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甕安群體事件"震驚中外 官民關系重建難上加難
望東方周刊
[提要] 甕安“6-28”事件過去快半年時間，目前專案組工作仍未結束。甕安事件讓甕安一批官員落馬，新官上任後也開始了重建工作。與樓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關系的重建恐怕難上加難。
甕安重建
與樓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關系的重建恐怕難上加難
10月28日，甕安縣城終于迎來了多日以來的一個晴天。經過幾天雨水的沖洗，樹立在甕安賓館上方的廣告牌更加鮮亮。“讓世界了解甕安，讓甕安走向世界”，這句藍底白字的廣告語異常醒目。
甕安真正“走向世界”，是在四個月前的6月28日。
這一天，由于當地少女李樹芬的“非正常死亡”，引發了一起震驚中外的群體性暴力事件。
當地縣政府、縣公安局的辦公大樓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燒毀。
重新修葺好的縣公安局大樓在湛藍的天空下顯得威嚴、肅穆，門口的條幅上寫著“黑惡不除，國無寧日”幾個大字。仔細觀察，依然能發現“6‧28”事件留下的烙印︰藍色的玻璃幕牆隱約可見煙燻過的痕跡，二樓的金屬欄桿被砸得有些扭曲。
這座在“6‧28”事件中廣受關注的公安局辦公大樓，在重修過程中還是有一些細微變化︰戶籍大廳內的防護欄拆了，來辦事的老百姓和公安人員之間的距離似乎近了許多；原來在樓上的信訪接待處搬到了大門左側醒目的位置。
辦公樓重新整修
“你沒看到當天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甕安縣公安局對面文具店的老板至今心有余悸，“這街上擠得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快把我們店門擠破了。沒辦法，只好趕緊把卷簾門拉下來，好幾天沒敢做生意。”
事發當天是星期六，甕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在家休息，“我睡了一會，醒來後已經六點多了，手機上有一條應急辦發的短信，說是不要亂走和圍觀，需要的時候通知你到哪兒就得到哪兒。我這才知道出了事。當時往這邊走的路上已經人山人海，擠都擠不進來。”
在之後的錄像上，黎明看到了公安局被燒的一幕︰一些看似“很有經驗”的人把警車抬到辦公樓內，將車翻過來，用利器戳穿油箱，點火焚燒。接著，瘋狂的人群涌入政府大樓，奮力砸毀了玻璃和一些辦公用品，然後繼續焚燒……
事後的統計顯示，縣政府辦公大樓104間辦公室被燒毀，縣公安局辦公大樓47間辦公室、四間門面被燒毀，刑偵大樓14間辦公室被砸壞，縣公安局戶政中心檔案資料全部被毀，42台交通工具被毀，被搶走辦公電腦數十台，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600多萬元。
“公安局的樓燒了兩層，由于三樓存放著武器，當時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層以上都沒什麼事。”黎明向《望東方周刊》介紹說，縣政府的樓1～3層被燒了，電腦等值錢的辦公用品全部被搶，“我們縣委的樓最慘了，那是座上個世紀50年代的老樓，仿甦聯的建築，內部是木結構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
之後，縣委的一些部門只得和林業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辦公樓。
宣傳部的另一位副部長胡乾飛用“不可估量”來形容這次損失，“直接經濟損失倒好說，主要是燒掉了很多資料。我的那些資料都是幾十年收集下來的，還有不少和媒體記者的照片，全燒了。還有縣委大樓，那簡直可以算是文物。”
新的領導班子尚未到任，辦公樓的重建已然開始。
“公安局的樓燒得不算太厲害，基本樣子也都還在。我們七月份就搬進來了，他們（政府工作人員）大概要到八月中旬。”甕安縣公安局防暴大隊大隊長黃成坐在一樓新粉刷過的辦公室里，指著四周對本刊記者說︰“重修的資金都是省里、州里撥下來的，還給我們配備了20多輛新警車。現在我們辦公條件好多了，電腦換成液晶的了，對講機也多配了幾台，就是警服還沒買全。我們的警服都在‘6‧28’的時候被燒光了。”
據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科長劉永州稱，該辦公大樓的維修估計得花上幾十萬元。
10月31日下午，在公安局一樓的戶籍大廳，兩名公安人員正有條不紊地工作著。
“這里原來跟銀行一樣，有防護欄隔斷，事發後，我們把防護欄拆掉了，辦事的老百姓和工作人員可以很方便地直接面對面交談了。”劉永州告訴《望東方周刊》，不光如此，一樓、二樓臨街的鐵欄桿也被拆除。
整修過的政府大樓幾乎看不出焚燒過的痕跡。淺藍色的樓身，與公安局大樓的藍色玻璃幕牆交相輝映。花壇里盛放的鮮花給這個劫後重生的大樓增添了一抹生機。花壇斜前方的兩側，放有兩個石質立柱，上面寫有，“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夸獎，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被夷為平地的縣委大樓原址，如今變身為一個滿是鮮花的廣場，成為百姓休閑、娛樂的一個好去處。
官場重生
10月30日，代縣長謝曉東在甕安縣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全票當選縣長。“200多個人投票，能全票當選，很不容易，這也說明我們甕安現在人心很齊。”縣委副書記瓦龍標向《望東方周刊》表示。
“6‧28”事件後臨危受命的謝曉東，履任前是貴州省旅游局綜合處處長。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他稱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點被省委組織部叫去談話，當時“猜測可能是甕安”。7月4日晚8點左右，同樣新上任的甕安縣委書記龍長春和謝曉東同時抵達甕安。
履新前的龍長春是銅仁地區地委委員、行署副專員，負責農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並在治理松桃槍患及當地錯綜復雜的治安局面上頗有建樹，其“鐵腕”風格一直為當地百姓所稱道。
龍長春另一個引人關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個偏遠縣的縣委書記，這在中國的干部任用體制中並不多見。另一個類似的事情是，山西省臨汾市的市委書記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該市在2007年發生震驚中外的黑磚窯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窯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之後，又在 2008年9月8日，發生世界最大的尾礦壩潰壩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這個人給我的感覺就是‘樸實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樸實，說話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為下屬的黎明這樣形容龍長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務實”“低調”被用在這位新書記身上。
上任不久，龍長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風教育整頓；緊接著，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縣委書記大接訪。在一次講話中，龍長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薦的時候就不一定推得出來。一些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來。”
這一番話讓黎明等一大批人覺得“有了奔頭”。
“我們以前常說‘洗碗效應’，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干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飯，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長期洗碗的人，打爛碗的幾率勢必高些，就會經常挨罵，不洗碗的人則可以明哲保身。在單位里，干得多，會挨罵，還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麼的就沒你。所以長期下來，人們就覺得做得多還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記者解釋。
幾乎同一時間，縣公安局的領導班子也做了一番調整。
局長龐鴻和政委周勝都是從貴州省公安廳調來的。前者此前為貴州省公安廳國內安全保衛總隊副總隊長；後者曾任六盤水市刑偵支隊大隊長，後在省公安廳“打黑辦”掛職。
與龍長春一樣，龐鴻給人的感覺也是“務實”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周末也從來不休息。我們有時會跟干警們說，‘你做不好，看看四樓亮著的燈’。”防暴大隊大隊長黃成對本刊記者如是說。
盡管剛上任四個月，但周勝在這個新的團隊中人氣頗高。
據了解，周勝家境較好，平時一直抽黃盒的熊貓香煙。“有人勸我別抽這個，說太扎眼，影響不好。我說這才不怕呢，怕的是你剛來的時候抽10塊錢一盒的，沒兩天就開始抽‘熊貓’了。”周勝告訴《望東方周刊》，壓力確實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後，我會用忍辱負重這個詞形容現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樣讓甕安一批官員落馬。前縣委書記王勤、縣長王海平、縣公安局局長申貴榮、政委羅來平被免職。
另據《望東方周刊》了解，該縣安監局局長、珠藏鎮黨委書記等多位官員在隨後陸續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稱，前者是因為收了礦主的錢，後者是牽扯礦山征地的問題，“都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當地百姓和官員中口碑並不差。“這個人勤奮、好學。但他下台之後我對他說過，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義。”副縣長肖松評價著他昔日的“戰友”。而甕安縣政協的一位工作人員則用“溫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記者撥通了前局長申貴榮的手機號，但他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官民關系的重建難上加難
與樓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關系的重建恐怕難上加難。
“6‧28”事件前的甕安縣城，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好人散了伙，壞人結了幫，治安抓不好，無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緒愈演愈烈，“魚水關系”逐漸演變為“水火關系”。
國家統計局甕安調查隊9月16日～19日的調查顯示，被調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對甕安各級干部作風滿意的僅為14.8%，不滿意的佔43%；而在“6‧28”事件之後，老百姓的滿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現在這些當官的確實比以前好了，過去辦個事要拖好幾天，現在去了就給辦。”出租車司機劉師傅挺滿意，“不過我現在生意沒以前好了，以前打車的淨是些幫派小混混，現在小混混們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掙100多塊錢。”
據了解，“6‧28”事件後，當地警方已刑拘黑惡勢力成員39人。目前，“6‧28”事件專案組仍沒有撤，他們的工作地點在黨校院內。臨時辦公樓一樓入口處有武警把守，樓梯處還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勢持槍站立。一名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目前調查工作尚未結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訪，結束後會對媒體公開。
“6‧28”事件後，當地公安局開展了“巡警在你身邊”活動。不僅要保證每天三輛警車在街上巡邏，同時要求巡警們走進社區和百姓家里，了解他們生活中的困難。
10月30日晚，本刊記者跟隨一輛警車進行了半個小時的巡邏。“我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車速維持在每小時20公里，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看到我們。”一名巡警指著一位拎著包走路的女子給本刊記者說︰“你看她現在走得多從容，以前就不會，拎著包恨不得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們上街都不敢戴首飾。”
縣公安局政工監督室科長劉永州告訴本刊記者，由于大量戶籍資料在“6‧28”事件中被燒毀，很多百姓不得不重辦身份證，“一萬多個身份證，我們很快就辦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樓貼著老百姓送來的兩封感謝信。一封是珠藏壩村村民寫的，感謝該局為其追回被騙資金16萬元。在雨水的沖刷下，字跡已不再清楚，周圍的邊也已經卷了起來，但是還貼著。另一封則是10月26日，一個珠寶店老板送來的，上面寫著，“有人搶了我價值4000多元的珠寶，我報案後不到30個小時，人贓俱獲……”
這家珠寶店的老板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仍然難以掩飾對警察的感激，“我開始就沒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覺得警察都不會來，以前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看來現在的確是有變化了。”
盡管如此，如今的甕安城，仍殘留了一些“6‧28”的痕跡——每天，高音喇叭會在固定時段播新聞聯播、甕安新聞或是縣委書記龍長春的講話，在縣城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見。人煙稀少的馬路上，偶爾可見一群身著迷彩的武警官兵背著槍，跑步訓練。
另一個細微的變化讓甕安這個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覺到很稀奇︰每個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協管員在把守，一旦有人闖紅燈，就會听到一聲尖厲的哨聲。
“官民關系的修復，取決于規則的重建。”甕安縣公安局政委周勝說。
甕安的“死結”
“‘6‧28’事件即使不在甕安發生，也會在別的縣發生；即使不在貴州發生，也會在其他省份發生。”正在甕安調研的前新華社貴州分社社長劉子富對本刊記者表示，在經濟飛速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時期，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甕安現在的各項舉措只是一個開始，要想真正解決這些矛盾，任重而道遠。”
“6‧28”事件發生不久後，劉子富偕夫人到甕安進行了三天私訪，又和新任縣委書記龍長春聊了三個半小時。
“我對這次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回貴陽之後就給省委書記石宗源寫了封信，用了三頁紙。一個月後，宗源書記找到現在的分社社長，把我叫去談這個事。我的一些觀點和他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共鳴。這次來甕安也是受他委托做一個調查。”劉子富說。
“卷入群體事件的老百姓並非反對政府，他們只是要反映他們的一些訴求，我們要給他們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們和不法分子區分開來，並且要盡力解決他們的合理訴求。” 劉子富寫給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這一觀點。
但一些訴求解決起來並不容易。在甕安，礦群糾紛、移民搬遷、舊城改造是較為突出的難題，一些官員甚至將其看作“死結”。
10月26日下午，甕安陰雨不斷，通往玉華鄉岩根河村田壩組的路上更是泥濘不堪，出租車屢次陷到泥中。由于認為當地一家磷礦企業開礦佔用田地堆積廢料，損毀了村里的道路，甚至導致村民們喝不上水，謝關倫等村民一再上訪，要求企業做出賠償，甚至在2007年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群體性事件，七人被刑拘。
甕安縣信訪局局長尹松竹告訴《望東方周刊》，“6‧28”過後，政府已經給該村提供了飲用水。但田壩組的村民則稱，“是有水了，但時有時無。有人檢查的時候有，沒人來的時候就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趁水來的了時候接一盆，留著停水的時候用。”謝關倫稱。
“當時沒人開發的時候，老百姓也希望有人來開發。現在老百姓看到企業的蛋糕做大了，就想來分一塊。礦群糾紛有老百姓的問題，也有企業的問題。不好說，更不好解決。”甕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有些無奈。
皮灘水電站興建，使得龍塘縣江界河村的村民們不得不搬遷。但由于搬遷補償等問題，至今該村仍有54戶人家住在零散搭建的茅草棚子里。棚子很矮，里面黑漆漆的，村民們說他們已經兩年沒有電了，都是點煤油燈。
“我們不是移民，是游民了。政府現在根本就不管我們，我們成了被遺忘的角落。”村民憤怒地說。當地人稱，“6‧28”後，也有領導過來看過他們，“一開始來的時候說給我們解決問題，到最後啥都沒解決，就說我們早晚都得搬。”
黎明告訴本刊記者，移民們最初鬧矛盾的原因是，補償標準具體到每個縣、每一戶不一樣，“因為國家是按水淹沒的面積來劃分，根據人口密度，具體到人頭上的補償費就不一樣。農民們總覺得憑什麼他有我沒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尹松竹認為，從信訪上看，很多涉及到跨部門、跨地區、跨年代的問題，確實很難解決。
10月30日，甕安縣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了《關于建立甕安縣和諧礦區建設基金的議案》，即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引發、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明確礦山開采業主的責任，保證治理資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實處，實現礦區群眾、生產業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贏的目的。
對于這份將礦區群眾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謝關倫並沒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員永遠都是和企業老板站在一起的。”
“如何打開官民之間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對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這是甕安目前最大的難題。”甕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黎明說，“我們一直在努力。”
甕安官場的救贖
“6‧28”當天，有些領導從人群中走過的時候，用衣服擋著臉，怕被人認出來。還有個領導就在附近打麻將，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說別開燈，千萬不要聲張
《望東方周刊》記者王曉 貴州甕安報道
“一輛寶馬車停在那兒，一個人在車上狠狠地劃了一個A4紙大的“恨”字，這種仇富心理非常可怕。”10月27日，在甕安進行調查的前新華社貴州分社社長劉子富，向《望東方周刊》描述著他在甕安街頭看到的這一場景。
此次，劉子富是奉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之命，赴甕安進行調查的。“我已經來了快10天了。我干記者這麼多年，頭一次在一個縣待這麼長時間。”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後，劉子富認為，“6‧28”事件並非洪水猛獸，它的警示作用會給中國帶來積極的意義，“只要能扭轉過來，就會變成執政黨的一筆巨大財富。”
後“6‧28”時代，走出陰影的官員們也開始了一場救贖。
沒有經驗只有教訓
《望東方周刊》︰“6‧28”事發當天，縣里面的領導班子是如何應對的？
肖松（甕安縣副縣長）︰“6‧28”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正在開電視電話會，听周永康講話。听了沒一半，我就听說有人開始鬧事了。走到門口，發現已經有3000多人圍在門口。剛一出門，就遭到一些小青年的謾罵，指著我鼻子。當時人們情緒非常激動，來勢之猛，始料未及。從謾罵很快過渡到打砸搶。
我當時馬上跟王勤書記報告，說得趕快把大家集中起來一起商量，去做工作。我也很快找到了當時的公安局長和政委，讓他們趕緊從都勻回來。說實在的，他們當時給我一種推諉的感覺。直到晚上七點來鐘，他們才回來，延誤了最佳處置時間。如果早些恐怕就不會這麼嚴重了。
我的處理也有很多麻煩，比如調動警力，因為局長政委不在，我調動不了他們的警力。沒辦法，我就群發短信給干警，讓他們過來做群眾工作。
那天剛好是雙休日，我們的值班制度形同虛設。按理說，值班的人都應該在辦公室的。我們有17個鄉鎮的書記都到外地去了，他們趕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木已成舟了，擠都擠不進來。班子里外地交流干部太多，政府班子里七個人有三個是交流干部，所以一到周末就不在，都回家了。你說到哪里找人？群龍無首了。
作為分管公安和信訪的縣領導，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沒有經驗的總結，只有教訓的總結。
《望東方周刊》︰這之後的一段時間，政府和公安人員面臨著怎樣的壓力？
瓦龍標（甕安縣委副書記）︰剛開始的時候特別難受，感覺灰溜溜的，走到哪兒都覺得自己矮別人半截。我也考慮過換工作，換個環境。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人家問“6‧28”的事，我都不願意談，但是又沒法回避。組織部一個副部長的兒子在廣州上學，人家問他是哪兒的人，他說是安徽的，說甕安覺得丟人。
周勝（甕安縣公安局政委）︰經過“6‧28”事件，很多公安人員心理上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我們就得給他們一種人文關懷——帶他們實實在在地破案，給他們做思想工作。我告訴他們，你們應該有愧疚之情。我們的公安局被燒掉，我們的黨委政府大樓被燒掉，對我們來說，應該是極大的恥辱。很多不文明不規範的問題，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徹底改變，在全州甚至全省成為響當當的隊伍，這樣我們才能挺起胸膛做人。
在有能力制止幫派發展的時候沒有制止
《望東方周刊》︰甕安的社會治安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了很大變化，那為什麼以前那麼長的時間里，會那麼混亂？存在哪些問題？
肖松︰這些年來，我們對干警教育不夠，管理不到位，對裝備投入不足。
由于干警工資低，因此前些年就是靠罰款來掙經費，導致管理混亂。一些人不去為老百姓干實事，搞好服務，而是天天抓賭，這個是要出問題的。另外，隊伍里面很多人不是學公安的，對案件的分析等存在問題，導致一些案件有始無終，成了無頭案。去年的四個爆破案至今都沒有破。
我們公安局對干警的教育，一是要規範干警的行為，二是豐富生活圈，三是限制好社交群。他們有特殊的身份，是特殊的人，搞不好就會有特權的濫用。無原則的寬容就是縱容，縱容就是犯罪。
黃成（甕安縣公安局防暴巡邏警察大隊大隊長）︰我們以前還參與過不少非警務活動，包括我也參與過，這是事實。以前移民搬遷什麼的，老百姓去鬧，政府就會找我們，時間一長，群眾都被我們得罪光了。現在不會了，這一屆班子很注意，什麼事都是政府先出面解決，不輕易調公安了。
《望東方周刊》︰甕安的一些社會惡勢力已經存在數十年，這一片土地為什麼會成為滋生惡勢力的土壤？
黎明（甕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幫派的初衷只是靠拉幫結派聚攏力量，有事找人幫忙，後來就開始靠交會費什麼的，成了不是組織的組織。改革開放以後，勢力的壯大對幫派來說非常重要，以至于發展到後來，好多學生都加入了幫派。
幫派之所以日益壯大，也和政府的軟弱和失語有直接關系。他們之間也互相利用。比如說你作為官員，剛調到某個地方工作，你了解到這個地方幫派勢力很大，那麼你要是想把你的工作做好，就可能會動一下腦筋，與其去打擊它，還不如去親近它，互相利用。比如因為宅基地的問題，政府翻來覆去協調不了，也許和幫派大哥說一下，他去吼一聲，就解決問題了。而且政府里有很多人也是那個幫派里面的，即使他不是，幫派里也有一些是他的朋友，他是幫派的保護傘。
我們之前的一些領導，沒有想過在有力量制止幫派發展的時候制止它，等它發展壯大之後，已經駕馭不住了。
李長貴（甕安縣雍陽鎮黨委副書記）︰那麼多孩子為什麼加入黑幫，而不加入共產黨呢？首先因為，在農村，黨的關懷機制不健全。年輕人一看，那些老黨員生活水平比我還低，那我加入你干什麼？其次，人們發生糾紛，會先去找政府，政府這邊一拖再拖，時間長了次數多了，人家就不找你，找黑幫去了。他們認為加入這樣的組織有安全感，走到哪兒都有人撐腰。另外，公安機關對這些幫派的打擊、管制也不夠。
所以你讓他入黨，他覺得沒好處沒意義，讓他加入黑幫，開好車，就覺得自己有人生價值了。這其實是一種歪曲的價值觀。
另外，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有問題。比方說玉山鄉有一家，孩子是幫派的，結婚辦喜酒那天，很多人過來撐場面，收紅包就收了好幾萬。另一家孩子老實，結婚的時候借了10萬塊錢辦酒席。幫派孩子的家長就特得意，說你看我們家娃多有本事。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後面那個家長就覺得自己家孩子沒出息。這是一種悲哀。
瓦龍標︰我們之前太注重經濟發展，強調以人為本不夠。甕安是個文化沙漠。縣城八萬人，沒有像樣的體育場、電影院、圖書館、公園。人需要精神上的東西，你不給他提供，他就會坐在街邊打麻將、賭博，甚至加入一些幫派。無事生非啊，甕安人又有結集的習慣，一鬧活動就有好多人跟著上。
“6‧28”之後，為穩定干部和百姓的心理，我們搞了一系列文體活動。9月26號，一個農民文化活動開幕。那天剛好下雨，幾千人在雨里整整齊齊地坐著；閉幕那天，烈日當空，大家還是一絲不苟地坐在那兒。我當時就很難過，要是我們有個像樣的體育館，就不會這樣了。
基層組織網破線斷人亡
《望東方周刊》︰剛才談到基層黨組織的問題，甕安縣的基層黨組織面臨哪些問題？
瓦龍標︰我認為，“6‧28”事件給黨的執政敲了警鐘。
拿甕安來說吧，村一級的班子幾乎癱瘓——總體素質偏低，年齡偏大。35歲以下的黨員佔12%，60歲以上的佔31%。不少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即使被發展成黨員，發展完就走了。所以整個黨組織沒有戰斗力。當然了，他們的工資待遇也偏低，一個村干部一年只有2400元工資，稍有能力的人根本看不上眼。
村干部在村里基本上沒有什麼威信，村里的工作只能靠鄉鎮下去的包村干部來做。
鄉鎮包括縣一級的班子自主權太小。比如，鄉里選個干部都要州里來批。我認為應該抓大放小，適當把權力下放。另外還有體制上的問題，在基層是無限的責任，有限的政府。權責不統一，干部有時候就會推，說這個東西不是我的責任，你找別的部門去吧。回避矛盾，也導致矛盾越積越多。
甕安是個教育大縣，每年考出去的大中專學生有2000多個，但回來還不到300人。干部里面專科出身的很少，有的甚至是職高、中專畢業後參加工作，上班後再補的黨校文憑。全縣副科級以上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還不到1/6。
我曾經分管過組織工作，對這一塊比較熟悉。目前的現狀是，在一個單位里，老好人容易被提拔，但他們往往不具備敢想敢干的性格。這樣的人工作起來不會造成很大負面影響，但也不會轟轟烈烈。所以選干部還是應該拓寬渠道。
肖松︰我曾經說過，基層組織的網絡建設，網破線斷人亡。
我去一個貧困鄉調查的時候發現，一個村里，支書主任一肩挑，一個人說了算，誰來監督你啊？另外，我發現，村里本應有的婦聯、青聯、民兵、治保等七大組織，文件上有，實際上都是懸空的，就是應付、欺騙上面。
要關注人口佔95%以上農民的利益
《望東方周刊》︰不論從政府還是老百姓來說，發展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但發展必然引發社會矛盾，另一方面來講，發展太慢也可能導致治安問題，不少刑事案件都是因為百姓過于貧困而引發，那麼該如何看待和處理其中的關系？
肖松︰甕安之所以出現“6‧28”，就是因為一手軟一手硬，重視了經濟發展，輕視了社會穩定。
我記得在今年年初，一個煤礦導致當地村子100多人沒水喝了，老百姓打著條幅來上訪。當時我們就跟煤老板說，不管花多少錢，都得把地下水挖出來。後來老板花了五六十萬，愣是把水挖出來了。
我們之前做很多事情的時候，沒有從長遠的角度考慮，搞得老百姓上訪不休。為什麼我們中的一些人成了煤老板的保護傘，就是因為利益驅動。最近剛召開的人代會上，提出了和諧礦區建設基金，就是要讓礦主們從自己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讓利于民。我們在招商引資的時候，也要考慮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承受不了就要出問題。甕安農民佔95%以上，這個群體如果我們關注了，發展了，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李長貴︰我們對老百姓利益確實保護不夠。礦山開采80%～90%的利潤被老板拿走了，當地窮的窮死，富的富死。我們能不能讓這些老板每年拿一部分利潤出來，保護當地生態和百姓利益。否則日後礦都挖空了，滿目瘡痍，老百姓也跟著受害。
瓦龍標︰最近我們在做這樣一件事，一家房地產公司的項目開盤，想請縣領導出席，說要給一些紀念品。縣里商量決定，紀念品不用了，讓這家企業捐 10萬塊錢給留守兒童做基金。在甕安，在外打工的有10多萬人，三萬留守兒童。縣里建議企業用這些錢回饋社會，做些善事，企業也欣然同意。以後我們做事都要按這種態度來處理。
說到礦的問題，強調環境和生態確實很重要。但一個老板在起家時的原始積累同樣要付出慘痛的代價，你讓他不斷淘汰落後設備，改進方法，在西部是不現實的。這個從科學發展的角度，還需要探討一些問題。
“6‧28”對甕安長遠發展或是好事
《望東方周刊》︰甕安的干群關系到底存在什麼問題？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肖松︰“6‧28”事件現場，一些老百姓為什麼要起哄、鼓掌？說明我們的干群關系已經惡化到一定地步了。
在干部隊伍中，存在一種回避矛盾的心態。干事的不如站在旁邊看的，站在旁邊看的不如在家看的。還有這樣的說法，“家事國事天下事，不問事平安無事。”很多干部黨性原則喪失，正義感淡化。“6‧28”當天，有些領導從人群中走過的時候，用衣服擋著臉，怕被人認出來。還有個領導就在附近打麻將，看到出事了，跟人家說別開燈，千萬不要聲張。
官員的回避，導致小事變大，大事變難，難事變亂。我們的信訪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群體性糾紛成為最大難題。積怨太深，積重難返。
不過經過這四個月的整頓，大家工作作風還是有了很大變化，也贏得了相當一部分民心。
瓦龍標︰幾十年以前的老百姓什麼都听上面的，現在不一樣了，老百姓要求高了，就需要我們提供給他們配套的服務，但我們的干部服務意識跟不上。
李長貴︰其實，我們90%的干部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公僕意識和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不夠。
我們那兒在今年8月份又出了件事，一個人掉到一個泡椒廠兩米深的辣椒缸里，另一個見義勇為去救他，結果兩個人都死了。這個事情比“6‧28”還復雜，家屬把醫院都包圍了，還有很多人圍觀。當時我們處理比較及時，從人道主義等各方面給家屬做工作，迅速把這個事情化解了，家屬也很快把尸體搬走下葬。這個事情在解決上就比較果斷，而且找準了著力點。
干群關系的惡化，有的時候也有老百姓的責任。我有時候就想不通，以前我們的老百姓吃的是玉米飯、洋芋，穿的是草鞋；現在吃豬肉，穿皮鞋，為什麼矛盾越來越多？一些老百姓總認為優惠政策是國家該給的，不管自己有理沒理，都會一個勁兒地去上訪。所以，在加強干部教育的同時，也要對老百姓進行一些教育，讓他們懂法、守法。
我現在就覺得啊，“6‧28”事件早爆發比晚爆發好。甕安存在的矛盾，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但他們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先意識到了，就要先解決。從這點上來說，“6‧28”事件對甕安的長遠發展或許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