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公安進京抓人︰這時候從深色面包車上下來一人，直接過來說廢什麼話，趕緊跟我們走，一把抓住我塞進車里。”“我開始以為是綁架！”傅樺已被“教育”後蹲在汽車里，400度的近視眼鏡已經不見

獄中黑社會老大搭救︰“老大問，那你這個記者以後還能寫嗎？我說寫是能寫，但是他們不讓我寫。‘他們不讓你寫管什麼事兒？我們讓你寫！我們有什麼冤屈你敢不敢寫？’我說那如果老大說要寫我可以寫。‘那行了，都別收拾他了，留在咱們這邊可以寫寫東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書生，因為‘涉黑’進去了，現在居然被黑社會老大救了，這一瞬間我真有一種很滑稽的屈辱。”

吉林民航機場集團公司董事長張軍堅持要請報社一行吃飯，坦承，“請吃這頓飯我就是希望見見你，你要是當時能夠見到我，可能情況就不是這個樣子。”“說句老實話，本來我也可以追究你的，那些東西對我也造成了傷害，我現在也不追究你了，這個事情過了就過了，你自己好好生活吧。”

感謝各位領導︰按照報社領導的意思，不吭聲只低頭吃飯的傅樺站起來給對方敬酒，“感謝各位領導”。吃完飯，沒有帶身份證的傅樺被安排通過機場貴賓通道登機返京，他听到機場分管政法的一位領導說︰“你是享受夠了這種待遇啊，住的是省看守所，走的是省級領導走的貴賓通道。”

這是傅樺，一個前法官和老記者的自省和人生體驗。在人格上，他有過瑕疵的一面，但按潛規則辦事非但未給他帶來任何榮耀，反而使他在無意中卷入了一場漩渦，直至身陷囹圄……

北京記者傅樺的42年人生，2007年6月15日是一道分界線。

此前，這位身為產經新聞部主任的某財經日報中層領導，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策劃選題，分派記者，承擔重要采訪任務，出席各類報社安排的活動。

此後，因為2年前的兩篇報道，他從該報北京分社的辦公樓下被帶到千里之外的長春市看守所，度過了刻骨銘心的28天，歷經偵訴審三次取保候審期限的漫長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隨時可能到來的審判。

這個1993年辭掉四川某地中級法院法官職位到京發展的前法官，這個在新聞界打拼了整整13年的老記者，這個無意中卷入了一場官場爭斗的中年男人，丟掉了體面的職位和多年累積的業內聲譽，在悔恨和恐懼、憤怒和屈辱中，度日如年。

我開始以為是被綁架了

那一天，傅樺一閉上眼楮就會想起。一年來，他始終難以擺脫那種驚恐和屈辱的體驗。

2007年6月15日上午10點，傅樺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是吉林警方。“他們沒有通過報社，直接在辦公室樓下給我打電話，說你今天沒有上班啊？我說我在家里寫個稿子。他們說上次有些材料我們想請你簽個字，請你一定過來一下，如果你來不了的話我們去接你？”

此前，吉林警方已到報社和傅樺接觸過一次，所以剛到報社樓下，傅就看到有認識的便衣警察跟他打招呼。“他說你別上去了，直接跟我們走吧！我說那還是上去坐坐吧，我跟報社領導匯報一下。他說你跟我們走吧，我說到哪里？他說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有點犯嘀咕了，這時候就從旁邊一輛深色面包車上下來一個人，直接過來說廢什麼話，趕緊跟我們走，一把抓住我塞進車里。”傅樺回憶。

“我開始以為是綁架！”驚慌的傅樺大叫了一聲“搶劫！”恰是這聲呼救，讓報社保安看到並記住了面包車的牌照。而這時傅樺已被“教育”後蹲在汽車里，400度的近視眼鏡已經不見，他用眼角余光觀察車窗外景色，似乎是往郊區開。

“這個時候有個特別感動的細節，從我被抓上去後大概過了5分鐘，就听我的手機在響。手機已被他們收走，但那個時候我知道這是報社在發信號，一定是報社在呼喚你，當時我心里邊已經覺得沒問題了，報社沒有放棄。”

“這個時候听到他們司機接到一個電話，兩個警察說北京市局打來的，原來我這一嗓子把110給驚動了。110打電話查詢，發現是公安辦案就放過去了。我心里當時也就踏實了，第一不是綁架，第二報社既然已經報警，肯定知道我出事了。”

帶走傅樺的四名警察，是吉林省公安廳直屬公安局的張海濤、李貴勝，吉林民航公安局的白啟、陶立民。吉林民航機場屬于首都機場集團旗下公司，警察的面包車于是直接開到了首都機場，辦案人員在機場公安局借了一間辦公室，對傅樺進行了一場臨時審訊。

審訊結束後，警察給未帶身份證的傅樺辦了張臨時身份證，隨後他被辦案人員帶上飛機，連夜飛往長春。傅樺相信，當時自己臉上的傷痕在這張臨時身份證照片上能找到。

到達吉林省公安廳辦公大樓時已是當天晚上。這是傅樺第二次到長春，上一次是在2005年，那時他是某財經日報的記者。

第一次長春之行

準確地說，傅樺的危機在2005年就已埋下。

這年3月，剛剛跳槽到某財經日報社的傅樺，獲得了新東家負責產經部采編的承諾。但這個口頭承諾在成為正式任命前，尚需有分量的業績來支撐，傅樺承認他那時頗為焦灼，總希望盡快拿出能證明自己實力的稿子。

5月，機會終于來了。

傅的一位校友張廣濤給他打來電話爆料。張時任吉林民航機場集團副總經理，負責吉林長白山機場建設。但張廣濤爆料的是吉林另外一家機場——長春龍家堡機場（現長春龍嘉國際機場，下同）。該機場的建設負責人是張的頂頭上司、吉林民航機場集團董事長張軍。在電話里，張廣濤坦言他們掌握了知情人的舉報，建設中的龍家堡機場存在瑕疵，“問題不少，職工意見很大”。

這是個讓傅樺樂見其成的選題。關注航空產業動態是他所在的產經新聞部份內應有之義，何況忝為四川師大北京校友會秘書長，傅樺此前就和這位比他大3歲的副廳級校友打過交道，也表示過試圖報道張所負責領域的想法。

張廣濤隨即委派下屬李申前往北京和傅樺聯系。李多年前從部隊轉業到吉林民航機場集團，曾做過張廣濤的秘書，時任該集團下屬的延邊翔宇旅游公司經理，經常往來于長春和北京之間。李申把舉報材料面交給傅樺，並坦承自己這位老領導和一把手之間有矛盾，常受到排擠。

拿到舉報材料後，傅樺隨即向報社北京記者站站長韋某和分管編委翁某匯報，報社領導決定派傅樺和北京站另外一位記者姚春前往。

傅樺並未告訴姚春這個選題背後的玄機。在報社財務預支了5000元出差款後，他再次約李申見面，希望對方提供準確的采訪名單。傅樺至今記得那次和李申接觸的所有細節。見面後發生的一切，至今令他痛悔不已。

兩人在北京的一家茶樓見面後，李申給傅樺提供了可供采訪的名單和聯系辦法，並提出︰“你們過去後，我們不方便出面接待，但還是要有一份心意。”

傅樺開始試圖拒絕。“我說我們不需要，報社給了5000塊。李申說這樣吧，我們先補貼5000塊，作為接待費用和當地的一些溝通費用，你們自己安排。”傅樺回憶，“我記得非常清楚的一句話是他當時說不好意思，我今天帶的不多。他掏了一沓給我，我推脫不掉，就收下了。”

3年後，傅樺向本刊記者解釋自己收下這筆錢的動機︰“我當時想，他不是張（廣濤），跟我不認識，如果我老推的話他會有顧慮的，到了那邊以後肯定會擔心我們不盡力，人都是這麼一個心理。”

傅樺回憶，當年6月28日，他和姚春飛赴長春，在龍家堡機場采訪了3天。“采訪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舉報材料所說的問題基本屬實，安全問題和其他問題確實比較嚴重。我們也感覺到了在當地很危險，有無形的力量在跟蹤我們。回到北京後，我們補充做了一些采訪和核實，寫了兩篇文章發到編輯部。”傅樺說。

2005年7月14日，這兩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經過這家財經日報編輯、編輯部主任、編委、值班總編輯四級審核後發表，題目是︰《質量問題安全隱患凸現龍家堡機場延誤交付背後》和《質量安全不能打折扣》。前一篇深度報道是主稿，署名姚春、傅樺，後一篇是輔稿，類似記者手記，署名傅樺。

文章出來後，李申電話傅樺，表示當地已有較大反響，但美中不足的是轉載此稿的很多網站不久就撤下了稿件，問傅樺有無辦法恢復。傅樺說比較難，因為文章已經撤下，要上就要找關系了。傅樺回憶，李申說“溝通的錢我們來出，你幫幫忙就行”。于是，傅樺表態說“試試”，“幫他們找10家網站，一家1000元打點，他給了我10000元。經過努力，上了五六家，但後來這些稿件再次被撤下來。”

傅樺承認，兩篇稿子幾上幾下，已使他感覺到背後有股力量在拉鋸。但傅樺自覺心底踏實，因為他相信稿子本身沒問題。事情就這麼慢慢過去了，此時的他甚至還在遺憾這個稿子因為從網上撤下，無法參加當年報社內部的評獎。

“這個事情復雜了”

報道發表一個月後的2005年8月16日，長春龍嘉國際機場航站樓通過了吉林省發改委等有關部門組織的驗收，但這個同意竣工驗收的意見上同時載明，“該工程尚存在一些需整改和完善的問題”。

翌年3月，傅樺的產經部主任一職也得到了報社正式發文聘任，年底，傅樺被評為報社先進個人。也恰在這年11月3日，吉林省政府辦公廳下發文件，成立吉林長白山機場建設領導小組，張軍和張廣濤都成為小組成員，但在小組下屬的長白山機場建設指揮部里，張廣濤成為唯一的指揮長。

表面上看，一切似乎波瀾不驚，但此時吉林民航機場集團公司紀委已開始調查李申，不久李申案被移交吉林機場公安局，2006年12月11日，李被吉林機場公安局以職務侵佔罪名立案，6天後被刑拘；2007年4月，幾經輾轉後的李申被送進長春市第二看守所羈押。

一個月後的5月23日，傅樺的校友，李申的老領導、45歲的副廳級干部張廣濤，也被吉林省公安廳直屬公安局刑拘送進這個地方，涉嫌罪名和李申幾乎一樣——職務侵佔和故意毀壞公私財物。

對一個副廳級干部來說，後一個罪名听起來甚為不可思議。警方指稱︰4年前的2003年4月，張廣濤指使李申等將郝虎臣乘坐的藍鳥警車四個輪胎扎毀，造成金額為2324元的損失。據稱此舉亦涉及官場斗爭，郝虎臣乃張廣濤同事兼領導張軍的前任，其時剛從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局長位上卸任。

張廣濤被刑拘兩個月後，他和李申都增加了第三個涉嫌的罪名︰向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這個共同的罪名，即和傅樺的上一次長春之行有關。

傅樺被押到長春的當天晚上，審訊人員讓他看了張廣濤的錄像口供。傅樺知道自己已卷入一個比想象中還要復雜得多的漩渦，局面很難有挽回的余地了。

傅樺最後也被送進長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決定書上寫的是︰涉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

傅樺回憶，張廣濤在被抓前約一個月曾到京和他見過一面，談起過李申已出事，讓傅多加小心。傅听說此事後，心里頓覺不妙，“我覺得這個事情就復雜了，我不希望卷進去。”

盡管出事前已有讓人心驚肉跳的征兆，傅樺還是沒有想到，兩年前的長春之行，在兩年後會讓三個人以極其尷尬的身份在同一個看守所里比鄰而居。

幾天後，傅樺的羈押期限被延長，理由是刑訴法規定的“結伙作案”法定理由。這時他才知道，他這個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廳直屬公安局有組織犯罪偵查隊直接辦理，也就是說，在警方看來，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涉黑”。

彼時的傅樺更不會知道，就在張廣濤來京之時，兩年前和傅樺一起去長春采訪此事的報社同事姚春，也已經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實早已在2006年5月從該財經日報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報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當場抓獲，被處勞動教養6個月。

傅樺被命令坐在一張審訊椅上，面對坐在對面高台子上的警察，這位前中級法院法官有幾分苦澀，他試圖調整自己的角色，又時時陷入夢魘一般的迷惘。

他承認先後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幫對方辦事、將見報稿件重新上網的居間費用。但這一數額並不能讓辦案方滿意。于是28天的審訊里，傅樺的口供中，這個數額依次變為15000元、 15000（25000）元，最後是40000元。

傅試圖辯解，又覺得沒有用處，“五千和四萬有什麼區別嗎？這涉及到你認罪態度老不老實的問題!”

“鐐銬的嘈雜聲”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樺回憶，進去以後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後，同監犯人馬上過來教育，一頓拳頭，我就抱住頭蹲在那兒挨揍。後來老大說，別打了，先問問他怎麼進來的？于是抱著頭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說了一下情況。”

“老大問，那你這個記者以後還能寫嗎？我說寫是能寫，但是他們不讓我寫。‘他們不讓你寫管什麼事兒？我們讓你寫！我們有什麼冤屈你敢不敢寫？’我說那如果老大說要寫我可以寫。‘那行了，都別收拾他了，留在咱們這邊可以寫寫東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書生，因為‘涉黑’進去了，現在居然被黑社會老大救了，這一瞬間我真有一種很滑稽的屈辱。”

開始的恐懼和屈辱感過後，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樺，開始習慣和接受這種從未嘗試過的新奇體驗。牢友們很快就給個子瘦小的傅樺取了個外號“小北京”。這個來自四川的“小北京”暫時無法給大家“書寫冤屈”，于是就發揮他樂觀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擺開了龍門陣。

“天天在里邊大家都比較憋悶，我采訪那麼多事兒，就說說北京，給他們講講迎奧運。這個時候才覺得人性的東西在逐漸復甦，意識到你不是一個犯人、不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行貨、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腦和靈魂還是屬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種權利，走動也是一種權利。“在那里邊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動的，能動就是一種權利、一種享受，所以大家都搶著擦地板。擦地板這活兒牛啊，那簡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來以後對人生的態度已經改變了，就覺得所有的東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時候才不是幸福。”

“‘　鐺’一聲鐵門開啟，每一次聲音對大家來說是一個希望，也是一個絕望。鐵門響了，里邊就有一個人被召喚出去，但那個人不是你。不斷有人被召喚，那個時候被提審都是很幸福的，因為提審你可以到外面空間去啊，回來的時候有人還悄悄地高興，哎，我今天提審的時候又忽悠了三次煙，這是很值得驕傲的。”傅樺回憶。

“後來我出去提審的時候，我就要了支煙，雖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帶了回來。那個老大可高興了，哎不錯啊，你還想到咱兄弟們了。那個時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說‘小北京’將來還要寫東西呢，不能把他餓壞了。”

放風是最大的樂趣。傅樺回憶，有一天出去時看到旁邊一個石台階隱隱約約有字，也不敢吭聲，悄悄地轉到那邊去，那時候沒有眼鏡，蹲下來仔細一看，是寫得非常漂亮的十個字︰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啊呀，我那時候就覺得生活真美好呀，頭上就有兩只燕子。每一次我們出去放風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麼樣了，然後一看燕子回來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種聲音，感覺好像有小燕子了，覺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後，傅樺被調押到吉林省看守所，這是個主要羈押官員和經濟犯的地方，“四個人一間，每人一張床，有點像那種二星級飯店了”。

更重要的是，轉到吉林省看守所沒幾天，傅樺的眼鏡就還給他了，每個人都可以看書。這個四川師範大學88屆中文系的畢業生承認，大學期間看過的無數文學書籍，都無法和在這里看的一首詩相比，那是一首吉普倫的詩︰

“當人們沉睡在永無可能醒來的夢魘中時，當這種黑暗永無光明的可能的時候，突然，人們紛紛從砸碎鐐銬的嘈雜聲站起來，微笑著對身邊的人說︰我的靈魂屬于自己！”

“感謝各位領導！”

真正“砸碎鐐銬”的嘈雜聲，在2007年7月12日到來。那時，傅樺已被羈押了整整28天。

來接他的是報社的黨委副書記、副總編和北京分社社長三位領導，以及專程從外地趕來的法律顧問。此前傅樺已經按照辦案機關的退贓要求，打電話找朋友借了4萬元打到辦案機關賬戶上。款到賬的這一天，三位報社領導充當保人，在省看守所為他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但讓傅樺和律師不解的是，這筆款最後居然打到了龍嘉機場的賬上。

一行人來到長春龍嘉國際機場準備打道回京。傅樺再次踏足這個兩年前曾來調查和采訪的地方，而此番的身份是剛剛獲釋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頗不是滋味。他沒有想到，一場更尷尬的飯局還在等待著衣衫襤褸的他。

吉林民航機場集團公司董事長張軍堅持要請報社一行吃飯。傅樺回憶，張軍坦承，“請吃這頓飯我就是希望見見你，你要是當時能夠見到我，可能情況就不是這個樣子。”“說句老實話，本來我也可以追究你的，那些東西對我也造成了傷害，我現在也不追究你了，這個事情過了就過了，你自己好好生活吧。”

按照報社領導的意思，不吭聲只低頭吃飯的傅樺站起來給對方敬酒，“感謝各位領導”。吃完飯，沒有帶身份證的傅樺被安排通過機場貴賓通道登機返京，他听到機場分管政法的一位領導說︰“你是享受夠了這種待遇啊，住的是省看守所，走的是省級領導走的貴賓通道。”

傅樺在看守所寫了兩封信。一封給2年前同去長春采訪的同事姚春，希望向姚春道歉。盡管迄今沒有證據表明姚春被勞教和長春之行有直接關系，但傅樺至今覺得此事蹊蹺。另一封是給妻子唐瑞，唐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師，幾次和律師跑到長春營救傅樺未果。

在首都機場看到妻子唐瑞的那一瞬間，傅樺的眼淚差點下來。他強忍平靜地走了出來。“我愛人還很有禮節地跟我社長打招呼，還嘮嘮嗑。”傅樺回憶。回到家時，尚不知情的兒子已經睡了，傅的母親、一位高校退休教師給他戴上了一塊紅布，“（她）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我覺得她內心承受的那種痛苦比我更甚。”傅樺說。

“第一件事情是趕緊洗個澡，徹底把自己從頭到腳洗一遍，然後把一些自己帶回來的東西燒掉，希望通過燒可以把那邊的記憶完全抹掉。但現在我發現是不可能的，那種記憶永遠不可能抹掉，因為它已經長在你的心里了。你可能燒的是種形象，但你的心已經被焚燒了一遍。”

說還是不說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樺去醫院看傷，X光照片顯示，第九根肋骨陳舊性折斷。一周後，報社領導約他談話，問他的想法，他還沒來得及回答，一位領導就把他拉到一邊，說你這個情況報社有個除名決定，希望能夠理解。你這個案子組織間已經達成協議，誰都別再提了，只要過了一年保釋期，就沒事了。另一位領導提醒傅樺，“你要做好你愛人的工作，不要再折騰了，不要請律師了。”

這份除名決定，報社只印了兩份，傅樺明白一切無可挽回，當即表態，非常感謝報社和領導，服從決定。既然決定已經做出，傅表示不想再多說什麼，他只希望靜靜地養好傷，徹底忘掉這個事情，忘掉這28天經歷帶來的恥辱和恐懼。但對兩年前事關龍嘉機場的兩篇稿子，他至今堅持報道本身沒有問題，采訪扎實，有錄音和照片為據。

他不知道，早在他出事1年前的2006年2月，吉林省政府就下發文件，決定表彰長春龍嘉國際機場建設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龍嘉機場建設有限公司獲集體一等獎，吉林省公安廳等單位獲集體三等獎，而包括機場建設指揮長張軍在內的127人也分別立功受獎。

他也沒想到，就在他出來一個月後，報社專門派人赴吉林長春采寫了兩篇稿子︰一篇是特稿《吉林機場六年大變身︰迎接東北振興的“空中機會”》，另一篇則是對張軍的專訪《如何為龍嘉機場穿上廉政“防水鞋”》。兩篇稿子刊發于2007年8月27日，佔據了該報特別報道一個整版。

更艱難的事情還在後面。這年10月，賦閑中的傅樺接到北京朝陽區檢察院一位檢察官的電話，這才知道他的案子還沒結束，吉林方面已經移交到北京的檢察機關。

他幾次找到檢察官，想徹底說清楚他記憶中的那個數字，又擔心會招惹來無窮無盡的麻煩。他想起一位辦案人員說的︰“我不是要你故意說瞎話，但你要考慮清楚，五千和四萬有什麼大的區別嗎？最後都可能是3年以下甚至緩刑。一個省公安廳偵查移交的案子，你又翻供，最後怎麼收場？”

“那幾天，天天晚上我都在想是說還是不說，這樣說還是那樣說，天天都在想，每天晚上想。後來我認定了一點，我每天看到我的兒子陽光燦爛地拿回一些好成績，每天看見我愛人辛辛苦苦地工作，每天看見老人的時候，我心里在想，只要好好活著，就什麼都值。那個時候我還正好讀到一句話︰勇敢的人為了理想而英勇犧牲，成熟的人為了理想屈辱地生存。”

轉折點出現在2008年的春天。北京兩家都市報同時刊發了一則關于這個案子的消息，其中稱，傅樺因收錢報道虛假新聞而被司法部門控制，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這則以北京朝陽區檢察院為唯一消息源的消息進一步點明，傅某收了3萬元人民幣，之後撰寫了兩篇關于吉林龍家堡機場建設工程存在問題的負面報道。

傅樺如遭雷擊，在他看來，這事實上就是媒體審判。于是，他鼓起勇氣辭掉了剛找到的一份媒體工作，聘請了律師，決心將全部真相講出來。妻子唐瑞鼓勵他，要把真話說出來。他的律師周澤也給他鼓勁，說要善于克服恐懼。在周澤看來，如果真是僅僅如他所說的15000元，這只是一個純粹的職業倫理問題。

免于恐懼的等待

2008年7月，李申已由長春市綠園區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7年，判決書上載明他的罪名是三個︰職務侵佔罪、虛報注冊資本罪和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

同月底，李申的老上級，至今羈押在吉林省廳看守所的張廣濤，也已由長春市人民檢察院向長春中級法院提起公訴，起訴書指控的涉嫌罪名變為四個，分別是貪污、受賄、故意毀壞公私財物和向公司企業人員行賄。

在9月4日首次開庭後，11月19日，張廣濤案再次開庭。張廣濤的父親也是民航系統的一位老干部，1994年12月從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副局長的位置上退下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13年後小兒子會在同樣的副廳級位置上出事。

張父承認，以兒子的身份和級別，偵查機關對他采取強制措施，肯定事先已經民航總局領導和吉林省有關領導簽字認可。但在他看來，這個歷來听話的小兒子不過是犧牲品，“從這些莫須有的涉案金額上來看，這樣的干部太少了。”

尚在取保候審中的傅樺，已無暇去顧及這位大他3歲的校友了。已經無業的他，現在每天一有空就去附近的北海公園散步，看著那些老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感覺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而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沒有落下——他還在等待法院刑庭的出庭通知。

這個時候，能安慰他的，唯有家庭和親情。他試圖忘掉在28天看守所生活里獲得的人生體驗，又無法不陷入某種難以言說的焦慮。

“如果你當時做錯了，現在繼續錯下去，那你就無救了。你可能能夠把這個事遮掩過去，但在生活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是假人。你知道這個假人的概念嗎？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時候，哪怕是在地上蹲著擦地的時候你也是真實的。”

傅樺最喜歡的歌，從羅大佑的《閃亮的日子》，變成了劉歡的《重新來過》。

“我過去是一個燦爛的、‘做大事’的人。現在我是一個瑣碎的人，低下頭，從為家人買菜、做飯、洗碗、掃地、開車??一件件小事中獲得幸福和快樂。我甚至學會了為他們縫補衣服。我做一點就覺得快樂一點︰我還不是一個廢人，我還能夠為我愛的人做點什麼。感謝生活，是從痛苦和災難中開始的。”

這段日子里，唯一讓他開心的是兒子中考順利，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而最讓他苦惱的，也是如何把自己這個令人羞愧的事情，在開庭前說給尚不知情的兒子听。說輕了，怕孩子不以為然；說重了，又擔心孩子恐懼，留下陰影。

“我內心對自己說︰一切可以忍受，只要他們健康和快樂，遠離恐懼。我又有什麼權利讓我的親人再次陷入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