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中國不斷與國際接軌，摸索出一條中國式反腐之路

　　剛剛過去的10月，中國官場刮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肅貪風暴︰文化部黨組書記于幼軍被免職；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朱志剛、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國土資源部辦公廳主任呂國友被“雙規”。其中，黃松有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因涉嫌貪腐被查處的最高級別司法官員。

　　十年前的11月21日，中共中央頒布實施《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十年間，高官落馬無數，但像頭餃這麼高的官員、這麼密集地落馬還是第一次。

　　非常十月

　　于幼軍的被免職沒有任何先兆。10月12日，第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在會議公報的最後一段提到︰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于幼軍同志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于幼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確認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給予其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現年55歲的于幼軍擁有哲學博士學位。他聲名鵲起于2003年深圳市長期間。那年1月19日，他與一位在網上發表1.8萬字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普通市民公開會面，就深圳的未來進行了一次“圓桌對話”，轟動全國。此後，于幼軍一路平步青雲，先是擔任湖南省副省長，隨後又擔任山西省省長，去年10月被調到北京，在十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今年初調任文化部任副部長兼黨組書記。

　　沒想到不到一年即東窗事發。香港《大公報》報道稱，有消息透露，于幼軍擔任深圳市市長期間利用職權影響力，在市政府招標工程中令其親友所屬香港公司中標而獲取巨額利潤，嚴重違反了黨紀、政紀。朱志剛和黃松有被“雙規”也與經濟問題有關。10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同時免去了他們的職務。根據媒體報道，朱志剛“雙規”與其親屬以低價購買房產有關，據悉，涉案事件在他剛擔任財政部副部長期間發生。 黃松有被懷疑涉及其潮汕同鄉、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原局長楊賢才的貪污舞弊案，涉案金額高達4億元。

　　“這兩起懷疑腐敗案顯示出當前官員腐敗的一些新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財政部都是中央權力要害部門，這些部門發生腐敗問題，危害必然更加嚴重，影響必然更為惡劣。”香港《東方日報》評論說。

　　從陳希同到陳良宇

　　如果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貪污，危害就更加嚴重。199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貪污、玩忽職守案作出終審裁定︰有期徒刑16年。陳希同因此成為建國以來因經濟犯罪而受到法律懲處的黨政職務最高的干部。

　　當天出版的《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文章稱︰“今後，如果有什麼人還心存‘刑不上大夫’的僥幸，置黨紀國法于不顧，恣意妄為，那就難免重蹈陳希同的覆轍。”此時身為上海市委副書記的陳良宇似乎並不在意這段中共中央機關報上的警語，事後證明，這個時候的陳良宇已經腐化。最終，2008年4月11日，這位原上海市委書記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成為陳希同之後第二位因腐敗犯罪被司法審判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細心的人發現，跟陳希同案在本地審理不同，陳良宇案是在天津審理的。高官腐敗案件異地審判是十年肅貪過程中一個突出的變化。異地審判最早從遼寧“慕馬案”開始。2001年10月，“慕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員被“雙規”，62人移送司法機關。根據最高法院指定，江甦省南京市、宿遷市和遼寧省撫順市、大連市、錦州市、營口市、丹東市等7個中級法院同時進行了審理。

　　據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透露，中紀委在查辦“慕馬案”時，發現關系網干擾辦案，就開始實行異地辦案、異地審判。“由于地方權力錯綜復雜，而司法機關受制于地方黨、政和人大︰黨管干部，政府管預算，人大管選舉、任命和監督。所以，異地審判主要是排除權力干擾，排除社會人際關系網干擾，是反腐敗斗爭形勢發展的要求。”任建明說。

　　從那之後，90%以上的高官腐敗案件開始實行異地審判。與前十年相比，這十年來，落馬官員級別要高很多。不僅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杰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有像國土資源部長田鳳山這樣的國家部委正部級干部，亦有像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這樣的省正部級干部。據統計，從1998年至今，正部級干部腐敗超過10人，副部級、副省級干部腐敗超過60人。

　　國際合作打擊內外貪官

　　肅貪風聲越來越緊，貪官們也在想著各種應對之策，卷款外逃成為他們其中一個重要的選擇。

　　2001年10月12日，中國銀行的聯行清算系統反應出了4.83億美元的虧空。10月15日，時任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財會處處長的許超凡突然失蹤，同時失蹤的還有兩名支行長余振東和許國俊。 後來查明，三人已卷款潛逃至加拿大境內。截至2003年，中國有4000名貪官外逃，攜帶贓款總額超過50億元，其中與中國尚未簽訂引渡條約的美國和加拿大是他們的逃亡天堂。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開拓各種渠道收緊緝拿外逃貪官的天網。200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這意味著在國際公約的保障下，中國政府對潛逃國外的腐敗分子和恐怖分子以及販毒、洗錢等跨國犯罪實施更有效的打擊。“這些年，中國跟國際上的反洗錢合作力度越來越大，所以貪官們轉錢比過去要難很多。 ”中央編譯局反腐專家何增科說。

　　2004年，余振東從美國被遣返回國。然而不到一年，中國銀行中行黑龍江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屬下的分理處主任高山，卻卷走6億元人民幣舉家潛逃加拿大。可見，反腐已經不僅僅是一場“國內戰爭”。一方面，中國不斷與西方國家簽訂引渡條約為引渡貪官回國開路，另一方面，中國也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力圖消滅腐敗的根源。“中國提出建立懲治預防腐敗體系，很大程度上受‘透明國際’(一家位于柏林的民間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的啟發。這個體系提出全社會都要有廉潔的意識，反腐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法制、提高民眾生活水平。這在中國的懲治預防腐敗體系中得到很好的體現。”何增科說。與此同時，中國在反腐斗爭中的許多新經驗也被介紹到國際反腐敗運動中去，例如中國的“建築有形市場”、“黑名單制度”等。

　　新加坡“重典重賞”的啟示

　　這些年來，中國 在腐敗制度建設上進步顯著。今年6月，中共中央也對外發布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此前的2005年，中共中央發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中央在構建比較完整的反腐倡廉的制度體系方面化了很大功夫，在制度建設方面更系統、更有前瞻性和針對性。”何增科說。

　　在何增科看來， 最大的變化是對黨員的廉政教育從過去的周期運動式走向長期化定期化。此外， 權力監督也有很大改進。“除了強調專門機構反腐之外，社會力量在反腐過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公民舉報、媒體監督在反腐中越來越重要。另外也不斷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公開性，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政務公開這些年來越做越好。”

　　為了更多地跟上國際形式，中央和地方政府還經常組織考察團走出國門“取經”，新加坡是考察團去的最多的國家。“中國通過的《公務員法》，加強對公務員行為約束，在一定就是借鑒了新加坡的經驗。”何增科說︰“新加坡反腐的最大特點是編織了一個嚴密的法網，重罰和重賞相結合，這很值得中國學習。” 新加坡現行的《反貪污法》共35條，規定了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如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副部級)接受了印尼商人贈送的7張機票，攜帶家人旅游。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4年。而釜底抽薪式的重罰重賞讓公務員沒有貪污的動機。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一個公務員每月可獲得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據統計，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55歲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萬至90萬新元，相當于人民幣400萬至45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沒有貪污腐敗和違法行為，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居樂業。

　　新加坡法律規定，公務員要遵守財產申報制度，每年申報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產、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在這一點上，中國正逐步向新加坡跟進。從明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區將在全國試行這一類似的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並承諾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下一步反腐關鍵靠政改

　　隨著這十年來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經濟領域的腐敗犯罪正在逐漸消退。“在上世紀80年代早期，當時的經濟犯罪主要是倒賣耐用消費品，比如電視。到了80年代後期，是消費資源轉成生產資料，比如鋼材和水泥。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主要倒賣土地，但現在在逐步減少。”何增科說。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一把手犯罪、司法腐敗、用人腐敗、下級賄賂上級卻日益猖獗，這些犯罪往往跟經濟犯罪交織在一起，是中國反腐面臨的新問題。“黨政領導體制改革、中央與地方關系體制的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落後，實際上已經是導致政治領域腐敗日益嚴重的重要原因。政治體制的改革越來越緊迫。”

　　何增科建議，市場化改革要進一步推進，能夠由市場配置的資源就由市場配置，政府掌握資源越多，腐敗越多。假如由政府分配的資源，政府一定要在公開公正透明的情況下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