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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餐桌/當代藝術三十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真正原因 /电影音乐
發佈時間: 11/26/2008 1:45:15 PM 被閲覽數: 21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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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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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三十年︰
 
穿越禁忌之路 走到艷俗(組圖)
 
 
 
北京日報

  北京798藝術區的游客總是絡繹不絕,人們興致勃勃地穿梭于由畫廊、酒吧、咖啡廳羅織的各色空間里,享受著各種藝術化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精神愉悅。所有這一切在30年前卻是難以想象的。

  從“傷痕美術”到“鄉土寫實”:

  突破“藝術工具論”

  1976 年“文革”結束之後的兩年里,美術家仍難擺脫粉飾現實的慣性,但“傷痕美術”敢于暴露生活中的苦難引起了廣泛共鳴。1979年,程叢林的《一九六八年×月 ×日雪》與連環畫《楓》描繪了紅衛兵在武斗中相殘而死的悲劇,畫家體現出個人的批判性思考:藝術應當尊重歷史的真實,而殘酷的階級斗爭對愛與美的戕害發人深省。與這種人道主義有力的揭示不同,另一種朦朧的憂傷傾向成為當時“知青”畫家的代表風格,王亥、王川描繪的感傷的少女形象,暗示出青春歲月的磨難,何多苓的《春風已經甦醒》則以縴細的筆觸和意象的象征意味使繪畫作品的抒情性得以凸顯。
 




  然而,“文革”後美術界從“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樊籬中突破出來,是從對西方現代美術的重新了解開始的。1978年初春,一次深受歡迎的“法國19世紀鄉村風景畫展”引發了人們對“印象派”的爭議。吳甲豐呼吁,不管這個曾被江青斥責為“腐朽下流”的印象派是否符合在中國文藝界一貫佔據正宗地位的現實主義,其藝術價值是不容否定的。理論界對印象派評價的松動使印象派之後的各個流派成為藝術家熱切關照的對象,一時間,新印象派、後期印象派、象征主義、野獸派、立體派、未來派、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波普藝術、視覺派藝術、活動派藝術、超級現實主義等五花八門的新鮮名詞和豐富多彩的畫面,使與外界隔絕多年的中國藝術家感到強烈的震蕩,學習效仿成為大家急迫的共識。





  1979 年,袁運生為首都機場所做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贊歌》中出現的女性裸體形象引起全國轟動,畫中運用的變形、象征手法暗示著藝術家表現自我的強烈沖動。當時“自我表現”仍被認為是將使藝術脫離人民的危險方式,但老畫家吳冠中大聲疾呼要重視繪畫的“抽象美”和“形式美”,擺脫“內容決定形式”的羈絆。對創作自由的追求征服了藝術家的心,從再現到表現的觀念也漸漸深入人心。北京的一些業余畫家自發舉辦了“星星”美展,黃銳、馬德升、王克平等十幾位自學藝術的成員使用“後印象派”之後的方法諷喻社會現實,作品雖然單純,但其敏銳和無羈的表達卻顯示出情感的沖擊力,無意中成為1980年代中國現代藝術的起點。



  
徐冰 《天書》 (1989)


  從“八五新潮”到“中國現代藝術展”:

  “拿來主義”異彩紛呈

  藝術家對純藝術和抽象藝術的熱忱在1982年後一度得到抑制,致使1984年的第六屆全國美展回復到重題材輕藝術的“左”的面貌。但1985年的第四次文代會提出了創作自由,中國哲學界、文化界由此進入了“文化熱”的高潮。青年畫家的銳氣終于在“前進中的中國青年美展”中開始釋放,張群和孟祿丁合作的《在新時代——亞當和夏娃的啟示》充滿了象征意味,引導著人們去破壞舊有的秩序來創造新的世界。不久,李小山的《當代中國畫之我見》一文震撼了美術界,他提出“ 中國畫已經到了窮途末路”,引起了激烈辯論,其意義實已超越了中國畫層面而映襯出當時反傳統的強烈意識。從這一年開始,美術界發生了遍及全國、規模宏大的 “八五新潮美術運動”。從1985到1987年,約有2000多位藝術家組成80多個藝術群體,進行了150多次藝術活動,他們不僅舉辦畫展,還熱衷于吸納哲學、宗教思想對自己的藝術作觀念上的更新,表現形式也由繪畫擴展到行為表演、裝置、混合媒介以及觀念藝術,展示空間不限于室內而延伸到公共空間並與公眾進行廣泛的交流。雖然有“反藝術”群體將達達主義、禪宗和後現代主義結合起來,反對所有被稱為“藝術”的東西,但“85時期”的藝術家多對藝術抱有真誠的信念,這種激情和才智在1989年達到高潮。1989年2月5日,“中國現代藝術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有180多人的290多件作品參展。此前中國藝術家對西方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藝術所采取的毫不猶豫的“拿來主義”使得展覽異彩紛呈,作品的新奇和怪異引來觀者如潮,展覽上的一系列行為藝術事件也成為國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和文化界爭論的焦點。兩周內,展覽因“槍擊”事件和匿名信兩次被關閉,中國現代藝術運動由此偃旗息鼓。



  
王廣義 《大批判》 (1993)


  【1990年代】

  從玩世現實主義到艷俗藝術:

  人文主義的消解

  進入1990年代,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藝術家在“藝術拯救社會”的理想破滅之後,普遍放棄了對形上世界和終極意義的追問,轉而以平視的角度對待現實。1991年,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些1960年代出生的畫家舉辦了“新生代”畫展,他們把觀照的距離推近到身邊的親人、朋友或是自己,或以“快照”的方式擷取一個隨意的場景,或對一張照片作仔細的放大的拷貝,作品既強烈地暗示出作者的在場,又顯現出這種現場的平庸與無意義。另一批與“新生代”年齡相近的畫家在描繪自己周遭生活的畫面里注入了更多的無聊感,他們以嘲笑、揶揄、痞子習氣的態度表現出一種玩世不恭的潑皮心態,被稱為“玩世現實主義”:方力鈞的光頭農民在藍天白雲下打著哈欠,冷漠而荒誕;在岳敏君那些雷同的咧嘴大笑的人面前,一切都顯得滑稽和無意義。泛濫在劉煒筆下的“肉”(人和物)的意象幾乎讓人惡心,生活既是如此丑陋,文明既已如此腐爛,也就不需要認真對待。

  比“新生代”年長的一些人曾經是’85運動的主將,他們喪失掉人文主義的熱情之後,轉而尋求一種讓藝術盡快被社會接納的方式,選用大眾所熟悉的圖式進行解構主義的表現,這便是“政治波普”:王廣義的《大批判》系列將“文革”盛行的工農兵形象與其時正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歐美流行商品的商標並置,工農兵微笑的表情暗含著接納這來自西方的糖衣炮彈,與標題的“大批判”形成強烈的反諷。張曉剛的《大家庭》復制家庭舊照片,把中國人私密的“全家福”改造成為性別含混、年齡模糊、表情相似的標準化圖像,折射出中國世俗文化中崇尚集體主義、壓抑個性的特點。

  1990年代中後期,隨著消費主義的盛行,與玩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一脈相承的艷俗藝術得到發展。面臨急劇發展的市民暴發戶趣味對社會空間的佔領,一些藝術家采取了迎合現實的立場,他們戲仿、挪用、拼裝、改造大眾熟知的物象,以極盡夸張的方式刻意表現庸俗、艷麗的形象,為了貼近表現對象的大眾趣味,甚至放棄油畫這種文雅的方式,而引入月份牌、年畫、宣傳畫、漆畫,材料也涵蓋日常消費品所使用的陶瓷、絲綢、樹脂、玻璃、刺繡、家具等。徐一暉用在景德鎮燒造的陶瓷的花朵摹仿他自己厭惡的俗氣的卻又無奈的現實,胡向東的“理想種植”使與人十分親切的大白菜被制作得如水晶一般,取得了“陌生化”的批判效果,俸正杰以“艷若桃李”般潰爛的皮膚反諷享樂主義蔓延下人的心理病變,常徐功將城鄉結合部泛濫的小商品繡滿在志得意滿的鄉鎮企業家周圍,羅氏兄弟讓新年畫中的胖娃娃歡天喜地地擁抱世界名牌和日常消費品,更以平滑、光亮的漆畫技術凸顯其艷麗。

  觀念藝術:

  直覺和開悟的能量

  當傳統的架上繪畫、雕塑等形式不足以承載藝術家對社會和美學的反撥時,方案、行為、裝置、錄像、攝影等觀念藝術的手段往往成為最好的表達方式。在中國,觀念藝術“反藝術”的本質體現在對藝術所依托的中國社會環境的整體反映,而觀念藝術實施的空間也由原來的美術館等特定機構擴展至個人私密的場所或是開放的公共空間,它甚至也不需要全部實施,不一定呈現為物質的載體,只要作者的意圖(可以是一頁計劃書)達到便告完成。早在80年代中期,“廈門達達”的代表黃永就援用禪宗的理論來解釋“達達”,以“破”的思想批判藝術:當中、西美術史的兩本書放到洗衣機里攪拌兩分鐘後變成紙漿,一系列關于中西文化融合或是對抗的問題便消解了。文字作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高度權威的力量,首先遭到了解構。吳山專的《紅色幽默》系列將一些廣告語、新聞標題、交通標志等公共信息語言隨機地集中起來,利用文字的歧義和文字與現實的不符來隱喻事物的模稜兩可。徐冰花費三年的時間親手刻出2000多個“漢字”的木版並將它們印刷出來裝訂成書,但這些字卻是無法辨認的《天書》,偽文字所形成的無意義的文本卻具有合法的經典的外觀。谷文達的錯別字書法在保留漢字書法的同時破壞了它的語義,從而消解它在歷史中的諸多文法體系。眾多傳統文化資源經開掘被重新煥發出詩意:呂勝中運用民間剪紙藝術中的小紅人為藝術招魂,蔡國強利用火藥、風水、中藥觸及西方世界文明的軟肋並和宇宙、太空對話……中國觀念藝術家尤其擅長于在經驗的營造中體現直覺和開悟的能量。

  觀念攝影在1990年代後期發展迅速。攝影者往往持有明確的意圖對被攝物體“擺拍”,並在照片的後期制作中予以修飾,不少作品呈現出一種非現實的夢幻色彩。同是作為影像,錄像藝術早在90年代初就已被中國藝術家所采納,它的魅力在于試圖讓人無意識地操控攝影機,在不可控制的偶然性中留下圖像並浮現出豐富的含義。極富爭議的行為藝術在1980年代常常以突然襲擊並帶有暴力傾向的方式攻擊社會體制的某一對象,1990年代後轉向以個人的身體來傳遞個人境遇的某種深層體驗。1994 年,張洹赤身涂上蜂蜜蹲在鄉村的公廁里被蒼蠅叮咬長達一個小時(《十二平方米》),這極端痛楚的耐受似乎是在為那些卑微的人代言——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被遺棄在粗陋的鄉村里的人們,是否還需要尊嚴?而馬六明利用他天然的女性化特征,裝扮成擁有女人臉和男人身體的“雌雄同體”,性別的不確定帶來的錯覺足以激發出對人性異化後的種種荒誕現實的想象。行為藝術家一度將藝術變成了儀式,他們在“慶典”中釋放個人的壓抑,在“布道”中折磨傷害自己的肉身感受迷狂,借對歷史遺跡的“祭祀”體驗宗教的神秘感,又在“宣傳隊”的活動中享受領導群眾的優越感。1990年代末,行為藝術中出現了割肉、放血、食人等極端的做法,當藝術家從自虐走向虐待動物和他人時,其挑戰人倫道德底線的意圖一度引起社會的質疑。

  體制內外:

  當代藝術格局之變化

  與 1980年代相比,當代藝術在九十年代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藝術家除了原先在官方體制內(如學院、畫院等)的成員外,又增加了大量的自由職業者。九十年代初,一批“盲流”藝術家陸續聚集到北京近郊,形成了蔚為大觀的圓明園、東村、宋莊畫家村。2002年,曾是“星星畫會”發起人之一的黃銳介紹日本的“東京畫廊”進駐北京大山子798工廠,此後這批五十年代由德國援建的風格簡潔的廠房被藝術家所青睞,在保留工廠原結構的基礎上開闢出眾多的工作室、畫廊和藝術中心。2004年,798舉辦了“首屆大山子國際藝術節”,與社會公眾進行交流,如今798藝術區已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當代藝術的平台和文化創意產業基地。

  【2000年後】

  批評家-策展人引導當代藝術

  進入21世紀,中國當代藝術已成為亞洲藝術中不可忽視的雄強力量。自從1993年13位藝術家應邀參加第45屆威尼斯雙年展後,中國當代藝術家開始頻繁現身于西方重要的大型展覽。雙年展和三年展這種國際藝術展覽的形式也逐漸被官方體制所采納。2000年上海美術館舉辦了上海雙年展,2002年廣東美術館舉辦了“首屆廣州當代藝術三年展”,2003年北京舉辦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中國政府還在第50屆威尼斯雙年展上首次建立了“中國館”。于是,一個以美術館、博物館、展覽機構、經紀人、策劃人、批評家所構建的藝術權力機構全面建立起來,這其中,批評家引導並見證了當代藝術走向繁榮的過程。栗憲庭長期與北京的自由藝術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憑借自己對意識形態的把握,促成了“玩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艷俗藝術”等風格的形成。呂澎早在1990年代初就預感到由收藏機構介入的市場手段將直接影響到藝術家的成功,他所策劃的“首屆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雙年展”,首次調動廣東企業為獲獎作品提供獎金並參與收藏,在推動中國藝術市場上具有開創意義。學院派的批評家易英、尹吉男等對“新生代”藝術的意義給予了準確的剖析,以政府美術機構為背景的範迪安、張晴在促使中國當代藝術獲得政府機制的接納上做出了獨到的貢獻。此外,費大為在法國,高名潞、巫鴻在美國,組織和舉辦了多個華人新藝術展,為中國藝術家進入國際藝術領域推波助瀾。

  井噴的市場:

  藝術僅是一門大生意?

  近十年來,得力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由畫廊、拍賣公司、收藏家所主宰的藝術市場里,當代藝術也呈現出風生水起之勢。中國人對藝術市場的概念最早由陳逸飛帶來,1991年,陳的《潯陽遺韻》在香港拍出137.5萬港幣,首創中國油畫作品過百萬元的紀錄,1997年,他的《罌粟花》拍出387萬港元,成為 20世紀中國油畫作品的最高紀錄。但是這種唯美以至流于甜俗的風情畫卻迅速被帶有批判鋒芒的當代藝術所趕超。前衛藝術家被台灣和香港的畫廊所代理始于 1992年,同年廣州“雙年展”中由批評家引入的“操作”、“生效”等市場概念激起了藝術家進入市場的雄心。私營畫廊在北京、上海紛紛建立,經紀人與藝術家簽署合同,畫廊為藝術家安心創作提供經濟支持、展覽計劃,藝術家將作品交給畫廊銷售並支付代理費用。與此同時,內地各種專業性的書畫拍賣公司如嘉德、翰海、榮寶、保利等相繼成立,對當代藝術的介入也越來越深。2005年至2006年,當代藝術品的拍賣紀錄不斷被刷新,劉小東的油畫《三峽新移民》在 2006年底一度拍出2200萬元。2007年,當中國房價節節攀升時,當代藝術的爆發力亦成井噴之勢。張曉剛、曾梵志、石沖、岳敏君、方力鈞、陳丹青等的作品相繼突破千萬元,2007年末時蔡國強的《為APEC作的計劃》火藥畫又創造出7424.75萬港幣的天價。正當人們為此而驚呼時,2008年6 月,曾梵志的《面具系列1996No.6》又以高達7536.75萬港元成交,成為目前中國當代藝術世界拍賣的最高紀錄。有趣的是,不僅生于1950年代、1960年代的藝術家屢屢賣出高價,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藝術家也穩步地進入了被畫廊代理、被拍賣提高身價的流程。一張“中國式卡通新銳”的油畫在2005年的市場價值是4-5萬,2年後便漲至30-60萬,一個美院的畢業生作品從千元到十幾萬元只需一年多的時間。

  這些不斷飆升的數字足以證明,中國當代藝術家無疑遇到了百年以來最好的市場機遇,但是其價值和價格是否契合呢?這背後是否隱藏著過度的“操作”呢?1989年的現代藝術展上,吳山專曾在現場賣蝦,這個絕妙的偈子如今已演變為現實:藝術就是一門大生意。今天,嗅覺敏銳的畫廊老板迫不及待地鑽進美術院校去搜羅年輕的藝術明星苗子,著意栽培出下一個價格王,這令我們不免為當代藝術的未來而喜憂參半——藝術的命運莫非就只是不斷地褪去鋒芒,如同花俏用品上的裝飾紋樣嗎?但願她能一路走好,除了擁有景氣的市場,亦能擁有景氣的創造力。

 
 
旧金山

     
1. Golden Gat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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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y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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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erry Building in San 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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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alifornia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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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an Fran downtown from Mark Hopkins (window is a little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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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异百幅

——日本摄影家刘美硕作品选

 
半缘心

     

作者简介:   刘美硕 1946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市。      1967年毕业于东京写真大学技术系,之后在美国留学3年。      1970年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摄影家。   作者自述:我的父母是华侨。我生长在日本,全家于1973年加入了日本国籍。但我却一直沿用了父亲的姓氏。刘(Liu)。不知为何,想到要丢弃自己的根,总感到恋恋不舍。    如今,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中国展示我的摄影作品,对于长久以来一直执着于刘(Liu)姓的我来说,这真是莫大的喜悦。   S.O.S是我摄影生涯中的一贯方针。  第一个S是simple,每一幅作品都要简洁、明了;  O是original,要有独创性,有自己的风格;  最后的S是story,每幅作品都是一个故事。  S.O.S以及我的名字Liu一直是我最珍惜的。

 

 

 

 

 

 

1948年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真正原因


2008/11/21 


劉統


  剛才來的時候有讀者問我,你寫的書每一本都是既沒有前言也沒有后記,你的書是怎么寫出來的?我先簡單地自我介紹一下:我原來是嗡嗡嗡時候的老三屆,我是老初二,以后趕上嗡嗡嗡,成了黑五類,嗡嗡嗡中在工廠當了九年工人,當到三級工。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我考本科,結果我家政審還沒有落實政策,沒有被錄取。接著1978年第一屆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東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學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碩士導師是王仲犖先生。畢業以后我留在山東大學歷史系,當時王先生主張我再開拓一下眼界,繼續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跟譚其驤先生學中國古代歷史地理。人一輩子如果能夠碰上一位名師就是很大的幸運,而我碰到了兩位名師,非常幸運。畢業的時候想回北京,當時正好中國軍事科學院需要研究人員,就把我招去當兵了。

  到了軍事科學院以后跟我坐對桌的就是一位年輕的少校茅海建,他雖然比我年輕,但他是老兵,他當兵的時候就在東海艦隊,1982年碩士畢業以后就到軍事科學院,而我是一個新兵。他向我介紹,軍事科學院是葉帥創建的,軍事科學院里的寶貝就是葉帥當年積累保存的戰爭檔案。茅海建是中國近代史專業的,他沒時間讀解放軍的戰爭檔案,他建議我把這些東西好好地讀一讀。后來我就到圖書館借這些戰爭檔案看,使我非常震驚,這些東西太好了。一邊讀著檔案,一邊向軍事科學院的老同志請教,這些老研究員有兩種成分,一種是解放戰爭時期四大野戰軍的老參謀,還有一種是建國后大將元帥的祕書,他們喜歡給我講一些故事,那個時候我才明白原來我們黨的歷史有兩種,一種是教育群眾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學的黨史課等等﹔還有一種是真正的歷史,那是藏在我們的檔案里,或是當事人口口相傳的。我看到這些以后,就下了決心,不再搞歷史地理了,改行做現代史、軍事史。

  我最后一次見到譚其驤先生是1990年,他中風前的半年,他到中國科學院開院士增選會議。我跟他說起我在軍事科學院看到的一些東西,譚先生非常激動,當時便站起來說:“你要把這些東西都記下來!”既然導師允許了,我就自己改了專業,在軍事科學院一蹲15年。這期間主要寫了三本關于解放戰爭的書,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寫了一本長征后期毛澤東與張國燾斗爭的書《北上》,三聯編輯看了這些書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視野,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較,然后再挖一些深層次的東西,于是我就寫成了《中國的1948年》。寫了這本書以后還是覺得意猶未盡,因為有些東西也不可能放開來寫,總是要在表述上比較婉轉,內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還是希望,凡是在我書中提供給讀者的都是真實的,真實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會發展和國家開放的情況,也許今后要不斷的修訂、補充。

  我今天講“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給大家澄清一些誤區,講一些真實的歷史。我們現在改革開放20多年,可以說在戰爭題材上也比較開放,但是不管怎么開放,給大家總是有這么一個印象:我們共產黨、解放軍的形象曾經塑造了兩個代表性人物,一個是電視劇《激情燃燒的歲月》里的石光榮,一個是《亮劍》中的李云龍,這其實是文人寫的軍人,不是真正的解放軍。如果解放軍的將領都像石光榮和李云龍這樣滿口的粗話、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過國民黨嗎?國民黨將領許多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是留過洋的,而且人家一開會的時候都是軍裝筆挺、將星閃耀,咱們解放軍的干部開會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著煙袋,什么樣的都有,這么土里土氣的共軍怎么能把國民黨打的落花流水,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戰爭,几乎沒有一個服氣的,像胡璉,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18師的師長,在華東戰場几次跟粟裕較量,在淮海戰場上只身逃脫。最后胡璉打勝的一仗就是金門。胡璉說共產黨打仗是人海戰朮,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著手榴彈往陣地上沖,我們能忍心開槍嗎?我很負責任的對大家說,我查遍了解放戰爭的檔案,可以說解決戰爭重要戰役的檔案我都看了,但是沒有看到一個戰例解放軍是這么打仗的。胡璉可能是一種誤解,因為我們解放軍當時裝備、服裝肯定不如國民黨軍,有很多戰士是裝不上正規軍裝的,所以胡璉的這種說法沒有根據。

  另外,我對國民黨沒有那么深的成見,我還是能比較客觀地看國民黨的戰爭檔案。看后我有一個感覺,蔣介石不像是我們書里描寫的樣子,專橫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狹隘。

  我看了蔣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產黨決戰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講話、決策,我發現他的想法大多數都是對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預感到東北守不住,于是讓衛立煌把東北的精銳部隊全部撤到關內,應該說蔣介石當年的這個決策是對的──如果衛立煌把60萬部隊及早撤到關內來,那么解放戰爭要打多少年還說不定。第二個重大戰略決策是,在衛立煌守不住的時候,蔣介石做傅作義的工作,讓他放棄北平天津,把華北的50多萬精兵撤到長江以南。結果傅作義也沒有答應,如果他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們的平津戰役也找不到戰機了,不能在黃河以北殲滅國民黨軍的主力,那我們國家說不定真要出現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蔣介石兩大決策都沒執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國民黨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盤算。衛立煌想,蔣介石一貫嫁禍于人,萬一出現問題,他到時候把責任推給我我就完了。傅作義想,我本來是華北人,華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個地方軍政的長官怎能沒有根基。蔣介石的種種決策都是因為下面的扯皮、推諉不得以實現,所以蔣介石才越來越著急上火。

  蔣介石在戰略上是有預見性的。在1949年2月蔣介石已經祕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員把上海銀行里所有的黃金、白銀、銀元轉移到台灣,而且從那時候就開始修舟山機場,准備把國民黨大批的官員、難民撤到台灣。解放軍還沒渡江之前蔣介石已經料到這一步了,所以他能從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國寶運到台灣。但是蔣介石最終還是失敗了,把大陸丟了。在過去我們把蔣介石的失敗都說成是腐敗──國民黨腐敗、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戰場上的人心里明白,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較量,容不得雙方有半點的猶豫,更別說腐敗了,所以在戰場上,無論是國共雙方都是真刀真槍的較量。如果要說一次兩次戰役的成敗或許有偶然因素,但是整個戰爭的失敗是不會偶然的,還是有許多必然的因素。這就是今天我想給各位讀者解釋的事情。

  我們正規的歷史里對毛澤東同志過去達到了歌頌和迷信的程度。我們的歷史上寫到,抗日戰爭結束之后中國共產黨為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和國民黨展開了較量,是不是說抗戰一勝利共產黨就想跟國民黨爭天下?現在越來越多的歷史披露出來,尤其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這本書出版以后,還有《毛澤東傳》的出版,讓這段歷史基本上清楚了,沒有疑問了。在抗戰剛結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打算跟蔣介石爭天下,而是希望在國民政府里擁有一席之地,因為抗戰剛結束的時候蔣介石的個人威望達到了頂點,他是中國抗戰的領袖。而且根據共產黨當時的實力,雖然有了一億人口的根據地、90萬人的軍隊,但是相比國民黨還是差得遠,所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就是希望跟蔣介石談出一個和平來。當時雙十談判協定規定給共產黨提供几條,一個是華北五省的主席由共產黨擔任,另外全國軍隊縮編成100師,共產黨可以占20師的配額。毛澤東對這個結果是相當滿意的,回到延安跟胡喬木和中央負責人說,蔣介石并不反共。當時中共中央確實想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毛澤東曾一度想把首府從延安遷到淮陰,淮陰離南京比較近,去開會很方便。但是蔣介石積20年的反共經驗,是絕對容不下共產黨的,所以當雙十協定要實施的時候國民黨不斷向共產黨施加壓力,并且派遣大軍從大后方源源不斷地向華北、東北擴張。

  中共當時要跟蔣介石爭奪內地是不容易的,但當時東北是一塊空白,國共雙方在那兒都沒有基礎,于是共產黨就占著地利之先,十萬大軍挺進東北。這一下蔣介石非常著急,因為東北是中國的工業基地,蔣介石必然要占這塊地方,所以蔣介石派了緬甸遠征軍最精銳的部隊在杜聿明的指揮下開赴東北。解放軍十萬大軍闖東北,林彪指揮的部隊可以說是五湖四海,哪個根據地的人都有,毛澤東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蔣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國民黨打贏了你就得承認我在東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輸了再說。國民黨對四平這一戰也是非常重視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衛戰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間真刀真槍的第一戰。我們的東北民主聯軍當時是各地的部隊集合起來的,林彪當時到了那兒以后這個也不認識那個也不熟悉,可以說是倉促打了這一場正規戰。國民黨進東北的口號是“接收東北主權”,所以這些軍隊進去以后士氣也是相當高,四平這一戰林彪因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揮也不

  協調,守了一個月最后敗了,林彪當時是最難受的一段時間,兵敗如山倒,退過松花江,就剩下哈爾濱、北滿那一塊地方。蔣介石四平這一仗打贏之后,下定決心非要消滅共產黨不可了。

  毛澤東跟國民黨打還是不打,胡喬木說毛澤東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決定跟國民黨徹底決裂,打。但是打的贏打不贏,當時共產黨的將領中几乎沒有几個人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能打贏國民黨。當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黃克誠給中央寫了一封長篇報告,說二次大戰以后蘇聯受了很大的傷害,不能馬上支援我們,國民黨現在得到美國的支持又是那么強大,我們現在經過四平這一仗,要認識到以目前的實力不具備與國民黨對抗的條件,所以我們現在要忍讓、積蓄力量等待國際時機成熟的時候再起來反攻。這份報告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高級將領的普遍思想。

  毛澤東寫了一個答復,他說報告說的都是真實情況,但是有一個缺點是對蔣介石的困難估計不足,二次大戰以后國際進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們如果堅決斗爭,可能比退讓要好得多﹔如果沒有斗爭精神,結果將極壞。毛澤東這個指示發表在毛澤東的軍事文集和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上。我當時看了以后覺得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結論,蔣介石比共產黨還困難,誰相信呢?結果事實証明蔣介石就是比毛澤東困難,毛澤東當時就是要占地盤、擴大根據地、擴大軍隊,但是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領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復淪陷區,偽軍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區他要接收,要把一個一個城市的政權恢復起來,還要養活淪陷區的老百姓,還要處理偽軍和日本的戰犯,還要把日本的几百萬軍人和家屬遣返回日本,國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澤東這個論斷就是說不要光看到我們自己有困難,你要看到蔣介石比我們更困難,這就顯示了毛澤東作為一個戰略家的遠見。解放戰爭在1946年7月正式揭開戰幕,三年打下來,居然是國民黨一敗涂地。這個過程相當的復雜,但是我們說在戰爭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條件,共產黨能夠做到的但是國民黨做不到。這些條件是怎么轉化的,為什么越來越有利于共產黨,越來越不利于國民黨呢?我看了解放軍的戰史和解放戰爭的歷史,我覺得過去的結論都過于標語口號化,像國民黨代表反動,我們代表正義﹔我們得人心,國民黨不得人心﹔我們解放區是陽光燦爛,國民黨是一片黑暗。我覺得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從個人的研究中悟出來几條,共產黨能夠得天下、國民黨最終走向失敗的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失敗、共產黨之所以勝利,第一條就是共產黨解放軍能夠集中優勢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進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國民黨處處受到牽制,有優勢,但是無法集中兵力。為什么這么說?國民黨每收復一個地方就有守土之責,比如占領沈陽、長春要留下一個軍,占領張家口、鞍山得留下一個師,占領一個縣城起碼得留下一個連,國民黨越前進、占的地方越多,八百萬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隊都分散開了,越前進則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線作戰的兵力越少。共產黨則不同,毛澤東的原則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所以丟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戰爭剛開始的頭兩個月,共產黨丟了106個城市,像樣的城市都丟光了,像延安、臨沂、張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產黨丟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損失了多少呢?沒損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該怎么樣怎么樣,反正國民黨來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殺,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調來調去,在不利的時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這里可以舉個例子。四平之戰之后,杜聿明大舉進攻,林彪帶著軍隊全線退過松花江,國民黨的軍隊到了松花江邊上突然停止前進了,當時林彪做了最壞的打算,哈爾濱准備放棄了,他帶著主力部隊到北滿的樹林里打游擊。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邊上不動了,蔣介石也很著急,為什么不前進?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個軍過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盤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進的步伐。而南滿當時是肖華指揮的部隊,國民黨進攻的是劉玉章的52軍,共產黨的軍隊節節后退,一直退到安東,國民黨軍隊眼睜睜地看著共產黨的部隊從鴨綠江大橋上跑到北朝鮮去了。國民黨軍隊過不去啊,他是政府軍,要出國得有外交手續。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最后南滿就剩臨江縣一個據點了,南滿部隊后方傷病員全都在北朝鮮,當時鴨綠江凍住了,所以共產黨的軍隊在北朝鮮境內往來自如,養好了傷、准備好武器再打過來。看著共產黨是處于絕對的劣勢,但是共產黨這個辦法國民黨學的來嗎?所以共產黨在戰爭初期表現的相當的靈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兒跑就往哪兒跑,但是國民黨的行動就受到種種牽制。

  過了一年,共產黨能夠反攻了,蔣介石集中起兵力來跟共產黨決戰還是不行,共產黨想打哪兒打哪兒,蔣介石又處于被動狀態,因為他的部隊在全國散開了,哪個城市都要守,共產黨就抓住蔣介石全盤散開的機會集中兵力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開封,本來粟裕是想在隴海線跟國民黨進行決戰,但是一看國民黨擺開大軍不好打,怎么辦?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開封當時是河南省省會,只有一個師的國民黨軍隊保衛,粟裕避實就虛打開封,一個師怎么能擋得住華東野戰軍三個縱隊(相當于“軍”),一下就打下來了。當時正好南京在開國民大會選總統,一聽說開封被打下來了,河南的代表們連夜跑到總統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讓蔣介石把開封收回來不可,蔣介石沒辦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軍把開封收回來。邱清泉本來在商丘擺好陣勢等著粟裕,明明知道開封是一個空城,毫無價值,但是他也得執行命令把開封收了回來。然后國民黨登報紙“國軍收復開封”,其實粟裕繞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區壽年兵團一口吃掉。與此同時陳賡打洛陽,洛陽守軍也是一個師,而且這個師是學生兵,更守不住陳賡,陳賡把洛陽打開了,國民黨趕緊叫18軍從駐馬店向洛陽增援,結果胡璉到了洛水邊上,眼看著洛水漲水過不去,等胡璉過了洛水共產黨又走了。國民黨總是集中不起兵力、總是被動分散。1948年以后蔣介石終于醒過來了,組成重兵集團准備跟共產黨進行決戰,但是為時已晚,因為當時共產黨的優勢已經形成了。毛澤東在十大軍事原則里把集中優勢兵力列在第一條,蔣介石懂不懂集中優勢兵力?當然懂,但是他作為一個國民政府受到太多條件的制約,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產黨打天下的第二個絕招就是善于化敵為我,說白了就是改造俘虜兵,這是陳毅先發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戰役,消滅了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74師,說是殲滅3.2萬人,實際上打死的不到一萬,俘虜74師8000多人,當時把74師的俘虜集合起來分俘虜,結果華東野戰軍的各個縱隊都來搶74師的俘虜,因為74師士兵素質特別好,是模范師,受過非常正規的訓練,每個士兵起碼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軍里的連長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師8000多俘虜被分到華東野戰軍的各個縱隊里,陳毅說這些俘虜兵真頂用。1947年底陳毅從山東解放區到陝北見毛澤東,沿途路過晉綏軍區,當時晉綏區的同志說華東野戰軍打仗打的好,請陳毅做報告,陳毅總結了一條經驗,我們華東野戰軍為什么迅速壯大?就是會用俘虜兵。俘虜兵是好東西,戰朮素養非常好。我們要是招翻身農民當兵,得訓練他打槍、扔手榴彈,然后才能打仗,俘虜兵來了就能用,而且在戰爭里表現相當不錯。有一次打敵人一個據點,連長沖著機槍手說“打打打”,機槍手是一個俘虜兵,說“你讓我往哪兒打”?連長說不知道。俘虜兵說怎么怎么打,連長說好,就這么打。陳毅講,“你看,俘虜兵就是比我們的連長水平還高”。解放軍過去繳獲國民黨的炮,當時主要是山炮,打仗時把山炮和步兵一塊兒推到陣前,推到離前沿還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從炮筒里往前看目標,叫“直瞄”。被俘虜的國民黨炮兵看著解放軍的炮兵笑,說你們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們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沒有射不准的。這樣的經驗一推開,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個部隊凡是抓到國民黨俘虜,除了重傷還有患傳染病的,其他的一個不許放,統統補充到解放軍的部隊里。

  我們可以算筆賬,國民黨、共產黨一邊5個人,把國民黨軍打了一個,就是5:4,可是如果把國民黨的俘虜抓過來自己用了,就變成6:4。共產黨這么多兵是從哪兒來的?大部分都是俘虜兵。國民黨的俘虜兵憑什么就轉過頭為共產黨賣命?共產黨有本事。俘虜兵被俘虜之后先開會訴苦,進行階級教育,國民黨兵大多數也是窮人,于是老戰士先上來訴苦,地主怎么壓迫我,我們打天下為窮人翻身謀解放,啟發俘虜兵的階級覺悟﹔然后把俘虜兵下放到各個班,但是有一條,肯定這個班里老戰士占多數,俘虜兵新戰士占少數,班里不能歧視虐待俘虜兵,俘虜兵被叫做“解放戰士”。行軍的時候班長替他們扛槍,宿營的時候班長給燒洗腳水,從人的情感這方面來說特別容易感動俘虜兵。國民黨官大一級壓死人,但是共產黨的官不像官,班長、連長都來關懷戰士,從感情上來說俘虜兵也容易被改造過來。

  在立功方面,俘虜兵和解放軍的老戰士一視同仁,這樣就大大激發了俘虜兵的積極性,打好了一樣立功。當時劉伯承培養了一個戰士王克勤,原來是國民黨的一個機槍手,俘虜過來以后補充到部隊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長,他特別會帶兵,他帶的兵不但會打仗,而且在作戰中傷亡很少,劉伯承看中了這個人,表彰為二野的戰斗英雄,后來王克勤在戰爭中犧牲了,劉伯承還特別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國民黨俘虜兵里一個優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產黨熔化改造俘虜兵到什么程度?華野當時總結了經驗,叫“即俘、即補、即戰”,也就是上午俘虜,中午補充到解放軍的部隊里,下午就參加作戰。國民黨怎么也比不過共產黨,國民黨抓來壯丁以后整訓,然后整編,然后上戰場作戰,這個周期最少大半年,剛打一仗就給共產黨送了禮了。這個仗國民黨越算越賠。74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華東野戰軍殲滅,蔣介石非常傷心,保留74師的番號,在江南重新組建,最后組建成74軍, 1948年10月74軍拉上淮海戰場,到1949年1月陳官庄之戰74軍再次被共產黨消滅了。蔣介石辛辛苦苦訓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戰場了,几天就報銷了。共產黨用這種方式不斷地補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內就跟國民黨的兵力達到了相當的程度。所以毛澤東說我軍人力、物資的來源主要在前線,就是靠俘虜國民黨的俘虜兵、繳獲國民黨的槍炮來壯大解放軍。

  當時戰爭打的相當殘酷,淮海戰役第一階段,粟裕的主力跟黃百韜兵團在碾庄打,這是淮海戰役第一階段,打了將近有一個月,結果華野殲滅了黃百韜兵團7萬多人,但是也付出了傷亡5萬多人的代價。當時華野有一個連報了220人傷亡,一個連滿編才120人,由于不斷沖鋒不斷補充兵源,所以傷亡竟超過了滿編的人數。粟裕在1949年3月給中共中央寫淮海戰役的總結,說1948年10月濟南戰役的俘虜兵到1949年1月打陳官庄時有的已經提升為副排長了。共產黨這么大的傷亡,都是靠俘虜兵一撥一撥更換,國民黨是打一個少一個,有出沒進。這樣的話,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兵力對比變化能不快嗎?

  大家可能要提問題了,共產黨能改造俘虜,國民黨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戰役之后蔣介石召開高級將領的軍事研討會,他沉痛檢討74師失敗的原因,說74師之所以失敗最大的失誤就是用了共產黨的俘虜兵。漣水戰役中,74師把漣水打下來,當時守漣水的是華野六縱。六縱被張靈甫俘虜了300多人,張靈甫讓共軍的俘虜兵當輜重隊,拉大炮、拉糧食,蔣介石說絕對不可以這么做,絕對不可以信任共軍的俘虜兵,張靈甫說不要緊,不是讓他們當戰斗部隊,他不當回事。孟良崮戰役之前,國民黨軍10個師一線推開向北走,張靈甫自己帶的一個師突出了兩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隊駐在孟良崮,重炮部隊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陳毅、粟裕抓住張靈甫突前兩天的戰機,一下用六個縱隊15萬人包圍了張靈甫的3萬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縱,俘虜兵一看自己的部隊來了,立刻嘩變了,張靈甫的炮兵陣地亂套了,華野很輕易地把張靈甫的重炮陣地占領了,掉轉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轟。這時候張靈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大錯誤,孟良崮是一座禿山,寸草不生,炮彈落地濺起的石頭就能殺傷一片人。張靈甫最后堅持了三天,74師全軍覆沒了。陳毅、粟裕看到周邊的國民黨軍圍上來了,來不及打掃戰場,連夜撤退。孟良崮地區的老鄉說,戰役打完之后三個月當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蔣介石拿這個教訓警告國民黨,因此國民黨用不了共產黨辦法。而共產黨改造俘虜的經驗每個野戰軍都有,抓住俘虜兵怎么辦,抓住國民黨軍官怎么辦,辦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敵為我是共產黨的一個絕招,共產黨能做到什么程度?當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來我就問四野的老同志,當時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軍醫院,又有軍工廠,還有軍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說,四野里面的技朮人員基本上是日本人,我聽了大吃一驚。抗戰結束時四野十萬大軍闖關東,沒有帶后方,沒有帶醫院,而且八路軍那時候也沒有醫療設備。四平戰役之后大量的軍隊撤到北滿,撤到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那么多的傷員沒人治怎么辦?四野政治部下了一個九九緊急指示,就地征招醫務人員組建軍醫院。偽滿時期東北醫院中主要的醫生、護士都是日本人。當時四野后勤部長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醫院,把日本人的醫生、護士強行征入解放軍。當時找到哈爾濱最大一個醫院,要名單,從名單里看哪個人是醫生,哪個人是護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難民營里抓,從火車上向下拖。當時一共征了8000多醫生、護士,這些醫生、護士一開始是被逼來給解放軍治病的,解放軍一看怎么給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軍醫院里沒有一個日本醫生護士沒有挨過傷兵打的,這些人忍氣吞聲。黃克誠一看不行,咱們得講政策,這些醫生護士只要肯為我們工作,不管他們思想是否進步都應該給予優待。共產黨的干部吃高粱米,給日本的醫生吃大米,共產黨的干部沒有津貼,但是日本的醫生護士按原來的待遇發工資,這樣把日本的醫生護士都爭取過來了,后來這些日本醫生護士跟著各個野戰軍參加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衡寶戰役,一直打到海南島。

  除了醫生護士之外,還有軍工。東北野戰軍迅速發展成為百萬大軍,而且華東野戰軍也需要炮彈,怎么辦呢?于是在東北辦兵工廠。當時解放軍最大的軍工基地在大連,大連當時是蘇軍占領的,國民黨去不了,所以解放軍在那兒祕密發展軍工廠。我們都讀過吳運鐸寫的《把一切獻給黨》,吳運鐸說在東北建立軍工廠就是在大連的甘井子,當年在那兒建立了一個炮彈廠。吳運鐸說他和吳屏周廠長實驗炮彈,有一發沒爆炸,他們倆跑過去看,往那兒一蹲炮彈爆炸了,吳屏周當場被炸死,吳運鐸受重傷。后來我到實地采訪,看了當地軍工廠寫的廠史,我才知道那是因為我們的技朮太差,這是一場嚴重的安全事故。因為當時我們這些土八路沒有正規的金屬加工技朮,做的炮彈撞針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著。最后還是得用日本人,當時把在大連的日本軍工技師集中起來,有的是制造火藥的專家,有的是做炮彈殼的專家,還有冶煉的專家,把30多個日本專家集合起來構成了大連軍工廠的技朮骨干。另外,我們國家第一個航校,東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飛行員,包括后來的空軍司令王海上將,都是日本教官教出來的,而且第一批女飛行員也是日本教官教出來的。所以不能不說共產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厲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戰士。

  這一段歷史原來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國,其中大部分是我們共產黨用的日本人,掩護身份讓他們回國。回國的時候讓他們把軍裝都脫下來,把檔案都銷毀,每個人得的獎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這些日本老兵陸續地回老部隊探親,總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給他們這些四野的日本老戰士每個人發東北解放紀念章、平津戰役紀念章、渡江戰役紀念章,還要加一枚1955年授銜的時候發給營以上干部的解放獎章,重新發給他們。后來我采訪這些日本老戰士,他們都80多歲了,但是說起話還是40年代解放軍的語言。對于解放軍在解放戰爭期間化敵為我的能量、作用是應該刮目相看的。

  第三條,共產黨能夠充分動員群眾支援戰爭,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民戰爭。一提起這個,大家馬上就想到車輪滾滾,當時確實是這樣一個宏大的場面。我們正史上都說淮海戰役“60萬吃掉80萬”,60萬解放軍吃掉80萬國民黨重兵集團,歷史上可以這么說,但是賬不能這么算。淮海戰役是共產黨以少勝多嗎?根本不是,而是我們以壓倒性的人數優勢戰勝了國民黨80萬大軍。國民黨的將領18軍軍長楊伯濤在雙堆集和黃維一塊兒被俘,他被押下戰場,后來他在回憶錄里寫,他看到解放軍的后方到處都是老百姓,有的給解放軍推車,有的給解放軍治傷員,有的給解放軍做飯,他說我們在戰場上哪兒看到過這種場面,國民黨的后勤都是自己辦的,自己拿卡車拉輜重,哪兒有這么多老百姓來支援戰爭?淮海戰役先后動員的民工220萬人次,加上60萬共產黨的正規軍,你說比國民黨的80萬人數多了多少?

  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動員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產黨跟國民黨根本區別在于,國民黨是一個非常松散的組織,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國民黨很隨便,可以集體入黨﹔但是共產黨不一樣,共產黨的組織滲透到解放區的每一個村庄,沒有一點空白,每一個村子里都有黨支部、村委會、民兵武委會、婦女救國會,最后還有兒童團,每一個村子里通過這五個組織把每一個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來,于是出民工都是組織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產黨能夠充分利用民眾力量組織起自己的戰爭機器。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支援前線的民工都超過了百萬。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征兵。我們知道國民黨主要是靠抓壯丁。有張照片是一個英國記者拍的,一個老頭在國民黨新兵里尋找自己的兒子。共產黨這邊都是騎馬戴花、光榮參軍,事實是否如此?后來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覺到人從本性上來說不愿意打仗的,農民更是如此。你看紀錄片《人民的勝利》,說翻了身的東北農民在土改中獲得了土地,他們志愿參軍保衛勝利果實,騎馬戴花參軍了。后來我想還是不對,農民都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嗎?從他個人來說是不會愿意的。后來看到一個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給東北局一個指示,要東北局在半年之內組建100個團的二線兵團補充東北野戰軍,因為林彪跟陳毅的情況不一樣。在遼沈戰役之前東北沒有打過很大的仗,也沒有俘虜過很多的國民黨兵,所以毛澤東下令讓林彪組織100個團的新兵,這 100個團從哪兒來?從翻身農民中來。林彪當時下了一個指示,號召各地干部要當革命的兵販子。怎么征兵?當時征兵的指標下到各縣、各村,這個村里得征十几個兵,村支書、村長就把適齡青年叫到一起教育,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說話、不表態,支書派人一個勁兒燒炕,炕上熱的坐不住了,終于有一個跳了起來。好,這個算報名了,結果一個一個都跳起來了,就騎馬戴花當兵去了。后來我看了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專門有一章“要當革命的兵販子”,跟我寫的一樣,說明這不是假的。同樣抓壯丁,為什么共產黨的兵上戰場敢打仗?解放軍多打几個勝仗,這些新兵膽子就大了,就變成老兵了,人都是這樣磨煉出來的。共產黨在動員群眾方面確實是有一套。

  共產黨動員群眾進行人民戰爭不光是參軍,還有更狠的一招。我們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過,物價飛漲,民不聊生,要糧食沒糧食,要煤油沒煤油,老百姓在銀行前擠兌金圓券。不是蔣介石想讓老百姓這樣,最根本的問題是物資短缺,沒有米、沒有布,所以才漲價,所以奸商才囤積居奇。為什么缺?1948年初共產黨基本上控制了東北、華北、江淮地區,國民黨僅僅控制著長春、沈陽、北平、濟南這樣的大城市,這是什么含義?也就是全國100%的煤炭資源、80%以上的小麥產區、80%以上的棉花產區全被共產黨控制了。解放區當時也知道國民黨的物價飛漲,法幣、金圓券天天貶值,共產黨采取最原始的辦法──自然經濟,不用貨幣。農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糧食換雞蛋,拿雞蛋換煤油,抵制偽幣進入解放區。共產黨還規定各種各樣的政策,開了几個清單,一個是許出口的清單,一個是不許出口的清單,一個是許進口的清單,一個是不許進口的清單。什么東西許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輸向國民黨統治區,那年頭古董誰要啊?糧食、棉布不許出口。煤油、紙張、藥品可以從國民黨統治區輸往解放區,因為解放區不生產這些東西。而不許進口的東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區都不要。這樣一下就把國統區捏死了,這才是真正的“農村包圍城市”。國民黨大城市沒有物資來源了還不漲價,還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狽到家了,1949年1月蔣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給毛公寫封信,請求用上海的工業品換開灤的煤炭,毛澤東照准,要維持上海,不能讓上海崩潰。在蔣介石下野的几個月,上海和唐山的開灤對開輪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維持上海人的生計。國民黨還不垮?根本沒有經濟基礎了。解放區控制了物資,而且共產黨能夠控制得如此嚴密。

  共產黨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來勁了,不是物資短缺嗎,我再漲價。結果陳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經濟上的淮海戰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歡投機,陳云從東北、華北調運大量的糧食、布匹源源不斷地往上海運,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資從公家運過來,敞開肚皮吃,沒想到共產黨用的是舉國體制,用共產黨那么大的解放區運那么多的物資進來供應上海,撐死這些商人。商人的資金都是有限的,把資金用完了,囤在倉庫里等著漲價,但是共產黨的布匹、糧食還是源源不斷運進來,價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時候只好降價。共產黨進上海之后給商人們一個下馬威,叫他們知道了共產黨的厲害。這不是政策問題,關鍵還是在于經濟基礎。共產黨能夠控制這些經濟基礎才能夠打天下。

  最后一條,共產黨的情報、滲透、策反無孔不入。在戰爭年代,情報太重要了,誰有情報來源誰就能打勝仗,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國民黨輸就輸在組織太松散,既沒有政審也沒有檔案,無論是什么政府機關、機要部門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紹,那就進來吧。

  所以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就利用統一戰線、國共合作的機會往國民黨里派了大量的地下黨、情報人員,那會兒任務是長期潛伏,不到關鍵時刻不醒。毛澤東轉戰陝北,當時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陝北,拖住胡宗南,說胡宗南也要聽毛主席的指揮。后來有人寫回憶錄《胸中自有雄兵百萬》,毛澤東在陝北堅持了一年多,其實毛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我參觀毛的住處,最深的體會就是毛絕對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前一段我到甘肅哈達鋪,毛澤東住的房子有一條小路直通后山,有情況隨時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離防空洞最近,只要飛機一來一下就能進防空洞。毛澤東為什么敢于在陝北呆著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共產黨有一個地下人員熊向暉,是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共產黨情報人員。胡宗南身邊的機要祕書是共產黨,那還能有什么祕密?熊向暉在胡宗南進攻陝北之前就把作戰計划通過情報網傳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對情況了如指掌,毛澤東就決定不走,轉戰陝北。毛澤東轉戰陝北的路線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認為毛一定要過黃河,但是毛澤東卻往西走,往安塞那邊走,跟胡宗南兜圈子,為什么?這也是毛澤東算計好的。當時有這么几個條件,一個是黃土高原,那個地方最大的特點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隊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營,所以胡宗南的部隊一出動,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兒宿營是可以算的出來的,也就是必須要找一個有水的村子宿營。毛澤東的小部隊晝伏夜行,就可以避開國民黨的飛機偵查,而且電台保持靜默,就可以避開國民黨的技偵偵查。還有最重要的一條是,陝北老鄉不會出叛徒,新區的老百姓鬧不好就可能出叛徒,這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是經過充分的醞釀考慮才決定在陝北不走。

  先說了共產黨的情報工作,下面說說策反。越在關鍵時刻,共產黨在國民黨安插的釘子越是發生作用。當時共產黨的情報策反系統有完整的組織,為首的是社會調查部,負責的是康生和李克農,下面分到各個野戰軍的政治部里有敵軍工作部,是專門打入國民黨的內線﹔還有城市工作部,專門在城里弄情報的﹔還有聯絡部,共產黨的地下聯絡站,送情報的。這三個組織非常嚴密。解放軍最近編了兩套大書《中國人民解放軍聯絡工作史》、《中國人民解放軍敵軍工作史》。1946年3月萊蕪戰役,當時濟南的王耀武讓李仙洲指揮三個軍與張靈甫南線配合要把陳毅、粟裕包圍在沂蒙山區,結果陳毅、粟裕決定先打萊蕪。國民黨46軍軍長韓練成跟共產黨有關系,他問打起仗來怎么辦?我們的聯絡員就說打起來你就臨陣逃脫。韓練成這一跑不要緊,他的一個軍就亂套了,李仙洲的三個軍一下就都亂套了。陳毅他們的主力部隊僅用一天時間就把國民黨三個軍五萬多人全解決了。王耀武聽說萊蕪戰役的消息以后大罵,他*的五萬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萬條豬也夠共軍抓一個禮拜的。到關鍵時刻給你攪亂了,尤其是在戰場上,一點辦法也沒有。過了几年輪到王耀武本人,濟南戰役打王耀武,我軍策反吳化文,吳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讓他守西線。王耀武在城里,讓吳化文在城外,吳化文說這不是拿我當擋箭牌嘛。共產黨策反吳化文的老婆,濟南戰役一打響,他在外圍起義了,王耀武外線一下就是一個大缺口,還沒有來得及補這個缺口,解放軍就開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濟南。還有淮海戰役開始的時候,把守運河大路的國民黨第三綏靖區的副司令長官何基灃、張克俠是地下黨,抗戰時期就入黨了,就是共產黨埋在國民黨里的釘子,到這個時候他們倆起義了,一下把運河大路讓開了。粟裕后來給中央寫報告,說戰機就是四小時。如果何基灃、張克俠不起義,我們在運河耽誤四小時,就沒有包圍黃百韜的戰機了。

  甚至在最高層,南京的國防部都有共產黨的內線。共產黨的情報厲害到什么程度?蔣介石還沒撤退到台灣,我們的情報人員就已經到台灣了。當時最大的內線是國民黨國防部辦公廳的長官吳石。《老照片》公布過槍斃吳石前的一張照片。當時蔣介石到了台灣,國民黨可以說是風雨飄搖,我們大量的情報人員已經滲透到台灣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備的資料,一份是國民黨軍隊駐防台灣一覽表,還有一份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台灣住址一覽表,當年國民黨已經准備再次逃跑了,而且這些情報人員有的都半公開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動起義,結果朝鮮戰爭爆發,我們攻台的計划擱淺了。蔣介石反過手來抓共產黨,當時中共台灣黨的負責人蔡孝乾叛變了,供出 200多人,吳石這些人都犧牲了。我們的技偵、破譯密碼也非常厲害。早在紅軍時期共產黨就有本事破譯國民黨的密碼。后來毛澤東對軍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時候與他們合影,照片讓中軍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間,表示毛澤東對他們的尊重。當時這些破譯密碼的專家勤奮到什么程度?國民黨的密碼技朮上非常復雜,但是有一個規律,即按照漢字的古韻排列,天天變化,為了掌握古韻,總參二局有一個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來﹔還有一個干部為了研究蔣介石國民黨軍電報,都是文言文的,他專門研究明清的尺牘。誰說共產黨里沒有人才?

  戰爭是多方面的較量,但是總的結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寫《中國的1948年》就是希望給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會繼續修訂補充。看了這本書之后,有網友評論,這本書史料雖然細致,但是還有在五星紅旗下立正敬禮的感覺。大家聽了我的講座之后,你們說說,我是應該在五星紅旗下立正敬禮還是應該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禮?

  謝謝大家!

  聽眾提問: 解放戰爭一共死了多少人?

  劉統: 說實在話,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非常詳細的統計。過去的檔案不集中,各野戰軍有各野戰軍的檔案系統,沒有向中央統一地報告。我在解放戰爭紀實中,每一個戰役如果檔案中有記載,我會寫下來多少傷亡。但是如果說總的數字,因為還有很多小戰役,目前沒有確切的數據。

  觀眾提問: 衛立煌和共產黨有什么關系?

  劉統: 衛立煌在抗戰期間和共產黨關系不錯,但是衛在任東北剿總司令時和跟共產黨沒有具體的關系,要說關系主要是他的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我國科學院的院士,汪回東北之后給衛立煌當過一段時間的祕書,他還沒有來得及跟我們的情報機關接上關系,國民黨已經垮下來了。衛立煌因為有抗戰時的關系,建國后還是從香港回來了。

  觀眾提問:很多人認為《雪白血紅》這本書演繹的成分比較多,經常有人說信史還是應該看劉統的《東北解放戰爭紀實》。

  劉統: 我到大連特意跟張正隆見面,我個人認為他是一位很正直的軍人,他的作品《雪白血紅》完全是用采訪做成的,他采訪了好几百位四野的老人。張正隆是軍事文學出身,寫東西有激情,從史學的角度看,他在排比材料、考証方面肯定會有疏漏。不過張正隆所說的每一個例子,包括部隊的番號、具體的人都是真人真事。要從文學的角度看他,不能從歷史學的條條框框約束他,《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畢竟是歷史的作品,跟他不一樣。

  觀眾提問:在東北解放戰爭的時候曾經有日本軍人在為解放軍服務,我想問1945年以后蘇聯是否介入過東北的解放戰爭?有記載1950年以前蘇聯人確實介入過東北的建設,是否直接介入了東北的戰爭?

  劉統: 楊奎松為這個事跟我爭論過,他寫《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說共產黨進東北以后就得到了蘇聯的援助,于是解放軍就無敵于天下了,他是這個結論。我在《東北解放戰爭紀實》里有大量的篇幅說明共產黨的武器是撿破爛兒撿來的。黃克誠有一句話,老兵老槍、新兵新槍,這是東北初期的狀況。蘇軍撤離的時候對我們解放軍沒有任何的幫助。

  最困難的時候,在北滿,林彪是跟金日成要了很多武器裝備。金日成占了朝鮮之后武器全部換成蘇式的,日本人的武器用不著了,所以轉給了東北民主聯軍,據記載總共有三四百節車皮,這構成了解放戰爭初期我軍的武器來源。到后來大局已定的時候,1948年年中,情況慢慢改變了,蘇聯派專家來幫助我們修鐵路,提供了一些他們准備用來煉廢鐵的日式裝備,還有一些捷克式的輕機槍,真正大規模的軍事援助還是在中蘇友好條約簽訂之后。

  觀眾提問: 圍困長春餓死很多人,這段史實現在是不是公開了?

  劉統: 還是沒公開。我在《東北解放戰爭紀實》中引用林、羅、劉給毛澤東關于圍困長春的報告,在書中刪節了相當一部分,就是說當時老百姓怎么痛苦,餓死多少人。長春國民黨守軍和解放軍中間有一個死亡地帶,國民黨不讓回去,共產黨不讓出來,后來共產黨把老百姓從這個死亡地帶放出來。最后統計,圍長春的時候一共餓死10 到12萬的老百姓,這個數字鄭洞國也認可,應該是差不多的。因為長春雖然有上百萬人口,但是到兵荒馬亂的時候大部分老百姓都逃難了,這個事畢竟是說明戰爭殘酷的一方面。

  觀眾提問: 請問共產黨的情報工作。

  劉統: 因為絕大部分事情都沒有解密,所以我今天給大家講的是零星見于回憶錄的史料。比如熊向暉有回憶錄,就可以講。但是有很多做隱蔽工作的同志終生不會見諸于歷史。當年做隱蔽工作主要的特征就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必須要跟漢奸特務打交道才能得到情報。建國后這些同志因為階級斗爭觀念的影響,他們的作用也差不多了,于是他們就受到了組織上的懷疑。潘漢年這個案子牽扯到國內很多的隱蔽工作者、地下黨,都受到了牽連。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陳云為什么專門提出給潘漢年平反,那時潘漢年和夫人都已去世了。陳云給中央寫了徹底平反的報告,胡耀邦在批示中寫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他說,過去從事隱蔽工作的同志,他們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而且他們的行動也非常祕密,我們不能要求每一位做隱蔽工作的同志都能夠提供他們的見証人和組織關系,如果這樣的話今后就沒有人再會為我們做隱蔽工作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也是對常年做隱蔽工作的同志給出了一個歷史的評價。

  劉統,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畢業于山東大學、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198.9年──200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責任編輯。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已出版的著作有:《東北解放戰爭紀實》、《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中原解放戰爭紀實》、《唐代羈縻府州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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