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辜鸿铭何许人也？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７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辜鸿铭的辫子是要拽住历史的车轮吗？  

辫子留还是不留，自清人入关，便是和掉脑袋一样重要的事情。那是政治忠诚的表现。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留辫子，大胆。蔡元培先生聘用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在革命的漩涡北大教书，更为大胆。其实，以反革命面貌出现的这些行动，某种意义上更说明了他们的坚定意志。这种坚定意志可能是整个20世纪中国随大流话语霸权现象中，国人最缺乏的一种独立精神。  

清朝入主中原，从一开始就把头发问题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象征。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  

改朝换代，移风易俗，这是清朝作为异族心理自慰的一种手段。它曾遭到明朝遗民的坚决抵抗，比如，有的人为保头发而与妻子一同跳井而死。这种事件还不止一次发生。也有举族躲到深山之内，逃避削发的。  

削发后就是在后面留一个小辫子。经过如此武断的种族歧视政策，奴性便慢慢培养起来。留辫子就成为革命到来时表达对前朝政治忠诚的高风亮节的行为了。  

辜鸿铭把留辫子作为一种忠诚看待。他认为，中国人对皇帝的忠诚是一种宗教，可以说，他正是儒家国家的基石。他也认识到自己的忠诚是一种文化立场，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他说:“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受皇恩之王朝的忠诚，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根本的忠诚。”  

20世纪80年代有个电影叫《神鞭》，其中的傻二说:“辫子剪了，神还留着。”辜鸿铭是要留住那个神。他说:“如果把地球看成一个头，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那条标新立异的辫子。”  

辜鸿铭

1917 年， 能够容忍并欣赏辜鸿铭的蔡元培执掌北大时， 提出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沙滩红楼的那个校园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拖着长辫的老夫子若有所思地行走。同时， 2 6 岁的胡适也被请回来教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辜鸿铭是著名的守旧派，而胡适恰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1917 年2卷5 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且被陈独秀称誉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如此搭配的北大，其热闹之况可以想见。  

1923 年，蔡元培辞职后，辜鸿铭也辞了职。因为蔡元培以后的北大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大，北大已经不是他能容身之处了。1924年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对于这般的吹捧，十年后，鲁迅还耿耿于怀，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  

“人近而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这是一种偏见吧。当鲁迅自己被当成另一个捧杀的对象时，不知他作何感想。辜鸿铭与泰戈尔，一个很奇特的组合，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不过可以肯定，泰戈尔一定为中国有这么一位奇人感到神奇。  

作为经常用英文写作的印度文化大师泰戈尔， 在某些方面和辜鸿铭有相似之处:二人对待西方文明均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只是泰戈尔更能从全人类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关注人类的发展。其立意与辜鸿铭相比，更具有现代性，也更接近21世纪的历史主题。  

泰戈尔在一生的相当长时间里， 对西方文明是持尊重和友好的态度的。  

有感于印度的苦难， 泰戈尔说:“ 我再次指出，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该为此怀着感激的感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动反对它的仇恨倾向……今天，任何国家把别的国家拒之门外，都不能谋取独特的进步。”有人在泰戈尔的传记中说:和西方的密切接触“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泰戈尔逝世时，印度国大党领袖、后来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从监狱里致书报界，说:“祖师(泰戈尔)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祖师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整个世界。”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搅乱了人类的和平生活的时候，泰戈尔和辜鸿铭一样，对战争进行了谴责。只是泰戈尔对交战双方抱以同样的悲悯和谴责。其诗篇有云:  

大地万千的痛苦和罪过，  
多少暴力的喧哗和凶兆， 
今朝一切都汹涌澎湃，  
越出河岸，涌向天空。  
……  
今朝，懦怯者的胆小，  
强悍者的残暴，  
贪婪者的无耻，  
被宰割心灵的创伤，  
民族的傲慢，  
对神明的亵渎，  
这一切戳穿造物主的胸膛。  

不过，在北京的讲演中，泰戈尔以“巨人”比之西方的物质文明。大意是“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虽然此种文明，吾东方人士万不可崇拜之，如崇拜之，则必受其害。吾人今须知人类之精神，须如机械之轮之自强不息。吾人分所应为者乃对于一切压迫之奋斗抵抗，以求到达于自由之路，故吾人今对于大人（ 即西方文明） 须以较机械更良之武器征服之。换言之，即吾人今须以精神战胜物质是也。”  

这个精神战胜物质的理论， 是否为泰戈尔对待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关系的最终结论，抑或是泰戈尔在中国迎合中国情调的言论，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泰戈尔和辜鸿铭所共同关心的东方文明的命运，并没有因为二人的离世变得比1 0 0年前更加明确。  

辜鸿铭离开北大后，在1 9 2 4～1 9 2 7年期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造成了一时的“辜鸿铭热”。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1 9 2 7 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 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 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 9 2 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他也有意前往执掌。但辜鸿铭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过去的“东西南北”经历一齐涌上心头，无法自拔，他精神上异常苦痛，“日惟祈求速死”。4 月3 0日，辜鸿铭无奈地看着两个小女， 说了句 “名望、地位都不过是泡泡，转瞬即逝”。辜鸿铭死后，女儿珍东、娜娃到苏州削发为尼，秉承了父亲的倔强脾气。  

这位把中国文化视为珍宝、向西方倾力推荐的人，毕竟获得了西方的尊重；同时，也至少使西方在其文明处于强势的鼎盛时期，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尊重。德国作家勃兰特夫人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那么，能写欧洲诗的中国人出生了吗？我们可以回到辜鸿铭的立场，但是估计再也没有他那样的能力和骨气了。

政見完全不同且已分道揚鑣 胡適為何屢救陳獨秀 2008/11/25

中安在線 　　胡適與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并峙的雙峰，也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雙子星座，更是中國近現代學朮史上的一對巨擘。他們各自的思想與品性至今仍值得世人解讀、破譯，而兩人之間的友誼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更值得人們深思與懷念。何況兩人的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尤其是胡適在與陳獨秀政見完全不同、已分道揚鑣的情況下仍不遺余力地營救陳獨秀頗耐人尋味。 　　那么，這是為什么? 　　胡適與陳獨秀都是安徽人。胡適出生于皖南山區素有“績溪牛”之稱的績溪。那兒襟山帶水，風光旖旎。即使在今天熱火朝天的市場經濟中，這里依舊群巒重疊山峰蒼翠，既無機器轟鳴之憂，亦無溪水污染之患，民風依舊淳朴。胡適的性格很像這里的田園山水，一派自然風光──“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與他交往你會有那種青山綠水間春風拂來沁人心脾的感覺。這大概也是胡適一生朋友多的原因。胡適自己說：“我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陳獨秀生于皖北長江邊的安慶，氣勢恢宏的長江襟懷坦白，一瀉千里，奔騰入海。陳獨秀的性格就如這長江，百折不回，愈挫愈奮，且光明磊落。魯迅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几支槍，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胡適出大名肇端于他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與陳獨秀一同祭起了文學革命大旗，吶喊民主與科學。從此開始了兩人之間的友誼。1917年1月，胡適那篇被鄭振鐸稱為“文學革命發難的信號”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在《新青年》第二卷五號上刊出，文中正式提出的“文學革命”的“八不主義”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胡適公開舉起“文學革命”的義旗首先“發難”，是他在美國留學的最后兩三年間的潛心思考，現在瓜熟蒂落了。他從文化意義上為中國進入新時代跨出了驚世駭俗的第一步。陳獨秀稱之為“今日中國文化界之雷音”。緊接著陳獨秀就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把“文學革命先鋒”的頭銜贈與胡適：“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陳獨秀表示自己“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正式開始的時間，按學朮界比較一致的說法，是1915年9月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為標志。而在這之前，胡適就已開始思考并為白話文造輿論了。1915年8月他在《如何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一文中說：“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常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我國之白話是也。”還說，“此問題至重大，不當以意氣用事，當從容細心研究之”，并建議大家以“國文”為題進行討論以求共識。 　　倡導白話文，胡適功莫大焉。魯迅與周作人在1909年合作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這部小說集曾被胡適譽為“古文學末期”的“最高作品”，可是它在十年間總共只售出了二十冊。當魯迅用白話文寫出《狂人日記》后卻一版再版。試想，倘若不是白話文的推廣，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有如此的傳播么□歷史的演變又將是怎樣的呢？這里，不妨聽聽胡適的說法：“形式與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 　1917年9月，在陳獨秀的竭力推荐下，剛從美國回來兩個月的胡適來到北京大學擔任了教授。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為陳獨秀、胡適等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宣傳新文化、新思潮、新觀念提供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也是令人羨慕的寬容。一時之間，北大的學朮思想氣象日新，整個校風郁郁然充盈活力。胡、陳在蔡元培的旗幟下一道對北大進行著教育的改造。 　　然而，這樣的志同道合并沒能持續几年。1918年12月，由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創刊。對《每周評論》的創刊，胡適有一番說法。他說：“在某種意識上說，這張小報的發行原是尊重我只談文化不談政治的主張。”可見胡適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新青年》上不斷談政治是不滿意的，所以才有了《每周評論》。但是胡適與他們的分歧并沒有因有了《每周評論》而偃旗息鼓。“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不可避免了。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這份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也就無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胡適的觀點遭到了反駁。陳獨秀因為被北洋軍閥政府關在監獄里而沒有參加“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有趣的是毛澤東在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爭論的高潮中，他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几十個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投身民眾運動抑或繼續堅持思想啟蒙之爭，也就是說談不上是什么反對馬克思主義。 　　不過，隨即而來的五四愛國運動卻結束了胡適與陳獨秀那几年親密無間的合作。經胡適等人的營救出獄后，陳獨秀來到了上海。于是李大釗主編了1919年六卷五號的《新青年》，出了一期“馬克思主義專號”。《新青年》從此開始轉向宣傳馬克思主義。而陳獨秀在上海與當地最初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等人結識，不久就把《新青年》改由他在上海編輯，成為主要宣傳建黨的刊物，并逐走上了政治救國的道路。對此，胡適是不滿意的。他寫信勸告陳獨秀，辦《新青年》仍舊應以哲學文學、思想文化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濃。胡適要陳獨秀、李大釗同己一道奉行“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理念，當然不被他們所接受。陳獨秀在《新青年》專門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批評“《新青年》同人中多數向來絕口不談政治”的錯誤。他說：“在現實社會中，談政治也罷，不談也罷，誰都逃離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而此后的文章中，陳獨秀更是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觀察與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了。 五四愛國運動后，胡適繼續堅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陳獨秀則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陳二人之間志同道合的蜜月結束了。于是，胡、陳的分道揚鑣導致了北大知識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適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顧頡剛等人。集合在陳獨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張慰慈等。前者叫問題派，后者叫主義派。 　　雖然政治主張相悖，但這并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這可從陳后來的遭遇中看出來。陳獨秀一生遭綁架─次，四次被捕。遭綁架時他與胡適還不相識。后來的四次被捕，胡適動員了一切可調動的力量不遺余力地營救了他。究其原因，筆者認為，胡、陳之間的關系，說到底既有胡適重友誼的一面，也有二人都愛國，更有陳獨秀政治思想趨于與胡適一致的一面。胡適終其一生都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他說，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使人“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并立的仇敵，并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視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胡、陳的政治主張是不同的，但二人也有較為一致的地方：能容忍異己。正如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所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更重要的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變化。胡適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異己。陳獨秀后來思想大變，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他說，那種把“民主主義看做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是一種“最淺薄的見解”。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后代今何在?

环球网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孙女戴眉曼

生活幸福平静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 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后代台湾聚首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