圖片上的軍警正在一個死去的人面前擺布自己的勝利。就在玻利維亞軍事當局請來新聞記者后的址几個小時后,圖片上還可以看到的格瓦拉的雙手將被中央情報局的人切掉。更凶惡的建議來自剛迪亞將軍,他認為如果要向哈瓦那提交足以証明格瓦拉身份的証據只需將格瓦拉的頭切下來即可。這一提議被否定了。中情局的特務顯然認為只需要一根手指就足夠了。于是,格瓦拉的尸體在被屈辱地展示后,他的兩只手就被切了下來。之后內政部長阿格達斯便偷偷地設法將這兩只手和縮微膠卷一起到了古巴。這位部長的理由是自己被英雄所感動。他需要完成此事內心才會平復。

3月格瓦拉的軍隊完全被包圍,他的隊伍一共有48人,敵軍則有2000人。格瓦拉最好的戰士和朋友,陸續在戰斗中陣亡。(圖文選自《切﹒格瓦拉畫傳》,作家出版社出版,師永剛 詹涓編著。)

 

舊上海“三大亨”的結局:杜月笙客死香江

2008/11/07 

人民網 

  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是舉國皆知的舊上海“三大亨”,隨著世道變遷,“三大亨”終于走向了窮途末路。

  槍下斃命的張嘯林

  1937年10月下旬,戰局惡化,蔣介石度勢不敵,准備放棄上海。為防“三大亨”被日偽利用,蔣電告杜月笙,要杜與黃金榮、張嘯林離滬南去香港。



  杜月笙約見黃金榮、張嘯林,率先表示服從。黃金榮稱自己年逾古稀,體弱有病,去港島路途迢迢經不起顛簸,想留在上海,保証閉門不出,絕不為日本人做事。

  這正給了張嘯林獨霸上海灘的絕好機會。

  張嘯林公開投敵后,立即布置其門徒,軟硬兼施威逼各行各業與日本人“共存共榮”,大肆鎮壓抗日救亡活動,捕殺愛國志士﹔又以“新亞和平促進會”會長的名義,派人去外地為日軍收購糧食、棉花、煤炭、藥品,強行壓價甚至武裝劫奪……

  蔣介石指示軍統局長戴笠予以制裁。戴笠于是向潛伏在滬上的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發出了針對張嘯林的鋤奸令。

  陳恭澍動用內線,由張嘯林的保鏢林懷部執行之。

  1940年8月15日《申報》等滬上大小報紙,刊登了張嘯林的死訊:昨華格臬路血案,張嘯林遭槍殺,凶手即張保鏢,定16日下午3時在寓所入殮……

 客死香江的杜月笙

  抗戰后,杜月笙將目光定在了上海市市長的職位上。蔣介石既要利用他,又恨他難以駕馭,有心趁著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機,加以抑制,不讓他名正言順重新稱霸上海。蔣對內甚至明確訓示:對幫會的基本政策是取締。

  三大戰役結束,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反共20余年,可謂血債累累,所以不敢不走。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敗退台灣的蔣介石,曾派俞鴻鈞、洪蘭友等赴港游說,杜月笙都是以疾病纏身為由推拒。蔣介石于是采取了“神經戰”恐嚇他。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傳話給杜月笙:中共正欲與港英當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變大會上批斗,同時大陸特工潛入港島,如交涉不成時,就將他就地處決。

  杜月笙信以為真,因極度恐懼夜難成寢,日坐愁城,患了嚴重神經衰弱、心臟病。當年7月盛夏,他中風偏癱,這次他拒絕進醫院治療,8月10日以后,杜月笙進入昏睡狀態,水米不進,16日下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終老滬上的黃金榮

  三大戰役落幕,黃金榮決意留在上海不走,是心中有底吃了定心丸。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首任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屠殺共產黨人的具體指揮者,與黃金榮屬一丘之貉。抗戰期間,楊虎失寵,對蔣介石心懷不滿,經周恩來啟發開導,轉化成了反蔣民主人士,抗戰后寓居滬上,與上海地下黨保持著密切聯系。中共上海局委托楊轉達黃金榮:只要不死心塌地跟著反動派,可既往不咎,不予捕辦,保証人身自由。



  黃金榮相信了共產黨的承諾,篤悠悠照過逍遙生活,又訓示徒子徒孫收劍行跡,改惡從善。

  他雖不再像解放前那樣逍遙作樂,但也還是過著吃好穿好住好的老板生活。只是畢竟已是耄耋之年,與以前相比落差太大心情不暢﹔加之家門不幸,媳婦李志清卷了一大筆款資去了香港,終于支撐不住病倒了,于1953年6月22日去世。這年他86歲。臨終前他斷斷續續地說:“我的一生都風掃落葉去了!”

 

曾國藩方略: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推崇的治軍之法


2008/11/12 


新華網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推崇的治軍之法──曾國藩的治軍方略

  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統帥們,在戰爭的實踐中所形成的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治軍之本的軍事思想,對晚清及以后的軍事活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 以忠君衛道作為建軍宗旨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思想,特別是程、朱理學的說教。他推崇封建禮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衛封建禮教作為他的建軍宗旨。

  曾國藩的整個治軍方略,都貫穿著他所堅持的封建倫理綱常。他在組建湘軍時,其捍衛封建禮教的建軍宗旨,就在他出師衡州時發布的《討粵匪檄》一文中表達得異常明確。曾國藩十分了解中國士大夫乃至一般民眾的特殊文化心態,針對太平天國獨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維護名教,他說“自唐虞三代以來,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軍之所為,“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吾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他以此來號召那些受封建禮教熏染的士大夫們或從軍,或參戰,或出錢出力,支助湘軍,“以衛吾道”。曾國藩的動員令,確實起到了顯著的效果。一時間那些受封建傳統觀念熏陶的學人士子、農夫山民,自覺或不自覺地匯集在曾國藩的旗幟下,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馬前卒。

  他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一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一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准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祕者,與之共謀。”又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一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一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朴實壯健,有利于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于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一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

  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于曾國藩一人。其后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并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2. 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絕對服從于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后制敵。”

  戚繼光說過,練兵必從軍禮訓練入手,“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為始”。曾國藩十分信服這一原則,他在日記中寫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因此,他明確指出:“帶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很明顯,曾國藩治軍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禮”思想貫穿于官兵的頭腦之中,把封建倫理觀念和尊卑等級觀念融合在一起,將軍法、軍規與家法、家規結合起來,用父子、兄弟、師生的關系彌補軍中上下尊卑等級關系的不足,來減少軍中官兵之間的摩擦和抵觸情緒。他說,軍訓之義有二: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營規是指點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規是指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若營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這樣,士兵也就會像子弟對父兄那樣忠義孝敬。對將帥的選拔和培養,曾國藩更是極力用仁禮忠信去進行訓導,使之成為忠將和良將,以無負君父、國家之望。曾國藩還強調,軍營主要是靠將帥的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以影響兵勇的言行。



  曾國藩還提倡“獨仗‘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他要求對軍隊進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長”。士兵不尊重長官,下級不服從上級,這便是不忠的表現。“信”是處理協調同級關系的准則,曾國藩說,“信以施于同列”,就是要求將帥之間、兵勇之間能夠相互信賴,遵守信用,彼此團結,同舟共濟。他把“誠”與“信”相聯系,還說“誠便是忠信”,“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朮”。

  作為將帥的行為准則,曾國藩提出了“勤恕廉明”四字,即“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鑑于湘軍中普遍存在的驕矜之氣,他對諸將帥還以“謹慎”二字相勉。他諄諄告誡部屬,務必守個“謙”字“慎”字,戒驕戒惰,從而避免打敗仗,招災禍。另外,曾國藩又強調了傳統的“愛民”說,要求將帥對兵勇以“仁禮”相待的同時,還要求軍隊對百姓以“仁禮”相待。他聲稱,“官不愛民,余所痛恨”,“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從曾國藩治軍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准則在湘軍中的實行,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3. 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作為戰爭指導原則

  曾國藩所統帥的湘軍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其指導戰爭的思想核心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慎戰”是其基本作戰方針,“以主待客,以靜制動”,在戰略上取攻勢,在戰朮上取守勢,是其戰略戰朮的表現方式。

  從湘軍和太平軍當時雙方力量的對比來看,湘軍的數量長期不如太平軍,雙方所用武器基本處在同一水平上。出于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在戰略上必須采取攻勢,由此曾國藩確定了沿長江進軍直下金陵的路線。又慮于太平軍數量多,并占據了武漢、安慶、金陵等要地,其主力又長于運動戰,所以曾國藩認為,湘軍想攻取戰略要地,在戰朮上必須深溝厚壘,以主待客,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穩扎穩打。他要求湘軍在包圍堅城后,不應急攻,而應先筑起圍城堅壘,一方面耗盡守城軍隊的糧食,另一方面又以此吸引援軍解圍攻堅,使其“如飛蛾之扑燭,多扑几次,受創愈甚”。待敵消耗殆盡、疲憊不堪之時,再與之戰,如此就能“成功愈易”。這就被稱作“結硬寨打呆戰”的作戰方法。



  根據曾國藩“以主待客”、“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湘軍取得了一些列圍城攻堅的勝利。1856年12月攻占武漢,隨之占領鄂東各州、縣,實現了保上游、爭要地的首要一著。1854年末開始進攻九江,直至1858年春城中糧盡,守軍飢餓不能力戰而外援又不能至時,才以地道炸開城牆將其攻克。曾國荃于1860年率軍圍安慶,太平軍多次施“圍魏救趙”之計以解安慶圍,曾國藩力主“不必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后壕”。湘軍在安慶城外筑起了前后兩道深壕厚壘,對太平軍的守軍和援軍都不出戰,圍困安慶長達十多個月之久,于1861年9月攻下安慶。在攻克金陵的最后一戰役中,湘軍仍是采取“結硬寨打呆戰”之法。1862年5月,曾國荃率湘軍前鋒2萬人進抵金陵城下。曾國藩考慮到太平軍下游的主力尚完整未損,遂指示曾國荃“以堅守堅扎為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并要求在整體上實行攻防結合,防中有攻的原則,在兵力部署上分出攻防兩支力量,“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能保常新之氣”。所謂“活兵”,是指輕兵進剿的游擊之師,以對付太平軍的援軍并掃清金陵外圍﹔所謂“呆兵”,則指重兵堅守合圍金陵的圍城之師,專以圍困金陵。為防止懈怠,攻防各營經常相互輪換,使部隊士氣能得以維持。金陵圍困長達兩年之久,直到李鴻章、左宗棠所部在蘇南、浙江戰場節節勝利之后,曾國荃所部的兵力日漸增多實現了全面合圍,金陵城內已糧絕力盡,終于在1864年7月19日攻占金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戰略方針得以全部實現。

 4. 曾國藩治軍方略的歷史影響

  曾國藩作為晚清統治集團的重心人物,他所組建的湘軍歷經十余載的南征北戰,終將曾占據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血腥鎮壓下去,為延長清王朝半個多世紀的壽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并贏得了“中興名臣”的顯赫名聲,其在近代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縱觀曾國藩的治軍思想,其內容主要圍繞著維護封建禮教和鎮壓農民起義,以儒家學說作為建軍和治軍之本,選將用人提倡“忠義血性”,治軍倡導“仁禮忠信”和“以誠為本”,對將領要求“勤恕廉明”,以及創造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一套戰爭指導原則。作為地主階級的改革派和洋務派,他的有關軍事改革思想及實踐,是有清一代所未有的,打破了清王朝在軍事制度上的僵死局面,使腐朽的八旗、綠營制度壽終正寢,并開啟了洋務運動之先河,使傳統軍事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毫無疑問,這對近代中國軍事思想的進步發展是起了積極地推動作用的。



  曾國藩實行的一系列軍制改革,如兵員自募,權歸主將,軍餉自籌,官職私相授受,軍隊自樹一幟,不受朝廷控制等。這種歷史影響,其一方面的表現是:新組建的湘、淮軍戰斗力大大提高,不僅強于八旗、綠營,也強于各地的農民武裝,這就使得湘、淮軍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得力工具。以此為契機,清朝進行了全面的軍制改革,湘軍之后清王朝的主要軍隊──“防軍”和“練軍”便是受湘軍制度的影響而興建起來的。所謂“防軍”,就是在太平天國時期各省募集的勇營,也包括裁撤之余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以及其他各省所募練的武裝。這些武裝大都駐扎在各省險要地區,防守要隘,故稱“防軍”。其制度完全一襲湘軍舊制。“練軍”實際上是借鑑湘軍制度對綠營兵進行改造而產生的一種軍隊,也是湘軍制度的衍生物。如直隸練軍,本身就是劉長佑和曾國藩所編練的。自湘軍興起至甲午戰后新式陸軍的編練,湘軍軍制影響了清代軍事制度整整40年,可見其影響之深遠。但這種影響的另一方面也同時表現在:湘、淮軍雖暫時挽救了清王朝行將滅亡的命運,卻也由此動搖了清王朝中央集權的軍事基礎,使軍權和政治實權從滿清皇室貴族手中逐漸轉移到漢族的督撫大員手中,從而導致了近代軍閥制度的產生和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人們把曾國藩和湘軍視為近代軍閥的淵源,也是不無道理的。如果說,此前者是曾國藩本著“勤王衛道”的目的和維護封建統治的愿望出發,收到了預想的效果的話﹔那么,此后者則是清王朝所始料未及,也是與曾國藩本人的愿望大相徑庭的。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几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后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后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贊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一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連毛澤東這樣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早年時也曾有“近人之中,獨服曾文正”的話語,可見對其影響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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