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莉盧耶娃(資料圖) 1.“我永遠都不會回到俄羅斯”
顯然,與斯韋特蘭娜交談需要有足夠的忍耐力。這位年邁的老人仍然性情多變,她時而生氣,時而暴怒,時而笑,時而哭……而且常常語出驚人。
面對來自俄羅斯的電視台記者,斯韋特蘭娜開門見山︰“您很幸運,我同意開口了。我一般不接受采訪,記者們總喜歡添油加醋,亂貼標簽,我不喜歡。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為您叫我斯韋特蘭娜,另外,您很年輕。”
采訪伊始,斯韋特蘭娜便聲明她只講英語。但是談話中間,她常常從一種語言跳到另一種語言。
斯韋特蘭娜說︰“我擁有美國公民護照已經30年了。我不想講俄語。我一直憎恨俄羅斯,甦聯時期的俄羅斯。無論怎樣,我永遠都不會回到俄羅斯。我已經不是俄羅斯人。”
2.“母親曾想與父親離婚”
斯韋特蘭娜生于1926年,其生母娜杰日達‧阿莉盧耶娃于1932年自殺,對其真實死因,歷史學家們至今眾說紛紜。
“我的母親並非俄羅斯族人。她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則有一半茨岡人(即羅姆人,為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世界的流浪民族。俄羅斯人稱他們為茨岡人,英國人稱他們為吉卜賽人,法國人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西班牙人稱他們為弗拉明戈人)的血統。所以,她天性既多愁善感,又聰穎過人。她吞槍自殺後,父親認為這是對他的背叛。她生前不幸福嗎?完全不能這樣說。關于她不幸福的說法都是一派胡言。她能夠擁有想要的一切。父親可以給予她一切。房子里人也多,有家庭教師、保姆……她當時已開始就讀于工業學院,準備一年後與父親離婚。這些盡人皆知!她想畢業後就去工作。她是個女權主義者,一心想著找工作、離婚。”
記者︰“為什麼?”
斯韋特蘭娜︰“她想獨立自主地生活。當時所有的婦女都希望獨立。早期俄羅斯女權運動就是這樣的。”
母親死後,斯韋特蘭娜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兒——父親斯大林工作繁忙,很少與孩子們見面。
“我不知道任何機密。我的父親是個聰明人,從不將家人牽連進國家事務。即便在母親自殺後也是這樣。他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背叛者。”
記者︰“他認為,是她背叛了他?”
斯韋特蘭娜︰“當然。”
3.因為愛,男友遭牢獄之災
斯韋特蘭娜外語學的是英語,而且學得非常好。她正是從境外報紙上才得知母親的死因——按照當時官方的說法,是死于急性闌尾炎。二戰期間,為安全起見,她被送至古比雪夫(現在的薩馬拉市)。她在那里開始了初戀,對方是個導演兼編劇,名叫阿列克謝‧卡普列爾,比她大20歲。
“他是個著名的俄羅斯電影制片人和編劇,家喻戶曉,”斯韋特蘭娜說,“當時他在全甦國立電影學院執教,拍攝過多部革命題材電影。他遠非我的最終歸屬,我們只是好朋友。在當時的俄羅斯,還沒有婚前性行為的概念。我們一起看電影,看戲,逛畫廊……”
花前月下的日子沒持續多久,阿列克謝去了前線,從戰地發回許多新聞報道。有一家報紙刊登了一封“來自斯大林格勒的中尉信函”,信中卡普列爾公開對斯韋特蘭娜示愛。克里姆林宮很快知曉了這件事,阿列克謝被以英國間諜的罪名流放,後被送往集中營勞教。這樣,斯韋特蘭娜的初戀就在父親的粗暴干涉下“告終”了。她也因此開始憎恨“獨斷專行”的斯大林。
斯大林共有3個孩子。斯韋特蘭娜說︰“大哥雅科夫二戰期間被俘犧牲。二哥瓦西里比我大5歲,非常害怕父親,父親在場時,甚至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我是惟一正常的孩子……”
斯韋特蘭娜的學業也遭到了父親的“干涉”,她上大學時本想報考文學系,但後來卻進了歷史系。
“是父親讓我改系的。當我告訴他想上文學系時,他質問說︰‘文學?作家?流浪文人?’然後便要求我轉到歷史系。我那年17歲,那個年齡段的人沒人喜歡歷史……更何況,大學畢業後會被分配去當歷史老師,我討厭當老師!”
4.“他想讓我生10個孩子”
1944年春,18歲的斯韋特蘭娜與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學生莫羅佐夫(猶太人)結婚,並于第二年生了一個男孩,取名約瑟夫。約瑟夫現居莫斯科,是治療心髒病的專家。他很樂意講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的回憶。他已經多年沒有與母親聯系了。據斯韋特蘭娜稱,那場婚姻斯大林並不贊成,很快就走到了盡頭。
斯韋特蘭娜說︰“我想讀完大學。但是丈夫卻想讓我給他生10個孩子。他甚至從未考慮采取避孕措施!我做了4次墮胎,還有一次早產經歷。我因此疾病纏身,後來便和他離婚了。”
“我的第二任丈夫是日丹諾夫(當時甦共中央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之子)。因為是父親的選擇,我們便很快結婚了,婚前甚至沒有約會過。當時父親年事已高,我不能總是違背他的旨意。
“我只知道,自己對這起婚事很不情願,在葉卡捷琳娜出生後不久,便與他離婚了。父親對此極其不滿,不過在此之前他已經明白,我總是做那些他不喜歡的事。”
斯韋特蘭娜與日丹諾夫生下的女兒葉卡捷琳娜‧日丹諾娃現在生活在堪察加半島,不過她拒絕就自己的父母發表任何評論。
5.“叛離”甦聯成大新聞
斯大林死後,斯韋特蘭娜家里所有與斯大林有關的私人物件都被收走,包括各類文件材料,只有部分返回了復印件。斯韋特蘭娜正是在那時將自己的姓“斯大林娜”改成了“阿莉盧耶娜”(隨母親的姓)。但是當時的甦聯政府對她很好,曾與她同學的赫魯曉夫對她尤其好。
20世紀60年代初,斯韋特蘭娜再次結婚,丈夫是來莫斯科工作、治病的印度共產黨員勃拉哲士‧辛格,後者很快就去世了。斯韋特蘭娜以護送丈夫骨灰回故土安葬的名義前往印度。在印度時她就住在辛格的家鄉,3個月後她決定前往美國駐印度大使館,要求移居美國……
斯韋特蘭娜說︰“60年代時已經有不少人叛離甦聯,我決定效仿他們。當時美國駐德里大使館距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斯大林之女“叛離”甦聯!這在當時可是震驚全球的大新聞!甦聯政府為平息事態,只由塔斯社發布了一條消息,稱斯韋特蘭娜已獲得印度簽證,她有權在境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不過斯韋特蘭娜並未馬上獲準赴美,她先是從印度前往瑞士,在那里待了一段時間後才輾轉到達美國。俄羅斯國內有人指責說,她無情地拋棄了自己的孩子。
對此,斯韋特蘭娜辯解︰“我兒子當時已婚,女兒也已經17歲,上大學了。他們不是襁褓中的嬰兒。他們已經成人。在美國,這麼大的孩子已開始獨立生活,母親在他們的生活中已不再扮演關鍵角色。”
斯韋特蘭娜在美國再次出嫁,丈夫彼得斯是位建築商人,兩人育有一女奧爾嘉。奧爾嘉現居住在一個美國小鎮,在商店當售貨員。她與母親也沒什麼來往……
斯韋特蘭娜回憶︰“我們一見鐘情。但是,彼得斯對他的姐姐言听計從。後者以為,我應該擁有父親留下的數百萬遺產。當她發現並非如此時,便想盡招數,將我們拆散。當時我身邊沒什麼錢,便帶著奧爾嘉前往倫敦……”
6.“這和斯大林有何關系?”
孤女寡母在倫敦生活得頗為不易。因為缺錢,斯韋特蘭娜不時會給在俄羅斯的孩子們寫信,信中附上自己的電話號碼和最新聯系地址。但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一次,兒子約瑟夫終于收到了母親寄來的一封標有電話號碼的明信片,便打電話找到了斯韋特蘭娜……事後約瑟夫承認,這一切可能是甦聯當局暗中安排的。要知道,當時正值冷戰,一下子就把電話打到倫敦幾乎是不可能的。在接到兒子的電話後,斯韋特蘭娜決定攜女兒返回俄羅斯。
“我回國是因為女兒。當時我們的錢花完了,而甦聯的教育是免費的。”
斯韋特蘭娜歸國後,政府給她配發了住房、專車、退休金,當然,也派人對其進行嚴密監視。
“我一回來,美國護照就被收走了,”斯韋特蘭娜說,“開始指示我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我們周圍都是一幫白痴,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戈爾巴喬夫當時還沒有出現……”斯韋特蘭娜回國是在1984年底,而親西方的戈爾巴喬夫出任甦共總書記是在1985年5月。
斯韋特蘭娜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日子後,又從格魯吉亞輾轉去了美國……此後徹底與甦聯一刀兩斷……她再沒與在俄羅斯的孩子們聯系過,很快女兒奧爾嘉也離她而去。斯韋特蘭娜最終落得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苦度晚年。
采訪當中,紀錄片攝制人員曾打開俄《共青團真理報》的網站,向斯韋特蘭娜展示其孫女薇卡的照片。這位孤獨的老人很快就勃然大怒︰“又寫什麼‘斯大林的女兒’!這和斯大林有何關系?!”很顯然,仇恨之火至今未在這個女人的心中熄滅,對于自己的父親,她仍然耿耿于懷。
為逃避通緝
賀龍兒女隱姓埋名海上逃亡40天(圖)
新聞午報
在多數人心中,共和國元帥賀龍是一位傳奇人物,是一位“百戰沙場驅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閑”的風度︰他兩把菜刀鬧革命,讓敵人聞風喪膽;他喜歡體育,著迷芭蕾,愛看京劇、川劇,充滿生活情趣……在賀龍的子女中,有一個女兒簡直就是“賀龍的翻版”,她就是賀曉明。因為父親,她的命運身不由己,經歷了很多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事情。 埋怨父親的“話柄” 1942年,46歲的賀龍已是西北軍區赫赫有名的司令員。那一年,他與26歲的薛明結婚,這是賀龍的第三次婚姻。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27年的生活,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再到十年動亂。他們一共生有三個孩子︰兒子賀鵬飛和兩個女兒賀曉明、賀黎明。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孩子,是賀龍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賀捷生。 薛明對賀龍一直體貼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帶著薛明住在晉綏軍區司令部。由于戰事緊張,賀龍幾乎每天都忙得通宵達旦,薛明從不去打擾。 一天清晨,剛剛五點鐘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劇烈疼痛起來,她意識到,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了。為了不影響賀龍工作,薛明悄悄叫來接生員,她硬是緊咬著嘴唇,一聲沒出,安靜異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賀龍,絲毫沒有察覺。等到熬了一個通宵的他推門進來,才發現妻子身邊多了個娃。 賀龍愣住了︰“這是誰?”虛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剛剛生的,女兒。”薛明的平靜,讓賀龍感慨萬分,“你可真行!”就這樣,為了紀念妻子的堅強,賀龍取妻子的“明”字,給生在黎明的女兒起名賀曉明。 這段經歷,也成為賀曉明日後“埋怨”父親的一個“話柄”。不過,埋怨歸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親喜歡孩子是出了名的。長征時期,不少紅軍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老鄉家,而父親卻帶著年幼的姐姐賀捷生,走完了長征。在賀曉明的記憶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個挨過打的孩子。“那時我6歲,因為淘氣被心情不佳的父親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就這麼一次。父親氣消後,意識到冤枉了我,決定去北京開會時破例帶上我,去見毛主席!”賀曉明永遠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們“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等賀曉明參觀過天安門,坐過有軌電車後,她被父親帶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會客廳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我緊張極了,不敢放開父親的手,只是緊緊盯著主席,小聲說了句︰‘毛主席,您好’。”賀曉明清楚地記得︰“主席笑著立起身說,你們家是‘一排明’吧?(因為媽媽叫薛明,我叫曉明,妹妹叫黎明),然後將我抱到屋中間,從桌上的一個小罐里抓出幾顆糖遞給我。”整個過程,賀曉明愣愣地,忘了說話。前後不過幾分鐘的見面,至今仍被她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珍寶。 1954年11月,隨著賀龍調任北京,賀曉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來。 隱姓埋名當“水手”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事情,偉人的兒女也不例外。在賀曉明幼時的記憶中,最怕的就是父親那如鋼針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臉上刺痛。但後來賀曉明才體會到,“那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憑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們要造賀龍的反!”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賀龍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總理派人將賀龍夫婦安置在了京郊山區一處僻靜的院落內,與世隔絕。 然而,林彪一伙並未罷休。不久,林彪得知,71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幫”對賀龍進行了更凶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45天斷絕該處的水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硬是拿著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著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燒壞了。在那困難的日子里,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里竟然結了一層網…… 在父親被“打倒”後,正在清華就讀的哥哥賀鵬飛也成了通緝的對象,而此時,賀曉明剛剛考入北京大學。鑒于當時形勢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將身體虛弱的妹妹賀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養。之後,他們連夜喬裝打扮,騎自行車逃離北京城。 “就這樣一路躲著、騎著,我們兄妹倆終于逃到了天津塘沽。”從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運輸船上,多了一對名為“吳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學。“這是我們給自己起的化名,借著大串聯的機會,我們上了運輸船。”賀曉明回憶說,船上的大部分工種她都做過︰在航海圖上標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機艙里給船加油;在食堂給水手做飯;每天清晨,她都要挨個去踢船員們的臥室門,然後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叫他們起床。 賀曉明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從塘沽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個日夜。暫時安定的生活,並沒有減輕賀曉明對父母親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當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會小心翼翼地走進郵電局的長途電話格子間,和妹妹取得聯系。之後不久,被關在京郊的賀龍夫婦收到了小女兒賀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隱姓埋名在海船上參加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對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聯系的賀龍夫婦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他們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們都還安然無恙!之後,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學校終于解除了對兄妹二人的追捕,他們這才重新回到了大學校園。 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我們接到通知趕往301醫院後,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體什麼時候火化,沒有告訴我們;火化後,骨灰放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回憶起那段痛苦萬分的經歷,賀曉明停頓了片刻,然後平靜地說道︰“那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年代……回頭來看,也挺好,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挺過忐忑的“文革”十年 作為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的命運總是和父親的工作、政治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 1970年賀曉明大學畢業,因為身份特殊,分配工作時她既不能挑、也不能爭,只能眼巴巴看著好單位都被人挑走。她背著簡單的行李,只身到貴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發員。“當時的縣委書記說,‘你從北京來這里,就算到了最底層了,我們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後來,賀曉明發現了其中的“玄機”︰每當她想請假回北京探親時,給她批假的並不是自己的直屬上級教育局,而是武裝部。她這才明白,自己當初之所以被留在這里而沒有“繼續下放”,還因為自己是“被監管的對象”。 和賀曉明一樣,賀家的另外3個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大姐賀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勞動“改造”,丈夫與其離婚,帶著女兒一走了之;大哥賀鵬飛患重病卻無法就醫,靠著陳毅的仗義才被送進醫院,撿回了一條命。可還沒等到痊愈,又被以“企圖外逃”的罪名和妹妹黎明一起送進了少年管教所。審訊半年後,賀鵬飛在那里又患上了心髒病;妹妹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後,被下放到陝北“插隊落戶”。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傷病…… “那十年,我們過得非常忐忑。那時的磨難,在每個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賀曉明強忍著淚說︰“今天我還在網上查到一個非常龐大的‘文革’期間自殺者名單。那個時候,大家過得真難,可我們堅持下來了,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跳樓了,要跳河了’。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響有關吧。” 賀曉明還記得,小時候父親教他們兄妹游泳,第一課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誰要是害怕、猶豫,就會被父親直接推到水里,父親一直在旁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許就是這種磨煉讓他們兄妹都具備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時,我心中就剩下一個信念︰打吧!罵吧!只要你們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著你林彪怎麼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頭!”這麼多年,賀曉明說自己就是憑著這樣一個信念才活了下來。 “人能活下來,不是件很復雜的事。”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後來的一幕︰1971年,當林彪去世的消息通過電波傳來,賀曉明對著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爺啊!謝謝你!” 難忘“體委主任” 1977年“文革”結束後,賀家人的生活終于恢復了平靜,賀家子女也開始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自由人生。 “不知道為什麼,雖然父親在建國後當過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還主持過許多別的工作。但在許多人心目中,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體委主任’這一項。” 賀龍剛當體委主任的時候,中國毫無疑問還是個體育弱國。1953年3月,組建不到半年的中國乒乓球隊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屆世乒賽,這是中國乒乓球隊在世乒賽上的首次亮相。賀曉明還記得,那次的比賽中,男女團體均列小組第四,單打比賽更是無一人闖過第三*,“成績讓人憋屈”。回國後,身為體委主任的賀龍下達了“苦練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賀曉明的家,那時簡直就成了體委的會議室。“榮叔叔(榮高棠,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來我家,一邊吃飯一邊和父親商定具體的戰術安排、團體賽的出場名單、順序等等。”因此,賀曉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機會接觸體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對體育的熱愛。 1961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乒乓球大獲全勝,男女兩隊一口氣拿下了男團、男單、女單3枚金牌。“這是壓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興啊!那時候我可是絕對的‘粉絲’!”賀曉明記憶猶新,“父親剛參加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體慶功宴,回來後就撥通了華僑飯店的電話,然後把話筒遞給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賀榮伯伯他們今天取得了勝利!’” 接到賀龍女兒的電話,國家隊的隊員們激動萬分。第二天,大家將莊則棟奪冠的球桌送進了賀家。“那個台子太有紀念意義了,是能進博物館的!”打那以後,這張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賀家兄妹身邊,直至“文革”。只要有時間,賀龍總喜歡和兒女們切磋一局。 賀曉明最得意的是,她在這張球台上還以3︰0的大比分,戰勝了印尼體育部長的女兒。 2006年,退休後的賀曉明本著“不搞競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冊了“賀龍體育基金會”,並決定“主要做全民運動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為紀念賀龍誕辰111周年,基金會還在湖南桑植舉辦了一場徒步越野邀請賽,起點是賀龍的老家洪家關,終點是芭茅溪鹽局——當年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標準特低” 賀龍有著豐富的個人特質,關向應同志曾向美國記者描述︰“賀龍非常坦率和英勇,做決定迅速而明確,有著巨大的自信;作為個人,他幾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愛抽香煙,講起故事來聲情並茂。” 賀曉明也是爽朗健談。談話中,她的臉上一直掛著賀家標志性的笑容。她說︰“經歷是一筆財富,這個財富的獲得很辛酸,很不易。不過現在,我該回歸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沒做呢!” 如今,賀曉明和已90多歲的母親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東直門附近的一個小院里。賀曉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憶說,“哥哥在世時,我們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來,我總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佷女沏的熱茶。”如今,賀曉明和妹妹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盡可能不同時出差;晚上有應酬也要盡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飯。“母親年齡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兒女們多說說話,總不能讓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誰都不說話,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種幸福。”經歷過“文革”後的破鏡重圓,賀曉明將家庭看得格外得重。 賀曉明給自己下了個定義︰“我是標準的共和國第二代,腦子里裝著父輩第一代的思維程序,但還是要和第三代‘80後’、‘90後’接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現代生活帶來的樂趣︰刷卡消費、網上購物甚至舉行party。“我現在最想找一些‘90後’的孩子對話,我需要補充新鮮思想啊。” 從大風大浪中走過來的賀曉明,對生活有了另一層的感悟︰“什麼叫幸福?我幸福的標準特低,渴的時候有杯水,困的時候有張床,悶的時候有人陪,做個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這就叫幸福,這就夠了!”□摘自《環球人物》
全長700公里:
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圖)
中國網 概述 秦始皇吞並六國,統一華夏之後,除其它政績外,還辦了兩件舉世矚目的大事︰一是修築了萬里長城;二是修建了一條類似今天的高速公路——秦直道,陝北俗稱 “皇上路”“聖人條”。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2至公元前210年命蒙恬監修的一條重要軍事要道。秦直道南起京都咸陽軍事要地雲陽林光宮(今淳化縣梁五帝村),北至郡(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孟家灣村),穿越14縣,700多公里。路面最寬處約60米,一般亦有20米。
功能
秦始皇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進攻,修築的一條軍事交通大道。通向原六國首都的馳道外,還命大將蒙恬由距咸陽不遠的陝西淳化縣梁武帝村的雲陽林光宮(秦始皇的軍事指揮中心),沿陝西旬邑、黃陵、富縣、甘泉、志丹、安塞、榆林進入內蒙古繼續北行,經伊金霍洛旗西11公里的紅海子鄉掌崗兔村、東勝市西南45公里的漫賴鄉海子灣以東的二傾半村和達拉特旗西南50多公里的青達門鄉到高窯頭鄉交界處,越過黃河通向包頭西的九原郡遺址(今包頭市郊麻池古城),修起一條長 1800里(約今1400里)的直道。由于是“直道”,所以遇山開山,遇溝填溝。這樣浩大的工程竟以兩年半的時間便迅速全部竣工。這條大道的築成,在當時曾使秦始皇的騎兵三天三夜即可馳抵陰山之下,出擊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可見這項重大的國防工程對剛剛建立的統一中央集權國家的生存,意義十分重大。 據《史記》載︰“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漢書》稱︰“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可見其工程這艱巨、宏偉。且不論秦始皇不恤民力,但秦直道的確可稱謂世界公路工程奇跡,是中華民族的杰作之一。秦直道縱穿陝北黃土高原,沿海拔1600多米的子午嶺東側北上,在延安境內就跨越了黃陵、富縣、甘泉、志丹四個縣域,然後向東北延伸,通往內蒙古包頭市。其道歷經2000年風雨,大部分路面仍保存完好,多處堅硬的路基上只有雜草衍生,竟未長喬木,尤其是甘泉縣境內的方家河秦直道遺跡,跨河引橋橋墩依然存在,夯土層十分清晰。清嘉慶年間文獻記載︰“若夫南及臨潼,北通慶陽,車馬絡繹,冠蓋馳驅……”表明秦直道的荒廢僅是近幾百年的事。如今,部分完整的秦直道已被列入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的熱潮,秦直道的考古、探險、觀光,正在成為延安旅游業的新熱點
750) this.width=750"> 秦直道修建時從咸陽到內蒙古頭,全長7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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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是我國境內保存下來的為數極少的古代交通要道 750) this.width=750">
一段歷史若隱若現在陝北偏僻山村的地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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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直道陝北大部分段落上的農民主要運輸工具還是毛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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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在許多路段還能看到當年寬闊平坦的痕跡, 可惜的是路面已經雜草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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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米長8米高的山體垂直于路面,截面如同菜刀切豆腐留下的痕跡
秦直道 民族合力的結晶
秦直道從咸陽一直延伸到當時匈奴人的居住區,可以說,它的行進路線約有一半是在秦人並不十分熟悉的鄂爾多斯高原,這里的地勢雖然不及陝北黃土高原地區那樣跌宕起伏,卻也是丘陵延綿、溝壑縱橫,兩千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如此精確的北方大地方位概念以及如此豐富的地理學、地貌學知識?
目前,在鄂爾多斯境內的秦直道遺跡北起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南至伊金霍洛旗,全線長約160公里。楊澤蒙說,縱觀鄂爾多斯的地貌及秦直道的走向不難發現,現今秦直道路線是經過極為縝密的勘查後選定的。直道不偏不倚修在低丘陵地帶,再往東一些,就是高丘陵的大溝地帶,而再往西一些,就是沼澤地帶了,在洪水季節路很有可能被沖垮。
難道僅僅依靠剛發明不久的羅盤定位技術,他們就具備了如此遼闊地域內的大地測繪技能了嗎?就是按照現代人的思路,如果沒有特定的技術支持,要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在一個無論是地理方位還是地質條件都十分陌生的區域內完成這麼大的一項工程是絕難想象的。
這項浩瀚工程的順利實施,難道憑借的就是蒙恬率領的那數十萬內地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嗎?秦直道作為溝通南北的重要軍事要道,是否借助當時的其他力量呢?
楊澤蒙表示,在文獻記載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後,便讓位給兒子(趙惠文王),開始實施“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的戰略,這其中就應該包括對九原郡的設置、對這條“直南”道路的勘測、南渡黃河渡口的營建等等一系列活動。
那麼,在這條由秦國大將蒙恬主持完成的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宏大的高速公路的過程中,是否蘊含著趙國人的辛勤汗水呢?還有,當時大部分已被蒙恬的大軍攆到陰山以北,而原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鄂爾多斯地區的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是否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呢?這些目前都不得而知。
謎團
如何完成精密勘測?如何通過庫布齊沙漠?
秦直道是由秦始皇下令修建的一條從秦都咸陽到內蒙古包頭全長700公里,路面平均寬度約30 米,最寬處約80米的古代“高速公路”。3月初,記者從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博物館獲悉,為了再現2000多年前秦直道風貌,鄂爾多斯市將于近期還原修復部分秦直道遺跡。這個和長城一起被列為“十一五”重點文物保護項目的古跡2000多年前是如何修建的?當時的秦人是如何掌握如此精確大地測繪技術?為此,記者采訪了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博物館的館長楊澤蒙。
秦直道是我國境內保存下來的為數極少的古代交通要道遺址之一
“秦直道,其實就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高速公路,兩年半的時間就修建而成。它是我國境內保存下來的為數極少的古代交通要道遺址之一,與秦長城、兵馬俑並稱于世。”
楊澤蒙介紹了當時為何要修建秦直道的原由,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不甘于消極防御匈奴,而是采取了積極反攻的策略。他派遣大將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征,將匈奴驅逐到陰山山脈以北,並將內地的百姓遷徒到陰山南面,設了一個九原郡(內蒙包頭附近)。
第二年,他下令開始修築秦直道,以便秦軍能夠在匈奴來犯時,火速趕到陰山進行抵抗。直道修好之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可見這條直道的威力之大。
因何而得名秦直道的呢?楊澤蒙介紹,這條道路寬闊平坦,能適應大隊人馬疾馳,通常稱之為“馳道”。又因其南北遙遙相對,直線相通,也稱“直道”。
謎團一 當年的秦人是如何來定地理方位的?
秦直道從咸陽一直延伸到當時匈奴人的居住區,可以說,它的行進路線約有一半是在秦人並不十分熟悉的鄂爾多斯高原,這里的地勢雖然不及陝北黃土高原地區那樣跌宕起伏,卻也是丘陵延綿、溝壑縱橫,兩千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如此精確的北方大地方位概念以及如此豐富的地理學、地貌學知識?
目前,在鄂爾多斯境內的秦直道遺跡北起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南至伊金霍洛旗,全線長約160 公里。楊澤蒙說,縱觀鄂爾多斯的地貌及秦直道的走向不難發現,現今秦直道路線是經過極為縝密的勘查後選定的。直道不偏不倚修在低丘陵地帶,再往東一些,就是高丘陵的大溝地帶,而再往西一些,就是沼澤地帶了,在洪水季節路很有可能被沖垮。
難道僅僅依靠剛發明不久的羅盤定位技術,他們就具備了如此遼闊地域內的大地測繪技能了嗎?就是按照現代人的思路,如果沒有特定的技術支持,要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在一個無論是地理方位還是地質條件都十分陌生的區域內完成這麼大的一項工程是絕難想象的。
謎團二秦直道是否是多民族合力的結晶?
這項浩瀚工程的順利實施,難道憑借的就是蒙恬率領的那數十萬內地百姓的智慧和力量嗎?秦直道作為溝通南北的重要軍事要道,是否借助當時的其他力量呢?
楊澤蒙表示,在文獻記載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後,便讓位給兒子(趙惠文王),開始實施“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的戰略,這其中就應該包括對九原郡的設置、對這條“直南”道路的勘測、南渡黃河渡口的營建等等一系列活動。
那麼,在這條由秦國大將蒙恬主持完成的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宏大的高速公路的過程中,是否蘊含著趙國人的辛勤汗水呢?還有,當時大部分已被蒙恬的大軍攆到陰山以北,而原本世世代代就生活在鄂爾多斯地區的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是否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呢?這些目前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